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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内府收藏最为鼎盛的时代之一。尤其是乾隆皇帝时期，内府收藏堪称宏富，书籍作为大宗收藏之一，无论数量和品质都远超前代，达到了封建时代宫廷藏书的巅峰，更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宫廷善本专藏——“天禄琳琅”。
1 “天禄琳琅”之传承
1.1 “天禄琳琅”之建藏
乾隆九年（1744），高宗皇帝命内直诸臣检阅内府所藏善本进呈御览，于乾清宫东侧昭仁殿列架庋藏，高宗皇帝赐名“天禄琳琅”，并御笔亲书匾额及对联。“天禄”一词取西汉未央宫天禄阁藏书故实，“琳琅”为美玉之称，喻内府藏书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从此，昭仁殿成为清廷收藏善本珍籍的专门书库，并不断得到充实续藏。乾隆四十年（1775），命内臣于敏中等重新整理，剔除赝刻，编成《天禄琳琅书目前编》10卷，共贮有宋、金、元、明版书429部。
清嘉庆二年（1797），因掌火太监管理不善，造成乾清宫失火，殃及毗邻的昭仁殿，“天禄琳琅”专藏烬毁于火。此时已是耄耋之年的太上皇乾隆帝诏内廷重修昭仁殿，将宫中藏书再次检选，重汇善本庋藏于昭仁殿，仍用“天禄琳琅”之名。同时又敕令儒臣彭元瑞等编纂《天禄琳琅书目后编》20卷，收贮御题宋版、御题影宋抄书、宋版、影宋抄、辽版、金版、元版、明版、明抄本，总计664部。
1.2 “天禄琳琅”之流散
嘉庆时期“天禄琳琅”重建后作为清朝皇室专藏一直整体保存在昭仁殿，以清朝末期作为时间节点，随着历史的变迁，“天禄琳琅”藏书开始出现分离状态。至清末始有盗散出宫。至民国成立，逊位的溥仪为筹备复辟经费及绸缪日后生计，自1922年起，便以赏赐之名，利用胞弟溥杰、堂弟溥佳将“天禄琳琅”中约176部珍籍善本盗运出宫，经天津英租界携至长春伪满洲国皇宫。1945年，日本投降后，大部分为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解放后，书籍为东北民主联军所获，大部分移交北平市，现主要存于国家图书馆，其余保藏于东北图书馆（今辽宁省图书馆）。留置清宫的其余“天禄琳琅”藏书，至1925年清宫善后委员会查点故宫物品时，剩余311部，后来这批书几经辗转主要流向台湾故宫博物院。历史变幻，世事流转，昔日“天禄琳琅”专藏如今散逸多处。现主要收藏在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317部）；中国国家图书馆（270部）；辽宁省图书馆（42部，包括“天禄琳琅”后编书和目外书）三家公藏机构，除此三家之外，其他零星分散于海内外数十个公私藏家。
1.3 “天禄琳琅”流传至辽宁省图书馆
“天禄琳琅”书主要通过4个途径流传至辽宁省图书馆。
1.3.1 直接来自长春伪宫
1946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次解放长春时，在长春市政府缴获了国民党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已经装好箱的长春伪宫藏书100多箱，后经许多周折运至哈尔滨，交由东北图书馆筹备处（辽宁省图书馆前身）保管，因时间仓促，且具体经办人并不懂版本，这100多箱书虽为国民党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挑选出13箱伪宫藏书后的剩余，还是遗留了相当多的善本，包括10部“天禄琳琅”藏书，如宋蜀刻大字本《礼记》，唯一存世宋版《韵补》，宋淳熙八年（1811）浙江刻本《扬子法言》等。
1.3.2 北京故宫退还
