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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台湾府发生了以彰化天地会首领林爽文为首的大规模叛乱。由于该府人口以泉、漳二府及粤东移民为主，两岸政治一体，经济往来密切，而秘密社会组织——天地会，在两岸民众之中又极为活跃，故至乾隆朝晚期，两岸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一体化局面已经形成，可谓声息相通。因此，清政府在平台战争的兵力投送和补给方面，既要考虑战争前线的台湾府，也要兼顾林爽文的故乡——漳州府。于是，清政府的兵力投送补给区，就涵盖了大半个中国，包括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其中，兵丁主要从福建、广东、浙江、四川、贵州、湖南、湖北、广西等省征调；饷银主要从福建、广东、浙江、江西支取；而军粮主要采买自长江流域的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江苏以及浙江的杭嘉湖平原。鉴于兵丁与粮食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不同，清政府对兵丁尤其是川兵、黔兵、巴图鲁、侍卫章京等，都给予“特种兵”待遇，不计成本进行投送，这成为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而粮食的补给和投送，尤其是周边区域补给，则是乾隆的一种战略威慑手段，大部分并未运过台湾海峡。水运的“瓶颈”地带有两个：一是河流的上游地带和分水岭。在上游地带，水浅滩多，如遇枯水期，通航里程更是大幅缩减；而河流的分水岭，客货都需上岸转运，因山路崎岖，需人力搬运，严重影响运输的效率。二是台湾海峡的风浪。由于对台湾海峡风浪影响的认识不足，严重影响了兵力投送的效率。一些研究此次战争的著述，均喜欢用调拨钱粮总数来衡量战争规模，其实，真正运过台湾海峡的粮食只有四十余万石，银四百四十万两，不及常见统计资料“一千万”钱粮的一半。除一些钱粮直至战争结束还在路上外，大部分都囤积在海峡西岸的福建。因此，此次战争之所以持续时间长，主要是海岛孤立无援与海峡风浪阻隔造成的。再者，闽浙总督的奏折从台湾投出，到乾隆的朱批或谕旨返回，需费时一两个月，因此，这十五个月的战争，实在算不上耗时太长的战争。
在清代，政府经略外洋岛屿的难度与成本，远高于久经“教化”的内陆国土。每当遇到突发事件，险恶的海峡海况，不仅是兵力投送与补给的“距离杀手”，同时也是“时间杀手”。乾隆五十一年（1786），台湾府彰化县发生了以天地会首领林爽文为首的叛乱，并迅速向其他县蔓延，清政府为此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费时十五个月将事件平息。深入考察清政府如何突破“距离杀手”“时间杀手”来完成兵力的跨海投送与补给，如何选择兵丁、粮饷的补给区，如何选择长距离投送兵力的路线，不仅可以从细微处观察影响战争进程的诸因素，也能对现代军事条件下的兵力投送与补给提供启示。
一 前沿补给区：从福建省投送兵力
乾隆五十一年八九月间，闽浙总督常青坐镇泉州府蚶江港，指挥平定了台湾府诸罗县(今台南市佳里区)杨光勋、杨妈世兄弟争财引起的械斗回到省城不久，十一月二十七至二十九日，彰化县天地会首领林爽文便因台湾府知府孙景燧取缔天地会、逮捕林爽文之叔伯而率众劫狱，并且“聚众攻陷城池，杀害官长，阻截文报”。常青一方面于十二月十二日“飞咨水师提臣黄仕简，率领本标兵一千名，金门镇兵五百名，南澳镇铜山营兵五百名，由鹿耳门飞渡前进。派令副将丁朝雄、参将穆素里带领臣标兵八百名、海坛镇兵四百名、闽安烽火营兵三百名，听海坛镇总兵郝壮猷调遣，由闽安出口，至淡水前进，两路围攻。又参将潘韬、都司马元勋，带领陆路提标兵一千名，前赴鹿仔港堵御”，一方面又驻扎泉州，会同陆路提督任承恩居中调度。其实，任承恩本想在第一时间前往台湾，但因“漳、泉地方，不可一日无大员镇压，未敢轻动”，直至常青调金门镇总兵罗英笈赴厦门弹压，任承恩才于十四日登舟，十七日开驾，率一千二百名提标精兵赴台，由鹿耳门(今台南市安平港)上岸进剿。
考虑到此次事件非同寻常，仅凭借福建一省调去的六千兵丁难以胜任，故常青同时咨会两广总督孙士毅、浙江巡抚觉罗琅玕，“饬沿海各营及地方官，严密防范，毋致匪徒潜窜内地”，并“于附近水师营内酌拨备战兵二三千名，配齐器械，在交界本境驻扎，以便征发，亦可借为声援”。但是，这一“预设机宜，一体防范”的明智之举，却因乾隆帝错判战势而搁浅：“看来伊等办理此事，俱不免张惶失措。此等奸民纠众滋事，不过么乌合……而漳泉为沿海要地，其镇将尚不可轻易调遣，乃任承恩竟欲亲往，岂有水陆两提督俱远渡重洋，置内地于不顾、办一匪类之理？”显然，乾隆将林爽文视为台湾府寻常械斗之匪首，因此对福建水、陆提督置沿海要地于不顾，皆带兵赴台，极为不满。常青因此被乾隆易职，改任湖广总督，旋即又命其渡台视师。
