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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馆秘阁是两宋内府庋藏古籍书画的机构。为防止图籍蠹毁，宋代馆阁每年于夏秋之际举行曝书会，并宴请群臣纵观图籍，这对难以目睹内府藏品的士夫鉴藏家来说无疑是难得的过眼机会。本文将曝书会放置于宋代公私收藏盛行的大背景中，梳理曝书会上展示的书画作品，关注士夫鉴藏家在曝书会上的鉴赏行为，并进一步思考观览内府收藏会对士大夫的书画鉴藏活动造成怎样的影响。
一、史实摭拾及文献回顾
宋代公私收藏特盛。开国之初，分散于南唐、后蜀、吴越诸国的图籍即归宋内府，到了太平兴国年间，太宗诏令天下郡县搜求历代名迹，又通过进献、购买、搜访等渠道获得了大量名笔，随后的真宗、仁宗、神宗皆有鉴藏行为。至徽宗朝，内府的书画收藏已达极盛，仅见于《宣和书谱》《宣和画谱》著录的便有法书 1248 轴、名画 6396 轴。南渡之后，法书名画多有散失，但在以高宗为首的南宋诸帝的访求保藏之下，仍然具有一定的规模。收藏法书名绘、四部古籍及本朝著述的机构即所谓的“三馆秘阁”，其中尤以肇建于端拱元年（988）的秘阁为收藏书画之主要机构。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书画也成为当时文人的雅好秘玩。然而内府扃锁封存，难以观览，少数权宦之家可以借阅、乞赏等手段一览内府所藏，大量鉴藏者又如何能够得窥天府之秘？唐张彦远曾云“常恨不得窃观御府之名迹，以资书画之广博” [1]，梅尧臣亦有“世间难有古画笔”的慨叹，或可为众多私人鉴藏家的心境作一注脚。在此背景之下，一年一度的馆阁曝书活动无疑成为士大夫寓目内府收藏的重要渠道之一。
曝书这一防止图籍蠹毁的活动古已有之，宋代馆阁亦延续此传统，于每年夏秋之际在内府举行曝书会，并宴请群臣纵观图籍。据宋人诗文笔记记载，早在太祖朝，内府已有曝书观画之举，随后诸朝皆有零星记载。然而直到《神宗正史·职官志》中才有“岁于仲夏曝书” [2]的明确记录，每岁曝书成为定制当在此时或此前。《蓬山志》对北宋曝书情况进行了简述：“秘省所藏书画，岁一曝之，自五月一日始，至八月罢。是月，召尚书、侍郎、学士、待制、御史中丞、开封尹、殿中监、大司成两省官暨馆职，宴于阁下，陈图书古器纵阅之，题名于榜而去。凡酒醴膳羞之事，有司共之，仍赐钱百缗，以佐其费。”[3]南渡之后，曝书活动曾有短暂的停滞，后于绍兴十三年（1143）七月八日恢复。《南宋馆阁录》对当时曝书盛会的记载较为详细：“秘阁下设方桌，列御书图画。东壁第一行古器，第二、第三行图画，第四行名贤墨迹，西壁亦如之；东南壁设祖宗御书，西南壁亦如之。御屏后设古器琴砚。道山尚堂并后轩、著庭皆设图画。开经史子集库、续搜访库，分吏人守视。早食五品，午会茶果，晚食七品。分送书籍《太平广记》《春秋左氏传》各一部，《秘阁》《石渠碑》二本，不至者亦送。” [4]总而言之，曝书会为非馆阁职员的群臣提供了遍览秘阁收藏的宝贵机会。
有关宋代馆阁曝书活动及其文化意义，前人已有论述。方建新的《宋代图书展览会——“曝书会”考略》[5]、成明明的《宋代馆阁曝书活动及其文化意义》[6]分析了曝书会在两宋历朝的沿革，以及曝书会在优宠儒臣、促进社会人文气象方面的文化意义。二文所引材料不同，可互补缺漏。彭慧萍的《两宋宫廷书画储藏制度之变：以秘阁为核心的鉴藏机制研究》对曝书会中的书画略有涉及，她提出的“皇帝视察、藏品旬点、曝画赐宴是宋代秘阁三种对外开放的时机”这一观点颇具洞见。[7]杨军的《北宋皇家书法展览——“曝书会”研究》注意到了曝书会中展示的书法作品。[8]然而此文举例较少，并未涉及绘画，论述也多与史实相抵牾。考证不实之处，已由丁政的《〈北宋皇家书法展览——“曝书会”研究〉驳议》一文进行批驳。[9]此外，一些书画鉴藏史研究专著也对曝书会问题进行了关注，如张冰、范丽娜的《从雅好秘玩到流动的博物馆：中国古代书法鉴藏与交易》即单列“曝书会”一节，然而所论较为简略。[10]本文完稿后，又见马邦乐的《北宋书画鉴藏风尚研究》一文对曝书会有所论述，引述与议论皆较为详细。[11]有关馆阁曝书活动中所展出的书画作品，以及士大夫于曝书会上的书画鉴藏活动，仍有待进一步深化与研究。
