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纸，连乾隆爷都要下令仿造？！丨中国嘉德2021秋拍

中国嘉德拍卖
2021年11月25日06时

中国嘉德2021秋季拍卖会第二阶段

古籍善本金石碑帖

预展时间

12月7日-12月9日

拍卖时间

12月11日

拍卖地点

嘉德艺术中心

（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1号）

即日起古籍部拍品可安排调阅提看

敬请预约

北宋金粟山大藏经、北宋金粟山藏经纸，两个充满传奇性的名字。2021中国嘉德秋拍古籍部就有这样一件北宋遗珍——北宋写本金粟山大藏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五十一。《秘殿珠林续编》记载清宫内府曾藏十四卷北宋写本金粟山大藏经，乾隆皇帝本人对金粟山藏经纸也推崇备至，得片纸即奉若瑰宝，不忍使用，下令内府仿制，成“乾隆仿金粟山藏经纸”，此次秋拍恰好也有一件用“乾隆仿金粟山藏经纸”刷印的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内府刻朱墨套印本《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与北宋原本金粟山大藏经共处一室，真可谓跨越千年的再聚首。

宋太祖赵匡胤登基之初，即采取一系列发展佛教的措施，如设立印经院、抄写藏经等，推进佛教的繁荣。抄写佛经受到皇家与官方重视，于是在唐人写经的基础上，出现了以北宋金粟山广惠禅院大藏经为代表的北宋写本佛经。据相关学者统计，散藏于世界各地的敦煌写经共有61000余号，而北宋写本佛经著录于《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及相关书籍中，总数不过20余件，可以说，从珍稀程度来说，北宋写本佛经要远远比敦煌遗书更加珍罕。

Lot 2808

吴宝炜、谢仰曾题跋

金粟山大藏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五十一

北宋写本

1册7开

开本：20×25.5 cm，写经全长：200cm

钤印：谢仰曾行一字东石印记

2021嘉德秋拍古籍部征集所得北宋写本金粟山大藏经，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五十一中之部分，经文共十页（五开），每页十行，共一百行，行十七字，谢仰曾题签，卷末吴宝炜、谢仰曾题跋共三页（两开）。光绪乙酉年（1885）谢仰曾装池，前后织锦封面，华美绝伦。

题签：唐人金粟藏经帖。乙酉新秋醒山题签。钤印：小名白鹿

吴宝炜题跋

醒山先生为中州名幕，雅好书画，所藏多精品，惜其子孙不能守。今此写经与唐刻《十七帖》同时出售，历遍市廛，未遇真赏。一旦其家人迳诣寒斋，予一见惊觉，依其索价购之。《十七帖》为海内孤本，有此写经，《滋蕙堂》亦可用覆瓿。醒山先生为先同道，盖默佑予承受之也。吴宝炜识。钤印：宝炜

谢仰曾题跋

曩见曾氏《滋蕙堂帖》第二卷刻唐人书《大般若经》，自为题记云：墨迹得之京师，书于金粟笺上，残缺不完，剪凑勒石，仅得六百数十字，余心独慊然也。窃以沧海遗珠，竟未许全归象罔，烟云变灭，深用嘅喟。乙酉春适覃怀书贾持宋板《后汉书》五册求售，卷面悉以双叠藏经笺装订，心异之。亟然批阅，夹层中字迹显然，盖即所谓《大般若经》也。书凡十纸，每纸十行，行十七字，字之大小、结体与《滋蕙堂》所收殆出一手，而数实倍之。即精神墨彩亦突过石刻远甚。曾氏云字字珠圆，行行玉润，置诸颜清臣、钟可大之间，正不知谁当后先，信为天壤奇瓌，无俟更求全璧矣。因厚价得之，即付装池，以成钜观。而此为翰墨因缘，尤为奇特，不可不记，爰述其颠末如此。乙酉初秋上澣越人谢仰曾醒山甫书于十二砚斋。钤印：谢仰曾行一字东石印记、茸紫盦、十二砚斋

