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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韩国奎章阁现藏汉文史籍《宋史撮要》六册本，为一部纲目体“宋史”，缩略记载了自宋太祖至恭帝15位帝王时期的两宋历史，极有可能是由朝鲜王朝国君李祘在春宫时“亲撰”。该书创新采用“六艺”顺序编排体例，内容上采择中国文献，以记述名臣大儒为中心，与《宋史筌》“互为表里”，呈现出强烈的政治鉴戒和“尊儒重道”之意识。这些都体现了朝鲜王朝对中国历史的反思和新的历史编纂意识，也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东亚世界对中国典籍吸收和回应的“过程”。
以汉字为媒介和工具，在东亚长期存在着一个知识和文化的“共同体”。作为东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朝鲜王朝（1392—1910年）（下文简称“朝鲜”）古代史学，受到了中国传统史学之深刻影响，并将史学作为其政治机制和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编修了大量史籍文献.近年来，得益于在域外汉籍、书籍交流等有关研究之视野、方法和资料上的扩充，学界对朝鲜史籍的相关研究成果日益显现。其中，对朝鲜编修“中国史书”的研究即为热点之一，尤以对《宋史筌》的研究最为全面和典型，但对其他朝鲜所编之“宋史”文献还鲜有关注。国家“十一五”重大出版工程项目《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二辑·史部》及《域外所见中国古史研究资料汇编·朝鲜汉籍篇》第12册中，均收录了一部名为《宋史撮要》的朝鲜汉籍，两处均附“提要”。一曰：“《宋史撮要》六卷。佚名撰，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图书馆藏朝鲜写本。每半页八行十六字，小字双行。是编撮选《宋史》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恭帝诸本纪所载重要史事，并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序汇成卷帙。卷中钤‘朝鲜总督府图书之印’‘帝室图书之章’‘京城帝国大学图书馆’诸印记。”另一曰：“《宋史撮要》不分卷。朝鲜正祖编。是编取自《宋史》，仿编年体例，依次录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南宋纪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恭帝诸朝史实节要以及士夫直臣上奏文等……原书为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图书馆藏朝鲜正祖年间写本。不分卷，共六册。”可见，两处“提要”对该书的内容、贮藏、版本等信息略有介绍，但在编者、卷册数、成书年代、编修背景等信息上尚存龃龉或不明之处。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现藏《宋史撮要》（下文简称“《撮要》”）六册（藏号：奎4287－v·1－6），为唯一写本，相关诸信息亦多标注不详。学界对该书的基本信息及体例、史源、内容、意义、价值等尚缺乏较为全面、深入的考辨和研究。拙文拟在以上方面尽力推进，以丰富学界对该文献之认识。
《宋史撮要》的编者问题
《撮要》现存写本并无序跋，难以直接知晓其编者、成书时间及编修背景等详细信息。且在《朝鲜王朝实录》《承政院日记》《日省录》等朝鲜重要的官方史籍中均未找到有关该书的记载。但在朝鲜正祖李祘（1776—1800年在位）的文集《弘斋全书》之《群书标记》中，可发现关于《撮要》的有关记载。
正祖李祘是朝鲜第22位君主，字亨运，号弘斋，为英祖李昑（1724—1776年在位）之孙，其父为庄献（又名“思悼”）世子李愃，是朝鲜后期著名的“学问君主”。他创立了知名的政治文教机构奎章阁，一生勤勉好学、手不释卷，亲撰或参纂的书籍数量为朝鲜之最，也是唯一出版御制集的朝鲜君王。著书研学既是他自年少时习惯之养成，更是其日后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群书标记》作为重要的王室书籍目录，按“御定”（国王亲自参编修或阁臣代撰）和“命撰”（国王下命所撰）的分类，收录了他一生参与或亲撰的约四千卷的庞大书籍目录，包括他在春宫期间所编之书。《撮要》即收录于《群书标记·御定一》中，题为“宋史撮要三卷写本”。可知，名为“宋史撮要”之书乃是正祖李祘“御定”所成。同样的记载亦可在朝鲜末期所成官方典籍《增补文献备考》之《艺文考》中发现，记录为“宋史撮要三卷”，但未著录编者和成书时间。
