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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般著述提到袁世凯最早正式提出清帝退位的时间，皆依据张国淦编著的《辛亥革命史料》所述的1912年1月16日。我亦不例外。近日拜读了桑兵先生的大作《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与清帝退位》，始知《辛亥革命史料》之外，尚有1912年1月24日《大公报》发表的《袁内阁请速定大计折》。桑先生对此极其重视，经其认真分析解读，作出了与旧说完全不同的“重判”或“改判”，并认为，“速定大计折时间的改判，使得既有论著对辛亥之际和战历史进程的通行认识及其相关描述有必要接受通盘的重新检讨，并相应地进行较大幅度的改写，否则原来种种的看似顺理成章，都变得相互矛盾，难以成立”。（第8页）桑先生的“重判”或“改判”确实有助于深入探讨此事。但阅读了《袁内阁请速定大计折》后，感到桑先生的论断并不能完全自圆其说，尚有值得商榷之处，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桑先生说：“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大臣期间，涉及军国大事的重要奏折都是与诸国务大臣联衔会奏，而这份奏折的文本上并没有出现诸国务大臣的名字以及会奏字样，各报刊载时标名也不一致……所谓袁内阁，其实就是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的简称，而不是指袁世凯及其内阁……一般相关著述称袁世凯以内阁总理身份率全体国务大臣联衔上奏，依据是奏折中有如下文字：总理大臣受朝廷之委任，握全国之枢机，治乱所在，去就因之。独至帝位去留，邦家存否，则非总理大臣职任所能擅断。其国务大臣，亦只能负其行政一部之责，存亡大计，何敢思及。然为时局所迫，逼于旦暮，臣会同国务大臣，筹维再四，于国体改革，关系至重，不敢滥逞兵威，贻害生灵，又不敢妄事变更，以伤国体，谨合词具陈，伏愿皇太后、皇上召集皇族，密开果决会议，统筹全局，速定方策，以息兵祸而顺民心……这显示奏折的确是以袁世凯会同全体国务大臣的名义拟定，却不能证明是否联衔会奏，另一种可能性是原来设想以全体国务大臣的名义出奏，实际未能实现。张国淦的《辛亥革命史料》虽然声称‘内阁合词密奏政体共和’，具体叙述却有所保留，写为：‘袁世凯等（全体国务大臣？）奏云’，作者于‘全体国务大臣’之后特意加上问号，表明其亦不能确定是否由袁世凯与全体国务大臣一起会奏。”（第5—6页）
这里提出两个问题：一为奏折不一定是袁世凯与全体国务大臣一起会奏；一为出奏“实际未能实现”，即未出奏。其后又明确说：“《请速定大计折》实际上并未正式出奏。”（第8页）
关于前者，奏折中的“臣会同国务大臣”，“谨合词具陈”，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合词”即“臣会同国务大臣”联衔，“具陈”意为签署或陈述，足以说明为袁世凯与国务大臣联衔会奏了。张国淦为何写为“袁世凯等（全体国务大臣？）奏云”，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袁世凯等（全体国务大臣？）奏云”，所指决非袁世凯一人，而是指袁世凯与全体国务大臣。如《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九日内阁总理袁世凯等奏折》，署名的就是袁世凯与全体国务大臣。而以袁世凯个人名义出奏的，《辛亥革命》的编者所加标题则为“内阁袁世凯”，没有“等”字。
关于后者，《大公报》在《袁内阁请速定大计折》所加按语中的第一句话“此折上后”，即表明已经上奏。桑先生既然完全相信按语，而又断言并未出奏，岂非又否定了按语，自相矛盾？至于按语说“未发表”，那是另一回事，不能因此而否定已经上奏。
该折何时上奏？桑先生认为是“1911年岁末唐绍仪来电表示政体问题取决于国民会议之前”，“12月24日停战期满后刚刚展期7日之际，具体而论，大约在12月25、26日间”。（第6—7页）