与“军旅非所素习”的常青相比，新任闽浙总督李侍尧可谓素习军旅，参加过平定苏四十三、田五等战争；但其“屡以贪黩坐法，上终怜其才，为之曲赦”，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过硬的军事素质，使得作为前线总指挥的李侍尧敢于直面问题，而不是对乾隆帝唯命是从。由于乾隆拒绝从福建省外调兵，而闽省兵力毕竟有限，至五十二年（1787）三月初，当福建省内调兵人数达到一万一千多名时，问题就出现了。对此，李侍尧直陈：“闽兵除先后派调外，内地各营存留较少，且兵律久弛，增调亦不得用，即如台湾额设戍兵本有一万余名，已不为不多，当林爽文猝起时，竟毫无抵御，仅柴大纪带兵千数百名在盐埕桥堵守，而保护府城，尚系兵民兼用，其余或系伤亡，或系冲散……是旧有之戍兵已属有名无实，现在所用只内地调往之一万一千余名。而两月以来情形又如此将怯卒惰，已可概见，是闽兵竟不必更调。”
福建所调动的驻防满兵、绿营兵，主要来自福州、金门、南澳、海坛、闽安、延平、建宁、汀州、兴化、福宁、桐山、罗源等地，但因漳州“滨临大海，而台湾逆匪祖籍多系漳人”，所以，对驻守漳州的兵丁调与不调、调多调少，内中颇多讲究。
在常青看来，“漳泉一带，民俗刁悍，且台湾逆匪林爽文又系漳人，尤不可不严加防范”，因此，常青对漳州之兵“并未调派，示其不动声色”。尽管如此谨慎，乾隆还是要求常青对漳州人，“惟有视其顺逆，分别诛赏。断不存歧视之见，少露形迹，以致漳民疑惧”。当台湾府城、诸罗被林爽文部下包围，四面楚歌之时，李侍尧一面“仰皇上添派大兵，用全力痛加歼除”，一面考虑调用漳州兵力：“查闽兵存营无几，未便再调。惟漳州镇有兵四千，上年因林爽文贼伙多系漳人，是以独未调用。虽漳州兵素称强劲，然以派往蓝元枚处，俾漳人统漳兵，或未必不得力。而以之派往常青处，臣亦不敢放心。况贼既鸱张，漳州声息相通。臣现在风闻，有逆首林爽文密遣人来内地勾结会匪之说……是漳属一带亦不可不预为防范。”与常青相比，李侍尧的策略是，对漳州兵既用又防。漳州府漳浦人蓝元枚，则对漳州不同营的军人区别对待：“漳镇兵内平和、漳浦二营，难保无会匪在内。其诏安、云霄二营兵，最为勇健得用。镇标中右二营及城守同安二营，亦俱可得力，保无他虞。倘得此等兵五千，不独可以御贼，即相机进剿似亦不难。”久经戎行的福康安，比前三位的方法更为实用：“再查泉州民人素与漳人有隙。凡系居住台湾之泉人，多有充当义民者，杀贼保庄，倍加勇往，贼匪不敢轻犯。因思泉州地方风俗剽悍，向有械斗滋事之案。若此时召集泉州乡勇，既可随同剿贼，又可安戢地方。臣于到闽时，先遣妥人密办，及行过泉州，即有乡勇多人恳请随征进剿。观其情辞恳切，当经面加抚谕，饬委同安县知县单瑞龙、教谕郭廷筠拣选身家殷实之人，互相保结，准其前往。一时报名投效者络绎不绝，臣于此内择其精壮者二千四百余名，商同李侍尧酌赏安家口食银两，令其随往。又恐内地漳人闻知疑虑，复遣妥员召集漳州乡勇百余名，以泯形迹。”可见，随着台湾战争形势逐渐吃紧和兵力需求的增加，漳州兵丁经历了被整体排除到分类选用的过程。
战争初期，军队粮饷也是从福建省内调拨。但福建的粮食供应状况并不乐观，“第上游延、建、汀、邵等六府州，俱系崇山迭巘，挽运维难，多费脚价。下游漳、泉等府，虽有存谷，亦须酌留地方，以备缓急，未便尽数用完。兼以各营兵粮，向系台湾各县解运谷石供支，今台地无谷可解，并应解上年之谷亦尚未结清，又须内地仓谷动支。且漳泉民食，向恃台米贩来接济，今台米稀少，内地粮价渐增，将来恐不免平粜，则仓储不敷应用”。乾隆五十一年，福建存粮严重不足，通省缺谷五十四万余石。在粮饷的供应方面，乾隆与李侍尧的看法相同，即宽为预备。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十九日，福建省内的粮饷调拨已经出现问题，李侍尧奏报：“今内地所宜接应者，口粮最为紧要，臣询常青、徐嗣曾已饬各州县碾米四万五千石，分贮厦门、泉州等处，现在尚未解到，臣一面严催，以备陆续应用，不致有误。”随着战争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福建省内的粮饷消耗与日俱增，至四月初八日，总计消耗的粮饷是：“自上年十二月起，陆续解往银已二十万余两，米一万九千余石，又委员赍银三万两前往买米，计可得一万数千石，近又准常青咨取银十万两，并淡水同知徐梦麟带往银一万两。”这只是台湾前线的粮饷消耗。加上运脚及置办装备的费用，战争消耗会更多。因此，仅从福建来补给粮饷，已无法维持台湾战争所需，“所有粮饷等项……台湾道府，纷纷请拨前来”。事实上，战争爆发后，不仅一万多官兵需要吃饭，大量的难民也需要政府救济，粮食缺口很大。“又禀称彰化县属，仅存鹿仔港一处尚在固守，各村庄男女老幼，咸来避匿，不下十万余人，无处得食，似应仿照灾赈之例，量为赈恤。”在这样的背景下，从福建省外补给兵力已是大势所趋。
