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民古玩网瓷器、玉器、古币、银元、字画、文玩杂项、博物馆馆藏、古董收藏、古玩收藏
鲁迅《藤野先生》手稿之一页
编者按：手稿是现代人文研究的第一手史料，本身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陈平原教授在这篇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文章中，从手稿与政治和艺术的纠葛、手稿的著作权与作者的名誉权、手稿的鉴定与研究等方面，结合诸多实例，对手稿研究的视野、方法及策略做出了精彩的阐释。本文初刊香港《中国文学学报》第11期（2021年6月），感谢陈平原教授授权发表。
文化史上，关于手稿的故事很多，比如“林黛玉焚稿断痴情”，那是小说家的创造；文化大革命中，确有很多文人学者因惧祸或绝望而焚烧自家手稿。经济学家顾准（1915-1974）在那阴霾弥天的时代，依旧进行严肃的学术探讨，其遗作《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文革结束后整理出版，备受八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思想界推崇。读文学的大概都知道，正因卡夫卡以及张爱玲的遗嘱执行人违背诺言，我们才有了《城堡》以及《小团圆》等。不过，这些没有按照作者遗嘱销毁的手稿，一旦整理成书正式刊行，一般读者也就不再探究其手稿形式，或整理者是否忠实“原著”了。
近世最为知名且影响深远的手稿，大概当属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那是青年马克思的未完成稿，其中关于“异化”及“异化劳动”的论述，包含深刻的哲学及经济学思想。1932年前苏联及德国编辑出版的两种马克思文集，首次发表了这部手稿，很快引起各界人士的普遍重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因对这部手稿的评价以及异化概念的理解迥异，还曾引起了一场很大的政治风波。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今天讨论手稿，回到这个词的原初状态——作者亲自书写在纸张上的原稿（排除秦汉竹简或布帛上的文章，因未能证实其书写者）。至于是否完整著作，有无公开刊行，不在考虑之列。可以是完整的文学作品或学术著作，也可以是未定稿或零星资料（书信、日记、档案、文件），篇幅无论长短，都可作为手稿研究对象。作者生前没有公开发表/出版，只以手稿形式存在的“书写”，固然十分难得（此类作品甚多，近年不断整理推出）；作者生前已经出版，但手稿依旧存世，可供研究者校勘、研究的，同样值得我们珍视。
印刷术普及之前，作品流通主要靠口授与抄写（想想魏晋隋唐经生的书法水平，可见此职业要求不低）[2]；宋元以降，经由一代代学者的校勘与整理，逐渐有了流传广泛且被普遍接受的定本。即便如此，我们还是珍惜秦汉竹简、敦煌遗书——现代作家及学者的手稿也有类似的作用与价值。
近代报刊兴起后，大部分写作者将手稿寄送报纸杂志或出版社。除非另外请人抄写（如鲁迅众多文章因许广平代为抄写而得以保留原稿）或杂志社刻意保留（如前些年引起拍卖纠纷的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否则，很多作品只有刊本而无手稿存世。上世纪九十年代复印机逐渐普及，还有就是出版社依照新规退回已刊行的书稿，像我这样愚钝的人，也才有了部分手稿[3]。可很快地，1993年前后，“换笔运动”开始，很多文人学者改用电脑写作，保存手稿的也就越来越稀罕了。
与复制品不同，具备唯一性的手稿（手迹），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因为个人收藏，也因为学术研究，还因为博物馆需求，近年中国拍卖市场上手稿的价格扶摇直上。这里把手迹也带进来，那是因为，若人物或事件足够重要，即使只言片语，也都格外珍贵，有时甚至一纸批示改变世界，故不能以“是否完整”为手稿（手迹）定价。因此，我宁愿做宽泛的理解——如果作者极为重要（比如鲁迅或毛泽东），凡其亲手书写在纸上的文字，不管长短，都值得珍重。借用《颜氏家训·慕贤》中的话，那就是“吾雅爱其手迹，常所宝持”[4]。这里包含书法（不管是否“殊工草隶”），但更重要的是遥想其人（也就是颜之推所说的“慕贤”）。而近年各地争相建设名人博物馆，也带火了近现代文人学者的手稿及信札。
如果这些手稿的阅读与阐释，能帮助我们解开某些历史谜团或美学难题，那就更是求之不得了。考虑到复制技术日渐成熟，大量手稿影印刊行，研究者不一定非蹲守博物馆或档案馆不可，在自家书斋里也照样可以日夜摩挲，象征性地“雅爱其手迹”之余，从事手稿的甄别、校勘与研究，或将成为一种文学史家的基本训练。
一、政治遗产与书法艺术
就从最远的地方说起。我记忆中，曾掀起滔天巨浪的，一是鲁迅的手稿，二是毛泽东的手迹。当时年幼无知，想不通为何那么多大人物，会为那几张纸争得死去活来。
文革初期，鲁迅博物馆所藏包括《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在内的手稿和书信（其中有些从未公开发表）共一千零五十四件，装入两大木箱，被文化部取走，理由是保护手稿。得知这批手稿后被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调去，鲁博工作人员于1968年3月2日告知了许广平。许忧心如焚，连夜给周总理写信，第二天因心脏病发作而病逝。周总理及江青等来向遗体告别时，周海婴送上了母亲写给中央的信[5]。接下来就是一场莫名其妙的腥风血雨。先是追查戚本禹的责任（江青看信后说：“叫戚本禹交代，冲着这一条就可以枪毙他！”），发现手稿其实就放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的保密室，又将负责追查鲁迅手稿下落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打成反革命，罪名是“武装冲击中央文革”。这当然是文革期间无数权力争斗的一环，只不过鲁迅手稿竟然成了导火索，让人万万意想不到。
