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民古玩网瓷器、玉器、古币、银元、字画、文玩杂项、博物馆馆藏、古董收藏、古玩收藏
图1 曹之先生2012年6月摄于凤凰古城
今年的秋天似乎来得有点迟。已近十月中旬，校园里的桂花仍迟迟不肯露脸，往年春天才绽放的樱花，倒是不合时宜零星地冒了出来。我不是一个迷信天人感应的人，但自然界的反常总会带给我心底一丝的不安。果然，10月26日，家母在老家的医院体检，查出患有脑动脉瘤，需要来汉做手术。刚联系好医院办理完转院手续，11月1号晚7时许，电话铃声骤然响起，一看是新哲（曹之先生哲嗣）的来电，我心里就咯噔一下。电话那头，未曾开言，已泣不成声；电话这头，潸然泪下，黯然无语。敬爱的曹之老师已于当天下午15：30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为了不惊扰大家，师母当晚只通知了在汉的两位博士生章池兄和我前去见先生最后一面，并决定次日将遗体火化，不举行告别仪式和追悼活动。等到后事办得差不多了，才通知武大图书馆学系的同事们和信息管理学院的领导。尽量不给他人和组织添麻烦，这也是曹师生前一贯的风格。我自诩是一个早已看淡生死的人，而且曹师自退休后患阿尔茨海默病已十年，早有心理准备，但当我谨遵师母之命，亲手为先生的遗体系上领带的那一刻，压抑在胸口的悲痛还是如决堤的洪水一般。送别先生归来，夜不能寐，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追记成文，以悼恩师。
我是1997年研究生入学后，经田方斌师兄引见拜在曹之先生门下的，与我同入师门的还有宋登汉和谌三元。初闻先生的大名是我在江西大学（后与江西工业大学合并为南昌大学）上学的时候，那时图书情报系的方立木老师为我们上《目录学》课程，引起我对古代藏书和版本的极大兴趣。当时所用的专业教材全部是武汉大学的老师编写的，因此对武大充满了向往。有一次逛南昌八一广场新华书店，购得一册黄色封皮的《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图2），里面的内容丰富有趣，作者“曹之”的姓名也近韶雅，所以印象特别深刻。1994年夏，我大学毕业后被阴差阳错地分配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遂立即按计划备考研究生。但临到报名时单位领导不同意，拖了两年未果，最后只好辞职将人事档案挂靠在人才交流中心。那段日子对我来说至为艰难，但我克服了种种困难，最终以总分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心仪已久的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至今感恩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和曹之先生，在我还想读点书的时候以其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我！
图2 《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995年获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初入曹门，先生给我们上的第一课不是传授专业知识，而是熏陶学术精神。清楚地记得1997年教师节的夜晚，我们师兄弟三人第一次结伴去曹师家中看望先生，还凑份子在校门口的水果摊前买了点水果，结果一进门就受到了先生委婉的批评，先生还给我们订了一条以后进家门不许带礼物的规矩，否则不让进门。那时曹师住在武大老干部活动中心下坡处南三区一所三居室公寓里，记得好像是五楼，房间狭小，灯光昏暗，到处堆满了书。曹师和蔼地让座，挨个让我们作自我介绍。当我说到我来自江西丰城时，先生饶有兴致地询问我知不知道南朝刘裕夸赞其侄子——《世说新语》的作者刘义庆——“此我家之丰城也”是什么意思？虽然我知道丰城是传说中干将、莫邪的发掘地，但还是没反应过来，一时语塞。
曹师一笑，不以为意，紧接着跟我们聊起了他自己读书求学的经历。曹师1964年初上珞珈，未经两年就遭逢“史无前例”，从此再无片刻宁日。大学仓皇毕业后，颠沛流离于湖北随县、孝感、宜城等地，为避文字狱，将仅有的一箱书籍也烧了。特别是在宜城的十年，遭人构诬，几陷死地。直到文革结束后，1979年考上武大研究生（图3），35岁的曹师才重上珞珈，师从廖延唐先生，这才获得新生，遂将原名“曹直”改为“曹之”，寓意人生道路之曲折。这段经历先生在后来的《〈泊如斋藏书目录〉自序》（《图书馆论坛》2005年第6期）里有详细记载。
图3 曹之先生当年的研究生准考证（1979年）