在论及闽兵的战力时，尽管李侍尧有“潮州、碣石二镇既兵较闽兵精锐”、闽兵“将怯而卒惰”等评价，甚至阿桂还有如下推测之辞：“前后调往官兵虽已不少，然其中如福建本省兵丁竟难深信。即如该提镇等遇贼打仗，屡报多兵不知下落，此项兵丁岂尽死伤逃亡，未必不因与贼同乡，遂尔附从。”但纵观十五个月的战争，无论是参与战争的兵丁数量、战斗次数还是兵力投送的及时程度，福建兵丁无疑是作战的中坚力量。乾隆帝可以凭借其雄厚的国力，从秦岭—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域补给兵力，但当台湾府城和诸罗出现危机时，终究缓不济急，还得从福建紧急调兵。粮食亦如此，如台湾村庄因战争俱遭焚抢，民众嗷嗷待哺时，也首先是从福建调粮抚恤。
二 协防补给区：从粤浙两省投送兵力
原本在乾隆帝眼里，林爽文“不过么小丑”，但三个月后的二月二十七日，他惊讶地发现，“林爽文竟有自称为王及僭立年号之事”——成了自立为王的割据者。显然，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乾隆的用兵策略也需要作出调整。然而，此时的福建不仅无兵无粮可调，已调往台湾的官兵也解决不了问题，故李侍尧不得不再次提议从邻省征调兵力。
(一)从广东调运兵力
除乾隆皇帝外，常青、李侍尧、福康安、孙士毅，都是决定此次台湾战争走向的胜负手。作为两广总督，孙士毅只是毗连省份兵力补给的调度者，但因广东“潮州、碣石二镇兵既较闽兵精锐，且地近泉厦，较之闽省自延、建调来更为近便”，因此，他调度的重要性仅次于闽浙总督。其实，从战争伊始，孙士毅就未雨绸缪，从广东省城急赴潮州调度兵力，但因乾隆错判战争形势，孙士毅反被羞辱一番：“是孙士毅不但不谙军务，而于事体轻重亦毫无定见，朕转不值加以责备，而该督办事识见如此，适足为朕所轻矣！”
等孙士毅迅速从潮州赶回广州后，乾隆又以“闽粤境壤毗连，难保无逸匪窜往，自当督率各隘口，严密堵拿。况惠、潮民人入天地匪会者不少，必须彻底查办，净绝根株。其从外窜逃入境及内地勾引入会之人，均应逐一搜捕，不留余孽。若孙士毅往来查察，督率缉捕，岂不较总兵彭承尧及道府等更为有益”等理由，再把孙士毅申饬一番：“乃该督将一切稽查防范事宜，交与署提督彭承尧料理，率行回省，全不知事体缓急，因时制宜，何以拘泥错谬若此，着传旨申饬。”其实，无论是自粤省投送兵力，还是护送贵州、广西兵力过境，孙士毅都做到了滴水不漏。
因孙士毅筹划有方，加之投送距离短，水运便捷，故从广东所调之兵力，是一支除福建兵力外，补给和投送最快捷的部队。首批四千名粤兵“定于三月十六日即令头起官兵自潮起程，每起二百五十名，间一日行走。若由水路赴厦门、蚶江等处，海洋风信靡常，不免耽延时日。查自粤省黄冈入闽省诏安境，相去止数十里，自诏安至厦门、蚶江等处，亦止数日可到，是以统由黄冈陆路出境。照依李侍尧派定数目，以二千五百名赴厦门，一千五百名赴蚶江，配船渡台。”原计划兵分两处的粤兵，因乾隆皇帝“以台湾府城兵力尚单，令将调赴鹿仔港之粤兵一千五百名，改由厦门齐赴府城”，该四千兵于四月中旬全部到达台湾府城。由于首批四千粤兵，主要从毗连闽省的潮州府各营调拨，当六月初八日常青再请调粤兵时，孙士毅已经提前预备了两千名，即督标兵一千，提标兵五百，左翼镇兵五百，驻扎在潮州贴防，接到调令即迅速启程，六月十三日便全部入闽境，前后只用了五天时间。其后调的四千名，即督标兵一千，右翼镇兵一千，提标兵五百，左翼镇兵五百，增城营兵三百，惠来营二百，肇庆、罗定、惠州三协共兵五百，于八月初二到闽省。乾隆准调的粤省驻防满兵一千五百名，也于七月二十八日入闽省诏安境，九月初三日到厦门。七月二十六日，鹿港蓝元枚告急，谕令孙士毅又从潮州调兵一千，约于八月二十日前到闽省。至此，粤省调兵人数已达一万二千五百人。
虽然粤东潮州一带，在明朝还是福建漳、泉一带粮食的供应地之一，但至清代，“广东所产之米，即年岁丰收，亦仅足供半年之食”，而粤东缺粮更加严重，“东粤少谷，恒仰资于西粤”，因此，此次战争中，朝廷并未从广东调拨米谷，主要是调拨饷银。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五日上谕：“因思广东近在邻省，粤海关税及盐课银两俱属充裕，着传谕孙士毅于此二项内不拘何项，酌拨银三四十万两，一面奏闻，一面即行派委妥员，迅速解往闽省交界，交与李侍尧，派员接押，以备应用。”从广东调拨的四十万饷银，主要从粤海关税中支取。八月，朝廷谕令：“酌拨粤海关五十二年分税银二十万两，解闽备用。”其后，朝廷又命广东调拨地丁盐课银五十万两，粤海关本年税银五十万两，解往闽省，并于五十三年(1788)四月初八日全数运交闽省泉州总局兑收。广东省解闽饷银共计二百万两。其中一半的银两由粤海关拨出，三分之一由地丁盐课银内拨出。另外，通过兵丁随身携带及三次额外运送，广东共向福建调运火药二十万斤。
(二)从浙江调运兵力
李侍尧原计划调四千浙江官兵，其中“提标右营兵五百名，镇海营兵五百名，黄岩镇标兵一千名，温州镇标暨里安营兵一千名。又添调距闽较近之衢州镇标兵一千名”。但在乾隆看来，“浙省兵丁素性懦弱……闽兵攻剿尚不能得胜，何况浙省之兵，更不如闽省，调往协剿，岂能得力？”因此，李侍尧只调来了三千浙省兵丁。另外一千兵丁，则被闽省驻防旗兵所替代。其实，这部分常青早想调动的旗兵，之前却被乾隆以“恒瑞旗兵更不宜轻动”为由制止。再次征调时，台湾的战火已成燎原之势。可见，在乾隆心目中，只有满兵才是弹压地方最值得信赖的力量。三千浙江兵丁，由蓝元枚带领二千名，于五十二年四月初七日，由蚶江配渡前往鹿仔港(今台湾省彰化县鹿港镇)。由魏大斌带领一千名，于四月二十九日，由厦门前往台湾府城。从浙江仅有的一次调兵来看，受交通条件的制约，其兵源主要分布在海港附近及与闽省毗连州县。