作为一睹秘府收藏的难得机会，这场设置于三馆秘阁的盛大展览，在助长两宋士夫阶层鉴藏风气方面的作用，应当是不言而喻的。本文将梳理曝书会中展示的书画作品，关注士夫鉴藏家在曝书会上的鉴赏行为，并进一步思考观览内府收藏会对士大夫的书画鉴藏活动造成怎样的影响。[12]
二、曝书会上所见书画
梅尧臣《二十四日江邻几邀观三馆书画，录其所见》一诗记录了多件曝书会上的展品 [13]：
五月秘府始暴书，一日江君来约予。世间难有古画笔，可往共观临石渠。我时跨马冒热去，开厨发匣鸣钥鱼。羲献墨迹十一卷，水玉作轴光疏疏。最奇小楷《乐毅论》，永和题尾付官奴。又看四本绝品画，戴嵩吴牛望青芜。李成寒林树半枯，黄筌工妙白兔图。不知名姓貌人物，二公对弈旁观俱。黄金错镂为投壶，粉障复画一病夫。后有女子执巾裾，床前红毯平围炉。床上二姝展氍毹，绕床屏风山有无。画中见画三重铺，此幅巧甚意思殊。孰真孰假丹青模，世事若此还可吁。
这则材料向来为史家重视，在相关著述中也被频频引用。诗中记载，皇祐五年（1053）的曝书会上展示有王羲之、王献之墨迹十一卷，其中最为惊艳的当属小楷《乐毅论》。[14]此卷为王羲之名作，褚遂良《晋右军王羲之书目》记有“四十四行，书付官奴” [15]，正与梅尧臣所述相合。《宣和书谱》著录此卷为王羲之真书第一件，可见其在北宋内府收藏中的重要性，而群臣在曝书会中得以观览此帖，不可谓不幸运。至南宋初，《乐毅论》墨迹已佚，楼钥引梅尧臣诗谈及此帖，言辞中颇有感叹艳羡之情：“岂承平时此论犹有真迹耶？” [16]
除羲献父子法书外，梅诗中提及的四件画作同样值得关注，它们是戴嵩《斗牛图》、李成《寒林平野图》、黄筌《白兔图》和佚名《重屏会棋图》。最末一件画意与今故宫博物院所藏传为五代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相同，故宫本为北宋摹本已是学界共识，梅尧臣所见可能为其祖本，当然也不排除所见即为今故宫本或同类摹本的可能。黄筌《白兔图》或即“蜀主常悬座侧”之图 [17]，《麟台故事》论秘阁所蓄书画，特意点出了戴嵩牛与黄筌《白兔图》，并称其为“内府所藏一时之妙”，可见其在秘阁藏品中的地位。[18]
同属内府所藏一时之妙的，还有韩幹马、东丹王李赞华《千角鹿图》及梁令瓒《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图》，这些图绘同样在馆阁曝书会上为文人士大夫所见。元丰元年（1078，戊午），宋敏求、刘挚、刘攽、王珪、刘敞、苏颂等人参与了当年的曝书活动，并一同观览了以上诸图。苏颂《和宋次道戊午岁馆中曝书画》中即云[19]：
鸿都清集秘图开，遍阅真仙暨草莱（注：是日诸公观画，尤爱梁令瓉题吴生画《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又谓淳化丰稔，《村田娶妇图》曲尽田舍佚乐之意态）。气韵最奇知鹿马，丹青一定见楼台 [ 注：韩幹马、东丹王《千岁鹿》（笔者按：应为《千角鹿》之误）、荆浩山水屋木皆为精绝 ]。宴觞更盛华林会，坐客咸推大厦才。久事簿书抛翰墨，文林何幸许参陪。
值得注意的是，曾于御府曝书会上观览名迹的苏颂，本身就兼有士大夫和鉴藏家的双重身份。据记载，苏颂家曾藏有《兰亭》拓本[20] 和唐人临智永《千字文》半卷[21]，苏颂本人还曾从史实、笔法、装裱等方面对褚遂良《枯树赋》进行考证，又有对张籍、杨凝式等人书迹与唐五代书风的点评，可见是精鉴赏之人。
与他一同观画的宋敏求则在《春明退朝录》中云 [22]：
秘府书画，予尽得观之。二王真迹内三两卷，有陶榖尚书跋尾者尤奇。其画梁令瓒《二十八宿真形图》、李思训着色山水、韩滉《水牛》、东丹王《千角鹿》，其江南徐熙、唐希雅、蜀黄筌父子画笔甚多。
