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其他知名收藏家诸如丰坊、华夏、李日华、孙承泽、曹溶、梁清标、周亮工、宋荦、高士奇、安岐等，学界也都有专门的研究。一些过去被忽略的收藏家如清初王铎、王永宁、张应甲等，也随着研究的不断拓展和深入，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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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卣《积古图》手卷（局部）
绢本设色，清代晚期，38×2640cm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然而，在研究收藏史的著作中，很少涉及对文物市场的研究。这当然是文献缺乏所致。研究晚清的收藏活动，如涉及文物市场，依然颇具挑战性，因为它不可回避艺术品的价格。事实上，中国古代文人的正式著作中，亦很少提到艺术品的价格。晚清以前，虽然也有部分收藏家（如项元汴）记录下他们购买书画和古器物的价格，但今天能见到的这类记载稀少且零散，难以依据它们构成有效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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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承素摹王羲之《兰亭序》项元汴跋
项元汴标明“原价五百五十金”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幸运的是，晚清文人喜欢写日记，现在还能读到数量可观的晚清日记，其中有一些关于艺术品价格的记录。此外，由于年代尚不久远，仍有许多晚清文人的信札存世，其中不乏艺术品交易的记载，只是这类记载通常十分简略，如“某某山水轴，三十金”。我们并不知道所谈作品的尺幅，加之很多情况下，没有实物或图片，因而无法判断艺术品的品质，对价格和艺术品之间的对应关系也就不甚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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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咬尾龙环 宋 故宫博物院藏
傅忠谟旧藏
如果我们希望找出艺术品价格变动的一些规律，最理想的做法就是追踪同一件艺术品在不同时期的卖价，而要做到这点非常不易，因为能够根据文献记录追踪的例子极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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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澂
清代官员、金石学家、书画家、收藏家
画家、鉴定家吴湖帆的祖父
存世文献还存在着一种不平衡现象。那些提及艺术品价格的信札，如果出自名人之手，保存下来的几率大，否则不然。
如晚清官员吴大澂（公元1835～1902年）写给苏州文物商徐熙（翰卿）、陕西文物商杨秉信（实斋）、山东文物商裴仪卿的部分信札保留了下来，但这些文物商写给他的信札却佚失了。文物商们在当时肯定有交易记录的账簿，但也没有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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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澂致潘祖荫信札
命绘《藤阴书屋勘书图》送呈钧诲。俞如英与辛芝世伯同来,初八日在津动身,十二日必到矣。夫子大人函丈。大澂谨上。重阳日。
类似情况也存在于不同的收藏群体中。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以后，上海成为经济和文化中心，那里居住着数量相当可观的收藏家。可是，今天我们却难以见到19世纪下半叶上海收藏家的记录，很可能是因为上海收藏家多为买办和商人，不是官员和文人。这也是笔者研究官员收藏活动的原因之一：官员们留下了比较多的文字资料。
文物市场还具有一般商品市场所不具备的特殊性。文物通常不可批量生产（钱币、陶瓷等情况有所不同），书画更是如此，除去赝品，文物商所卖的应该都是独一无二的原作（碑拓的情况稍微不同，但也不是简单的复制品），文物商开价，差别可以非常大。吴大澂在致王懿荣（廉生，公元1845～1900年）的信中说，山东潍县的王石经（西泉，公元1833～1918年）曾经给他看过一些古董，开价比他人高出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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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寅宝藏第一”印章
清·王石经刻 上海博物馆藏
善于经营的文物商，能把价格卖得高些。有时，同样一件古物，张三卖给李四可能和王五卖给孙六的价格会差很多。文物商的能力，买家的知识结构，都会对最终的成交价有所影响。这种差别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出市场的规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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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玉龙柄葵口杯 宋 故宫博物院
尊古斋旧藏
由于上述困难，对晚清文物市场的描述和分析其实是尝试性的。前两期的文章主要关注同治、光绪年间的文物市场和政府官员的收藏活动。由于光绪在位时间较长（公元1875～1907年），文中涉及的不少人物在甲午战争之前就已去世，吴大澂在甲午战争之后，也不再购买金石书画，并开始出售自己的收藏，所以，更准确地说，笔者研究的时间段大约是1865～1895年这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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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澂《临师蘧敦盖》