乾隆五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李侍尧奏请拨浙米十万石备用。乾隆五十一年，浙江省实存仓谷“一百三十万石”，从中调拨十万石米自然不是问题。考虑到“项米石若于通省动拨，由陆路起运，须用人夫背送，脚费浩繁，且道里绵长，有稽时日”，因此，浙江巡抚觉罗琅玕认为：“应即由海运赴闽，庶为省便。”故浙江调取的十万石米，主要由临近港口各府碾备：“饬行藩司，于乍浦口附近之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属，先为酌拨八万石，于宁波、温州二海口附近之宁波、绍兴、温州、台州四府属，酌拨谷八万石，即令预行碾备，以免临期迟延。”
十万石米，要从浙江的乍浦、温州、宁波运往福建厦门、泉州，海上运输难度可谓不小。当时每只海船约能载五百石米，运送十万石就需二百只船。而在浙江沿海只雇到百余只海船，且“内有挑出陈旧不堪应用者二十余只”，船只数量不足。考虑到“乍浦海口与江南上海口相距百余里，往来船只一潮可至，甚为近便”，琅玕“径行飞饬江苏松太道，立即于上海口岸代雇船只”，该道雇觅海船三十只，才得以解燃眉之急。
六月十三日，李侍尧咨会琅玕，动拨浙省库项银六十万两，解闽备用。八月初八日，又于两浙盐课项下拨银八十万两，解往闽省。十月十二日，又接谕旨，于浙江地丁、漕项、盐课三项内通融拨银五十万两，又浙海关本年税银四万两。此五十四万两银，于十月十九日启程解闽。其后，又应福建兑换钱文的要求，兑换五万四千余串，运往上海，附搭米船解闽。至此，浙江共计向福建省拨银超过二百万两。
粤、浙两省虽非主战场，但从台湾窜逃回来的林爽文兵丁有可能从广东、浙江上岸，因此，两省的首要任务是协防，其次才是补给兵力。两省虽同处协防补给区，但两省兵力补给能力却各有所长。兵丁补给方面，广东的十二万五千兵丁与浙江的三千兵丁，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饷银方面，浙江与广东持平。从浙江调拨火药十万斤，仅仅是广东的一半，但在粮食供给方面，浙江强于广东省。总之，雄厚的经济基础，毗连福建的地理区位，便捷的水运条件，使广东、浙江两省成为此次战争中仅次于福建的第二兵力补给区。而在两省内部，受空间经济规律的制约，广东潮州和浙江沿海，则是主要的兵力补给区。
三 周边补给区：从长江流域调兵运粮
从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江苏、广西、贵州等省调运兵力，并向台湾投送，主要有两条运输路线：一是由长江进入鄱阳湖，沿抚河逆流而上，至江西建昌府新城县五福镇，再由旱路至福建省邵武府光泽县水口镇，顺闽江而下，经海路至泉州晋江蚶江港和厦门港；二是顺长江而下，出江口至江苏上海港、浙江乍浦港，再沿近海航线南下至蚶江和厦门。在台湾海峡，则由蚶江港—鹿仔港、厦门港—台湾府城港四个港口对渡。
(一)从江西调运粮饷
从江西省调米，与李侍尧奏请从广东、浙江调兵调粮不同，完全是乾隆筹虑的结果：“台湾府城，现在兵数陆续加增，乡勇义民人数本众，皆须按日支给口粮，现又有投顺者二千余人以及无食难民，亦须量给养赡，自应宽裕接济……今思江西素称‘产米之乡’，且与闽省接壤，着传谕何裕城，将该省仓谷即行碾米十余万石，派员迅速运往福建。应由何路运往，及闽省由何处接收，方为妥便之处，并着何裕城札知李侍尧妥协酌商。”江西所调之米，主要从水运较为便捷的府县内调拨，据何裕城奏：“江西省之南昌、瑞州、临江、吉安、抚州、建昌、广信、饶州、南康等府所属各县，虽不皆毗连闽省，尚俱附近水口。随按其仓粮存数之多寡，量行派拨，计动支谷三十万石，碾米十五万石，每二万五千石为一起，分作六起，委官六员，按起领运。”对乾隆提出的“何路运往”问题，由于经“江西省入闽之路有三，其广信府之铅山县一路，有陆程四五站；宁都州之瑞金县一路，更系山僻小路，挽运维艰；惟建昌府之新城县，由五福地方陆运八十里，至闽省邵武府光泽县之上水口，即可用竹簰及小船驳运，此系向来解运铜铅之大路。由上水口再四十里至光泽县，又可换大船运至省城，再用海船装运至泉、厦等”，因此，何裕城与李侍尧商议，江米拟由新城五福运往邵武光泽，接收地是光泽县的上水口。据李侍尧奏：“江省之米应在光泽县之上水口交兑。查五福起旱，系江省新城县地方，雇夫挑运，应由江省办理，自上水口雇船及竹簰驳运，应由闽省办理。仍各委大员在上水口公同交收，所有脚价各归本省报销。”
从江西到达福建，除水陆联运外，还可江海联运。但问题是江西人没有海运的经验，正如何裕城所云：“臣虽查知米由长江装运，乘此夏多南风时日，颇能迅速，而上海关以外，海道情形，臣未经亲历，其或不及陆运之稳，或较之陆运加速，臣不能深知，是以未敢轻议。”江西的米运至江苏上海港后，却无海船可用。究其原因，是时任两江总督的李世杰为了邀功请赏，主动奏请由江苏向闽省拨米十万石。这样一来，江苏海船自己尚且不敷用，哪里还有船只帮江西运米。何裕城因运粮迟误，被乾隆痛斥：“总由何裕城往返札商，办理错悮，又不酌定何路早行具奏，业经将何裕城交部议处。”