宋敏求时任史馆编修，本身即可出入馆阁，观览秘阁书画的机会当远远不止每年一度的曝书会。但他特意提及的梁令瓒、东丹王所绘之图，又恰恰是与苏颂等人在曝书会中一起目睹的，因此不能排除他在曝书会中才得见上述书画的可能。宋敏求亦出身鉴藏世家，其父宋绶家藏甚夥。宋绶逝世之后，收藏分归二子宋敏求（字次道）、宋敏修（字中道）所有。宋敏求见诸记载的藏品仅有颜鲁公《与夫人帖》一件 [23]；其弟宋敏修则是博雅好古的大藏家，刘敞诗云“宋公好古天下闻，法书奇画多求真”，梅尧臣曾在其家见到钟王真迹、欧褚遗墨、唐代名贤法书、顾恺之《列女图》等名迹。[24] 由此推想，宋敏求的收藏应当远不止颜书一件。
论述曝书会与秘阁藏品最为详尽的，当数薛绍彭的《秘阁诗帖》。此帖除去对“芸台高议开宾筵”的曝书宴场景有所叙述，亦提及二王法书、《万岁通天帖》、虞世南《发愿文》等名迹，甚至对于秘阁藏品的纸张、印鉴也进行了详细记载。[25]薛绍彭的书法与鉴藏可与米芾比肩，时人称“米薛”或“薛米”，《唐拓硬黄本兰亭》及孙过庭《书谱》都是他收藏、摹刻过的重要法书。
此外，苏轼曾于曝书会上见王羲之名作《青李来禽帖》[26]，《辨法帖》中又言：“余尝于秘阁观墨迹，皆唐人硬黄上临本，惟《鹅群》一帖，似是献之真笔。”有可能也是在曝书会上目睹。《宝绘堂记》中，苏轼自云年少时“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后视藏品聚散如烟云过眼，他在书画及鉴藏方面的影响更不待言。与其相交至笃的钱勰，则借馆阁曝书的机会过眼顾陆、钟王的名迹。[27]钱勰，字穆父，书学欧阳询，有魏晋人笔法。他与苏轼、黄庭坚、米芾、王诜等人都有交往，自身也藏有不少名迹，《书史》记载，其家重要的法书藏品有题作萧子云《史孝山出师颂》、唐人书《白乐天诗》、唐人勾填颜鲁公帖、颜真卿《寒食帖》墨迹、怀素二帖。他还将分藏于范尧夫、王晋卿、范中济三家的王献之草书《洛神赋》合摹于一卷。看来，钱勰不仅着意鉴藏，更精于此道。
梳理以上史料，不难发现那些在诗文笔记中留下曝书会观书观画线索的苏颂、宋敏求、薛绍彭、苏轼、钱勰，竟然人人都有明确的书画鉴藏行为。而梅尧臣，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梅尧臣曾涉足鉴藏，但从其《观邵不疑学士所藏名书古画》《观何君宝画》《观杨之美画》《同蔡君谟江邻几观宋中道书画》等诗中来看，他到藏家府上观画之事时而有之，而《宣和画谱》转引梅尧臣对荆浩的评论，也间接证明了其观画眼力。如此观之，上述文人皆与书画鉴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方面令人感叹宋代鉴藏风气之盛、鉴藏行为之广泛，另一方面也引人思索——这场让群臣得以纵观图籍、一饱眼福的曝书会，又为士夫收藏家的鉴藏行为和鉴定眼力来了怎样的影响？
三、馆阁曝书与士夫书画鉴藏
对古书画进行鉴考的关键在于“目鉴”，即凭目力观察识别某一书画作品的真伪。而“目鉴”的先决条件，便是要目睹大量的书画真迹，并由此在脑海中形成某一画家笔墨风格的标准面貌，作为以后辨别该人书画作品的依据。从中可见寓目真迹对于鉴定书画的重要性。对士大夫来说，一年一度的馆阁曝书会无疑是一睹内府所藏铭心绝品的大好机会，除去大饱眼福之外，士大夫还可以名家真迹为参照，对私家藏品进行鉴考，其眼力的增长是可以想见的。
此处试举一例。李成为宋初山水大家，画不轻与人作，至北宋末，米芾自云仅见到两本真迹，而伪作却有三百本之多，因而“欲为无李论”。米芾所言或有夸张之嫌，但也可以说明北宋末李成画作在民间真迹绝少、赝作横行的局面。在此背景下，内府所藏无疑为士夫鉴藏家了解李成面目提供了重要依据。北宋末年的宇文时中曾在曝书会上观览李成山水，随后对私家所藏颇有不屑一顾之态 [28]：
宣和御府曝书，屡尝预观李成大小山水无数轴。今臣庶之家，各自谓其所藏山水为李成，吾不信也。