桑先生如此“重判”的根据有二。其一为《大公报》特意在折后所加的按语：“此折上后即接到上海议和唐代表来电，政体问题取决国民会议，是以未发表。闻日来皇室会议仍系讨论此折。”同时指出，“此说与《中国革命记》第20册所载《议和记》相吻合”，“明指《请速定大计折》在召集国会公决政体之前”。（第6页）
其二为：“该折如此陈述武昌起事后形势的发展及其所面临的困局：窃自武昌乱起，旬月之间，民军响应，几遍全国，惟直隶、河南，未经离叛，然而人心动摇，异于恒有。臣世凯奉命督师，蒙资政院投票选举，得以多数，依例设立内阁，组织虽未完善，两月以来，将士用命，业已克复汉口、汉阳，收回山东、山西。然而战地范围，过为广阔，几于饷无可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筹款之法，罗掘俱穷，大局岌岌，危逼已极，朝廷念国步之艰虞，慨生民之涂炭，是以停战媾和，特简唐绍仪、杨士琦等前往沪上，为民请命，此万不得已之苦衷，亦从来未有之创举也。屡接该大臣等来电称：‘民军之意，万众一心，坚持共和，别无可议’等语。现期已满，展限七日，能否就范，尚难逆料……查和谈最初协议停战至十一月初五日即1911年12月24日，第二次会议时议定展期7日，至十一月十二日即12月31日……参酌前引《大公报》的按语，可见这份奏折绝不可能写于1912年1月中旬，而是1911年12月下旬。”（第6—7页）
由于《大公报》刊布的奏折没有叙明上奏日期，亦未注明来源出处，无法查找，从奏折中解读上奏时间，无疑是最主要、最正确的方法。因此，首先应当着重讨论一下奏折。桑先生注意到了，可是，只强调上面所引的一段话，却完全忽略了另外两处至为关键的陈述。
奏折第一处至为关键的陈述，即开宗明义所写的：“奏为和议难期，请速定大计，以息兵祸，而顺民情，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此为上奏的主旨，极其重要，搞清其所述的背景，上奏时间就容易确定了。
1911年12月9日，南北双方议定，自9日至24日各战场均停战十五天。18日，唐绍仪在上海与伍廷芳举行议和首次会议，只谈了双方各通知军队停战的问题。20日，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议。伍廷芳提出：今日人心倾向共和立宪，希望唐绍仪赞成，也希望袁世凯赞成。唐绍仪立即表示个人同意，提出以和平办法解决，并告以袁世凯亦“欲和平解决”。但要求给予时间，劝解满族亲贵。他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请国民大会决定君主、民主问题”，说：“国会之后，必为民主，而又和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伍廷芳同意，仅提出要从速解决。会上议定各战场继续停战至12月31日。以后几天，议和会议没有召开。据清内阁奏片称：“本月初六日（12月25日）钦奉传旨，国会选举暨开会地点可酌量变通办理。”27日，唐绍仪电请袁世凯代奏召开国民大会。28日袁世凯与国务大臣代奏，隆裕太后同意，命转告唐绍仪执行。实际情况表明，在12月27日以前，议和刚刚正式开始，双方谈得非常顺利，停战展期，没有战事，袁世凯与清廷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召开国民大会，根本不存在“和议难期”和“兵祸”的问题。由此可见，桑先生前引的一段话，并不符合上奏的主旨，亦非是对12月25、26日间形势的描述，而是对派唐绍仪等南下议和原因的追述。其下紧接着的一个“惟”字，语气转折，所写才是上奏时的情形：“惟论目前情形，北方一隅，虽能少保治安，而海军尽叛，一旦所议不合，舰队进攻，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堵御京津，而弃各战地于不顾。危逼万分……财赋省分，全数沦陷，行政经费，茫如捕风，搜讨军实，饷源何出……人心涣散，如决江河，已莫能御，爵禄不足以怀，刀兵莫知所畏。似此亿万之所趋向，岂一二党人所能煽惑，臣等受命于危急之秋，诚不料大局败坏竟一至于如此也。”