比这更惊悚的是毛泽东的手迹，那可是牵涉政治合法性，直接影响华国锋是否能顺利接班。谈论文革的书籍，大都会提及这么一件事：1976年4月30日晚，毛泽东主席接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陪同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留下来汇报工作。当华总理说到有几个省情况不太好时，毛主席写了三句话：“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这歪歪斜斜、寥寥数字的手迹，后来成了华国锋接班的护法神器，也是批判四人帮篡改毛主席指示的重要依据[6]。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大概都记得各种题为《你办事，我放心》的油画、版画、年画等；当然，画面上，病危的毛泽东仍然神采奕奕。
毛泽东手稿现藏中央档案馆[7]，并非普通学者可以随便查阅的；至于公布哪些以及何时刊发，主要基于政治考量，不受商业或学术影响。目前见到的公开刊行的毛泽东手稿，主要从书法艺术的角度选辑而成，如2013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荣宝斋共同编辑刊行的《毛泽东书法选》及《毛泽东书法艺术精选》，前者收入作品328件，后者则是69件，部分作品为首次公开发表。毛泽东诗词手迹文革中曾大量传播，其字体特征及书法成就广为人知；至于涉及政治策略与理论建构的手稿，自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专家研究阐发，不劳外界学者努力。
鲁迅手稿绝大部分藏北京的鲁迅博物馆等公家机构，偶有留在私人手中的，也都被珍爱，但不存在保密问题，其公开刊行没有任何障碍。鲁迅逝世不久，许广平就在友人支持下开始鲁迅手稿的整理，1937年编印了《鲁迅书简》影印本。新中国成立后，鲁迅手稿影印更是络绎不绝：1951年上海出版公司刊行《鲁迅日记》影印本，1961年上海鲁迅纪念馆编印了《鲁迅诗稿》。1960年文物出版社推出《鲁迅手稿选集》，收《鲁迅自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三文，共100页，线装，定价3元；后应读者需求，陆续推出续编（1963）、三编（1972）、四编（1974）。1975年10月，周海婴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将鲁迅全部手稿影印出版。得到毛主席批示后，鲁迅博物馆和文物出版社马上着手，于1978至1986年间陆续出版了六函60卷的《鲁迅手稿全集》。而后，作为配套工程，北京鲁迅博物馆和上海鲁迅纪念馆合编了《鲁迅辑校石刻手稿》三函18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和《鲁迅辑校古籍手稿》六函49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至此，真正有学术意义的鲁迅手稿搜集、整理与刊印，基本告一段落。此后福建教育出版社的《鲁迅著作手稿全集》（1999）、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的《鲁迅手稿全集》（2000）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手稿丛编》（2014），都以文物出版社版《鲁迅手稿全集》为基础进行调整与改编。
《鲁迅手稿全集》（第一册·书信），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因鲁迅的文学与学术贡献，也因鲁迅的书法成就，更因鲁迅的人格魅力，其手稿集的刊行一直没有停歇，近年仍有新作面世，如《国家图书馆藏鲁迅未刊翻译手稿》（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鲁迅<毁灭>翻译手稿影印本》（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鲁迅译<死魂灵>手稿》（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等。这还不算，近期国家图书馆计划将鲁迅现存全部手稿编纂出版，前期申请经费907万元，因收录大量新资料，准备影印的手稿从2万页增加到3万3千页，且扩大开本，于是要求定向增加经费406万元。上级主管部门已经批复了，我等帮助做学术鉴定的，自然是乐观其成。
现代中国史上，在政治、文学、学术等领域均有大贡献，且兼擅书法的，并非只有鲁迅一人；但只有鲁迅的手稿集能够如此长编、长印不衰，这个奇迹本身发人深思。
毛泽东与鲁迅的手稿都是特例，一个因为保密，不是你想看就能看得到的；一个则几乎全部影印出版，只要存心研究，没有任何资料方面的障碍。而绝大部分作家或学者的手稿，夹在这两者中间——既非唾手可得，也不是遥不可及。拓宽视野，放眼看去，民间收藏以及中外图书馆、档案馆里，多的是亟待开掘的宝贝。前者因近年文稿拍卖价格扶摇直上，引起媒体及公众的强烈兴趣；其实更应关注的是后者，那些“养在深闺无人识”的文稿，更可能直接推进学术的发展。
比起私人收藏来，各国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的收藏无疑更为丰富，也更值得认真开掘[8]。理论上，这些资料谁都能见到，但机会确实只留给有准备的人，比如罗伯特·达恩顿撰写名著《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顾杭、叶桐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便以瑞士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数万份档案材料为基础。2004年12月，我请华裔澳洲学者叶晓青在北大做题为《历史档案中“琐事”的意义——清代几位皇帝的内心世界》的专题演讲，其中提及她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内务府档案中，看到光绪帝在大约三个月时间内提出要看的书目,总共超过50种,这时离他去世仅隔半年，这让她很震动，日后专门撰写了《光绪帝最后的阅读书目》[9]。