宇文时中，字季蒙，曾官直秘阁[29]成都府路转运判官、直徽猷阁知潼川府、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直宝文阁知湖州。他是一名士夫鉴藏家，邓椿记其家藏有《水墨花禽图》，王维《雪山图》，杜措（一作杜楷）《佛图》，董奴子《鸡冠花图》，李伯时《高僧图》《嘶骧二马图》《明皇八马图》《水晶宫明月馆图》《退之见大颠图》，江贯道《飞泉怪石图》《江居图》。[30]周密则寓目旧藏其家的《李伯时摹卢鸿草堂图》一卷，此卷有李伯时自书歌一篇，后有秦少游、朱伯原书，另有陈景元（碧虚）、仲殊、僧道潜（参寥子）等名僧道题跋，其余题跋者皆是一时闻人。[31]可见其家收藏不乏精品，而在曝书活动中亲见包含李成画作在内的内府收藏，对其鉴藏目力的助益应是不言而喻的。
除此之外，史籍中还记载了于曝书会现场鉴赏、考订书画的故事。如《宋朝名画评》即记载了陶榖请黄居寀于曝书会上品鉴《秋山图》[32]：
黄居寀，字伯鸾，亦事孟昶为待诏，随筌赴朝，亦受真命。陶尚书榖在翰苑，因曝图画，乃展《秋山图》令品第之，居寀敛容再拜曰：“某父所画也，孟昶时以答杨渥国信，弥缝中有某父子姓名当在。”裂之，如居寀言。询诸库吏，乃朱梁开平中，楚将张浩杀杨渥，籍没此图。榖命居寀追写父真，所为当时爱重。
按《宋史·陶榖传》，陶榖卒于太祖开宝三年（970），可见早在太宗重建馆阁之前，内府已有曝书观画活动，只是未成规制。此事在《图画见闻志》和《益州名画录》中都有相似记载，但郭若虚认为事件发生在太平兴国年间[33]，其时陶榖已下世多年，定不能在内府观画，郭氏记载其实是有误的。《益州名画录》则称 [34]：
克蜀之后，居寀赴京，颇为翰长陶尚书榖殊礼相见，因收得名画数件，请居寀验之，其中秋山一图，是故主答淮南国信者画，绢缝之内自有衔名。陶公云：“此是淮王所遗。”看之果符其说。
在这里，追溯源流者从库吏变为陶榖，《秋山图》也由内府所藏变为了陶榖家藏。其实黄筌、黄居寀父子合作的《秋山图》不止一件，孟蜀与杨吴交好之时，后主孟昶曾命黄氏父子绘《春山》《秋山》等图赠予吴主杨溥，然而送出之时，《秋山图》尚未及画，孟昶只得从府库中取出旧藏以答淮南国信，又命黄氏父子别画一幅。[35]如此看来，黄氏父子至少绘有两本《秋山图》。至于御府与陶榖家中是否各藏一本，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无论如何，这两则史料都指向了黄居宷的品藻故实，以及陶榖对书画鉴藏的兴趣。
黄居寀不独画技为世所重，品鉴眼力也得到了太宗皇帝的赏识。太平兴国年间，太宗曾命他与高文进搜访名踪，铨定品目。真宗朝权臣丁谓曾获赐《袁安卧雪图》，其上有黄居宷题“臣黄居寀定到神品上”，便是一证。值得注意的是，上引三种著录虽有分歧，但在陶榖请黄居宷品鉴《秋山图》上却是十分一致的。虽然我们并不能排除陶榖认出黄氏风格在先，故而请黄居宷品评旧作的可能，但从措辞来看，陶榖在黄居寀品第之前，似乎并不知道此图出自黄氏父子之手，而仅仅是出于对鉴藏巨眼的请教。由此观之，曝书会同时也是北宋文人鉴藏家的交流盛会，在这一场合，他们不仅可以切磋琢磨，更可向巨眼如黄居宷讨教一二。
再来关注作为鉴藏家的陶榖。除去宋初大儒的身份外，陶榖也是一名收藏家，其府上所藏不乏名作。前引《春明退朝录》中提及内府所藏二王真迹中有陶榖题跋者尤佳，虽不知这些墨迹是否原为陶榖所藏，但也可证其眼力不俗。梅尧臣曾于何君宝家观戴嵩画牛，见卷末有陶榖小字题跋，并称陶榖爱画，购藏不惜金帛，可惜子孙不能守，将其收藏售之于市，其家旧藏戴嵩牛遂归何氏所有。[36]黄伯思《东观余论》、米芾《书史》俱载陶榖收藏并题跋了王羲之《破羌帖》，此帖后归苏易简（958—997）所有，藏品转移的时间当在陶榖下世之后，情况或与上述戴嵩牛图相仿佛。
此外，《黄素黄庭经》也是陶榖的旧藏，上有二跋，其一为：
山阴道士刘君以群鹅献右军，乞书《黄庭经》，此是也。逸少真书此经与《乐毅论》《太史箴》《告誓文》累表也，《兰亭》《洛神赋》皆行书，其他并草书也。草十行敌行书一字，行书十行敌真书一字耳。
其二为：
此乃明州刺史李振景福（892—893）中罢任，过浚郊，遗光禄朱卿。朱卿名友文，即梁祖之子，后封博王，王薨，予获于旧邸，时贞明庚辰（920）秋也。晋都梁苑，因重背之。中书舍人陶榖记。是日降麻，以京兆安彦威兼副都统。
贞明庚辰秋，陶榖获此卷于朱温养子朱友文的旧邸，此时他年仅十七，收藏起步不可谓不早。查《旧五代史》，陶榖任中书舍人的时间是后晋开运二年（945）六月，安彦威充北面行营副都统的时间是开运三年（946）春二月壬午 [37]，陶榖题跋时间当在同日，重新装背则在此前不久。