那么，“和议难期”和“兵祸”究竟是何所指呢？12月29日，唐绍仪与伍廷举行第三次会议，达成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等三条协议，袁世凯表示赞成。但30日第四次会议上双方就召集国民会议所达成的四条协议却不为袁世凯所认可，因为按照国民会议代表每省推选三人的规定，除内外蒙古、前后藏由南北双方召集外，袁世凯只能召集北方八省的代表，而南方却能召集十四省的代表，人数上占优势，不利于袁世凯。故他批准唐绍仪辞职，自己与伍廷芳协商，使和谈无法正常进行，濒临破裂。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虽然孙中山在当选总统后，即电告袁世凯：“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孙）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告诉他不要怀疑，总统的位置将来推倒清廷后肯定让给他。但袁世凯并不相信，怀疑孙中山是在引诱自己上钩。他感到自己当总统的希望渺茫了，对和谈与革命党人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1月2日，便唆使部将姜桂题、张勋等十余名北洋将领联名电请内阁代奏：“我北方将士十余万人均主君宪。现奉懿旨，将君主民主付诸公决。然革党强横，断不容有正式选举，则必仍徇少数人私见，偏主共和。我将士往返电征意见，均主死战，并已将利害电知唐（绍仪）、伍（廷芳）两代表。”以将领反对共和向南方施加压力。孙中山知道他心中不踏实，当天再次致电说：“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虽民主、君主不待再计，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谅之。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词具在，区区此心，天日鉴之。若以文为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话说得相当诚恳，可是袁世凯仍不相信。
1月3日，南方代表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通过了各部总长人选，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袁世凯怒不可遏，致电伍廷芳质问，遭到伍廷芳驳斥。4日，袁世凯密令北方各将领和督抚：“闻上海革党有决裂之意，望即严备，如革党前进，即行痛剿。”
其后，双方反复争论的是开会地点、国民会议选举方法和退兵问题。袁世凯又授意段祺瑞等北洋将领，连续发出通电，声称：“吾人则断然主张君主立宪”，“若国民会议竟议决采用共和政体，吾人惟当奋力战斗，至死不承认此政体。”张怀芝等在通电中还叫嚷：要“以铁血解决政体”。在武昌前线的清军，也不再遵照原先与武昌方面议定的成约后退百里，反而开炮轰击武昌。
孙中山看到袁世凯无和谈诚意，北洋军叫嚣不已，乃决定出师北伐，自任总指挥，1月11日制订了六路北伐的计划。以鄂、湘为第一军，由京汉铁路前进。宁、皖为第二军，向河南前进，与第一军会合于开封、郑州之间。淮、扬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前进，会于济南。秦皇岛合关外之军为第五军，山、陕为第六军，向北京前进。一、二、三、四军达到目的后，即与第五、六军会合，共同进攻北京。于是战争再起，宁、皖和淮、扬二路北伐军率先挥师北上，13日，首战告捷，败北洋军于宿州，继之夺取了战略要地徐州。与此同时，蓝天蔚率三艘巡洋舰从上海出发经烟台北伐，在河南、安徽、湖北等地，北伐军也与北洋军展开了战斗。上述情况十分清楚地表明，“和议难期”和“兵祸”系指1912年1月上半月的形势，而非1911年12月25、26日间的形势。由此可证上奏的时间应为1912年1月13日以后。
在各方面的压力和掣肘下，孙中山将北伐终止下来。1月14日，唐绍仪向伍廷芳探询，如清帝退位后，推举袁世凯为总统有多大把握。伍廷芳随即电告孙中山。15日，孙中山复电伍廷芳：“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张謇、汪精卫、杨士琦、唐绍仪等人唯恐袁世凯错过当总统的机会，接二连三地电促其痛下决心，当机立断。