1948年北京故宫博物院退还沈阳故宫博物院的“重复版本”书籍中有3部“天禄琳琅”藏书：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吴郡庠刻本《通鉴总类》，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顾从德影宋刻《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明嘉靖十三年至二十八年（1534~1549）袁褧嘉趣堂刻《六家文选》。
1.3.3 解放后由东北各地收缴、转入
在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通过捐赠、奖励、购买和没收等方式，从持书者手中收入近20部“天禄琳琅”藏书，包括宋陈道人书籍铺刻的《画继》《五代名画补遗》，明初刻《纂图互注南华经》，元至正十六年（1356）刘氏日新堂刻《新增说文韵府群玉》，宋乾道刻本《韵补》，宋建安余卓刻《诚斋四六发遣膏馥》，蒙古中统刻《学易记》等，均为长春伪宫流散的善本。1969年12月由辽宁省革委会政策研究室转入宋版《续资治通鉴长编》，其为“天禄琳琅”藏书中的精品，全书仅缺七十五、七十六两卷，是现存宋刻五朝本最全者。
1.3.4 通过购买方式入藏
1972至1973年通过购买方式入藏的“天禄琳琅”藏书有：宋版《童溪王先生易传》1册（与上述从长春清查出来的同名书为一部之散出者），元版《战国策》3册，明木活字版《漫塘刘先生文集》10册（《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中定为宋版，实为明活字本），元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四十卷》3册（与上述从长春清查出来的同名书为一部之散出者），宋版《记纂渊海》8册等。
2 辽宁省图书馆藏“天禄琳琅”典籍之特点
辽宁省图书馆收藏42部（包括天禄琳琅后编书和目外书）“天禄琳琅”典籍，包括宋版13部，蒙古中统刻本1部，影宋钞本1部，元版6部，明刻本18部，明木活字印本1部，清版两部（依现在版本鉴定统计）。全本22部，另有宋刻本《周易本义》，宋开禧元年（1205）刘日新宅三桂堂刻本《童溪王先生易传》，可与国家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合为全书；宋绍定六年（1233）临江军学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宋刻大字本《礼记》，蒙古中统间（1260-1264）刻本《学易记》，可与国家图书馆所藏部分合为完璧。辽宁省图书馆所藏“天禄琳琅”书有29部入选前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宋元本占到所藏一半，其中大部分为传世孤本，也是辽宁省图书馆古籍藏书中的一大特色。
2014年笔者有幸从事辽宁省图书馆藏“天禄琳琅”整理出版工作（《清宫遗珍——“天禄琳琅”“石渠宝笈”典籍书画集》，即将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得以对“天禄琳琅”珍贵的文化典籍有进一步理解和直观认识的机会。现从以下5个方面介绍辽宁馆藏“天禄琳琅”书的特点。
2.1 辽宁省图书馆藏“天禄琳琅”典籍之装帧形式
“天禄琳琅”建藏均有统一装帧，“天禄琳琅”藏书前编几乎全部被改装为线装形制，绢制书衣，黄绫包角，并配以华丽精致的函套。函套的面料、颜色则根据各书刊刻时代加以区别，宋、金版书及影宋抄本被配以锦函，元版书配以蓝色绨函，明版书配以褐色绨函，同朝代版本以同色、同质的材料做成统一函套，以此彰显时代。“天禄琳琅”藏书后编的外观装帧虽无文献说明，但依现存各书情况，可推断各书为绢制线装，书衣以颜色区分四部：经部为石青色；史部为浅蓝色或米色；子部为绿色，偶见明黄色；集部为绛红色。嘉庆至清末期曾有“天禄琳琅”三编，各书洒金石青或绛黄色绢制书衣，暗黄纸书签。
辽宁省图书馆所存“天禄琳琅”藏书的装帧与建藏时略有不同，历经岁月沧桑、兵燹火患、天灾人盗，仅有《童溪王先生易传》《纂图互注南华真经》《真文忠公续文章正宗》等13部书保持原装帧，约占藏书的1/3，其他均经改装，偶有锦皮、黄绫皮，其他多为青、蓝、黑绢；配有黄绫书签。每函书均包以锦函，或木夹板，或蓝布函，保存在辽宁省图书馆统一为善本书制作的樟木盒里。