如果该书编者确为李祘，那么极有可能收录于他创立奎章阁后所编修之目录之中。奎章阁为正祖即位当年（1776年）所设，具有多种功能，奉藏、管理列朝御制和王室书籍乃是重要职能之一。奎章阁设有多个书库，有“王室图书馆”之称，分藏中国本、朝鲜本书籍。现存奎章阁之藏书目录《奎章总目》皆为“皆有窝书目”，即“华本”书目；同时另存有多个版本的“西序（库）书目”，即“朝鲜本”书目。日帝殖民时期的目录学家多关注奎章阁书目的整理研究，浅见伦太郎、前间恭作、金泽庄三郎撰写的多种“西序书目”中对该书均有收录，如《西序书目草本·御定类》《西序书目草本私抄·御定类》中均收录“《宋史撮要》六本亲撰写本”；《西序书目·史抄类》《西序书目笺录·史抄类》中均收录“《宋史撮要》六本”。故而《撮要》六册本确曾存于奎章阁西库之中，乃是王室书目无疑；且多被明确标注为国王“亲撰写本”。文献内页之“朝鲜总督府”“帝室图书”等藏书章亦可作为佐证。
另，朝鲜后期官方编修中国史书的情况，大抵以正祖时期为盛，该书成于这一时期是极有可能的。李祘读书最喜抄集中国经典，整理读书笔记成为习惯，在此基础上编选出《史记英选》《陆奏约选》《五经百选》《朱书百选》《八子百选》《四部手圈》等诸多典籍，其主导下官修之《宋史筌》大体也以抄录中国史籍为主，《撮要》由他编成也是自然。在私家文集中，仅李圭景在其整理的《经史编·史籍类·史籍总说》中，简单地记录了“宋史撮要六卷”六字，并归于“诸家纂述” ，且并未见该书纂修始末之说明。相对比的是，他对其祖父李德懋参修《宋史筌》 的情况颇多着墨。如《撮要》为私修，则不太可能不存在序跋文，且在朝鲜各类史料、文集、行状中绝无痕迹的情况。综上，可推断该书应为正祖李祘亲撰或命撰而成。实际上，《群书标记》之“御定”或“命撰”之书，并没有绝对分明的界限，即便是命撰之书，也往往由他主导其体例、内容、监督修撰等。正祖春宫时的“宫僚”和即位后的奎章阁阁臣等一般均参与“御定”“命撰”诸书的编修工作。如正祖“御定”的《宋史筌》即由他自春宫时亲撰，并经由众阁臣、儒生等参与编校而成。《撮要》可能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宋史撮要》的卷、册数问题
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群书标记》《增补文献备考·艺文考》中均载该书为“三卷”，与该书现存六册本（不分卷）和西序书目等相关目录之记载均为“六册”不符。于此，我们尝试做以下几种推断：
一是《撮要》“三卷本”与之并非一书。但因前文资料所示，该书编者已明确，故此种可能性不大。二是从官方记录《撮要》的两处资料来看，《群书标记》作为正祖御制集《弘斋全书》的一部分，应初成于纯祖元年（1801年）。但纯祖四年（1804年），检校直阁沈象奎曾向纯祖汇报“第其编《群书标记》中所载诸书，尚多有编摩未完者”。事实上，确实若此，如《尊周汇编》《人物考》《增订文献备考》等书在《群书标记》刊出时均未能完成，故而其版本、卷数之记载存在不确。而朝鲜末期所修《增补文献备考·艺文考》中疑似仅是照直抄录了《群书标记》之记载，故而沿用其说法。可能《撮要》当时只是被收录了草本，而并未正式完成，初定三卷，而完成了“六册本”。第三种则与之相反，可能现存“六册本”只是个草本，该书不符合官修书籍的规格，并无序跋、不分卷，且不附录参修人员名单等。而之后所成正式的“三卷本”却佚失了，只存有“六册本”。倘若如此，“三卷本”信息却为何未能收录在“西序书目”之中，则难以解释。
综上，可能“三卷本”与“六册本”为同一书，该书“六册本”编成后并未再分卷或该书并不存在“三卷本”，只是一种误记罢了。另如前所示，前间恭作在《古鲜册谱》中关于《撮要》的记载里，除载录“六册本”在各类西序书目的收录情况，还记载有“《宋史撮要》三卷，正祖在东宫时编（《增补备考》二四五卷二十丁御定书新增）”，可知他亦将《增补文献备考》中所录之“三卷本”与前书“六册本”划为同一书目，可佐证这一推测。
《宋史撮要》的编修时间问题
关于该书的具体成书时间，韩国学界似普遍认可成书于李祘作为王世孙春宫时期的1772年（英祖四十八年，正祖即位前的四年）的说法。但笔者管窥，并未找到可支撑该观点之关键论据。洪承兑认为，《撮要》的成书应在《宋史筌》“庚子本（1780年）”完成之后，且因其收录在奎章阁的“西序书目”中，故而应在《奎章总目》完成的正祖五年（1781年）前成书，所以最终成书时间应为1780—1781年之间。这一论述中，存在着一些逻辑漏洞。而且他在次年发表的相关论文中却又直接采信了《撮要》成书于1772年的说法。故笔者主张对以上观点存疑。