得到了当总统的明确保证，证明了孙中山不会欺骗自己，袁世凯的决心最终确定下来。立即命令袁克定、梁士诒：“为我电致少川（唐绍仪）、杏城（杨士琦）、精卫，并转秩庸（伍廷芳），谓势在必行，义无反顾。唯不能自我一人先发。已将斯旨训示北洋诸镇将及驻外专使、旅沪疆吏，令联衔劝幼帝退位，以国让民，一举而大局可定。另拟优待皇室条件，征南方同意。”继之，他便撕下了假面具，加紧逼宫，16日与内阁大臣联衔，奏请清帝退位。
奏折第二处至为关键的陈述为：“臣世凯奉命督师，蒙资政院投票选举，得以多数，依例设立内阁，组织虽未完善，两月以来，将士用命……”桑先生虽然引用了，但未仔细推敲。事实上此处所云“两月以来”，即袁世凯组阁后的两个月，明白无误地叙明了此折上奏的具体时间。袁世凯组阁在1911年11月16日，“两月以来”恰恰是1912年1月16日，他与国务大臣就是在这一天上奏的。袁世凯与国务大臣都是头脑清醒的人，绝不会将组阁“两月以来”的日期算错。仅此一点，便足以证明《大公报》按语所云并非事实，1911年“12月25、26日间”上奏之说亦难以成立了。
下面再看看《大公报》的按语。按语说，“此折上后”“未发表”，“未发表”就是将奏折留在宫中，不交议、不批答、不明发上谕。如果1911年12月末以前确实上奏而“未发表”，这个深藏在皇宫里的密折，只有袁世凯、国务大臣和隆裕太后知道，《大公报》绝对不可能采访到，更不可能获得文本。桑先生说此折“实际上并未正式出奏”，1912年1月24日《大公报》刊布的又是从何种渠道得来的？其能在此时刊布，恰好说明上奏在1月16日。因为第二天隆裕太后就召集宗室王公开御前会议，讨论是否实行共和问题，将奏折向他们公开了。奕劻和溥伦主张自行退位，颁布共和。溥伟和载泽等人则竭力反对，会议无结果而散。18日，会议仍无结果。良弼、溥伟、铁良等人马上联络几十人齐赴庆王府，围攻奕劻。次日早，他们便发布激烈宣言，成立了以保卫清室、反对议和为宗旨的宗社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公报》方有可能从宗室王公中探听到皇室会议在“讨论此折”。只是按语说“仍系讨论此折”的“仍系”二字，不是误传，即是该报误记。故对按语不可完全相信。
据末代皇帝溥仪回忆：“我胡里胡涂地做了三年皇帝，又胡里胡涂地退了位。在最后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唯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如果别人没有对我说错的话，那么正是在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问题。”又写道，袁世凯“以全体国务员名义密奏太后，说是除了实行共和，别无出路。我查到了这个密奏的日期，正是前面提到的与袁会面的那天，即十一月二十八日（按：1912年1月16日）。由此我明白了太后为什么后来还哭个不停。密奏中让太后最感到恐怖的，莫过于这几句：‘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等久事争持，则难免无不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
从引用奏折后的一段文字看，溥仪大概是从《辛亥革命史料》中查到的密奏日期，不是原折。不过，他还清楚地记得，袁世凯“最后和太后见了那次面，在东华门碰上了一个冒失的革命党人的炸弹……”袁世凯遇炸正是1月16日。由此可知，袁世凯与他见面之日，确是在密奏清帝退位，因为唯有此等大事，才能令隆裕太后悲伤得在当时“用手绢擦眼”，“后来还哭个不停”。这种情形绝不可能在和谈尚在顺利进行而又没有战事的1911年12月25、26日间出现。
桑先生也承认1月16日袁世凯的确曾经入宫，只是根据报纸的报道，认为“目的就是与清太后面议退位事宜，‘闻清廷虽愿退位，然必欲于既退之后，仍驻北京。袁世凯则坚请其退至热河，否则不愿与闻，以辞职相要挟云’”。（第6页）报纸的报道不一定准确。1月17日隆裕太后刚刚开始召集宗室王公开御前会议，讨论是否实行共和的问题，在退位尚未确定之前的16日，哪里会面议退位之后，是仍驻北京还是退至热河？
附带说几句，《辛亥革命史料》中的奏折没有注明来源出处，与《袁内阁请速定大计折》相比对，基本内容一样，但文字有些出入，说明前者不是来自后者，可能另有所本，未被发现。