米芾称此二跋为“陶榖汉时书” [38]，但此时后晋尚未亡国，后汉尚未建立，米芾所说其实是有误的。
在这两段题跋中，陶榖不仅关注了《黄素黄庭经》本身，对书法与书体进行了品评，还重点梳理了《黄素黄庭经》在唐末五代的流传经过。这种作品与递藏并重的鉴藏思想，在请黄居宷品鉴《秋山图》时也有体现。
比起其他官员，馆阁职员自然更有机会一睹内府名迹，然而对于他们来说，馆阁曝书同样是值得一提的鉴画机会。如董逌在《广川画跋》中曾提及一幅《优钵罗花图》[39]：
秘阁有图，画花异甚，世不能名，自昔号陀罗花。考索账目，自大中祥符六年，京兆府进入，下之秘阁。崇宁三年，曝书庑下，出其图考名识之。
董逌对此图早有耳闻，并通过考索账目摸清了它的入藏经过，但还是要等到馆阁曝书展出此图时，才能一睹真迹，对此图所绘内容进行鉴考。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曝书会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宴会现场，也经由口耳相传，影响到其他文人鉴藏者。米芾《龙真行帖》中云[40]：
龙真行为天章待制林公跋书云：秘府右军书一卷，有一龙形真字印。故作。龙形真字芸香里，伏日道山聊一启。媪来鹅去已千年，莫像痴儿收蜡纸。萧衍老翁食无肉，锦质绣章能独侈。不知劫火付冤家，却误顽仙求令史。文皇有金无鉴目，赖取穹官齐押尾。徐生小黠辨茅檐，不道天真难力致。晩薄功名归一戏，一奁尤胜三公贵。牡丹不语人能醉，墨光觉胜朱铅媚。与身俱生无术治，又染膏肓刘巨济。芾自命此书为跋尾书，惟题于家，真迹不写以遗人。
道山为秘书省别称，“龙形真字芸香里，伏日道山聊一启”所指无疑是曝书会。此帖提到了两位人物，其一为龙真行，他曾于内府曝书中见右军书上有龙形真字印，并特意写在题跋之中；其二为天章待制林公，此人即林希林子中，米芾《蜀素帖》即是为他所作。天章阁待制是补外贴职，并无馆阁职权，《宋史·林希传》中称：“（元祐年间）以集贤殿修撰知苏州，更宣、湖、润、杭、亳五州，加天章阁待制”，任此职时林希正在南方为官。
林希与米芾、苏轼等人交往甚密，家藏有李成《雪景》六幅、唐代设色《竹图》一幅 [41]，陶隐居小楷《大洞真经隐诀》卷后也有林希父子的题跋 [42]，看来也是雅好书画鉴藏之人。《书史》中记载了一件趣事 [43]：
……余先于唐垧处易得右军《尚书帖》，云得于僧清道。亦有贞观印印文，遂复合，仍带元截纸痕一条，故一物也。林希见余家此轴，嗟叹云：“秘府所有，殆不过是。希尝见阁下一卷，贞、观字印，相去五寸许，不相连。若真印，印则四枚，理无平匀；若伪雕，必只一钮，用皆齐一也。”余闻之愠甚，懒展阅，愠极试取视之，左右上下无一相连者，疾呼舆过林，语所以。公击节曰：“公此书愈妙也。”此公精思如此。
看来，林希也曾寓目内府收藏，并对于古书画上的鉴藏印既有关注，又有所悟，难怪龙真行要将曝书会中见到的龙字真行印特意告知在外任官的林希，这一消息后来又辗转为米芾所知。与其他鉴藏家交流在曝书会中的所闻所见，想必不只这一例，私家鉴藏者虽未能目睹真迹，但也可以借此机会从侧面了解内府藏品的印鉴、题跋等内容。由此看来，曝书会对书画鉴藏的影响，或许不仅在庙堂之高，更在江湖之远。
余论
关于宋代内府与私人收藏，学界已有较多论著，然而二者并非两座孤岛，它们之间的此消彼长、交往联系与相互影响同样值得予以关注，本文探讨的馆阁曝书会即可看作是沟通二者的一座桥梁。除此之外，无定期的赐宴观书活动同样是士夫鉴藏家窥见内府秘藏的途径之一，这在《玉海》卷二七《帝学·观书篇》中有丰富记载；周密《齐东野语》中则提及了其在德祐元年（1275）蓬省旬点之时，随秘丞黄汝济进入秘阁，亲自展阅内府图籍之事。以上二者，前引彭慧萍、马邦乐文中已有论及，此处不再赘引。
注释：
[1]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12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 298 页。