北京作家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北京：三联书店，2013），描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十一位有全国影响的学者的生存处境（俞平伯、王瑶、傅鹰、周培源、贺麟、马寅初、汤用彤、冯友兰、冯定均任职于北京大学，蔡旭、陈垣两先生则分别在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工作）。之所以能“贴着材料写”，那是因为从2000年起，作者就成了位于北京城南蒲黄榆的北京市档案馆的常客。南京大学教授沈卫威最近完成《驶向档案馆的文学列车》书稿，得益于他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进一步开放，带领30多位博士、博士生及硕士生，连续多年调查民国档案中新文学作家、学者手札及手稿，故大有斩获。
史学界历来重视档案，这点毋庸赘言；需要提醒的是文学研究界，在徜徉图书馆之外，有必要将目光延伸到档案馆与博物馆——尤其是涉及手稿问题。其实，很多图书馆开始注重著名作家及学者的手稿收藏。近二十年前，我在台湾大学教书，看他们如何征集名家手稿，然后办展览，出画册，开研讨会，很是感动。如台大图书馆的“特色馆藏”里有一“台大名家手稿展”，展出了所藏台静农、王祯和、王文兴、叶维廉、林文月、白先勇等作家及学者的手稿。据称此计划正稳步推进，征集对象从台大教师及校友中的文史哲名家，扩展到其他学科。这种事情，越早动手越有可能成功。因“盛世兴收藏”，今日中国，不仅书画价格水涨船高，连名家手稿及信札也都炙手可热。校友在世，还有可能获得捐赠；一旦进入流通领域，就很难再入藏母校了[10]。当初我建议中山大学从“大学史”而非“艺术品”的角度，积极搜集并轮流展览名家手稿，是觉得那样做对校友及在校生是很好的激励；现在看来，还得添上学术研究这一重要功能。
二、拍卖价与名誉权
1992年市场经济兴起后，文化产品有了价格及兑现的可能性。此前请人写诗笺或讨要手稿，那是雅事，以后再也不敢开口了。因为，不只书画有价，连手稿也都有价了——而且价格不菲。进入新世纪，现代中国著名作家或学者的手稿（文章、书信、日记等）成了拍卖会上的新宠，价格甚至超过了明清文人的墨宝。最离谱的，当属2013年中国嘉德春拍，鲁迅《古小说钩沉》一页手稿，上有周作人批语两行，经过激烈竞价，最终以690万元成交。为什么？唯一的理由是，三十多年后，失和的兄弟重新聚首。曾经兄弟怡怡，日后动若参商，世上这样让人感叹唏嘘的的事不少。问题在于，这兄弟俩均非同寻常，乃现代中国文坛无可取代的重要人物[11]。上世纪六十年代，周作人生活困难，曾将鲁迅早已刊行的《古小说钩沉》的手稿陆续分赠友人以为答谢，这点学界早就知晓，故这页手稿在物权上没有争议。
有周作人批语的鲁迅《古小说钩沉》手稿
2014年1月7日，在南京经典秋拍中国书画专场上，茅盾手稿《谈最近的短篇小说》经过44轮的激烈竞价，最终以1050万元的价格落槌，加上15%的佣金，成交价达到1207.5万元，创下了中国文人手稿的拍卖新纪录。茅盾逝世后，其手稿大都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国家图书馆及上海图书馆等，几乎从未流入市场，故这篇《谈最近的短篇小说》手稿的拍卖引起很大争议。此乃1966年《人民文学》停刊检查时被查抄流出，茅盾的孙子沈韦宁等认为现持有人无权拍卖，于是提出诉讼。与此类似的是，周作人孙子周吉宜起诉唐弢后人，涉及的是拍出184万高价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一文。这些因手稿拍卖而引起的官司，往往成为社会热点，媒体上有大量报道，且一审二审三审，好多至今没有定案。
周作人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以及茅盾的《谈最近的短篇小说》，文章早就公开刊出，当事人争的只是物权。但有些手稿具有文物与史料双重价值，这个时候，如何兼及学界需求与著作权/物权所有者的利益，是个难题。这方面，我以为梁启超文稿及胡适日记手稿的处理方式比较好。
2012年12月6日，北京匡时秋拍的“南长街54号藏梁氏档案”全部成交，总价6709万元。南长街54号乃梁启超胞弟梁启勋的私宅，保存下来不少梁启超的文物，含信札、手稿、书籍、家具等。拍出好价钱的有《袁世凯之解剖》手稿620万元、“梁思成与徽因文定礼本”330万元、《清代学术概论讲稿》手稿320万元等。藏品持有人希望有更好的收益，故这批藏品未整体拍卖；考虑到学界的需要，拍卖公司与出版社合作，事先影印制作了精美的两大册《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北京：中华书局，2012）。出书与拍卖同时进行，好处是相得益彰。若有足够的定力，“让子弹飞一会”，也未尝不是好主意。
《胡适留学日记》最早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整理，以《藏晖室札记》为名，于1939年刊行。此后，商务印书馆、安徽教育、岳麓书社等多家出版社均依照“亚东版”，以《胡适留学日记》为名重印。前几年，十八册《胡适留学日记》手稿面世，其中随文黏贴了许多珍贵照片及中英文剪报，近年新发现的《北京杂记》和《归娶记》也在其中。先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印制精美的《胡适留学日记手稿本》（2015），装在定制的樟木书匣之中，定价12000元。后才开始路演，邀请各地专家观看并座谈，最后于2020年10月16日晚开拍，以1.3915亿元成交，刷新了世界最贵日记的成交纪录[12]。如此兼及藏家的利益与学界的需求，我以为是可以接受的。
《胡适留学日记手稿本》内页
