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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图书馆创立于清宣统元年（1909），是我国最早创办的十座省级综合性公共图书馆之一。经当时山东提学使罗正钧亲自主持开工兴建，其幕客太仓姚柳屏协助处理建筑布置、图书搜集等事物，在风景秀丽的大明湖西南隅建起了数栋楼舍，错落有致，古朴典雅，罗正钧题名为“遐园”，时有“南阁（天一阁）北园（遐园）”之誉。经数代图书馆人的呕心经营，图籍蔚然壮观。唐人写经、宋元旧堑、明清精刻及抄校稿本罗列库房。现以“易学专藏”、“海源阁专藏”、“地方文献”、“佛经专藏”、“金石拓片专藏”、“山东革命文献专藏”等为特色。本人因工作之便，将馆内藏原清宫天禄琳琅所藏之宋刻本《太学新增合璧联珠万卷菁华》、并明刻本《吕氏家塾读诗记》作一考订，以就教于方家。
一、《太学新增合璧联珠万卷菁华前集》六十卷《太学增广合璧联珠万卷菁华后集》八十卷
前集六十卷，（宋）李昭玘辑；后集八十卷，（宋）李弥逊辑。宋刻巾箱本。半叶十五行，行二十、二十一字不等，细黑口，左右双边，双对黑鱼尾。每十册一函，有精美函套，每册有精美织锦作封面，封面有黄面黑框题签，前集题：“万卷菁华前集”。每册前后护页处各钤有：“五福五代堂宝”、“八征耄念”、“太上皇帝” 朱文方印。前集李似之序正文卷上端并排钤有：“天禄继鉴” 白文方印、“乾隆御览之宝” 朱文椭圆印，卷下端有“聊复得此生”长方白文殘印。前集目录卷下方钤有：“鲜于”圆形朱文、“困学斋”正方白文殘印。目录卷末上方钤有“乾隆御览之宝” 朱文椭圆印、“天禄琳琅”朱文印方。前集有建炎二年（1128）连江李似之序。
李昭玘，字成季，济南人。少与晁补之齐名，为苏轼所知，擢进士第，徐州教授。守孙觉深礼之，每从容讲学及古人行己虞世之要，相得欢甚。用李清臣荐，为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加秘阁校理。曾为潞州通判，为改移潞民死多不葬之俗。入为秘书丞、开封推官，俄提点永兴、京西、京东路刑狱，坐元符党夺官。徽宗立，召为右司员外郎，迁太常少卿。卷入韩忠彦与曾布争斗，后出知沧州。崇宁初，以党祸罢官，闲居十年，自号“乐静先生”。寓意法书、图画，貯于十囊。晚知歙州，辞不行。靖康初，复以起居舍人召，而已卒。（《宋史》）李似之序云：“盖前编六十卷，为巨野李君乐静先生所著。”可见，李昭玘应为巨野人，非现在之济南人也。此处之济南人是指济水之南。据《菏泽县志》载：“自汉以后，济水故道有二，一自河南仪封县界流入曹县北三十里，又东北流迳定陶县南，谓之南济。一自今直隶东明县界流入，迳菏泽县城南，谓之北济。二水在巨野合流，北经郓城县南，又东北入东平州界。”（《菏泽县志》）可见古济水恰在巨野以北之巨野泽经过，因此，李昭玘自称济南人，《宋史》据以载入列传。李弥逊，字似之，苏州吴县人。弱冠以上舍登大观三年第，调单州司户，再调阳谷簿。政和四年，除国朝会要所检阅文字。引见，特迁校书郎，充编修六典校阅，累官起居郎。以封事剀切，贬知庐山县，改奉嵩山祠，废斥隐居者八载。宣和末，知冀州，力抗金人侵犯。靖康元年，召为卫尉少卿，出知瑞州。二年，建康府牙校周德叛。弥逊以江东判运领郡事，单骑扣城，后与李纲共谋诛首恶五十人。改淮南运副，后奉兴国宫祠，知饶州，后又知吉州。（绍兴）七年秋，迁起居郎。冬，试中书舍人。奏对得帝嘉许，时户部侍郎。秦桧再相后，与之议和主张不协。九年春，再上疏乞归田，以微猷阁直学士知瑞州，改知漳州。十年，归隐连江西山。二十三年，卒。（《宋史》）《宋史》列传中载李弥逊是苏州吴县人。据华东师范大学万蓉的硕士论文《李弥逊及其诗歌研究》：李弥逊是唐曹王之后，后八代祖李澄迁居福建连江。李弥逊的祖父又迁居平江府吴县，自此便以吴县为家。从列传及《竹溪先生李公家传》中看，李弥逊晚年归隐连江。（万蓉：《李弥逊及其诗歌研究》）因此，李弥逊在前集序中最后自题“连江后学李似之”，可见李弥逊认可其为“福建连江人”。而列传中所提其为“苏州吴县人”也不是错误。李弥逊在前集序中自题“李似之”，与习惯似有不同，但也有这种情况。