镜片纸本，清，77×146cm
私人藏品
文人官员收藏界的中心人物吴大澂，不仅是晚清活跃的收藏家，而且身世、生活经历使其有机缘和同治、光绪年间许多重要收藏家交往密切。他的家乡苏州是当时中国最富庶的城市之一，数百年来一直是文人文化的重镇。吴大澂的外祖父韩崇（履卿，公元1783～1860年）是清代道光、咸丰年间颇有名气的收藏家，并和当时一些著名的收藏家如陈介祺（寿卿，公元1813～1884年）、吴云（平斋、退楼，公元1811～1883年）等都有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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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澂
吴大澂家境殷实，他的父亲也收藏书画。受家庭和文化环境的影响，吴大澂从少年时就开始收藏。在吴大澂的时代，顾文彬（公元1811～1889年）、潘曾玮（公元1818～1886年）等苏州士绅都热衷收藏。苏州府下属的各县，也都有着悠久的收藏传统。吴大澂的友人，常熟翁同龢（公元1830～1904年）也是活跃的收藏家。
良好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也使苏州成为一些喜欢风雅的官员退休后的定居之地。同治、光绪年间，著名收藏家、归安人吴云定居苏州。其后，另一位归安人沈秉成（仲复，公元1823～1895年）和四川人李鸿裔（眉生，公元1831～1885年）等，致仕后也定居苏州，在那里建造园林、收藏文物，并和吴大澂有密切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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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秉成于苏州所建耦园
关于晚清文物市场和官员收藏活动的讨论让我们不禁要问：研究晚清官员的收藏有何特殊意义？吴大澂及其友人的收藏活动又具有多少代表性？晚清官员沿袭着中国文人士大夫悠久的文化传统，以金石书画为主要收藏对象。不过，西风东渐之际，有些官员对西方文化极有兴趣，并开始收藏西方艺术品。曾纪泽（劼刚，公元1839～1890年）在出任大清国驻英法俄大臣前，就已经下洋棋，玩洋玩物，看洋书，观洋画。1878年出使欧洲后，他造访西方画廊，参观博物馆，并把博物馆藏品分为“有用之艺”（包括建筑）和“耳目之玩”（绘画、雕刻等）。由于洋画的价格较贵，曾纪泽在赴欧前带了一些中国书画，以备布置室内环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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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舰队的靖远舰在英国下水
中间为清朝驻英国公使曾纪泽
在欧洲，曾纪泽购买了一些价格比较便宜的油画及复制品，他的日记记载：“茶食后，偕清臣、蔼堂游市肆，购洋画、笔墨等件。”在法国，“至画店购假油画廿余幅，较德国价廉数倍，可怪也。”“购买假油画，选择甚久。”“步游市肆，购洋画归。”喜欢绘画的曾纪泽还尝试作油画：“饭后，清查所购油画颜料之匣。”“画宫扇，水画者两柄，油画者二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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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之子曾纪泽
1886年，驻欧8年的曾纪泽回到京师，与翁同龢等共事。他依然和外国使节、医生、教习保持密切交往，并用从欧洲带回的洋画布置居室。对此，翁同龢的印象甚深：“散后访晤曾劼侯，福公亦来，其屋内陈设皆西人式也。”“申正诣劼刚处饭，燮兄、颂阁同坐。看洋画，灯红酒绿，俨然西人也。”不过，像曾纪泽这样欣赏和收藏洋画的官员，稀若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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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872年卜世礼在琉璃厂出重价购买青铜器还只是初试啼声，十多年后，情况则开始大大改观。叶德辉（公元1864～1927年）谈到宋元画价格在19世纪末后开始高涨时说：“光绪中叶，海西各国争收中国旧楮破缣，一时宋元又声价陡起。”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美日收藏家购藏中国文物渐成风气和规模。
限于资料，我们对晚清在上海崛起的商人收藏家（如顾寿臧等）的了解甚少。种种迹象表明，当时上海有着相当一批商人、实业家、买办收藏文物。可以推想，在其他的口岸城市（如天津、广州等），类似的收藏群体也同样存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不缺富商巨贾收藏古董，明代中期的项元汴，清代初期的安岐，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大藏家。只不过，在传统中国，财富的拥有者不见得在文化上具有话语权。叶昌炽在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正月初十日的日记中写道：“夜蒲生来谈，越州有罗姓，藏书画至二万轴，人称万轴罗家。其先为盐商纪纲，故士流屏不与齿。赵撝叔独羁縻之，得遍观其宝笈。撝叔画诀由此大进。”
这个例子或能说明，19世纪下半叶，士大夫对商人收藏家依然持有文化上的优越感，凭借政治地位和文化优势，他们掌握着艺术收藏和品鉴的话语权。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消失，士农工商的传统等级观念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实业家、商人在收藏界变得越来越重要。以此观之，本文研究的1860～1890年代，正是西方收藏家尚未大规模介入、商人收藏群体尚未取代文人士大夫阶层而成为收藏主体的最后时代。晚清官员留下的文献资料，使我们能够比较细致地观察历史大变迁之际的收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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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澂信札手稿