曹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我们几个年轻人一定要珍惜光阴，希望我们制订自己的读书计划，尽可能多读书，勤做笔记，说完就从床底下拖出一个大书箱，里面装满了先生的读书笔记和卡片。这在当时真的震惊到了我们！曹师的读书笔记分为两类，一曰《目耕录》，积三十年读书所得，约60余册500余万字；二曰《刀耕录》（图4），为各类剪报资料，计160余册，均编有主题索引。先生治学，一贯倡导“涸泽而渔”和“各个击破”的研究方法，这些专题笔记资料为其著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的另一篇短文对此有过记述（《图书情报知识》2008年第3期卷首语）。”
图4 先生亲手编定的《目耕录总目》和《刀耕录总目》
先生一生爱书，唯读书、写书、教书而已，别无他求。他总结自己有几大特点：一不做官，二不喜开会，三不申请项目，四不用手机（退休后去广州才用上小灵通），用他的原话说，就是“无铃声之乱耳，无会议之劳形”，为的是能全身心读书治学。这在今天的学者看来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也是为今天的学术大环境所不容的。先生常说，读书犹农夫耕田，不可一日或间。为此，他在书桌前贴上“座无虚日”的字条，时刻提醒自己。先生还说，做学问贵在坚持，滴水的力量有限，但持之以恒地朝着一个方向努力，终能将顽石击穿，这就是节奏的力量！因此，曹师从不熬夜，每晚10点半必上床休息。他还鼓励我们要多锻炼身体，自己则每天下午4点练习书法半小时，然后爬珞珈山，至“好汉坡”（先生自己取的名字）而返，晚饭后再散步1小时，常年坚持冷水浴，每年的除夕日还要绕东湖步行一周。
最后，先生指着书架上已经毕业的师兄出版的专著对我们说，希望你们将来也能有自己的名山事业！那天从曹师家里出来，夜已深了。仰望星空，身心俱感受到一阵久违的充实和愉悦，就像穆斯林在麦加朝圣一样，接受了一次精神洗礼。这种感觉后来多次在曹师家中与先生面晤时，都有体验，而且历久弥新。不久后，我就买了4个崭新的笔记本（图5），开始仿效曹师的读书方法，做起了读书笔记。到我博士毕业的时候，差不多也记满了十多个本子。倒是工作以后，记得越来越少，到后来因为太忙，甚至干脆不记了。
图5 1997年我买的4个笔记本，当时还给曹师看过，先生说这种封壳太硬，不好翻展，以软皮为好。后来就改买软皮的了。
硕士阶段的第二个学期，曹师给我们上《中国古籍编撰史》，学生只有宋登汉、谌三元和我三人，后面一块小黑板，偶尔板书，大多数时间是口授。先生讲这门课的最大特点是知人论世，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讲司马迁著《史记》和顾炎武“采铜”著书。为了阐明司马氏编撰《史记》的心志，先生现场为我们背诵了《报任安书》，慷慨激昂处，催人泪下。先生还给我们布置了一项课外作业，就是编制《古籍版本学资料索引》。那个学期，我的业余时间大部分花在图书馆查资料上，当时还没有数据库，主要是利用《全国报刊索引》和一些过刊，先用活页抄下来，晚上回到寝室再归类、排序、编号，最后抄满了一个软皮笔记本（图6）。先生看了之后，给予充分肯定，并在课堂上当众展示。这本资料索引为我日后撰写《20世纪中国古籍版本学史研究综述》打下了基础，并成为我博士学位论文的附录。这篇综述也成为我博士论文绪论的主体部分。最后幸运的是，我这门课的课程论文《随园新话：袁枚与图书编撰》与先生的《胡应麟与图书编撰学》同期发表在《编辑学刊》上（2000年第3期）。事先我们并未互通声气，这或许就是冥冥中的师生缘分吧。
图6 我在曹师指导下编制的《古籍版本学资料索引》
那年曹师还在给图专的本科生上《古代汉语》，我也去旁听，用的是王力先生主编的那套中华书局版的教材，记得还是三元兄送给我的，扉页上写有他女朋友的名字。曹师讲授《古代汉语》有两大特点：一是能根据课文内容随时在黑板上画出当时的历史地图，以便于分析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地理形势；二是能从甲骨文、金文入手，解释汉字的本义和引申义。至今让我叹服不已！深感自己在这些方面存在严重的知识短板，至今未能补齐。1994年，曹师的《中国印刷术的起源》被列入《武汉大学学术丛书》出版，在海外引起很大反响，先生经常收到日、韩等国学者的来信，就委托我找外语学院的研究生翻译，由此也知道了先生在海外的学术影响力。
我读硕士的三年，虽说是循规蹈矩，但也没有格外的用功，倒是在足球场上下足了功夫，球技见涨。当时谌三元、我，还有同寝室的刘洪权，结成了兄弟铁三角，加上文学院、历史学院、计算机学院、商学院的几位球友，组成了一支枫园研究生联队，经常跟外面的球队踢比赛，胜多负少，远比现在的国足战绩好。起初我并没有下定决心读博，因为博导每年只有一个招生名额，僧多粥少，我不确定自己有机会，也始终没有当面询问过先生愿不愿意接受我读博，怕先生为难，只是默默做准备。但到后来也没有人与我竞争，也就顺其自然地读了下来。
图7 曹师给本科生上《中国古籍版本学》时注重实践，这是先生手写的古籍编目“作业格式”。