从其他方面考察，袁世凯同样不可能在1911年12月27日以前奏请清帝退位。众所周知，袁世凯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东山再起，并不是为了革命，也不想为清廷卖命。其唯一的目的就是先把军政大权抓到手，再打着维护清室的旗号打压南方革命力量，然后借革命力量威胁清廷，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以自己为首的中央政府。他出山之后，对革命党人又打又拉。早在11月9日，革命党领导人黄兴曾致函袁世凯，告诉他“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之事功”，推翻清廷，全国人民“无有不拱手听命者”。12月2日，独立各省代表会议作出决议：“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之所以派唐绍仪南下议和，就是要取得革命党人推他当总统的切实保证。但至12月27日以前，国民会议没有召开，革命党人许诺的总统无任何切实保证，他必然担心革命党人食言，不会冒险行事。因此，他不仅不会在此时提出让清帝退位，还要把清帝作为和谈的筹码。
从顾全个人声誉考虑，袁世凯亦不会在此时提出让清帝退位。尽管袁世凯善于玩弄权术，诡谲多端，但他作为清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在言语和行动上均不能不以维护清王朝的面目出现。在初入北京的一个时期里，他经常在人们面前表白：“余深荷国恩，虽时势至此，岂忍负孤儿寡妇乎！”毕恭毕敬地对皇族亲贵讲：“世凯受国厚恩，一定主持君主立宪。”12月8日，袁世凯召集唐绍仪等代表谈话，一本正经地定下了和谈的基调：“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本人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他。”非但如此，他还屡次将此意对外宣言。1911年11月18日，在召见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时他声称：“作为根本解决时局的办法，我个人始终主张非君主立宪政体不可。”同月23日接见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又“力言大清万世一系为宜”。1912年1月初，他仍对外宣言：“始终忠于朝廷，终身不为共和党所用。”同年1月8日，靳云鹏代表段祺瑞统领的第一军进京谒见袁世凯，请其赞成共和。袁世凯还说：“某为大清总理大臣，焉能赞成共和，以负付托？”靳云鹏作了解释，并说第一军全体主张共和，准备推举他为临时大总统。他“惊曰：军心胡一变至此，将置余于何地，若欲使余欺侮孤儿寡妇，为万世所唾骂，余不为也”。其言语和态度，纯然一个大清王朝的坚决维护者。虽然他的表演是做给人看的，特别是给清廷和皇族反对派看的，然而，为了顾全个人声誉，不使人将他看作一个毫无诚信的政治骗子，避免篡夺大清政权、欺侮孤儿寡妇和“活曹操”的恶名，不留下让世人唾骂的把柄，在取得当总统的切实保证之前，他不会过早地逼迫清帝退位，暴露出自己的真实面目，以防止皇室亲贵和一切反对共和势力的激烈反对。就在桑先生所说的袁世凯上奏清帝退位的1911年12月26日，袁内阁上了一个奏片：“查出使俄国大臣陆征祥等电奏，语意趋重共和。以出使大员立论亦复如此，臣窃痛之。拟请留中，毋庸降旨。”陆征祥的电奏是袁世凯让梁士诒授意的，可是，收到“语意趋重共和”的电奏后，他非但没有积极支持，反而说“以出使大员立论亦复如此，臣窃痛之”，奏请留中，不要降旨。对陆征祥等电奏的态度尚且如此，此时他以总理大臣的身份奏请清帝退位更不可能了。仅此亦可证明，在1911年12月25、26日间，袁世凯绝对不会奏请清帝退位。
总之，综合各方面的情况考虑，我仍认为上奏的具体时间是1912年1月16日。这个时间不仅有史实根据，也符合袁世凯思想变化发展的逻辑。关于上奏时间对其后历史进程产生的影响，只有先将上奏时间确定下来，才能进行准确的描述，就不谈了。拙见未必正确，旨在为进一步讨论清楚问题提供桑先生及学界同仁参考，不当之处，敬请赐教。
作者侯宜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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