据《群书标记》所载，李祘曾亲言《撮要》纂修之背景：“予既纂《宋史筌》，以尽其规模之大，节目之详。复寓反约之义，取编年诸史，删繁汰毹，撮其肯綮，作为此编。”如依从字面含义，《撮要》应是他亲撰纪传体《宋史筌》后，因其内容庞大，而节略编年诸书而成。《宋史筌》之撰作过程较为明了，乃是李祘“于春宫日讲之余，即已留心纂修”，即从春宫之时亲自编纂，后经宫僚、阁臣等相继参与，于正祖四年（1780年）形成了该书相对正式的版本。“越于四年庚子（1780年）……阅今又十有二年矣。”该书又经十余年的补撰、校改，约在正祖十五年（1791年）成书。由此，可有以下几种推断：
第一，《撮要》可能是在《宋史筌》完成之后的1791年之后开始修纂。因该书主要节略旧史，且篇幅不大，编修难度不大，故而其在正祖在位期间完成的可能性较大，该书有可能是在1791—1800年间所成。如前所述，《群书标记》中也同样可能载录尚未编摩而成的书籍，且《弘斋全书》的最终版本是在纯祖十四年（1814年）才完成的，故而该书不排除在正祖年间未能完成的可能。
第二，虽然《群书标记》所言《撮要》是在《宋史筌》撰修后所修，但并未言之凿凿是完成后所修，而更像是在《宋史筌》之撰修开始后就发现其体量庞大之“弊端”，遂有《撮要》之修纂，故而推定《撮要》同样为李祘在春宫时始纂，也未尝不可。对此，有三个佐证：其一，前间恭作在《古鲜册谱》中就认定《撮要》乃是“正祖在东宫时命撰”；其二，可从《群书标记》收录书籍的规律探究。《群书标记》在“御定一”开篇所载录的《海东臣鉴》《宋史筌》《新订资治通鉴纲目续编》《资治通鉴纲目新编》《明纪提挈》《历代纪年》等书均为李祘于春宫时所编纂，而《宋史撮要》恰收录于《宋史筌》之后、《新订资治通鉴纲目续编》之前，这可能说明《撮要》的始纂时间也是在正祖春宫之时；其三，如果该书真为李祘在春宫时所编成，则可以不被认为是御撰之书，就可以解释李圭景为何将其列人“诸家纂述”。此外，在朝鲜官修文献《日省录》中，发现有李祘在英祖四十六年集中抄写和学习《宋史》的记载。正祖四年徐命膺进上《宋史筌》的笺文中有“庸费十载功夫”一句，故推断《宋史筌》则正是从1770年开始撰作的。故而，该书在1776年（正祖即位年）之前开始编修，但略晚于《宋史筌》始纂是极有可能的。
第三，该书的成书时间，也尚难确定。该书极有可能成书于正祖春宫之时，因为从该书并无序跋文、参编人员等情况来看，并没有达到他即位后所主导修撰诸书的较高规格。曾主张该书为1780—1781年完成。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奎章总目》于正祖五年（1781年）六月成书于徐浩修之手，所撰书目，合《阅古观书目》六卷，《西序书目》二卷。前文所示，《撮要》六册本在多个奎章阁“西序书目”中都有记载。如果现存的各版本“西序书目”果真为当时所成《奎章总目》的一部分，则可说明《撮要》最迟于1781年前成书。但现存《奎章总目》并不包含“西序书目”，1781年所成之《奎章总目》可能只是“皆有窝书目”。而正祖似也命阁臣另行编纂了西库的书目，如《西序书目草本》最迟成于正祖十九年（1795年），《西序书目笺录》约成书于正祖十六年（1792年）至正祖十七年（1793年）之间。既然现存版本的《西序书目草本》《西序书目笺录》中均载录该书，故而该书的最终完成时间应不晚于正祖十九年（1795年）。
综上，因缺少直接文献佐证，《撮要》的编修时间还难以完全确定，较大的可能则是于李祘春宫时始纂，极有可能成书于他即位之前，至迟不晚于正祖十九年（1795年）。
《宋史撮要》之史源与体例特点
从整体概观，奎章阁藏写本《撮要》共六册，不分卷，各册按“六艺”名称顺序标记，并采用编年记事方式载录“宋史”。
（一）《宋史撮要》之史源
《撮要》采用了较为严格的“纲目体”书法。如“庚申春正月辛丑朔，周使赵匡胤率师御汉至陈桥，众立匡胤而还。初，镇、定二州言辽、北汉连兵自土门东下……”“太祖围泽州六月，李筠死之。先是，太祖自帅大众讨筠……”等，均采用“纲目体”书法格式。之所以选择“纲目体”，一方面是以性理学为立国之本的朝鲜极为尊崇朱子，将尊攘之义奉为圭臬，在史学领域则表现在热衷于效仿紫阳《纲目》之体，官私均有大量的“纲目体”史书修纂。《撮要》的编者正祖李祘本人就极为推崇纲目体书法，“予则自幼时，用工于纲目最多”，曾按纲目体编修了多部典籍。另外，《宋史撮要》为纲目体还与其史源有关。