因手稿打官司，凡涉及经济利益的，争的都是所有权——拍卖没有问题，关键在于钱归谁。可还有另一种情况，争的不是物权而是名誉，手稿作者拒绝其正式出版或进入拍卖市场。2013年5月，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举办“钱锺书书信手稿专场”，称将拍卖钱锺书夫妇给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的信件，部分推介文章以附图形式展示了书信手稿全貌。钱夫人杨绛提出诉前申请，北京二中院于6月3日做出了禁止拍卖的裁定，理由是涉案书信乃写信人独立创作，构成我国著作权法保护对象[13]。此外，还有一件并未尘封的往事——1997年5月，钱锺书、杨绛起诉大连出版社未经授权，在《记钱锺书先生》（牟晓朋、范旭仑编著）一书中擅自刊出钱锺书书信108封，诗73首，手迹65件。国家版权局裁定：停止发行该书，封存并销毁库存，对出版社罚款1万元。不是书信真假问题，关键在于作者的意愿。私人信札中，口无遮拦，发表出来很得罪人；还有另一种可能性，本就是应酬的客气话，所有评价都做不得准。“为了防止冤枉好人或被‘有心人’利用，钱锺书、杨绛夫妇决定用法律手段自我封存这批东西。作为读者，我们是否需要尊重他们的意见？”[14]
去年11月，《南方文坛》在广西北海召开“文艺史料学的问题与方法”研讨会，我在发言中称：“最典型的，莫过于钱锺书和杨绛夫妇状告人家出版或拍卖他的书信手稿，理由是，那是我写的没错，但著作权是我的，我不愿意刊行或拍卖。你们想写文章，考证那些鸡蛋是如何下来的，我觉得无聊，不配合。关键在于，作者有权力处置自己的文稿，维护自己的学术形象。我们都知道杨绛晚年维护钱锺书手稿的坚定立场，很多研究钱学的人不理解，甚至很愤怒，但从法律角度，她是站得住的。”[15]
对于研究者来说，资料公开得越多越好；可未刊手稿之是否参与拍卖或公开出版，作者确实有权掌控。两个合理性相比，除了听从法院判决，还有就是学界的自律。手稿之发表与否，一旦牵涉作者的名誉权（学术的以及政治的），需要认真斟酌。比如，如何处理那些特定年代的检讨书以及不成文的零星文稿，便不无争议。还是在那次北海会议上，我谈及王瑶先生去世后，师母委托众多弟子合编《王瑶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及《王瑶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我负责其中的《中古文学史论》等。当初师母给了我不少王先生关于古代文学方面的手稿，我很高兴，以为可以大展身手。但仔细比勘后，发现都已入集，且没有大的修改。也就是说，对于完成度高的文人学者，相关手稿作者生前已经清理过，保存下来，更多是作为纪念品，而没有很大的学术价值。若前后文字差别不大，或后出转精，你非要加注不可，我觉得是画蛇添足，没有必要。学术著作不同于短篇诗文，无法倚马立就，最初的想法与最后的定稿之间，会有很大差别，除非特殊情况（比如外力干预），否则没必要复原那些已被作者抛弃的最初设想。至于准备阶段的资料卡片，我也不觉得有穿插进现有著作的必要。若此类资料量很大，对学界有参考价值，值得作为专题资料集出版，那是另一回事。
王瑶先生留下来的手稿，真正有价值的是那些检讨书。从上世纪50年代起，王先生就不断地写检讨，而且大都存底，免得下回说的不一样，会被穷追猛打。那一大堆检讨书，毫无疑问是被迫写的，可它记载了时代风云，以及那代学者特殊的心路历程，作为研究者，我们不能不重视。问题在于，这些检讨书要不要进入《王瑶文集》或《王瑶全集》，我和老钱（钱理群）意见不同。争论的结果是老钱获胜，大部分人赞同他。我之所以主张将王先生历年检讨书放在档案馆或图书馆，供专业研究者查阅，而不是收在全集或文集里，是考虑学者有权利维护自己著作的完整性。比如，文人学者的个人隐私，或在某个特殊阶段的违心之论，虽然那也是真的，但不希望进入文集传世，这个要求是否值得尊重。
我当初之所以不主张将检讨书收进文集，是考虑王先生若在世，他肯定不愿意这么做。也就是说，从维护作者尊严及作品完整性的角度，是否可以拒绝“有闻（文）必录”。老钱说我的想法太理想化了，不适合中国国情，检讨书放在档案馆，一入侯门深似海，学者研究很困难。只有公开刊印，才可能传世，后代才能理解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从这个角度看，即使略为违背先生的意愿，也是值得做的。大概十年前，师母告诉我，除了《王瑶文集》和《王瑶全集》所收检讨书，她又找到了写于1967年3月的《我的检查》，以及同年5月的《关于我的“材料”的一些说明》，都是长篇检讨，抄录工整，内容也很丰富。我征求师母意见，问能不能公开发表，师母很犹豫。因此，2014年我们举办王瑶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我手中虽有这两份材料，但写论文时不敢引用。我看到了，但我没有权力披露，家属拥有这些手稿的完整版权。直到2017年我主编的《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师母同意刊发这两篇手稿，同时配发王先生女儿所撰长文《父亲王瑶：文革期间的一个案例》。这么处理，我以为是比较稳妥的[16]。
《王瑶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当然，编纂全集时，若存世手稿较多，家属愿意且能够积极配合，专家确实大有用武之地。我曾对比《金克木集》（北京：三联书店，2011）与《沈从文全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前者八卷400余万字，“收录了迄今能找到的作者的诗文、学术专著、随笔杂文和译著等作品”，换句话说，主要以作者生前刊行的三十余部专著或文集为主体，“未收入专著或自编文集的序言、论文、随笔、古体诗及少量未刊文等，以‘杂著’名义编入第六卷”，没有日记、书札以及未成文的残篇，如此干净的全集，确实有点可惜，因老先生日常聊天中所体现的智慧未能充分展示。后者三十二卷，按小说、散文、传记、杂文、诗歌、文论、书信、集外文存、物质文化史分类分卷编辑，共收入文稿1000多万字，其中作者生前未发表的作品及书信等约440万字[17]。也就是说，全集中将近四成是未刊稿，这就能理解为何《沈从文全集》出版后，出现许多精彩的论述，学界对沈从文的认识也有一个大的提升。
三、手稿的学术价值