[2]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中华书局，1957，第2755 页。
[3]罗畸：《蓬山志》，载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 399 页。按《蓬山志》成书于徽宗朝，现已佚，江少虞将此则材料辑录在嘉祐七年三月内阁赐酒之后，意在罗列内阁赐酒史实，每岁曝书之事则未著年月。因此不能将“嘉祐七年三月”作为每岁曝书的时代下限。
[4]陈骙：《南宋馆阁录》，张富祥点校，中华书局，1998，第 68-69 页。
[5]方建新：《宋代图书展览会——“曝书会”考略》，《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35 卷第 5 期。
[6]成明明：《宋代馆阁曝书活动及其文化意义》，《社会科学家》2008 年第 5 期。
[7]彭慧萍：《两宋宫廷书画储藏制度之变：以秘阁为核心的鉴藏机制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 年第 1 期。
[8]杨军：《北宋皇家书法展览——“曝书会”研究》，《中国书法》2007 年第 5 期。
[9]丁政：《〈北宋皇家书法展览——“曝书会”研究〉驳议》，《中国书法》2008 年第 1 期。
[10]张冰、范丽娜：《从雅好秘玩到流动的博物馆：中国古代书法鉴藏与交易》，广东教育出版社，2018，第79-80 页。
[11]马邦乐：《北宋书画鉴藏风尚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美术学院，2011。
[12]值得指出的是，馆阁曝书会中同时展示了大量宋代君主所作的御书翰墨、御制图画等，这在宋代史籍和诗文中都有不少记载，然而由于篇幅所限，这一部分并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中。
[13]梅尧臣：《宛陵集》卷一八，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099 册，第 134 页。据《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此卷作于皇祐五年。
[14]梅尧臣所观墨迹本可能不是右军亲笔，而是出自冯承素、诸葛贞等供奉拓书人的响拓本。另，有学者认为“永和题尾付官奴”指的是《官奴帖》，但《宣和书谱》未载此帖，米芾《宝章待访录》及《书史》则记载其在私人藏家手中。梅尧臣此处应当仅指《乐毅论》，而非《官奴帖》。
[15]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12 册，第 140 页。
[16]楼钥：《攻媿集》卷七六，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53 册，第 233 页。
[17]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二：“黄筌……又写白兔于缣素，蜀主常悬座侧。”又《东原录》载，蜀主孟昶卯年生，故黄筌每诞辰即以《白兔图》献，这是他的擅长题材，当时应有多本传世。见龚鼎臣：《东原录》，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62 册，第 574 页。
[18]程俱：《麟台故事》卷四，清十万卷楼丛书本。
[19]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一〇，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092 册，第 190 页。
[20]桑世昌：《兰亭考》卷六，清知不足斋丛书本。施宿题跋称曾于苏颂家得兰亭一本，可与祖武本争雄长。