与多数朝鲜所编“中国史书”类似，该书所记内容亦非朝鲜自创，而是择取中国史籍和文献所成。因该书没有序跋、附录，故而不便直接了解其史源和参考文献情况。经笔者尽力比对，发现该书非是直接编取自《宋史·本纪》，亦并非“是《宋史筌》的编年体”，而主要节自陈桱所著《通鉴续编》，其中明确可知为抄录《通鉴续编》的内容约占七成。主要表现在三种情况：一种是《撮要》内容仅在《通鉴续编》中可见，其他相关史籍中未见；第二种是虽多部史籍中均记载同一内容，但《撮要》和《通鉴续编》相关记述均已戛然而止，后进入下一条史事的叙述，而其他史籍中该史事并未完结，还在继续，故可判断是择录了《通鉴续编》；第三种，则是《撮要》中接连记录的两条纲目史事内容完全和《通鉴续编》吻合，而其他史籍则无此情况，可证实是大量抄节《通鉴续编》。《四库全书总目》中，称陈桎《通鉴续编》“以继《通鉴之后，故以《续编》之名。然大书分注，全仿《纲目》之例，当名之曰《续纲目》。仍袭《通鉴》之名，非其实也”，故而《撮要》采用的自然也为“纲目体”。
此外，《撮要》也大量抄节了带有“通鉴”性质的编年体《宋史全文》之内容；可能还节选、参照了《续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后编》《宋史纪事本末》《宋史·本纪》《契丹国志》《尧山堂外纪》《续资治通鉴纲目》《续通志》《宋名臣言行录》《廿一史弹词》《中庸衍义》《历代通略》《八闽通志》等文献。从整体上可知，尤以“《通鉴》类”“《纲目》类”的编年体史籍为主。
该书虽直接抄节中国文献典籍，但部分字词、语句还有所删改、加工。第一种是改字。如：《撮要》的“太祖”部分，将原文中的“宋主”处一律改为“太祖”；原文中，真宗哀悼王旦一句：“及薨，帝痛悼不已。”《撮要》则将“薨”改为“卒”，似有“春秋笔法”。《撮要》还将原文中的“上”改为“帝”，是为统一称谓。《撮要》还将原文“惟僭逆、伪命二事留中不出”的“出”字改为“行”、删去“今日举朝之士皆妇人也”一句中的“曰”字。第二种是缩略、删节。如《续资治通鉴纲目》《宋史纪事本末》等均载“帝不许，诏贬绘知郑州，谪挚监衡州盐仓”一句，《撮要》则简略为“帝不许，诏贬谪”；原文中“于相国寺作乐。帝怒，出监滁州酒税，安焘营救，不克”一句，在《撮要》中则略为“于相国寺作乐，帝怒，逐贬”。第三种为一些细微的增改。如《撮要》中“安石又尝以佞人目惠卿，故惠卿衔之也”—句，与《续资治通鉴纲目》中“安石又尝以各佞人目惠卿，故惠卿衔之”比对，发现缺少了“各”字，并增加了“也”字。第四种，《撮要》也存在抄写或改写错误的情况。如原文中“帝遂遣藓行，寅因乞外，知邵州”一句，《撮要》将“寅”写成“因”字，变为“因因乞外”。此处“寅”乃是胡寅，可知是《撮要》之讹。第五种，该书编写中，对文献的抄节还存在混用的现象。如《撮要》在“高宗上”部分长篇收录了胡寅上疏“七策”的内容，每策正文之下附有小字割注，出处均是《宋史全文》；唯独第五策（“其五曰都荆襄”）的正文内容出自《通鉴续编》，之下割注却仍按照《宋史全文》。可知即便是同一纲目中的史事，也未必简单抄节同一文献，经过了编者的重新处理。
（二）《宋史撮要》之体例特点
该书虽为编年体史书，但体例较为独特，按“六艺”的“礼、乐、射、御、书、数”分为六册，相继收录两宋１５位皇帝在位时期的主要史事。其中“礼”“乐”“射”三册均题名“宋纪”，“礼”册为“太祖、太宗”；“乐”册为“真宗、仁宗”；“射”册为“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御”册则同时题有“宋纪钦宗”和“南宋纪高宗”，这种书法类似对明朝和南明的称谓，符合朝鲜人的认知。之后的“书”“数”两册均题名“南宋纪”，“书”册为孝宗；“数”册为光宗、宁宗、理宗和孝恭帝。其中，神宗、高宗、宁宗、理宗皇帝的内容还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一个明显的原因是某一皇帝在位时期的史事篇幅较大，如“高宗”。但篇幅不大的宁宗、理宗的史事也被分割，更可能是体现了编者对当时政局走向的某种判定，如“宁宗下”开篇则讨论元朝势力的兴起和对金关系问题，区别于前面对抗金朝的基调。