当初拍卖《古小说钩沉》手稿时，有极端热爱鲁迅的读者在媒体上鼓吹动用国家优先购买权，我坚决反对。因为，《古小说钩沉》早就整理及影印刊行，那页手稿没有任何学术价值。需要动用国家优先购买权的，必须是具有极为重要的文物价值或学术价值。比如2009年6月国家文物局通知嘉德拍卖公司，优先购买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拍卖价554.4万元）[18]，并指定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收藏（背后当然是人大校友在运作）。这批信很重要，因涉及《新青年》分裂原因，而不仅仅是诸君书法如何漂亮[19]。最近二十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策源地的北京大学争古籍，争竹简，而没有积极争取到这批珍贵资料，殊为可惜。
之所以谈手稿而特别强调学术价值，那是因为我注意到，最近二十年，多种大型鲁迅手稿集刊行，且还有“《鲁迅手稿全集》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立项，可并没有相应分量的学术成果面世。据称经过两年多的研究，发现《藤野先生》的标题是被涂改过的，原稿前面本来有“吾师”二字；另外，全文多处修改，包括“亲看”改为“亲见”。还有，《朝花夕拾》第340页第十二行“我是一天也住不舒服的”，手稿“舒服”原为“下”，后改为“安稳”，再改“舒服”[20]。说实话，这样个别字句的修改，是任何一个写作者都在做的事，不值得兴师动众且作为“重大课题”来经营。想想四十年前，朱正读鲁迅手稿，“觉得其中好些修改都是很精彩的，揣摩作者当时的用意，可以得到很多启发”，于是将这些“修改之处一一摘录出来，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这些修改的理由稍加说明”[21]，就已经做得很不错了。相比之下，这些年关于鲁迅手稿的研究，学术上并没有超过上世纪八十年代王得后的《<两地书>研究》以及朱正的《鲁迅手稿管窥》[22]，可见纪念多而研究少，这其实挺可悲的。
与此类似，翻阅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刊行的《子夜（手迹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推出的《<寒夜>手稿珍藏本》，以及2015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正红旗下>手稿》等，印制都十分精美，但缺少专深研究。相对幸运的是中华书局2017年刊行的《郁达夫手稿：她是一个弱女子》，这部郁达夫唯一存世的完整稿本、1932年撰写的中篇小说，两年后在西泠印社2019年春拍会上拍得897万元（连同佣金），或许正因此，读者才会关注以下介绍：“经与《她是一个弱女子》初版本核对，又可知这部手稿既是初稿，又是在初稿基础上大加修改的改定稿，颇具研究价值。手稿本从头至尾，几乎每一页都有修改，大部分用黑笔偶尔用红笔的修改，或涂改，或删弃，或增补，包括大段的增补。有时一页修改有九、十处之多，还有一些页有不止一次修改的笔迹。郁达夫创作这部中篇小说的认真细致、反复斟酌，由此可见一斑。”[23]所谓通过甄别、对勘与阅读手稿，窥见某某作家是如何写作、怎么修改作品的，其实是需要专家导读的。一般读者很可能只是鉴赏书法，或了解作家八卦，而难得洞察手稿的奥秘。
相对来说，胡江冬秀主编、1970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编辑出版的《胡适手稿》十集三十册，以及2014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影印刊行《胡适手稿》十六函48册（除台版《胡适手稿》外，增加了《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国中古思想小史》、《四十自述》等手稿），对学界来说当然很有用，但更具研究价值的，还属《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合肥：黄山书社，1994）——这批资料内容极为丰富，可与中华书局三卷本《胡适来往书信选》（1979）等对读，故引用率很高。只是这么一来，已经偏向于“史料”而不是“文章”了。
要说介于史料与文章之间的，当属商务印书馆2003至2015年间陆续刊行的《钱锺书手稿集》。这套大书分三部分——《容安馆札记》3册、《中文笔记》20册、《外文笔记》48册。如此海量的手稿，给研究者提供了无限驰骋的空间，吸引了众多钱迷，日后想必会有好作品问世。严格意义上，这些属于读书笔记，不是文章初稿，作者当初并没有计划出版，如今也不是作为个人著作刊行，但读者确实可从中了解钱锺书的视野、趣味及学养。
《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1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樊骏撰于1989年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提及手稿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窥察作者的个性特征及写作习惯：“还应该提到的是，随着文体研究的展开，文本主义、结构主义、阐释学、符号学等的兴起和运用，手稿的价值也许还会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至少客观上如此），从而对于这类史料的收集、研究，提出更多的要求。”[24]可到目前为止，这一期待仍未实现——那是因为，对于手稿研究来说，文章学的视野偏小，史料学的趣味过杂，如何找到恰当的阅读思路与论述框架，目前仍在探索中。
二十年前，时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的舒乙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老馆里，看到了令他震惊的一幕：在一间古色古香的大阅览室里，设置了可供四十多人开展手稿研究的宽大座席，当时有25个研究者同时安静地研究手稿。联想到他所在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了数以万计的手稿，却鲜有利用者——那是因为中国没有手稿学。舒乙于是撰文呼吁：“要建立手稿学，我想首先要由高等学校的中文系做起来。一要有人教这门课，有学生选修它；二要有硕士生、博士生对手稿方面的课题进行专门研究；三要有这方面的专著陆续问世，形成手稿学专著系列。”[25]