江西还协济闽省六万斤火药，又遵旨动拨江西地丁银五十万两，九江关税银三十万两，解赴闽省。其中，“江西地丁银两，向系拨充本省及云贵兵饷、云南铜本等用，自应酌拨归款。请于该省漕项银内拨银十万两，九江关本年税银内再拨银三十万两，浒墅关本年税银内拨银十万两，共银五十万两，抵补江西动拨之数”。
按理，从江西调兵，比从四川、贵州等地调兵要近便。常青也动过这个心思。据李侍尧奏：“至常青折内有增调江西、广西兵各三千之请。而声叙柴大纪咨文，又有增兵一万之请，虽觉迹涉张惶，然看来亦不得不再为接济。与其零星续派，自不如用大力，以期一举扑灭之功。查江西赣州兵素称强劲，且距闽省路亦近便，粤西之兵亦尚可用，如蒙皇上照常青所请之数调派三千前来，合之臣此次续调至闽兵三千，则兵力亦已壮盛。”李侍尧奏请调用江西之兵，却并未曾先行咨会江西巡抚何裕城，何九月初四日接到暂停调兵的谕旨，才知有此事，自然没有调兵之举，算是又少犯一个错误。不过乾隆对江西、广西兵的轻视，估计让何裕城很没面子：
以江西、广西之兵在绿营中最为无用。若派调前往剿捕，岂能得力？且常青请调官兵，原为救援诸罗起见，此等无用之兵，若资以剿贼，适足虚糜兵饷，轻试贼锋，于事何益……江西之兵较广西更为平常，且此时添调之兵，不为不多，断无庸派往。着传谕何裕城如常青已经檄调该抚办理，尚未启程，即可停止。如业已派拨启程，行抵何处，即于何处撤回，毋庸前进。所有兵丁往返资给费用，俱着令常青按数罚出。其已调之广西兵到，若能剿捕得力则已，如不能得力，所有一切支给费用，亦着常青照数罚出。
孙士毅是九月初九日接到谕旨的，而此时广西三千兵，已经分六起全数出境。阴差阳错，比江西兵稍强一点的广西兵，最终得以成行，而江西却没有一兵一卒前往台湾。
(二)从江苏调运粮饷
与江西相比，因为有海道相通，从江苏调粮调兵运往福建无疑要便捷很多。因此，看到浙江、江西先后运米协济闽省，两江总督李世杰、江苏巡抚闵鹗元自然不甘人后，恭请动拨江苏省米运闽：“苏省之松、太一带海口，与浙省乍浦毗连，时有商船往来闽广，海道顺利。臣等同司道悉心商酌，请于就近之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各属常平仓贮项下，动拨谷二十万石，碾米十万石，运赴闽省泉州、厦门一带交收，听候闽浙督臣李侍尧酌量拨用。”“至运装运船只，必须往来闽广之船，认识沙线，方堪应用。现在松、太海口船只，协济浙省运米。所有江省米十万石，应俟浙米起运后，将江、浙两处续到海船，通融挑备，仍分作两起，先后启行。瞬届夏杪秋初，北风得令，更可一帆直达。”面对李世杰等人的急功行为，乾隆朱批：“虽属尔等急公之见，但未虑及警动人心矣。”随后把球踢给了李侍尧：“据李世杰等奏请，碾米十万石运闽，以济军需一事，着李侍尧查看情形，如不须邻省协济，即咨会李世杰等停止起运。倘闽省粮米尚有为敷，亦即咨会李世杰等，令其委员押运赴闽。”尽管已得到浙江、江西三十一万石米的协济，闽省之米颇觉充裕，但久经沙场的李侍尧深知，战场风云变化无常，因此奏报：“近接常青知会，以贼匪甚多，又请添兵剿捕，则米粮自以多备为要。兼以台湾支给乡勇，抚恤难民等项需米既多。且向来内地各营兵米多由台湾运来支放，今不惟台湾无米运来，而台湾班兵转须内地运米往给，两面核算，又增八万余石之用。又，近日漳、泉一带，雨泽较少，晚禾尚未栽插，将来不免平粜等事，则闽省筹备米石自以多多益善。臣再四筹酌，江苏省既碾备米十万石，似应即令陆续委员运闽，更为有备。”
在江苏，有人恭请拨米，自然有人主动请缨。江南提督陈杰早在李世杰等之前，就曾奏请：“念奴才年虽已过六十，自揣精力尚壮，马上步下，不让少年。虽未曾出兵渡台，然江、浙、闽省海面皆曾走过，较之未曾登舟者，自然少知风水之性。况奴才在东南二十余年，所有南方风土人情，略知大概。惟有叩求皇上天恩，赏准奴才带兵前往台湾，尽力杀贼，俾稍抒奴才愤恨之心。断不致如总兵郝壮猷、把总高大捷之怯懦畏葸，辜负圣恩者。惟是若仍用福建之兵，语言先自不通，兵将未能一心，仍恐不能得力。奴才现在水陆两标内，密行挑兵一千二百名，将备九员，整束行装，恭候命下。”乾隆朱批：“孟浪不堪。”因此，未从江苏征调一兵一卒。
江苏向福建运送钱文十六万串。以每库平纹银一两，易换定串钱九百九十文计算，共计用银十六万一千六百十六两。其中的十二万串，价值银十二万一千二百一十二两，于浒关税银内动支，四万串钱文于宝苏局存贮中调取。
(三)从四川运粮调兵