从单册篇幅来看，各册并非均等。“射”“御”两册最多，“书”册最少；从单个皇帝记载来看，首先是“高宗”内容最多，为“南宋纪”之最；其次为“神宗”，是“宋纪”之最。从篇幅和内容上推测，两宋皇帝的分册似并非偶然。“礼”册大体对应北宋初期，是建国和巩固中央集权、确立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和职官体系的时期。“乐”册大体对应北宋中期，为其制度革新和对外关系改善的时期。“射”册大体对应北宋中后期，以对王安石变法的辩论和党争为中心。“御”册为北宋末期和南宋初期，体现“靖康之变”前后的宋代时局和对金关系的走向，主题为抗金和对和议的争论。“书”册只收录有“中兴”之绩的孝宗，以对金关系和朱熹道学的论述为主。“数”卷为南宋末四帝，多体现了“尊儒重道”的主题。由此，该书不同于一般史书体例，按“六艺”分册，也似有深意。一方面，该书各册似与“六艺”有所呼应，如“礼”册对应太祖得国，完善治国之制；“乐”册对应守成之业；“射”册中充满朋党搏击倾乳；“御”册中北宋失国，图谋中兴北伐；“书”“数”册中均有“尊儒重道”，寻求国运复兴的执念。另一方面，“六艺”作为儒家最基本的素养，既有个人的教化功能，也是国家统治秩序的原则和方向，《撮要》也由此反映了“国家运营的重要原理的史实”。这可能是该书采用“六艺”分册的用意。
两宋共计18位皇帝，而《撮要》却只收录了15位皇帝在位时的史事，“遗漏”了南宋后期和末期的度宗、端宗、末帝，而将度宗、端宗间的恭帝作为了最后一位皇帝。而该书内容并未有佚失的情况，因为在“数”册的题名中即明确了收录的四位帝王，也体现了该书内容上的重要特点。
《宋史撮要》之内容特点
《撮要》记录了从北宋太祖到南宋恭帝约三百余年的史事。关于该书之内容，可发现如下几个重要特点。
第一，《撮要》的选取内容和叙事风格弱化了以帝王为主的记事模式，转而以宰相、名将、名儒、言官、名士等臣下作为中心人物展开叙事。这种叙事模式的产生，一方面与所参考的中国史籍文献内容有关；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因为同时期所撰《宋史筌》的帝纪部分已然关注了君主记事，而《撮要》则主要择取其“列传”部分的代表性人物。《撮要》多以君臣间之对话、讨论，大臣、言官等的上疏、奏对、进讲、上书文等形式展开记事，收录了涉及政治制度、选官用人、财政军事、教育学术、对外关系等各方面的政治见解、时务策略等具有核心鉴戒意义的重要事例。该书各册对赵普、曹彬、吕蒙正、吕端、李沆、寇准、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富弼、范镇、司马光、王安石、吕公著、程颐、吕惠卿、程颢、苏轼、范祖禹、李纲、李若水、宗泽、张邦昌、胡寅、胡安国、胡铨、秦桧、张浚、岳飞、韩世忠、朱熹、张栻、刘珙、陈俊卿、韩侘胄、赵汝愚、刘光祖、真德秀、文天祥等两宋主要名臣之言行均有载录，但详略不一。收录相关奏疏、时务策论、大臣行迹等篇幅较大的内容，更集中于司马光、李纲、胡寅、胡安国、张浚、朱熹等名臣、名儒。
该书以“名臣”为中心的记录形式还体现在：其一，大部分名臣辅佐过多位皇帝，故关于名臣的内容可能并非只在某一皇帝在位时收录。如，涉及反对王安石变法和进行改革的内容，司马光的言论记载最多、比重最大，在仁宗至哲宗四朝，即“乐”“射”“御”三册中均有。再如，关于名臣李纲的内容在徽宗至高宗三朝（“射”“御”册）；名儒朱熹的事迹在高宗至宁宗四朝（“御”“书”“数”册）均有大幅记载。其二，《撮要》还详细记录了薛居正、赵普、李穆（太宗）；田赐、张咏、王旦（真宗）；寇准、张知白、曾宗道、杜衍（仁宗）；吕海、周敦颐、邵庸、张载、程颢（神宗）；司马光、吕公著、傅尧俞、文彦博（哲宗）；范纯仁、程颐（徽宗）；李纲、刘子羽、赵鼎（高宗）；张浚、刘珙、张栻、吕祖谦（孝宗）；陈亮（光宗）；朱熹（宁宗）；真德秀（理宗）约31位有较大功绩、影响的名臣、良将、大儒之卒年和遗表、行迹、评价等内容。其三，部分皇帝时期的有关记事，明显与皇帝本人无关。如最后的“孝恭帝”记事中，只有关于文天祥募兵勤王和王栢被追赠承事郎两个人物事迹，无关恭宗本人。其四，《撮要》详细记载名臣和宋儒的卒年，却极少记录皇帝的驾崩年岁，形成了鲜明对照。
综上可推知，《撮要》的记录重心并非帝王。因篇幅所限，《撮要》择录的乃是“在三百余年中的政治、思想、道德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极大影响力的人物，并不局限于各皇帝在位期间的人物”。这就解释了前文提出的南宋三帝为何被“遗漏”的问题，可能因这一时期的人物不具备选取条件，且因其只重收录“臣下”事迹，以“六艺”为序分册，又并非严格以帝王纪年为序，“成为了一种‘名臣言行录’，不惜违反了编年体顺序”，故而未能收录。