五六年前，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王锡荣撰文，介绍“国际上从1960年代开始已经有人开展系统的手稿学研究，包括手稿学理论和手稿内容研究、文本形成过程研究”，其中提及日本学者丸山昇以及中国学者朱正、王得后关于鲁迅手稿的研究，目的也是提倡中国的手稿学[26]。作为呼应，便是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作家手稿研究中心（2014）以及东北师范大学新文化手稿文献研究中心（2019）的建立，以及一系列初步成果的出现[27]。这只是个良好的开端，希望此举能为中国的文史之学走出一条新路来。
四、手稿的鉴定与研究
现代中国文人学者的存世手稿（不管未刊还是已刊）数量惊人，若只是想找几页精美的名人手稿把玩，那并不难；难的是恰好碰上你感兴趣、来源可靠且能马上判定其价值，并展开卓有成效的学术研究。若是大部头的名人日记，大都因写给自己看，字迹潦草，其阅读与整理本身便是一件可深可浅的学术工作。史学家杨天石曾称自己整理《钱玄同日记》是这辈子做的最傻的事，除了钱玄同喜欢引用古代文献，经史子集随手写来，并不严格按学术规范；再加上牵涉日文、英文、世界语等，中文部分又包括甲骨文、篆书、行书、草书，还有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简体字、俗体字，故整理者苦不堪言[28]。此前鲁迅博物馆曾影印刊行16开本精装12册的《钱玄同日记》(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学界都说好，但阅读及使用很不方便；有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推出的整理本，确实如虎添翼。在这个意义上，最近二十年大量出现的近现代名人日记整理本，不少本身便是很好的学术成果。
但不是所有手稿都值得花那么大功夫整理并刊行。收藏圈里，常见人炫耀各式真假宝物，有的确实精彩，有的则形迹可疑。古代书画或青铜器、元青花等价格昂贵，几乎没有捡漏的可能性；最近二十年，最热心学习的，莫过于近现代名家手稿、日记及信札的收藏爱好者。因是非得失之间，价值（价格）相差百倍。我曾应邀帮助鉴定疑似傅斯年早期诗文手稿（若能敲定，确是一大幸事），花了很多时间，请教诸多专家，动用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资料，最终得出的结论让藏家大失所望。这让我深刻体会到，面对无名手稿，鉴定专家的压力其实也很大，既不能看走眼，也不好说假话。
我不是手稿学专家，也不擅长史料学，只是偶尔涉及，略有体会而已。1992年中华书局刊行《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29]，我为其撰写书评，提及最有史料价值的当推小说家李劼人的14封信，因集中围绕《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的创作来展开，是了解其创作构思的第一手资料，研究者不可不读：“当年读这三部曲，对《死水微澜》中的蔡大嫂和《暴风雨前》中的伍大嫂这两个人物形象颇感兴趣，其风骚、世故与泼辣表现得恰到好处，同时代作家中除茅盾外几无此笔墨。沈、李二君都对左拉感兴趣，可在写风骚女性方面似乎还别有师承。茅盾作过《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一文，虽说斥之为只有性交而无文学，可毕竟下过一点研究工夫；李劼人则未见其受传统艳情小说影响的蛛丝马迹，故不敢贸然论述。如今竟在李氏1935年5月12日致舒新城信中发现如下一段文字，足见当年之预感不无道理：‘上海容易物色未经删节之淫小说(无论版本、石印皆好)，如《绿野仙踪》、《金瓶梅》、《品花宝鉴》、《痴婆子》、《拍案惊奇》、《欢喜冤家》及其他新著，能无请兄随时代为留心，购寄费若干定兑上。何以必看此等书，此中有至理，缓当详论。’舒新城是否有负所望不得而知，李劼人的‘此中有至理’也未见详论，但这一阅读思路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却是显而易见的。”[30]
十年后，收藏家程道德教授给我看了装裱好的八页梁启超手稿，后面有文物鉴定专家史树青先生的跋，称“此梁任公先生手书清华学校讲稿也。……任公此文写于民国十四年任教时，谓学生作文不拘文白，亦先生生平为文主张也”。因术业有专攻，史先生跋语中间部分的铺陈多有失误；至于断此乃梁启超手书，我是信服的。除了纸张及书风，我更看重文稿的内容，八纸文稿背后，隐含着一段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引人注目的故事，其所涉及的中学国文教育，时至今日仍是个棘手的难题，于是我展开了深入论述[31]。
我为数不多的手稿研究工作，最得意的还属《鲁迅为胡适删诗信件的发现》以及《经典是怎样形成的：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诗考》[32]。这两篇文章各有侧重，前者是介绍资料，后者乃阐发理论。在我看来，手稿研究必须兼及两者，既能坐实，也可发挥，这才比较完美。至于编印《游侠·私学·人文——陈平原手稿集》（越生文化，2020），还写了篇《自将磨洗认前朝》的自序，那是为了纪念一个消逝了的文化/文学时代，更多的是怀旧，没有多少学术价值。
相对来说，夏晓虹辨认及编排林纾家书[33]，本身是一个学术成果，也给学界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34]。更值得表彰的是她借考辨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梁启超六篇文稿，讨论在清末预备立宪的初始阶段，梁启超如何经由代拟折稿与直接上书的方式，以海外逋臣的身份，反得以强力介入朝廷最核心的体制改革[35]。如何将零碎的资料（手稿）编织进庞大的知识系统，上串下联，给出准确定位与深入阐释，这对学者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