那么问题来了，分明是北宋写本的金粟山大藏经，为什么光绪、民国时期的吴宝炜、谢仰曾会将题签、题跋写为“唐人金粟藏经帖”，这一百行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到底是北宋写本还是唐人写经呢？

卷背小红印文三处，中图犹可辨“山”字及“纸”字下部

其实早在乾嘉时期，当时浙江海盐人张燕昌就有感于故乡海盐所出金粟山大藏经之传奇，他汇集前代文献及所见实物编成《金粟笺说》一书。在这本书中，张燕昌引用了明代胡震亨的一段话，就可以用来回答上述的问题。

胡震亨《海盐县图经》中说：“（金粟山藏经纸）每幅有小红印文曰‘金粟山藏经纸’，后好事者剥取为装潢之用，称为宋笺，遍行宇内，所存无几。有言此纸当是唐藏，盖以其制测之。”可见，当时认为此纸与唐人写经所用纸张形制相似，且数量稀少，故将北宋金粟山藏经纸有意拔高到唐经的程度了。

张燕昌《金粟笺说》引胡震亨《海盐县图经》说

金粟山大藏经大致抄写于北宋治平年间（1064-1067），原藏于浙江海盐县西南金粟山麓的金粟寺中。该寺的历史，相传可以远溯到三国时期。胡震亨《海盐县图经》又说金粟山藏经纸，“硬黄茧纸，内外皆蜡摩光莹，以红丝栏界之，书法端楷而肥，卷卷如出一手，墨光黝泽，如髹漆可鉴”。金粟山大藏经虽由多人抄写，然而字体如出一人，字大方正，端庄疏朗，特色分明。唐人写经有称“官楷”者，金粟山大藏经当时便被称为“僧院体”。今以嘉德本与胡震亨之说比对，毫厘不爽。

硬黄茧纸

以红丝栏界之

书法端楷而肥

墨光黝泽

金粟山大藏经被发现以后，历代文人对金粟山藏经纸奉若至宝，藏书家、书画家更是将其做为收藏界最高荣誉——宋刻善本、宋元字画的装裱材料。明代末期大名鼎鼎的毛氏汲古阁，亦用藏经笺作宋元版书封面。

到了清代中期，这种风尚与日俱增，经乾隆皇帝提倡，对北宋金粟山藏经纸的推崇，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沈楙惪《金粟笺说跋》中称“乾隆中叶，海宇晏安，上（乾隆皇帝）留意文翰，凡以名纸进呈者，得蒙睿藻嘉赏，由是金粟笺之名以著”。

沈楙惪《金粟笺说跋》

金粟山大藏经存世不多，目前已知仅二十余件而已，其中五件为清宫旧藏，可见清代帝王之金粟山藏经之喜爱。据今统计，《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著录八件，其中国家图书馆藏六件（其中四件清宫旧藏）、贵州省博物馆藏一件（吴大澂题签，赵之谦、叶德辉题记）、南京图书馆藏一件。《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著录四件，均为上海图书馆所藏。《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著录两件，均为天津博物馆所藏（其中一件清宫旧藏）。

国家图书馆藏清宫旧藏金粟山大藏经

《钦定秘殿珠林续编》对国图此本之著录

乾隆皇帝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搜罗，民间所存之金粟山藏经之必然所剩无几。张燕昌《金粟笺说》“余（张燕昌）童时多笺古书面用藏经笺，间作书画标签者，近吴下装潢家大半以伪者代之。胜国（明代）名流书画用藏经笺全幅，国朝（清代）查二瞻（査士标）辈以零星条子装册，供善书者，则知此纸在昔已重矣。吾邑故家册页、护页、手卷、贉池、立轴、诗堂往往见真藏经笺，今并尺幅片纸视为奇货，即留心鉴藏家亦未易数数觏也，更阅数十年不知珍重为何如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