第二，如上，《撮要》主要收录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思想等领域中对宋代产生全局影响意义的大事件，以君臣间的政治议论和时务策为中心内容，详细分析时局和问题解决的方向。故该书历史事件的书写方式则主要是由名臣奏议、上疏、奏对等极具政治鉴戒功能的内容体现，用于朝鲜君主资政和龟鉴。这里略作举要：一者，详细收录了太祖得国与巩固中央集权的内容，包括革除藩镇之弊、行更戍法、“杯酒释兵权”、攻伐后唐、设置通判、宽仁刑罚、确立“文治主义”等军事、政治、文化措施。二者，特别注重收录君臣间之典故，如细致描写太祖与赵普的多重关系；再如太祖赐酒刘鍚、太宗为王旦调药喂粥等情节，用以展现帝王御臣之道。三者，收录记载异常天象和灾异之内容，强调天人感应、君权天授。帝王自省罪己时，有大臣借机讨论时政，展开政论、攻击政敌，要求帝王适时纳谏和作为的情况，甚至上升到国家兴亡的层次。四者，详载君臣有关政论之内容。如真宗与李沆、李勉等所论“忠奸之辨”；欧阳修等上疏仁宗“朋党四论”；富弼上仁宗当世之务十余条及安边十三策；司马光上仁宗论君德、御臣、拣军之“三札”和保业、惜时、远谋等“五规”；司马光上疏英宗心术要三、治国之要三；王安石、司马光等关于变法和理财的辩论；苏辙上疏哲宗的君子、小人论；高宗时胡寅上疏七策、胡安国上疏二十一篇保国论；朱熹进孝宗不误国势六事、新政十事等。部分策论文还附有小字割注，十分详细。五者，《撮要》因抄节中国史籍文献，延续并认可了其中的史观和立场，对王安石、蔡京、童贯、秦桧、韩侘胄等均予以否定、贬抑态度。特别是详录大量反对王安石变法和秦桧与金和议的政论、奏疏等。同时，收录忠臣、言官的直言极谏和弹劾奸臣的奏疏文、太学生的上书文等，展现了重视纳谏的姿态。
《撮要》行文中还约有120余处落点，落点即阅读后所作的重点标记，也体现了对该书内容的关注重点。落点内容多为警句，关涉为君、修身、正心之道；治兵、纳谏、揽才、保国、中兴、制敌之策；宣扬君权天授、民本主义、忠君体国思想；还有关于君子小人之辨、变法改革利弊的有关辩论等内容。从皇帝在位时期来看，落点最多的是南宋的高宗、北宋的神宗，其次为南宋的孝宗和北宋的仁宗，均处在宋代变法、改革、保国、中兴的关键时期。从所涉及的人物言行来看，蔡襄、司马光、王安礼、程颐、范祖禹、苏辙、胡寅、李纲、胡安国、胡铨、岳飞、刘珙、朱熹、真德秀等名臣、大儒有关言论落点之处最为密集。
第三，《撮要》还特别重视收录体现“尊儒重道”的内容。一者，对宋代儒家“文治主义”治国理念的确立和发展之处着墨甚多。如记载太祖如何听从赵普建议，视求书、读书，重视任用文臣官僚和设立教育机构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典故奠定了宋代政治理念的重要思想根据；此外还有太宗赐宴贡生，大兴文教；范祖禹劝学哲宗等典故。二者，以“重视宋儒的事迹与思想为主旨”。特别重视记载与程朱理学有关之大儒的卒年和行迹，如周敦颐、邵庸、张载、程颐、程颢、张栻、朱熹、真德秀等之生平、思想、著述、学脉、交游等信息，并多附有极高的评价。朱熹的思想对朝鲜性理学的产生影响极深，故而朝鲜最为推崇。“南宋纪”对朱熹的上言、上疏、行迹、著作等事无巨细地收录，还附有朱熹与弟子蔡元定、黄干、李燔、李方子、陈淳等论学的记事。三者，《撮要》收录崇祀孔子和有关大儒的历史内容，“反映了与朝鲜儒教国家标榜的政治理念相符合”。如记载真宗赴曲阜祭祀；载录理宗追封朱熹和北宋“五子”、张栻、吕祖谦，亲谒孔子按临太学、亲书白鹿洞学规等；甚至还收录了金人粘没喝保护孔子墓的内容。四者，有关重要典籍的完成也有记载，如真宗为司马光《资治通鉴》亲撰序文、真德秀为《大学衍义》等的情况。这些均体现了对宋“尊儒重道之盛”的推崇。
第四，《撮要》还收录了宋代在处理边疆问题和与异族政权交往上的经验。一者，记录宋与辽的关系，如“澶渊之盟”的订立、仁宗赈济契丹流民、韩琦奏神宗关于边疆与对外关系七事等。二者，记录宋出使金国的情况，突出李若水被金人羞辱保持气节而死、刘韐在金营自尽、王伦为金所杀等忠君情节。三者，重点关注对金关系。如胡铨、张浚、岳飞、韩世忠等反对和议的事迹；李纲所论对金关系和复国的十条建议和上疏之文；真德秀上奏宁宗论边事、论元兴起后的新形势下的对金关系等。四者，对金主言行也有较多收录和落点。大量记载了金主在御臣之道、举贤任能、重视纳谏、赏罚有道、宽仁慎刑、整顿军务、厉行节俭等方面的言论。
此外，《撮要》中单独记载皇室的内容极少，仅有少量关注皇室成员关系的问题，如皇帝亲政、废立皇后、册立太子、帝后关系等，皇帝、太后驾崩与咐庙等问题也有关注。
《宋史撮要》的编修意义
详细了解了该书的相关信息，更有助于我们发掘该书的编修背景与意义。