夏晓虹、包立民编注《林纾家书》，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只是提供资料，当然也有贡献；但若能同时展开论辩与阐释，无疑更有意义。关于手稿研究，我只是浅尝辄止，以下两段话，均属于拾遗补缺性质。前者录自十几年前的《“未刊稿”及其他》，后者则是去年在一个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因不是完整论述，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断想”，故分割开来。
名人留下来的文稿，即便只言片语，也都值得珍惜，这我承认。但有些东西是给人阅读、品味的，有些东西则是供查阅、使用的，功能及价值不一样。如果已经公开发表，即使内容重复或目前看来有违碍处，比如像周作人的文章，我主张照单全收；但如果是草稿，则又另当别论。换句话说，处理未刊稿时，应该更多考虑作者的意愿；对待已刊稿，则着重保护读者的知情权。前者，不是为了掩盖某些“历史真相”，而是基于对作者的尊重，以及对文章、学问本身的敬畏[36]。
老朋友告知，若身体实在不行了，第一件事要把硬盘毁了。为什么？今天我们几乎所有人的写作都在电脑里面，其中有完成稿，有未定稿，还有若干片段以及参考资料等。有些篇章虽不完善，但毕竟是你的心血；有些很精彩的文字，但属于别人，你保存下来是作为参考资料。若你有幸或不幸成为专家的考察对象，把这些“文稿”全都混为一谈，那可真是冤枉呀。以前手稿保存困难，见到研究对象的只言片语，我们都很珍惜，会拼命挖掘，唯恐有遗漏。以后的问题则是如何甄别，电脑里保存的文字（手稿），并非都值得关注，如何在海量的数据里沙里淘金，是个难题。若见猎心喜，胡乱发掘新资料，说不定会制造很多冤假错案。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位学者被揭发抄袭，据说是当年在国外读书，做了很多笔记，没有标记清楚，以后写作时直接引入，误以为是自己早年的独立思考。本人尚且有此混淆人我的危险，他人判断起来就更困难了。除了未成型的文章，不成熟的思考，别人的资料，还有个人隐私等，若被错误使用乃至引申发挥，后果不堪设想[37]。
这些都属于说开去了，但也可见此话题复杂，边界不大好勘定。正因深感手稿研究的视野、方法及策略，包括其得失成败，值得深入探究，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我才不揣冒昧，斗胆地抛砖引玉。
2021年5月12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注释：
[1]国际中文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二册73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
[2]西方也一样，“印刷术的发明结束了大规模的由不留姓名的人氏手抄文稿的工作。代表个人的标志开始受到重视”，参见国际中文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二册73页。
[3]参见陈平原《自将磨洗认前朝——<游侠·私学·人文——陈平原手稿集>序 》，《书城》2020年第3期。
[4]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第1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5]参见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第269—273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年。
[6]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指出：王、张、江、姚“他们有计划有预谋地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在9月16日的两报一刊社论中发表，并连篇累牍地加以宣扬”。见张树军、高新民主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档案》（上）第27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
[7]参见齐得平《我管理毛泽东手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
[8]“文艺复兴时期诸如达·芬奇、米开朗基罗、阿里奥斯托、丢勒之类的伟人，大都有手迹保存于国立图书馆。这些手书真迹多为私人或官方函牍，其文学或历史的意义大于手迹本身的价值。18世纪以后，几乎艺术、科学与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皆有手稿留存，数量亦越来越大。名人的私人和半官方文稿皆由档案馆和图书馆大量搜集收藏，也包括几乎所有名人的亲笔签名样本。”见国际中文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二册73页。
[9]此文初刊《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后因2007年5月31日《南方周末》的摘编而广泛传播。
[10]参见陈平原《收藏校友的足迹》，2014年11月12日《南方都市报》。
[11]参见陈平原《“思乡的蛊惑”与“生活之艺术”——周氏兄弟与现代中国散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期。
[12]参见《<胡适留学日记>拍出1.3915亿元，创世界最贵日记纪录》，“中国新闻网”2020年10月17日。