[21]米芾：《宝章待访录》，中华书局，1985，第 28 页。
[22]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 27 页。
[23]朱长文：《墨池编》卷六，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2 册，第 903 页。
[24]梅尧臣：《宛陵集》卷一三《同蔡君谟江邻几观宋中道书画》，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9 册，第 105 页。
[25]关于薛绍彭《秘阁诗帖》，前揭马邦乐《北宋书画鉴藏风尚研究》中已有详述，此处不再赘引。见马邦乐文第49-51 页。
[26]苏轼：《苏轼诗集》卷二九《次韵米黻二王书跋尾二首》王文诰辑注，中华书局，1982，第 1536 页。有研究者称，苏轼在馆阁曝书会上看到了王羲之的《青李帖》与《来禽帖》，其实这是不准确的，《青李》《来禽》实际上是同一帖。
[27]钱勰：《和阁老舍人曝书》，载厉鹗《宋诗纪事》卷二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 626 页。
[28]邓椿：《画继》卷八，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第 107 页。
[29]邓椿称其为宇文龙图季蒙，依其品级，这里的龙图指的应是直龙图阁。宇文时中的直秘阁、直徽猷阁、直龙图阁、直宝文阁等职名均为贴职，并没有馆阁官的职事。有关直阁，参见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第 139、153-155 页。
[30]邓椿：《画继》卷八，第 107 页。按卷三中所记，宇文时中与江参是有交往的。
[31]周密：《志雅堂杂钞》卷上，中华书局，1991，第 9 页。此卷周密寓目时已归廖莹中所藏。
[32]刘道醇：《宋朝名画评》卷一《人物第一》，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12 册，第 454 页。
[33]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12 册，第 563 页。
[34]黄休复：《益州名画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2 册，第 494 页。
[35]同上。
[36]梅尧臣：《宛陵集》卷一五《观何君宝画》，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099 册，第 110 页。
[37]《旧五代史》卷八四《晋书十》，中华书局，2003，第1108、1114 页。
[38]米芾：《宝章待访录》。
[39]董逌：《广川画跋》卷六，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 年，第 86 页。
[40]米芾：《宝晋英光集》卷三，中华书局，1985，第 21 页。
[41]米芾：《画史》，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13 册，第 9 页。
[42]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下，中华书局，1985，第 55 页。
[43]米芾：《书史》，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13 册，第 41 页。
盛洁，故宫博物院研究室馆员，《故宫博物院院刊》编辑。
《美术大观》202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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