朝鲜长期以来具有强烈的“慕宋”情节。宋代为朝鲜的理想模范，其政治制度、治国理念等为朝鲜所崇尚。朝鲜不仅自国初就实行“重儒抑佛”的方针，选择了“文治主义”的治国理念、“性理学”的指导思想，在具体的政治文化制度上也长期仿宋，“立国规模，士大夫立身行己，全似赵宋”。正祖就曾言：“国朝治法政谟，稽之历代，有宋最近之。”“我朝之尚于宋者，而久而靡已。”此外，朝鲜还与宋代有着极为相似的境遇：开国君主均为武臣兵变得国，并均得到文臣的辅佐，采用儒家“文治主义”的立国理念，确立巩固了政权和文臣官僚体系；均有军事力量相对薄弱的问题，曾受到异族政权的严重袭扰，直至有（险些）失国的惨痛历史；均因“文官政治”的强化而产生朋党斗争等。宋代三百余年的政治成败与治国得失可作为朝鲜现实政治中最重要的“殷鉴”。对宋制的崇尚，也就表现为对宋朝历史的关切，以求达到鉴戒和资政的目的。
“若有宋矩镬之正、文物之盛，与夫儒术之该性理、士习之重名节，即我朝之所尤尚者，有其尚也，则宜急所征，苟欲征也，则莫良于史。”朝鲜世宗（1418—1450年在位）时所编成的《治平要览》就收录了极多宋朝代表性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史论。从世宗开始，朝鲜国王就一直渴望得到一部《宋史》，经过长期求购，直到端宗二年（1454年）才终于得到明朝的颁赐。正祖在春宫之时就开始学习《宋史》，并定期详阅：“予于备岁，留心《宋史》，反复批阅，历十余年不倦”；“我东立国规度专仿宋代，而治法政谟，亦多仿佛。故予《宋史》每年辄一遍看详”。尽管元修《宋史》存在诸多问题，如内容繁冗错说、义例不符史法等，但他想要通过该书资治的态度并无改变：“予尝谓有宋之风气人物，与我朝相近，其为鉴戒，比他史尤切，故删正史而有《史筌》焉，节略编年而有《撮要》焉。”在此心态下，他在春宫日讲之余，开始纂修《宋史筌》，而后又成《撮要》等书。
如《群书标记》所示，正祖之所以要纂修《撮要》，则是因为《宋史筌》作为纪传体之书内容过于庞大，而为了“复寓反约之义”成编年体之《撮要》。《撮要》只择取重要人物及史事记录，篇幅仅约７万余字，其史源来自多部“《通鉴》类”和“《纲目》类”史籍。正祖希望其达到“事省于《通鉴》，文约于《纲目》，而大经纤条之为后世炳鉴者，则固该括无边，约而尽之，与《史筌》相为表里。览是书者，尚可以知予笔削之意云”的意图。即希望《撮要》能成为比《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纲目》更为节略，更能为后世提供重要龟鉴的宋史之书。该书虽规模不如《宋史筌》，但标榜其地位与之“互为表里”。可知，他对该书的重视程度。
《撮要》重点择录的内容也反映了李祘作为储君所关注的现实问题。他将该书作为一种政治教科书，服务于现实鉴戒。宋太祖中央集权体制的构建、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等有关政治、财政、军事改革的历史经验、教训，都对正祖时期将进行的各方面政治文化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在“王与士大夫共天下”的体制下，辅佐君主的臣下因政治立场、利害关系等不同而产生朋党。朝鲜的士林党争约持续了200年，分裂不断、斗争无止。党争不仅动摇国家纲纪，还造成君臣间的冲突与博弈，严重威胁和限制王权。朝鲜后期的党争和政治倾轧十分激烈，李祘幼年丧父，作为王世孙，在继位前经历了与反对势力残酷的政治斗争，也面临着王位危机和强化王权的现实需要。正祖时正值朝鲜后期“荡平政治”的深水期，需进一步消弭党争、变革用人理念、广纳贤才，平衡各党色的利益，因此对宋代有关党争的历史、朋党政治的弊端和历史经验等的学习就十分重要。此外，正祖尤好研读中朝经典奏议之文，鼓励纳谏和广开言路，《撮要》的编修也直接体现了这一含义。
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思想，在朝鲜社会、文化、教育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正祖时期强化他理想化的君师形象，成为儒教道德的继承者，这就是将朱子学作为文化上的自负。《撮要》中“尊儒重道”式的详述宋代大儒思想、继统与事迹，甚至不亚于《宋史筌》之《儒林传》《五贤传》中之介绍。通过极力推崇“程朱理学”来引领“正学”，表达了正祖希望借此重振朝鲜“士风”和衰退的国运之用意，展现了作用于经世的一面。
“倭乱”和“胡乱”以后的朝鲜“英、正时代”被视作朝鲜后期的兴期，正祖自然也重视借鉴南宋的“中兴”历史，从中寻找启示。有“乾淳之治”的南宋孝宗朝事迹在《撮要》中单列一册，可见一斑。此外，正祖在即位前后，还面临着母系洪氏家族、英祖继妃金氏家族等外戚相关政治势力的挑战，面临强化军事改革和处理对清关系等重要政治议题，《撮要》中特别收录宋帝与太后、皇后间关系，宋室处理与异民族政权之关系等有关内容，也有为其鉴戒之意。
《宋史撮要》之价值