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做的是《国子监刻书考略》，是先生定的题。因为前有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赵万里《两宋诸史监本存佚考》、柳诒徵《南监史谈》、张秀民《金源监本考》等先贤遗著为基础，我主要是做了一些查缺补漏的工作，重点对历代正史、政书以及黄佐《南雍志》、黄儒炳《续南雍志》、刘若愚《酌中志》、《钦定国子监志》、《钦定国子监则例》等专志中关于国子监的历史沿革及刻书情况作了梳理，并将周弘祖《古今书刻》、《黄丕烈书目题跋》、莫友芝《郘亭传本知见书目》、叶德辉《书林清话》、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杜信《明代版刻综录》、顾廷龙《明代版本图录初编》等书目搜检了一遍，列出了历代国子监刻书知见目录，对历代国子监刻书的底本来源、校勘官及校勘程序、刻工、版式和行款、刻书经费、监本流传及社会影响等作了一番考察，基本上就是史料的整理，谈不上深入的研究。毕业前一年的11月中旬，我就完成了论文初稿。
大概是在正式答辩前的一个月，我已将毕业论文反复修改多次，自认为很满意了，于是就把打印好的论文放到曹师的信箱里，然后又像往常一样去绿茵场上放飞自我了。等到傍晚时分我大汗淋漓地回到宿舍时，室友告诉我曹师来过了，在寝室等了我好一会，见我没回就走了，临走时把论文放在桌上，并托室友带话，文后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不合规范，重做！因为我的疏忽和不严谨，害得先生从南三区的家中步行到枫园，来回差不多花了他近一个小时。这让我羞愧万分，心底发誓以后再不犯此类低级错误。后来我自己也带研究生了，对他们也是一样的严格要求。
读博的第一天，曹师就给我明确了古籍版本学史的研究方向，至此我才心无旁骛地跟曹师做起了学问。曹师带我的方式很特别，他并不在课堂上给我授课，而是直接带我去武大图书馆古籍部地下室的书库内学习鉴定版本，给古籍编目，每周一次，坚持了一个学期。那时古籍部还在樱顶（今武大校史馆），需要爬上狮子山，但先生每次都比我早到，风雨无阻。其他时间就是去文理学部综合馆的样本阅览室读书，因为那里的书最全。三年博士读下来，我差不多有一大半的时间是在那里度过的（经常碰面的还有同届的严若森，现为武大经管院教授），渐渐也有了自己相对固定的座位。因为跟阅览室的老师混熟了，也可径自去样本书库内自由取书，享受了当时一般研究生享受不到的特权。在那里，我把影印版《文渊阁四库全书》的集部和历代野史、笔记小说全部翻检了一遍，为我的博士论文积攒了丰富的版本学史资料。曹师也经常来，有时我俩就在阅览室面对面坐着，大半天不发一言，一起读书做笔记。现在想来，先生对我的教育，更多的是身范，行的是“不言之教”。
图8 曹师与笔者合影（2007年于武大文理学部图书馆前）
博二暑假的一个炎炎烈日的中午，曹师打电话约我去他家商谈毕业论文的大纲。当我拿出《中国古籍版本史发微》的“宏伟蓝图”时，先生看后笑了，说你这是想学余嘉锡写《目录学发微》啊。记得那个大纲是按照历代王朝的更替顺序列下来的，政治史的叙述模式，先生看后不满意，说学位论文不是专著的写法，让我回去再好好考虑考虑。这样就迫使我又回到了之前编的那本资料索引。我在对20世纪中国古籍版本学史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古籍版本学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古籍版本学的起源、古籍版本学的历史分期、断代古籍版本学史研究、古籍版本学家及其流派四个方面，其中学界对古籍版本学形成时期的判断尤为混乱，而它又是关乎后面几个问题的研究基础。进一步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学界对什么是古籍版本学、古籍版本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界定，以及判断古籍版本学形成的标准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尚没有达成共识。就这样剥茧抽丝、条分缕析，最后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到中国古籍版本学的形成时期上来，这样就把学术史问题，同时变成了基础理论问题。看似把题目缩小了，但以点带面，研究的理论深度和学术视角反而扩大了。最后，我把新的研究思路向先生汇报，得到了先生的赞许。2003年夏，我的博士论文《中国古籍版本学的发源及形成时期考辨》顺利通过答辩，三位外审专家和五位答辩委员给了全优的成绩；2006年略加修订后，易名《宋代版本学研究》，在齐鲁书社出版，并于次年荣获第十届“华东地区优秀古籍图书”二等奖（记得书前的书影还是陈修亮编辑在山东大学杜泽逊先生家中翻拍的，杜师是王绍曾先生的高足，与曹师也相熟）。现在回想起来，是曹师及时的点拨，让我迷途知返。
图9 2007年杜泽逊先生在给笔者的信中问候曹之老师
2003年我毕业留校后，以教师编制在《图书情报知识》做编辑工作，同时承担了历史文献学的教学任务。2004年犬子出生，取名“沐之”，以感铭师恩。大约在2006年底，先生约我参与第二版《中国古籍版本学》“古籍版本学史”部分的修订工作。我当然知道这是先生在有意提携我，但以学生之浅陋，有什么能力和资格修订先生的名山之作，哪怕只是参与。终究是拂了先生的美意！2007年《中国古籍版本学》修订出版，先生还在扉页上题签，赠书于我。