从四川运米，是乾隆为稳定闽省人心、摧垮林爽文心理防线而实施的心理战术：“李侍尧接奉此旨，不妨将现在又于江南、川省运米数十万石前来接济之处，先令闽人知之，俾军民口食有资，市价不致踊贵，方为妥善。”李侍尧更是直言：“是米之在漳、泉，固所以绥靖地方；而米之到台湾，尤足散贼党而省兵力。”但该战术实行的前提是，四川有米可运。“川省素为产米之区，连岁收成丰稔，积储较裕。”四川总督保宁于六月二十一日奉上谕，运川米二十万石，续令再采买三十万石。此五十万石米，除采买三万八千石米外，其余四十六万二千石米，考虑到“采买市米，虽似便宜，但川省民间素鲜盖藏，目下早稻甫经收割，未能集辏一时，采买多米，市价易致腾踊。若仓谷则取之于官，亦可不动声色而立办。将来遵旨于暇时买补办理，甚属从容。且新米性带潮湿，远运恐非所宜，亦不若仓谷干结，可无霉变之虞。而加紧碾米，尚为迅速”，因此，共调拨长江干流及岷江、沱江、嘉陵江等沿岸州县仓谷九十二万四千石，碾成米后用小船运至重庆，换装大船，由川江东下。头运米于七月十九日开行，时值秋季，“川江秋水方盛，顺流东下，虽风水靡常，舟行总属迅速。其自汉口而下，川船素未经行，必须换船前进”，因此，长江中下游的船舶，主要由湖北备办，运至江苏上海，则再换海船，运往福建。五十万石米还没有完全运到福建时，台湾战争已经结束，真正运到福建的米只有三十二万石，其余十八万石，谕令江苏“酌量截留，以抵买补仓储之用”。
可见，此次调运川米，不仅是台湾战争期间调粮数量最多的一次，也是运输距离最长的一次。从长江头运至长江尾不说，还要跨越三千余里海面，从上海海口运至泉州、厦门，用时长达九个月，还只运完了其中的三分之二。“千里不运粮，百里不运草。”川米的运费比米价低不了多少。因此，此川米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其食用价值，而是其所具有的绥靖漳泉地方、涣散台湾叛乱者军心的战略价值。这正是乾隆调川米的初衷：“令李侍尧多备粮饷，足敷十万官兵之用，使外间相互传说，贼人闻风胆落。”
与运米不同，乾隆从四川调兵，绝对出于战争需要。保宁等于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十一日接六百里加急谕旨：“台湾前后所调兵丁不为不多，但该处山深箐密，路径崎岖，因思川省屯练、降番，素称矫捷，前曾经调往甘省剿捕逆回，甚为得力，着传谕保宁即于屯练、降番内挑选二千名，并拣派曾经行阵、奋勇出力之将领张芝元等分起带领，从川江顺流而下，由湖北、江南、浙江一路前赴闽省。”屯练、降番是四川土兵。乾隆征廓尔喀，讨安南，都有土兵随征，一向以骁勇善战著称。两千名川兵中，屯练一千六百名，降番四百名，于八月二十一至二十七日从成都开行，九月初一日至初七日自重庆换船进发。川江水道此时正忙于运送川米，米、兵争船严重。解决之道是米让兵：“倘番练等行至重庆，尚无多余船只，即将复运三十万石尾帮之船，暂停运米，先尽兵行，再将续到之船随后运米，亦不致守候稽延。”为了保障屯番在川江险滩航行的安全，“兵番等均可于过滩时，上岸行走，不过一二里，仍即下船”。川兵原本拟定的行进线路，即“由长江行走，经过镇江至严州、衢州等处，计程有二千三百余里。若由江西玉山至常山，径至衢州，计程止有一千三百余里，路程较近”，因此改道行进。又经何裕城咨会修正，行程更为便捷：“川兵如不经由浙江，即从河口镇起旱，由铅山过岭，径入闽省之崇安县，达建宁府前进，较之浙省所拟路程又可少行五百六十余里，兼可少过一岭，更为便捷。”川兵经由此线行进，于十月初一至初八日到达崇安县。十月十六日至二十三全部抵达蚶江。全程用时五十五天，只相当于运粮时间的五分之一。由此可见，四川土兵乃战争前线之急需力量。
(四)从湘、鄂、黔调运兵粮
湖南、湖北协济福建米谷各十万石，完全是湖广总督舒常等人邀功请赏的结果：“湖北省早稻丰收，秋成可卜大有，现于临近水次州县，动支仓谷二十万石，碾米十万石，分作四起，委员由江西新城县五福地方，旱运赴闽。”又，“湖南省年岁丰稔，存谷尚多……附近水次二十五州县，约存谷四十余万，足敷拨运。随各按仓贮多寡酌量派定，共动谷二十万石，碾米十万石”。乾隆之所以同意拨运，是因为“此等运闽米石，原系预为储备，止须源源接运，以备应用，本非必需同时运到也”，因此，湘、鄂米谷就慢慢悠悠，从江西五福运往福建，以至于台湾战争“大功告蒇”，大部分楚米还在路上。
征调湘、鄂、黔兵丁，与征调川兵的理由颇为相近。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初二日谕旨：“因思湖广、贵州兵丁，前经调赴金川军营，于驰陟山险较为便捷。若调往台湾助剿，自更得力。着传谕舒常等于湖北、湖南各挑备兵二千，富纲、李庆棻于贵州挑备兵二千，拣选曾经行阵奋勇干练之将备带领。”其中，湖广官兵即从本省由江西一路行走，贵州兵丁从广西、广东一带行走，前抵福建。贵州兵于九月十八至二十四日由古州威宁镇全数开船，十月二十六日全数到达福建诏安县，十一月初三至初八日全部到达蚶江，用时四十五天。
总之，从周边区补给投送兵力，尤其是粮食，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威慑手段，很难实际派上用场。但兵丁的调动则不然，无论是川、楚还是黔兵，都是久经沙场，善于山地和亚热带环境作战的“特种”部队，深得乾隆信任。“川省屯练最为矫健，而黔兵于陟山履险素称便捷。此四千兵实足当数万之用。”因此,他们的投送，沿途应用船只及一切应付事宜，都由所经地方预为筹备。所以，无论是川兵用时五十五天，还是黔兵用时四十五天，都是乾隆令其“加紧兼程行走，愈速愈妙”，不计成本投送的结果。