从以上辑者小传中可略知此书辑成的时间。李昭玘辑成前集的时间约在崇宁大观中，因党祸罢官，闲居十年。李弥逊因李昭玘“仅成半壁，未剖全牛，愚故续以后编八十卷”。李弥逊于政和八年（1118）四月，被擢为起居郎，仅四个月后，因连番上奏，弹劾权奸，被贬知雅州庐山县，后又改奉嵩山祠，失去官位，直至宣和末才被召回，知冀州。可能在长达八年多时间中，李弥逊辑成后集八十卷，李弥逊序道：“星霜几变，荟萃弥勤，此中自有苦心。”可知其辑书用去了几年时间。
类书的编纂在中国有久远的历史，最早当推魏文帝曹丕时的《皇览》。唐高宗时所编《文馆词林》，有一千卷。时至宋代，由于宋太祖及宋太宗对文化的高度重视，大型类书编纂开始兴起。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下诏命李昉等编纂《太平总类》，历时八年成一千卷，因宋太宗历时一年读毕，后更名为《太平御览》，是一部现存部头最大的综合性类书。宋太宗又命李昉等人编纂成以小说类为主的《太平广记》五百卷，以文章为主的《文苑英华》一千卷，其子宋真宗时命大臣编纂以史事为主的《册府元龟》一千卷，史称“四大类书”。《太学新增合璧联珠万卷菁华》亦是一部类书，由李昭玘、李弥逊先后辑成，不似《太平御览》分五十五部大类，而是直接分门。前集六十卷，分一百二十门，门下分目，目下又分目，如天地门下分天地、两仪两目，天地目下又分二十二目，两仪目下又分四目。天地之道门分天地之道、天地之德、天地之化、天地之美、天地之性五目；天地之道再无目，天地之德有圣人合德之目，天地之化分圣人成化、诚道替化两细目。天地之美分天地之心、天地之情两细目。天地之性分陶匏象性、天地之数两细目。目录卷末题：“巳上新增共计九十三门”。对照正文，不应称新增九十三门，应称新增九十三目。正文中目下有新增条数，如天文门之日目下标“新增十条”。后集分一百七十六门，门下亦分目，其题目为《太学增广合璧联珠万卷菁华后集》，可见李弥逊后集与李昭玘前集比，增加了较多的门类。此书冠以“太学”之名。太学是宋代最高学府，至宋徽宗时一度成为选拔官员的惟一途径。宋代太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官员和学者。同时，太学也成为各派政治力量角逐的场所。此书应为当时太学的学习工具书之一，从李昭玘所辑前集看，当时太学已有这种类书，而李昭玘只是增加门类及条目，由于以前的类书无存，所以李昭玘所辑是研究当时太学工具书的唯一标本。李弥逊辑成后集是因为李昭玘所辑不完备，在李昭玘所辑基础上扩充大量的门类。同时，李弥逊生活时代正处于议和派与抗金派激烈角逐之时，作为抗金派的李弥逊辑后集“自有苦心”，亦可理解为在太学中培养抗金派力量而补辑太学的这部学习工具书。
此书藏于山东省图书馆与国家图书馆，两馆均定为宋刻本，山东省图书馆认定其为宋刻本是山东省图书馆前辈所定。《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之时，国家图书馆季淑英女士亦亲临山东省图书馆看过此书。此书入选《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由国家图书馆李致忠先生亲自来馆看此书，我作为善本保管者始终陪伴其左右，李先生对此书仔细翻看，对其为宋刻本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并最终影印，成为《中华再造善本》的一种。著名收藏家韦力先生亦来馆观书，我亦有幸侧身其间，他对此宋刻本没有提疑问，只是说内衬纸为罗纹纸，及其珍贵，应为宫中之物。而对我馆所藏另一部宋赣州刻本《文选》提出异议，认为其所用纸是明代纸，非宋纸，亦或是宋刻明印。后来沈津先生亦趁山大讲座之际应邀来我馆看书。他对此书提出一些看法，认为是明刻本。他的理由详写在其博客里，大体有两点：其一是纸张问题。卷一首页的天头及边栏之右边均被人用刀割裂。割去原纸后又配以他纸，不同纸张的反差很大，原纸为皮纸，配纸为罗纹纸。将宋刻本天头之纸割裂之事几乎没有。因为历来藏家对待宋刻本都视若珍宝，即使是宋刻残页也是敝帚自珍，岂有将宋本卷一首页之天头割去它用。割裂天头的明刻本有不少，割裂之纸当移往他处，其作用在修补旧书时以旧补旧，还有就是估人作伪所需。其二是印章问题。此书除清宫御用印章外，尚有“鲜于枢”、“ 困学斋”。鲜于枢是元代著名书家，“困学斋”是其斋名。沈津先生认为，“鲜于”印佚失大半，“困学斋”则完整无损，此两印不真。沈津先生为印证其观点，说在北京与韦力先生吃饭时提起此书，韦力亦说是明刻本。并说打电话给研究天禄琳琅的刘蔷，她亦认为是明刻本。沈津先生认为从此本的纸张及墨色来看，刊刻或在嘉靖间。对于印章问题，前集目录卷下方钤有：“鲜于”圆形朱文、“困学斋”正方白文殘印。“鲜于”印略缺一点，“困学斋”佚失“困学”部分小半。另有“聊复得此生”印，略残，沈先生没有提到。查鲜于枢在书法作品，经常单盖“鲜于”圆形朱文印，也有同时盖“鲜于”圆形朱文印与“枢”正方朱文印者，也有单盖“枢”正方朱文印者。