2007年底开始，曹师拟对自己毕生的学术进行总结，着手主编《中国图书文化史丛书》（下简称《丛书》）。先生将古代图书的发展视为一个从图书编撰出发，经由出版、传播、收藏、阅读、变异、整理，再进入下一轮图书编撰的循环往复的过程。按照先生的设想，这套丛书应包括编撰史、编例史、官修史、序跋史、著作权史、抄写史、印刷术起源、刻印史、版本学、装帧史、插图史、发行史、书业广告史、禁书史、书籍交流史、聚书史、秘书省藏书史、散佚史、目录史、分类史、书籍保护史、阅读史、训诂史、翻译史、校勘史、辨伪史、图书与生态文化史等大大小小数十个专题，这才是真正的“宏伟蓝图”！但这只是一个远景规划，需要通过几代学人的努力来一步步实现。《丛书》初版时只收录了先生的《中国古代图书史》《中国古籍编撰史》（第二版）、《中国印刷术的起源》（第二版）、《中国古籍版本学》（第三版）、马刘凤与先生合著的《中国古书编例史》，以及王国强的《中国古籍序跋史》、王国强等人的《中国古代文献的保护》、李玉安的《中国图书散佚史》、罗积勇等人的《中国古籍校勘史》、吴芹芳等人的《中国古代的藏书印》、孙文杰的《中国图书发行史》、霍艳芳的《中国图书官修史》、郭伟玲的《中国秘书省藏书史》十三种。
曹师著书，有强烈的精品意识和传世意识。他常引《兰亭集序》中“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的话，告诫《丛书》的作者们，要有自己的名山事业。《丛书》编撰期间，先生定期召集作者举行座谈，通报各自的写作进展，交流资料和信息。2008年3月12日，曹师给我打电话，让我开车到他家，与几个师兄弟一起，将他珍藏多年的《目耕录》《刀耕录》学术笔记搬运到樱顶，摆放在古籍部的橱柜里，供《丛书》作者借阅传抄，直至4月30日结束。曹师让我撰写的《中国古代图书著作权研究》，原也是《丛书》的一种，但因为我2011年底就完成了书稿，其他作者的书稿迟迟未交，而出版社希望一次性出齐，所以在当时职称评定的压力下，我不能遥遥无期地等下去，最后与先生面商后决定将书稿交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并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项目的资助。是先生的宽容、体谅与支持，玉成了此书的提前出版。2011年我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访学期间，先生多次与我通信，通报《丛书》进展及写作要求，并就《中国古代图书著作权研究》一书给予我具体的指导。原本不用电脑的他，已开始学习打字，学会了发电子邮件。
曹师为学，从不人云亦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湖北英山县在一次文物普查中，在草盘地镇五桂墩村发现一方刻有“故先考毕昇神主 故先妣李氏妙音墓”的古墓碑（图10）。1995年12月，当地政府邀请了一批全国知名的专家在英山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初步认定墓主人为北宋庆历年间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毕昇。然而，先生在会上全然不顾当地县政府对历史文化名人的渴望心情，提出了不同意见。而且，曹师后来在《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上发表《英山毕昇考》，从《梦溪笔谈》的版本研究入手，判定“其印为（予）群从所得”句有“予”字者为可靠版本，进而考察沈括的“群从”凡七人，与沈括撰《梦溪笔谈》时间相吻者居钱塘，最终推断毕昇为钱塘（今杭州）人，而非英山人；又通过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沈括《补笔谈·器用》等文献记载，考察沈括的履历行踪，知沈氏从未去过蕲州，更不可能见过毕昇的“群从”。1998年，先生又在《出土文物研究》发表《毕昇考证——兼谈湖北英山出土的毕昇碑》，进一步论证沈括关于毕昇发明泥活字的记载是可信的，明确《梦溪笔谈》中“毕昇”与“毕升”根本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人，而不是同人异称，并从文化氛围、雕版印刷的技术基础、英山与沈括的关系等多个方面，全面论证了英山毕昇当非泥活字发明者，而是泥活字发明家毕昇的同名人。
图10 湖北英山毕昇墓
曹师身在湖北却不替当地说话，这在旁人看来，完全是一个不通人情世故，不懂得迎合和顺从的人，但这正是先生严谨治学、实事求是、言不阿世、行不从俗的士人风骨。日常生活中的曹师虽言语不多，看似刻板，事实上却是一个内心世界感情丰富、有真性情的人。先生曾亲口告诉我，他作《毛晋身世考略》，写到毛晋晚年的悲惨境遇时，禁不住放声大哭；背诵《报任安书》，也为司马迁流眼泪。太史公的名篇，是先生一生的挚爱，曾手书其文，张贴于书房（图11）。先生爱兰的清幽、高洁、淡雅，以“泊如”名斋。“兰之猗猗，扬扬其香”，正是先生精神品格的写照（图12）。