四 影响大陆兵力投送与补给的诸因素
此次兵力的投送与补给，无论是官兵、粮饷还是火药，从福建到粤、浙，再到长江流域诸省，随着距离的增大，其数量皆呈逐级递减的趋势。虽然战争行为，不同于日常经济行为，并不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但如果无理性地超长距离投送兵力，就背离了“兵贵神速”的战争原则。尽管乾隆帝本着兵力“预为宽备”的思想打仗，但也未调“京营劲旅”南下，理由正如他自己所言：“至京营劲，朕非靳于调拨，惟念道里遥远，且不能服习台湾水土，即派往亦不能得力。”除受基本空间经济规律制约外，不难看出，有三个方面，是此次兵力投送和补给的主要限制性因素。
其一，交通运力对兵力投送的制约。清乾隆朝，南方的交通仍以水运为主，包括河运与海运。此次兵力投送，内河航线，以长江干支流和闽江为主；近海航线，以长江口的上海港、乍浦港，晋江和九龙江口的蚶江港、厦门港，台湾岛西海岸的鹿港、台湾府城港口等组成的L形航线为主。
河流流量有汛期和枯水期之分。河流上游段，水浅滩多，遇枯水期，通航里程大幅缩短，无论是武夷山脉西侧的抚河、信江，还是东侧的闽江，无一例外。而在河流的分水岭，客货都需上岸转运，因山路崎岖，需人力搬运，严重影响运输的效率。以翻越武夷山脉为例，“闽省办理兵差、运送军械等项，除海运外，皆系陆路，逾山越岭，向无车马，惟恃雇募人夫。缘平日另有一种江西及本省游食之人，专以受雇充夫为业，故农民各安田亩，不知有应差之事。即遇有重大差使，农民习以为常，谓各站各有充夫之人，于民间无与，是以州县遇有差务，俱系现雇人夫应用，从不能派及里下。非如陕、甘、云、贵等省，可以按田派夫，使之领价应役。而此等专以充夫为业之人，明知官府不能签派乡夫，每值差务紧急，辄一名索数名之价，否则不肯就道。地方官惟恐误差，不得不曲徇其意，增给价值。此闽省实在情形也”。战时紧迫，当然无暇推广陕、甘等省的经验，李侍尧只好仰恳皇上用经济手段来解决：“量增雇价，使人乐于受雇，则虽素不充夫之人，皆踊跃趋事，素不充夫之既来受雇，则专以充夫为业之人，转不敢刁难，而地方官应付差使，可不致竭蹶。”
台湾海峡的风浪，是此次兵力跨海投送的最大障碍。不远千里投送到蚶江、厦门的官兵，几乎没有不守风待渡的。例如，福康安从京城接受了乾隆的密令，一路风尘仆仆，于九月十四日抵达厦门，恰遇飓风频作，连日不止，只好在大担门登舟候风。守风旬日，洋面依然风信频作。十月十一日开船，又被风打回。“十四日，得有顺风，与海兰察同舟放洋。驶行半日，风色又转东北，船户即欲在料罗地方暂泊。臣仍令折戗开行，无如侧帆迎借旁风，往来转折，水道迂回，不能迅速。二十二日已至外海大洋，日暮时大风陡起，不及落帆，水深又不能寄碇，随风折回。至二十三日卯刻望见崇武大山，将近泉州惠安县洋面。维时风信愈烈，询据船户佥称，现值暴期，三四日方能平顺。当令收入崇武澳中湾泊，普尔普、舒亮及巴图鲁侍卫等船只后随至。臣遣人赴各船看视，皆因不惯乘舟，又遇风涛倾簸，头晕呕吐不能饮食，间有患病者。臣以现在湾泊候风，并须添带淡水，该侍卫等既多疾病，不必在船坐守，即令登岸稍为歇息，一遇顺风，即刻开船。”直至二十八日申刻第三次放洋，二十九日申刻至鹿港后，又因潮退不能进口，十一月初一日清晨才登岸。火速前进的福康安，为渡台湾海峡，就耗时四十八天，比黔兵赶到厦门的用时还要多三天。至于在台湾海峡，因风急浪高，溺毙官兵、沉失粮饷、延误文报等事故，更是在在多有。另外，江海联运，常常因海船不足，使长江流域的兵力补给，无法以最快的速度从长江口到达泉厦。
其二，通信迟滞对兵力投送的影响。在以驿递为主要通信手段的时代，中国的绝大多数战争都集中在大陆上。无论首都布局在中原中枢地带，还是在近海中枢地带，作为战争的最高决策者——皇帝，与前线指挥之间的情报往来，一般不超过一个月时间。而在台湾用兵则不然，海岛孤悬海外，且不说海峡风汛无常、往返之间动辄月余，单从北京到福建，山路崎岖，溪河纵横，加之“闽省驿站，向无额设马匹，只设递夫驰送公文”，几乎是耗时最长的通信线路。因台湾战况信息被海峡风浪“封锁”，无论是常青、李侍尧、孙士毅还是福康安，常常落入“旬日以来，尚未续得信息，惟于进口商船密为探访”的窘境。海峡西岸尚且如此，远在北京的乾隆帝更是一头雾水，不得要领。因此，战乱初起时，乾隆因得不到及时准确的战况信息，从而错判战争形势，致使林爽文趁机坐大。同样因为消息滞后，导致李侍尧、孙士毅先期调了乾隆极不满意的浙江兵和广西兵。甚至身为两广总督的孙士毅，其主要职责之一，竟然是替乾隆打探台湾战况的小道消息。尽管孙士毅道听涂说的消息，经常性地失实，但对于“宵旰焦劳至于废寝，下怀萦切梦寐难安”的乾隆来说，有点消息总比没消息的日子要好过，因此从不怪罪于他。