山东省图书馆藏八十册与国家图书馆藏一册均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北京市文物局所藏二卷二册也如《第三批国家古籍名录》，且均以宋刻本入选。可见此书被正式以宋刻本身份列入国家级名录。2015年12月7日，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此书佚失的六册，亦标明为宋刻本。但部分专家也认为此本是明刻本，学术的争论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我很希望有一天，当今能鉴定宋刻本的三五人再聚于山东省图书馆，认真的讨论此本到底是宋刻还是明刻。此书见于《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宋版集部。对于其曾藏于清宫天禄琳琅书室，无人有疑议。
前述此书有天子六玺：“五福五代堂宝”“八征耄念”“太上皇帝”“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继鉴”“天禄琳琅”。此是曾藏于清宫天禄琳琅书室的标志，天禄琳琅创建于乾隆九年（1731），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宫廷善本特藏书库，收宋元明珍善本429部，嘉庆二年（1797）宫火，全部焚毁。后又重建，收书664部，1925年清宫善后委员会点查故宫物品时，只余311部，其余被溥仪赏赐其弟溥杰。此书又有“聊复得此生”、“鲜于”、“ 困学斋”三方印，后两方是元代鲜于枢之印章。鲜于枢，《新元史》有传，传略曰：鲜于枢，字伯机，号困学山民，大都人。官至太常典薄。学书于张天锡。偶适野，见二人车免车行泥淖中，遂悟书法。酒酣，吟诗作字，奇态横生，与赵孟頫齐名。终元世，学者不出此两家。（柯劭忞撰：《新元史》）我通过比对此书印章与鲜于枢书法作品印章，发现此书“于”字写法与其书法作品不同，而其书法作品却一致，因此就我看法，此章是假章，既然印章作伪，其目的是掩盖此书的版本，因此此书应该不是宋刻本。刘蔷认定此三方印章均为伪制。
此书曾入清宫天禄琳琅，原书十函百册，山东省图书馆藏八函八十册，前集六十卷全，后集存卷一至四十三、五十六至六十八。国家图书馆存后集卷七十七一册。《中国再造善本》将两馆八十一册合璧，除此以外，北京市文物局存二册，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7日拍卖后集卷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八、七十九、八十计六册。其余十一册尚不知下落。据王文峰《末代皇帝溥仪与国宝》载：溥仪以赏赐为名的盗运行动始于“宣统十四年”（1922）七月十三日，止于十二月十二日，历时五月。其中就有此书十函，王文峰称之为十套。（王文峰《末代皇帝溥仪与国宝》）此书流落东北，据说山东师范大学王晓春之亲戚携至内地，入藏王晓春家，1962年1月9日售与山东省图书馆。
二、《吕氏家塾读诗记》三十二卷
（宋）吕祖谦撰，明嘉靖十年（1531）傅应台刻本。半页十四行十九字，细黑口，左右双边。每册护页钤有“五福五代堂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朱文方印、每册正文卷端上方钤有“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天禄继鉴”白文方印，卷末钤有“天禄琳琅”朱文方印、“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十三冊一夹，存十九卷：卷二至十一、十五至十六、二十至二十三、二十五至二十七。
