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月，也就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一月的辛丑日，“帝党”代表翁同龢被慈禧太后降旨革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同日，清末金石学家吴大澂也受到了清算，《大清光绪实录》明确记载了这条谕旨的内容：“开缺巡抚吴大澂，居心狡诈，言大而夸，遇事粉饰，声名恶劣。着革职永不叙用。”至此，这位官历同、光两朝，已过花甲之年的老人不仅彻底退出了他的官宦生涯，还在史书上留下了“居心狡诈”“言大而夸”的标签。时过境迁，当人们在百年之后，再谈论起这位晚清人物时，多以“金石学家”、“文字学家”定义，当其“副业”每每为人称道时，“主业”功过如何呢？![]()
本次2022西泠秋拍有幸征得一批清光绪之初吴大澂致丁寿昌信札，内中收入吴大澂受命山西赈灾的部分相关内容，凡三十二通，八十页，线装一厚册，内容连贯成体系，涉及李鸿章、曾国荃、李鸿藻、阎敬铭、潘祖荫、盛宣怀、张之洞等朝廷要员，为历年拍场释出吴大澂书札之最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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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三年（1877）至四年（1878）间，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丁戊奇荒”。早在光绪元年（1875）就已经出现端倪的这场旱灾，至三年（1877）愈演愈烈，尤其在晋（山西）、豫（河南）一带，民不聊生。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记载：“在遭受灾难最为严重的一些县份中（山西），百姓像野兽似的互相掠食”；山西巡抚曾国荃奏报称：“赤地千有余里，飢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祲奇灾，古所未见”。![]()
吴大澂（1835～1902）
这一年吴大澂43岁，任翰林院编修之职，因历年助办直省赈务得力，得李鸿章赏识。在其68岁的人生之中，谈不上鲜衣怒马，也当是春风得意的年纪；丁寿昌60岁，曾随李鸿章镇压太平军、捻军屡立战功，又有同乡之情。丁忧前任天津道，服阙后返津复职。九月初三日这一天，直督李鸿章的一封奏调，让一文一武的二人在其后的数年间因公务往来，书函频繁：查有翰林院编修吴大澂，才识闳通，心存利济，条理亦复精详，历年助办直省赈务，躬亲琐屑，不惮烦劳，今因晋省灾重，在京竭诚劝捐，闻已集有巨款，其实心好善肫恳爱民，在儒臣中尤不易得。拟请敕下翰林院，即令该编修刻日来津，会同丁寿昌、黎兆棠等筹办一切，必于灾区裨益匪浅。奏调中，李鸿章称吴大澂“才识闳通”“心存利济”“条理精详”“躬亲琐屑”，这些观点显然和正史中最后的定论背道而驰，于是我们试图去梳理信札中所涉此次赈灾的部分内容，选录于下：昨早，弟舟过南馆陶镇（乡民谓县城为北馆陶），探明路径，距苏曹镇一百六十五里，惟近处雇车殊非易易，因思南馆陶设局转运较临清少一日之程，每石省钱五六百文，节省经费不少。弟现住道口镇山西会馆，先将各船所载之粮逐一过秤，其有偷漏搀土之弊不能不加惩创，今日已枷号船户二名，皆有搀和灰土情迹，殊可痛恨。凤台现在陆续添设六七处，救活饥民不少，惟阳城卢小鹿办事迟缓，弟屡催其添设数处，早设一厂，早活饥民一日之命，如阳城能设十厂，实与饥黎大有裨益也。伯相片稿已见阁钞，引见一节似可从缓，鄙意不欲燥进，虚名盛而实济少，必为造物所忌，惟有杜门思过，稍自敛藏而已。伯相厚意永矢勿谖，他日力图报称，迟早有数，不在一时，未知尊意以为然否？信札初始，吴大澂自山东赶赴山西，一路途径山东临清、冠县、馆陶诸地，沿途观察地形，并结合水道，总结出利用卫河河运经馆陶、大名至河南入山西的运粮路径；同时对沿路河运船只进行检验监督，对偷漏掺土之弊严惩不贷；至山西灾区重地，又感百姓之疾苦，尽可能优化布局，增增设粥厂；遇有雨透之时，积极筹划补种禾谷，祈求来年丰收。种种形状，可以看出吴大澂此行不仅在筹措资金上出力不少，更于车马计算、粮食监管、粥厂布置等赈灾细枝末节躬行践履。字里行间，皆是百姓，正如信中所言，对虚名“不欲燥进”。针对贫民卖衣鬻物者，吴大澂提出在市集广收旧衣，稍宽其值，既能救急，又可以作为冬季捐备棉衣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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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转运不便，运费过昂的问题，吴大澂提出“就地变价”的变通之计，希望以节省下来的运费能够多购粮食赈济灾民。
也正是这诸多得力之举，使得文官出生的吴大澂在清末乱世之中屡屡被赴安内攘外之职：清光绪六年（1880）赴吉林督办防务、清光绪十二年（1886）任中国首席代表同俄国勘界会谈、清光绪十四年（1888）赴河南接办黄河堵口…直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兵败，高龄（六十一岁）的他才停止了四处奔波的岁月。同年四月，其夫人陆氏因肝疾溘然离世；二十四年（1898）降旨革职，永不叙用；二十八年（1902），时年六十八岁的吴大澂终积忧成疾，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那刻江南湿冷的寒冬之中…此后，伴随着慈禧太后的驾崩，清宣统元年（1909）十月，经两江总督端方请求，翁同龢被清廷开复原官，追謚“文恭”。而吴大澂却终究没能等来属于他的那一句“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然而历史，并没有忘记这位老人，当封建统治被推翻，时代翻开新篇之际，吴大澂这个名字并未同其他许多籍籍之辈般就此湮没，却似深埋已久的避讳字和禁书一般，赫然重归众人探究的视野。作为同乡的中国近代历史学家顾颉刚这样评价道：“有是哉，毁誉之不足以定是非也！自甲午一役之后，谁不以卤莽咎先生者；咎之不已，更诮之曰浮夸：讹言朋与，前后相继，耳食者遂信为实然…先生一生，未尝以一己之荣华而忽生民之涂炭，又未尝以外人之逼迫而隳国家之尊严，其谋国之忠，任事之勇，实迥非常人所可及。”是的，历史的“真”与“伪”是在寻找辩正中求得答案的，百年之后的今天，当我们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回望过去，希冀通过此份信札中的一些蛛丝马迹，和大家共同去感受这位中国旧式文人金石收藏以外的拳拳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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