其三，乾隆个人好恶对兵力投送、粮饷补给的影响。先说粮饷，自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至五十三年二月，先后运到台湾的米谷共计四十余万石，比调运的五十万石川米还少；银共计四百四十余万两，只相当于粤、浙两省补给的数量。单就粮食来说，台湾并非缺米，据李侍尧奏：“查台湾自贼扰以来，专贩米谷之商船日渐减少，惟运送兵丁粮饷到台之船回棹时，有附载米谷内渡者。六、七月间，每旬或数百石，至一二千石。八、九月以来，海多风暴，回船本少。近日始有陆续回来，每船不过带米数十石，均系船户自买食米，其自北淡水回者，尚间有数十石、百余石不等。”由此看来，乾隆因帑银充盈，于办理军务“预为宽备”“从无靳惜”的做法，值得商榷。其实，大范围的调粮，几乎没达到“散贼党而省兵力”的效果。倒是福康安虚张声势的十万大军，一定程度上摧垮了林爽文集团的心理防线。再说兵力调配，乾隆根据自己五十二年的皇帝生涯以及用兵的经历，对各地兵丁强弱排定的座次(川兵、黔兵最厉害，其次是楚兵、粤兵、闽兵、浙兵、广西兵，江西兵最为无用)，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认为江西兵于绿营中最为无用，以至于不调一兵一卒，有失公允，李侍尧就认为“江西赣州兵素称强劲，且距闽省路亦近便”，值得征调。至于对将军、总督、提督信赖程度的差异，如对常青、何裕城的偏见，对李侍尧的信赖，对福康安的依靠，对蓝元枚的过度期待，虽然是人之常情，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还是多多少少影响到了战争的进程。不过，以古稀望八之年，乾隆帝依然有清醒的头脑，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万里之外，已经算是很在行的皇帝了。
余论
兵力投送，其实是征服空间距离，并与时间赛跑的过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理想的结果是，及时将充裕的兵力投送至战场前线。一些研究清代平定林爽文战争的著述，均喜欢用调拨钱粮总数来衡量此战的规模，其实，真正运过台湾海峡的粮食只有四十余万石，银四百四十万两，不及常见统计资料“一千万”钱粮的一半。除一些钱粮直至战争结束还在路上外，大部分都囤积在海峡西岸的福建。因此，战争之所以持续十五个月，其难度主要是海岛孤立无援与海峡风浪阻隔造成的。否则，在“人多力量大”的冷兵器时代，以林爽文区区一二县之兵力，倘若在无海峡阻隔的内地，是很难成气候的。再者，常青、李侍尧、福康安等的奏折从台湾投出，收到乾隆的朱批或谕旨已是一两个月后了，因此，十五个月的战争，实在算不上用时太长的战争。因此，乾隆在《御制剿灭台湾逆贼生擒林爽文纪事语》碑文中，对此次战争，以“迟与速”为主题做了总结，可谓切中肯綮。值得他庆幸的是，鹿仔港、鹿耳门周边大多数聚落是泉州庄和广东庄，假如是漳州庄的话，就有可能在林爽文号召下，阻断海上交通咽喉，那么，此次战争结束的时间也就难以预测了。
其实，远离大陆的岛屿国土，因自然环境恶劣，对于不同经济类型的国家，其价值和经营理念相差很大。对于那些很早就步入远洋贸易和渔业，并从中获利的国家或地区的人们来说，有淡水的岛屿，或者能避风的岩礁，便是补给点和避风港，是茫茫大海中的“驿站”，因此也是他们抢先占领、经营和守护的海洋国土。而对于传统大陆农业国家来说，如果岛屿上没有可供耕种的土地，就没有经济价值可言，自然也就不会着力经营，更难用国土的标准占领并守护了。从自然条件和农业基础来看，台湾岛绝对是宝岛，但这些条件，并不是康熙皇帝开疆拓土、收复台湾的原动力。当初施琅带兵收复台湾和澎湖，根本目的是为了彻底肃清自明代以来就以此为基地、长期滋扰东南财富之地的土海盗或洋海盗。因此，在台湾内属后，清政府对台湾治理的基本理念，便是派重兵弹压，使其“虽有奸萌，不敢复发”。但是，台湾岛自给自足的资源禀赋，易守难攻的地域形胜，偷渡移民的冒险精神，分类械斗培养出的嗜血性格，以及海盗文化中天生的民主团结，如堆积在一起的硫磺、硝石和木炭，一旦比例恰当，星星之火，即可燎原。因此，尽管乾隆帝眼中的林爽文被视为“么小丑”，却让他宵衣旰食，吃尽苦头，实属正常。
作者简介：李智君，2005年在复旦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15—2016年在维多利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现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历史文化地理学与海洋地理学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关山迢递：河陇历史文化地理研究》《风下之海：明清中国闽南海洋地理研究》。
编者注：此文发表于《南国学术》2021年第1期第118—130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如果您想引用原文，请发邮件到“wptian@um.edu.mo”信箱，索取文章的PDF版；如果您想查看《南国学术》以往的文章，请到“澳门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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