吕祖谦，字伯恭，尚书右丞好问之孙。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长从游于林之奇、汪应辰、胡宪，亦友于张栻、朱熹。初以荫补入官，复中博学宏词科，调南外宗教。丁内艰，居明招山，四言之士争趋之。除太学博士，后任严州教授，寻复召为博士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越三年，除秘书郎、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以修撰李焘荐，重修《徽宗实录》。又曾以孝宗命，成《皇朝文鉴》。迁著作郎，以疾请归。诏除直秘阁。后又除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卒，年四十五。谥曰成。祖谦学以关、洛为宗。居家之政，皆可为后世法。修《读诗记》、《大事记》，皆未成书。考定《古周易》、《书说》、《阃范》、《官箴》、《辨志录》、《欧阳公本末》，皆行于世。既殁，郡人即而祠之。子延年。（《宋史》）《宋史》之《列传》中说吕祖谦《读诗记》未成书，明刻陆钺序曰：吕氏凡二十二卷，乃公刘以后编纂未就，其门人续成之。其书最早刻于宋淳熙九年（1182）年，有朱熹序，是应吕祖谦之弟吕祖约之请所作。朱熹是吕祖谦生前至契友，吕氏此说诗之作守毛郑说，书中所谓朱氏曰者即采用朱熹之说，其实，他们早年论诗亦最恰合。后朱熹改从郑樵之说，因此朱熹之序就颇为尴尬，说自己少时浅陋之说，伯恭误有所取，本欲与之讨论而反覆其说，而伯恭已下世。这样，与朱熹思想有矛盾的说诗之作就流传下来，而后世喜爱吕氏书者大有人在，因此流传甚广。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其博采诸家，存其名氏，先列训诂，后陈文义，剪截贯穿，如出一手，有所发明，则别出之，诗学之详正，未有逾此书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此书流传颇广，现存有宋刻本四种，其中国家图书馆藏宋淳熙九年（1182）江西漕台刻本二十册，该馆又定为宋淳熙九年（1182）丘宗卿刻本，该书九行十九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又藏宋刻本十五册，十二行二十二字，小字双行同，细黑口，四周双边。又藏宋刻本十六册，十二行二十二字，小字双行同，细黑口，四周双边，配元刻本。上海图书馆藏宋刻本八册，首九页抄配，十二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双边，双鱼尾。现存明刻本以明嘉靖十年（1531）傅凤翱刻本为最多，此本十四行十九字，细黑口，左右双边。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其中有五种有名人题跋或批注，分藏于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另国家图书馆还藏四种无题跋或批校者，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十四家藏十四种无题跋者，尚有贵州省图书馆只注嘉靖十年刻本者。另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明抄本一种。亦有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陈龙光、苏进等刻本，存世亦较多，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有三家图书馆藏有题跋者，还有十数家藏书单位有藏。通过最新的古籍普查平台观察，有些藏书单位著录为明刻本，不知具体版本。清代传本亦甚多，有清通志堂经解本、清四库全书本、清乾隆武英殿活字本、清嘉庆十四年（1809）墨海金壶本、清嘉庆十六年（1811）溪上听彝堂刻本、清道光、咸丰间大梁书院刻经苑本、清同治十二年（1873）永康胡氏退补斋刻金华丛书本、清同治十三年（1874）江西书局刻武英殿聚珍版本、清沈氏授经楼刻本等。