我们知道，《撮要》的史源是中国史籍文献，且大多是节抄自《通鉴续编》《宋史全文》，在多部目录中亦属“史抄”类书籍，其择录内容缺乏独创性，且内容体量不大、极为简略，均影响了文献本身的史料价值。但通过对该书编修背景、体例内容特点等方面的分析，亦能看到该书所呈现出的某些历史文化价值。
同样作为朝鲜正祖主导编修的中国宋代史书，《宋史筌》与《宋史撮要》“互为表里”，呈现出不同的侧重之处。两书之撰作虽然都体现了朝鲜君臣特殊的“慕宋”情怀，且均有用“宋史”龟鉴之意。但《宋史筌》作为朝鲜的第二部纪传体官修史书，在朝鲜的“小中华”正统意识和华夷观念下，被严格按照明正统、严华夷、重尊攘之“春秋笔法”编订，经历多次删订、重撰后仍多达150卷。与之相比，《撮要》与《宋史筌》不仅体裁、卷帙规模完全不同，且并非为《宋史筌》的简单缩略版，与之选取了不同的史源，选录了具有不同特点之内容，展现了不同的纂修意图。《宋史筌》其要旨在于用朝鲜君臣的“宋史”观重作《宋史》，作为“小中华”意识的某种彰显；而《撮要》更注重从宋史中探索实际政治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解决方案，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撮要》使用纲目体书法，以记录宋代名臣的政治思想为中心，奏议、政论、时务策等作为核心关注点，并别出心裁地用“六艺”分册，仅用极小的体量，却达到“为后世炳鉴者，则固该括无边，约而尽之”的效果。与《宋史筌》不同，《撮要》虽以宋代历史作为中心内容，但并不将尊攘正统作为关注点，且对辽、金等民族政权有关史事的收录多用于鉴戒。《撮要》作为“互为表里”的“里”，体现了极强的经世价值，乃是真正为现实政治提供实际鉴戒所用。
朝鲜半岛的政治文化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突出表现在国王对中国典籍的购求和嗜读，以至于“每一国王大抵都是中国书卷不离手，而于一般兴亡成败之迹都能了然于胸中”。这即是因“书籍有关治教。治乃治理，主要关涉王权；教乃文教，主要关涉儒学”，是将学术与“王道政治”相结合的努力。倍感危机四伏的正祖，希望建立王业永固、君臣融睦、国富民强的理想国家。《撮要》自他春宫时即开始编著，上有大量落点，曾被他研读和标记。该书反映了正祖的历史观，同时是现实政治的方向性中对应立场的鲜明投影。从收录内容的择取特点来看，《撮要》中这些具有直接鉴戒作用的具体政治事例、改革案例、名儒事迹、治国方略、对外关系等，确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代有关历史对作为储君的正祖未来执政理念的影响，是“学习宋代儒教国家的国政运营的方向和长期政策基础的谋划”，深刻体现了他执政时期的现实政治趋向，为这部“宋史”加入了时代的印记。
《撮要》亦是中国典籍文化对东亚国家产生影响的生动典例。《撮要》不仅选用了较为多样的文献资料，在节抄时还通过修改、删节、混用等形式来处理文献内容，以相对“独特”的体例、内容来呈现的“宋史”，体现了朝鲜对中国历史的反思和新的历史编纂意识，既有为统治秩序的确立和王权强化的努力，也有解决现实问题的改革倾向。其对中国史书历史性重构的多样性视野，也某种程度上展现了朝鲜对中国典籍文化之“受容”和“变容”的“过程”。如黄俊杰所指出的：“一旦我们采取从‘过程’，而不是从‘结果’来观察东亚文化交流史，我们的眼光就从‘中心’移往‘边缘’，看到了在东亚地区的各个文化交往互动的过程之中，每一个地域的人的‘自我’与‘他者’的互动、冲突、重塑、转化或融合。”考察东亚世界对中国典籍吸收和回应的“过程”，有助于理解中国典籍与文化的传播路径和方式，通过域外汉籍这只“异域之眼”来加深对中国典籍的价值体认；更有助于发现“文本”以外的一个维度——从“周边”的视角发现古代中国及东亚诸国的文化共性与差异，尝试克服中国为文化输出国、周边国家为文化接受国的观念，并以此了解中国文化的他人视角。较之于文献本身，这或许更值得学者们思索与玩味的。
作者简介：张光宇，曲阜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南开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朝鲜半岛汉籍和中朝古代史学交流和比较研究。
文章来源：《宋史研究论丛》第29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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