[13]参见《钱锺书书信手稿拍卖案一审审结》， 2014年2月18日《光明日报》。
[14]参见陈平原《为何以及如何编“全集”——从<章太炎全集>说起》，2014年6月25日《中华读书报》；《新华文摘》2014年18期（9月）转载。
[15]参见《文艺史料学的问题与方法研讨会纪要》（王亚惠），《南方文坛》2021年第1期。
[16]参见《文艺史料学的问题与方法研讨会纪要》，《南方文坛》2021年第1期。
[17]“除了已经发表过的一百二十二封信，收入全集的一千四百七十六封信多数是未发表过的。在筹划《沈从文全集》九年时间里，搜集到这样数量的书信确实不容易。”参见刘红庆《沈从文家事》第228页，北京：新星出版社 , 2012年。
[18]参见《文物局优先购买嘉德09春拍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中国新闻网”2009年6月5日。
[19]参见欧阳哲生《新发现的一组关于<新青年>同人来往书信》，《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20]参见《<鲁迅手稿全集>文献整理获新成果》，2014年12月26日《文汇报》。
[21]参见朱正《鲁迅手稿管窥》第216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22]王得后著《<两地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初版，1995年重版；朱正著《鲁迅手稿管窥》（1981）后改题《跟鲁迅学改文章》，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
[23]参见陈子善《郁达夫<她是一个弱女子>手稿本》第154页，《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
[24]参见樊骏《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第25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
[25]参见舒乙《呼唤手稿学》，2002年7月18日《人民日报》。
[26]参见王锡荣《手稿学在中国》，2015年10月26日《文汇报》。
[27]如2016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刊行《上海鲁迅纪念馆藏中国现代作家手稿选》，收集鲁迅周边五十家手稿；2016年上海文化出版社推出王锡荣主编《中国现代作家手稿及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20年12月13—14日，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作家手稿研究中心、东北师大新文学手稿文献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协办的“中国手稿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20”，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行。
[28]参见《杨天石：整理<钱玄同日记>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傻的事》（陈菁霞）, 2015年2月9日《中华读书报》
[29]此书中华书局2012年再版时，缩小开本，且大为删减。
[30]陈平原：《书札中的文人与书局——读<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读书》1992年第6期。
[31]参见陈平原《八十年前的中学国文教育之争》，2002年8月7日《中华读书报》。
[32]陈平原：《鲁迅为胡适删诗信件的发现》，《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0期；《经典是怎样形成的：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诗考》（上、下），《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4、5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1年第7、8期。
[33]夏晓虹、包立民编注：《林纾家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34]陈平原据其中述及大学堂之事的七封信件，考察了林纾被解聘前后的人事纠葛和心境变化，参见陈平原《林纾与北京大学的离合悲欢》，《文艺争鸣》2016年第1期；宋雪则由四封林纾家书，探求民初北京一桩刑事案件，参见宋雪《法制肇建时代的新闻追踪与社会观察——民初北京陈绳被害案背后的文化心态》，《汉语言文学研究》2015年第3期。
[35]参见夏晓虹《梁启超代拟宪政折稿考》，初刊《现代中国》第十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后收入《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及《阅读梁启超·政治与学术》（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
[36]陈平原：《“未刊稿”及其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
[37]见《文艺史料学的问题与方法研讨会纪要》，《南方文坛》2021年第1期。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文章转发自古籍，版权归其所有。文章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和任何投资暗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