还有一些图书馆无法明确著录，著录为清刻本、清乾隆刻本、清道光刻本、清末刻本者比比皆是。民国还有四部丛刊续编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山东省图书馆藏明嘉靖十年（1531）傅应台刻本。此本不全，缺版本依据。然此本宋刻风格明显，而纸张与墨色绝非宋代所有，且传藏较少。经查，上海图书馆与重庆图书馆有藏，重庆图书馆著录为“明嘉靖十年傅应台覆宋刻本”。经比对，十分相似。山东大学杜泽逊先生过目，认定此本为“明嘉靖十年傅应台刻本”。另外，有些图书馆藏有著录为“嘉靖十年刻本”者，不知是何种本。现在看来，宋刻《吕氏家塾读诗记》可能有三个系统，其一为宋淳熙本，九行十九字，存一部。另十二行十二字之宋刻本，存三部。还有十四行十九字之宋刻本，明嘉靖间尚存，傅应台据以覆刻。明代版本除抄本外现存三种版本，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还有明陆釴重刊本，未见。亦或杂于著录为明刻本的收藏单位中。山东省图书馆所藏之明傅应台刻本作为明刻本入藏清天禄琳琅书室，应是嘉庆二年（1797）天禄琳琅书室焚毁重建之后，由于宋本流传极稀，只好把一些覆宋刻本也收集进来，或者是将此书作为宋刻本入藏。此书亦为溥仪赏赐为名的盗运行动中运出清宫，王文峰把它列入翻宋版十部书中。此书在济南古旧书店存放有年，作为覆宋本，人们不相信其护页及正文卷端与卷末之宫内印章是真的，最后有幸被山东省图书馆购入珍藏，经韦力先生等经眼，认定所盖印章为清宫玺印，此书收藏价值剧增。此本不全，入第一批《全国珍贵古籍名录》。
三、小结
古书作伪是书商的伎俩，为谋求高价而为之。古往今来，上当者大有人在。一般说来，书刻的精美，尤其是精美的仿宋刻往往容易使人判断失误。就中国刻书来说，南方刻书精美，北方略显刻板。明初刻本与宋元刻相仿，或相差无几，是明初与宋元相距颇近，南宋末年与元代时的刻工甚至活到明初，其传人犹存，但就书价而言，明本与宋元本有天壤之别。日本国内往往将明初刻本定为元刻本。明弘治、正德年间出现了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嘉靖、隆庆间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继之。而嘉靖间又出现了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及归有光为首的唐宋派，力矫前、后七子之弊，主张文学宋代欧阳修、曾巩，一时影响极大。这样，在刻书史上，嘉靖年间出现了大量的仿宋刻本，在宋刻本大量消失的前提下，嘉靖年间的仿宋刻本往往被当做宋刻本。以上两种应为这种仿宋刻的产物。清代的《通志堂经解》刻板精美，有部分书商挖掉版心的“通志堂”字样做旧来充当宋刻本，我亲眼见过，是山东某画院院长拿此种书来山东省图书馆鉴定，恰逢杜泽逊老师在，我们拿原书比对，此书现形。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李永卉副研究馆员在《古籍保护研究》第二辑有一篇《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藏＜诗本义＞钤张雨印考》文中提到的《诗本义》一书，著者经过比对，发现此书与《通志堂经解》本同，只是书口下端少了“通志堂”三字，且钤有元人张雨之“句曲外史张天雨印”，显然是书商将康熙通志堂经解本《诗本义》抽出造假，而著者推断此本是康熙本之后重刻或重修于乾隆时期的本子亦为误解。对于宋刻本的鉴定，举世仅四五人而已，一般是国图、上图等宋刻本较富的大馆经历特殊阶段而逐渐培养起来的，因此我在评述我馆之《万卷菁华》时一般讲述他们的观点，而以后随着此数人逐渐老去，后继乏人已成定局。因此就此数人尚存，我将问题提出来，供大家研究。
作者单位：山东省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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