2.2 辽宁省图书馆藏“天禄琳琅”典籍之玺印
乾隆所藏的书画往往钤有帝王之家的各种藏书印记，“天禄琳琅”专藏有别于其他内府藏书，在藏印上有特殊的规制。“天禄琳琅”前编书每册前后皆钤用“乾隆御览之宝”阔边朱文大方印（或朱文椭圆印）和“天禄琳琅”朱文小方印。嘉庆二年（1797）重建“天禄琳琅”专藏，前编烬毁之痛犹在，对后编倍加珍视，体现在藏印规制上就有了较大的变化。《天禄琳琅后编》书每书钤用六印：前后封面、封底护页内侧的一面，从上至下，依次钤“五福五代堂宝”（或“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3枚朱文大方印，称“乾隆三玺”。“天禄琳琅”专藏开本大小不一，副页上的钤用玺印有大中小三组不同尺寸的“乾隆三玺”。每册首页上方板框正中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各书在每册首页天头右侧、板框外、齐右边框钤“天禄继鉴”白文方印，以为重建之志。各书末页有字的一面上方板框正中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左侧天头处、齐左边框钤“天禄琳琅”朱文小方印。
嘉庆至清末期的“天禄琳琅”三编，比照后编书钤盖“嘉庆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天禄继鉴”白文方印和“天禄琳琅”朱文小方印。
辽宁省图书馆藏“天禄琳琅”书钤盖大三玺者16部，钤盖中三玺者19部，另有3部目外书：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张士俊泽存堂刻《群经音辨》，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蒋氏家塾刻《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西山先生真文忠公续文章正宗》，无“乾隆三玺”；4部“天禄琳琅”三编书：宋刻《春秋意林》，元刻明修《大学衍义》，南宋刻《诚斋四六发遣膏馥》，宋刻《记纂渊海》钤有“嘉庆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天禄继鉴”白文方印和“天禄琳琅”朱文小方印。
2.3 辽宁省图书馆藏“天禄琳琅”典籍之名家收藏
清宫藏书主要有前朝皇室遗存，朝廷征书与私人进献，抄没罪臣之书，清内府编书、抄书与刻书4种来源。而“天禄琳琅”藏书均系宫中精选的珍本，汇聚了自宋至明凡五朝典籍之精华，是各个时代不同环境中产生的优秀版本，也被各代藏书家所喜爱。
古籍藏书印的钤盖，一般是第一个盖藏书印的收藏者把印盖在从右数第一行下方的空白处；如第一行下方无空白处，则向左移至第二行。第二行盖印的藏书家把印鉴盖在前一位藏书家印鉴上方的空白处，如其上方无空白，则向左移一行，盖于本行下方，依此类推；若其书下方无空白，则移至其页第二行上方的空白处（第一行上方往往为标题所占）；若仍无空白，或盖在次页，或盖在书籍印刷字体上，由钤印可见一书的授受递藏轨迹，也可大致推知版本刊刻时限。
“天禄琳琅”藏书除建藏时钤盖的皇家书印外，还钤有宋以来各种藏书家的藏书印。由辽宁省图书馆藏“天禄琳琅”书上的钤印可推知，目前所藏书大部分曾被名家收藏，包括宋代赵孟頫、宋濂；明代文徵明、项子长、项子京、毛晋、王世贞、孙承泽；清代徐乾学、宋筠、王士祯、叶树廉、揆叙、李筠嘉等藏书家。部分珍籍又递经名家收藏，如：宋刻《春秋意林》书中钤有“东宫书府”“季印振宜”“沧苇”“昆山徐氏家藏”“乾学之印”“健庵”等印，推知曾由明洪武太子朱标，清代为季振宜、徐乾学等藏书家递藏；宋绍定六年（1233）临江军学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书中钤有“梅溪精舍”“玉兰堂”“江左”“翠竹斋”“辛夷馆印”“铁研斋”“古吴王氏”“五峰樵客”“桃花源里人家”“敬美甫”“王印世懋”“季振宜字诜兮号沧苇”“御史之章”“季振宜读书”“扬州季氏”“沧苇”“振宜之印”“三晋提刑”“臣筠”等印，推知曾由明代文徵明、王宠、文徵明之子文伯仁、项子京、王世懋，清代季振宜、宋筠、朱筠等名家递藏。