图11 曹师手书《报任安书》片段
图12 曹师绘兰，题“兰为香王”
曹师不仅古文功底深厚，新诗也写得很好。据同系的肖希明教授讲，1983年曹师带他们在国防科大图书馆实习，结束那天馆里开欢送会，先生在会上朗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歌颂图书馆和图书馆员的新诗。肖师回忆说：“诗很长，也很有激情。有意境，韵也很美。当时真让我们大吃一惊，完全颠覆了曹老师在我们心中‘夫子’的形象。”有一年春节期间，先生携夫人同登黄山，突遇大雪封山。两位老人摸着台阶旁的栏杆顶风冒雪一步一步地往下挪，捱到山脚下时已是子夜时分。回到武汉，众弟子听说后都替老师后怕，先生却赋《登黄山诗》一首，在家里的客厅当众激情朗诵，让我们感佩不已。曹师也曾有退休后创作一部关于文革的小说的想法，并着手收集了大量文革题材的书籍。有年暑假先生一家出远门，请我看家。我住在先生家里，读了差不多十来天的文革题材的纪实文学，可见那段历史带给先生刻骨铭心的记忆。如今先生这个愿望再也无法实现了！
暑往寒来，珞珈山上已是层林尽染，枯黄的树叶落了一地。但放眼望去，在一片褐红和金黄的斑斓色彩中已泛出点点嫩绿，那是有的枝头发出的新芽，在寒风中翘首期盼早春的讯息。曹师虽已远行，但先生的精神将不朽于他的名山伟业，先生的学术将代有人继，先生的流风余韵将泽被后世，如缕不绝。
愿先生在天堂有书香为伴，先生安息！
明杰 谨记
2021年11月15日
附：曹之先生著作版本目录
廖延唐，曹之. 图书馆古籍整理. 武汉：《湖北高校图书馆》杂志社，湖北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秘书处，1986.
曹之. 中国古籍版本学.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曹之. 中国古籍版本学. 台北：洪叶文化，1994.
曹之. 中国古籍版本学（修订版）.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曹之. 中国古籍版本学（第3版）.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
曹之. 中国印刷术的起源.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曹之. 中国印刷术的起源（第2版）.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
曹之. 中国古籍编撰史.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曹之. 中国古籍编撰史（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研究生教学用书）.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曹之. 中国古籍编撰史（第2版）.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
曹之. 中国出版通史（隋唐卷）.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
曹之. 中国古代图书史.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
马刘凤，曹之. 中国古书编例史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
曹之主编. 中国图书文化史丛书.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2015.
作者简介：李明杰，男，江西丰城人，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1997级硕士、2000级博士，师从曹之先生。现为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三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九届编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古籍智能开发与利用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第3版图书馆学卷“文献学与文献保护”分支副主编；出版《宋代版本学研究》《中国古代图书著作权研究》《中国出版史（古代卷）》等著作6部，发表论文80余篇；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项。
文章转发自古籍，版权归其所有。文章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和任何投资暗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