这些藏书印恰恰印证了在历史长河中，“天禄琳琅”藏书是流动的，是经过历代著名藏书家收藏而流传下来的珍贵的中华文化典籍。就像考古界重视器物一样，我们图书馆人应该重视考察藏书印，以及文献中的任何信息，从那些蛛丝马迹中探寻文献背后的历史故事。
2.4 辽宁省图书馆藏“天禄琳琅”典籍之版本作伪、错判
“天禄琳琅”藏书在嘉庆二年（1797）焚毁之后，太上皇帝乾隆诏令重建“天禄琳琅”，由彭元端等编辑《天禄琳琅书目后编》，用时仅7个月，由于时间仓促、鉴定方法未成系统，存在着一些版本错判、误判的情况，辽宁省图书馆馆藏中存在以残充全、添印版心、钤盖伪印等版本错判情况。如：
①《重广补注黄帝内经》
《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误定为南宋理宗时重雕之本，版心处印有“绍定重刊”，只有年号无年月，元明时期国子监递修宋版不会如此，判此应为书贾添印版心文字，实为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顾从德影宋刻本。
②《漫塘刘先生文集》
《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其为宋刻本，实则明代书贾据三十六卷本删节至二十二卷、避宋讳，以木活字印本充宋本。是书具有明显活字本特征：每页版框四角都有裂缝，行格界栏上下均不到底；字体或有略微倾斜之处，字字分离，笔画无交叉；第十九卷六页“甘”字倒排。
③《孔子家语》
《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依据藏书印判定为宋版，此书有刻工信息“黄周贤”，《中国古籍版刻辞典》收录其为明嘉靖年间苏州著名刻书工人，推断此书实为明刻本。由此可知，书上所钤“文天祥印”“宣城贡氏玩斋书画珍藏”“半轩王氏”“陈印士龄”等诸印皆是书贾伪制。
2.5 辽宁省图书馆藏“天禄琳琅”典籍之刻工信息
辽宁省图书馆藏“天禄琳琅”书中有宋版《春秋意林》、宋淳熙十年（1183）象山县学刻《汉隽》等24部书带有刻工信息，约占整个馆藏天禄琳琅书的2/3。因某一刻工一般活动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域，根据刻工的序跋、牌记，比较容易断定刻本年代，刻工信息也成了鉴别版本的重要方法。辽宁省图书馆藏的这些书中，多部书的刻工信息均为其版本鉴定提供了依据。如：馆藏“天禄琳琅”《韵补》为现唯一存世宋刻本，然据各家书目可知是书有宋刻大字本、中字本及元刻本、明刻本，是书鉴定为南宋初浙江嘉兴刻本。其中一个依据即是书有刻工毛昌、周彦、洪新、陈明、许中、李宪、洪垣、王永、毛奇、潘亨、赵通、徐颜、李昌、洪悦等，《中国版刻图录》载南宋初浙江刻该书，刻工有前六者，均为南宋初浙江著名刻书良工，如毛昌刻《战国策》《白氏文集》，洪新刻《新序》《水经注》，周彦刻《乐府诗集》等。
另有馆藏“天禄琳琅”《扬子法言》，为宋淳熙八年（1181）唐仲友台州刻本，也是五臣注《扬子法言》现存最早的刻本。《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中著录此书，为大字麻沙本，实存鉴定之误。此书版心下镌有刻工：蒋辉、王定、徐通、李忠、宋琳、吴亮等，皆为绍兴至杭州间刻工，以此为依据，另参考唐仲友之后序，可以认定是书为浙江台州刻本。
虽然“天禄琳琅”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只是沧海一粟，但每部书所承载的历史是独一无二的。加强对“天禄琳琅”的整理、出版和研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图书馆同仁的责任，也是我们要完成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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