收藏大家吴大澂及其师友都是政府高官。吴大澂官至山东河道总督、湖南巡抚，潘祖荫官至尚书、大学士，贵为两代帝师的翁同龢也曾任尚书、大学士，沈秉成官至两江总督，李鸿裔曾任江苏按察使，顾文彬曾任浙江宁绍道台，王懿荣官至国子监祭酒。吴云在这批官员中的职位最低，曾任苏州知府，但却是一个富庶并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很有影响力的地区的行政首长。人们可能会问：吴大澂这个圈子的收藏活动在上层官员中是否具有代表性？
回答是肯定的。在晚清的高官中，收藏金石书画是极为普遍的现象。零星的记载告诉我们，很多高官虽不以收藏著称，但却都或多或少地有着金石书画的收藏。《翁同龢日记》除记载本人的收藏活动外，还不时提及同僚的收藏。当时高官请人吃饭，常向来客展示字画。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三月十七日，翁同龢“邀张子青便饭，荫轩、兰翁作陪，晚始罢。看画帖极乐，子青于《长江万里卷》击节不已也”[16]。翁同龢在1875年用四百两银子买下的王翚《长江万里卷》，成为这次聚会中观赏活动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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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祖乙尊
商代晚期，高31厘米
吴大澂旧藏，苏富比2014年春拍拍品
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七月初七日，翁同龢赴礼部尚书李鸿藻（兰荪，公元1820～1897年）家宴，“张子青、徐荫轩、祁子禾同坐，……观字画，极乐”。翁同龢记录了当日所观字画：“张得天与张晴岚尺牍二册，又二册（刻于玉虹堂）；石谷画册，梦楼题诗；萨天锡日记四册（内《客杭日记》已刻，余尚多）；孙高阳画像（愚公山人王馀佑隶书）；御史五德仿西法画（成王题）；清湘道人画卷（极奇，满纸无余）；王孟端轴；文衡山轴（小楷题）；郭河阳立轴（不真而旧）；石庵大对。”如果此次聚会观赏的字画都是李鸿藻所藏，那李氏收藏应甚具规模，此仅其中一小部分。
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正月廿八日，翁同龢“诣张子青前辈饭，李兰翁、徐荫轩、广绍彭、许星叔同坐，申正散。……在子青处得见所藏高房山为鲜于伯几画云山卷（张丑跋），王蒙为马文璧画卷（卞令誉藏），钱舜举画瓜，宋高宗竹雀（子昂跋）。皆无上妙品。石谷画卷（恽题、笪题、钱朝鼎跋）。又画册十幅，亦世不多觏也，饱看而归，犹有余味焉”。张子青即张之万（公元1811～1897年），此时任兵部尚书，他本人不但擅长山水，收藏书画也相当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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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选《秋瓜图》立轴
纸本设色，63.1×30cm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以上所言，皆宴主以家藏字画飨客。有时则是参加聚会的友朋各自带上字画赴宴。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二月十七日，翁同龢“诣颂阁处，借伊庖人请客也（并借朱曼伯庖人烧鸭、烧火腿）。倪豹岑、朱曼伯、敬子斋、孙燮臣、徐颂阁各携书画赏之，沈仲复来则饮罢将散矣。以松花江水烹茶款之，一笑。倪豹岑所收南宋画院朱锐《明皇幸蜀图》轴，王叔明《秋山草堂图》轴，颂阁所藏李晞古《大禹治水卷》、群玉堂米帖三卷，皆妙”。翁同龢、倪文蔚（豹岑，公元1823～1890年）、朱寿镛（曼伯，公元1834～1915年）、敬信（子斋，公元1830～1907年）、孙家鼐（燮臣，公元1827～1909年）、徐郙（颂阁，公元1836～1907年）、沈秉成在聚会时各自携带字画来观赏。如若不是翁同龢的记载，今天我们将不会知道其中有几人收藏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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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秋山草堂图》立轴
纸本设色，元，123.3×54.8cm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以上提到的人物，不少和晚清政治中所谓的“清流”颇有干系。但是，我们从张佩纶的日记中得知，洋务运动的领袖李鸿章（公元1823～1901年）也有书画碑帖收藏，虽然李鸿章本人可能并不热衷收藏。洋务运动的另一位核心人物盛宣怀（公元1844～1916年）也有收藏。吴大澂逝世后，他的幕僚、画家陆恢（公元1851～1920年）为盛宣怀和庞元济的收藏活动掌眼。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所藏盛宣怀档案中，有陆恢致盛宣怀信札谈及收藏：“承示宋马和之十六应真卷，此卷在数日前已有持来，索值千金。庞氏因佛像不收，故却之。恢展玩一二次，细审用笔，却是古物。即置诸收藏名迹中，亦可比数。惟本人无款，崇祯时杨题是真，吴梅村尚好，莫云卿引首笔意不大象，且索价千金亦太昂。若以一二百尚可得也。请宫保大人裁夺。”
当把文人官员的收藏活动和文物市场联系起来时，“文物”这一现代概念主要指向历史遗存。通过购买的手段，将古代的艺术品购入并保存和欣赏，这就可称为收藏活动了。不过，“收藏”在这里还只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落实到具体实情，人们的参与程度是不同的，古代便有赏鉴家和好事者的区分。而收藏活动又可以根据主观意愿和参与程度来分为积极性收藏和消极性收藏。吴大澂的至交顾肇熙（公元1841～1910年）在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十一月十七日午后，“访清卿于吴平斋太守公馆，并晤广盦，看李锦鸿所拓平翁收藏吉金十六幅，多仪征相国积古斋中物。因悟物理，久聚必有一散，群聚必有群散，散而复聚，未必适完其旧也。故莫妙于无聚无散，来去听之，其中无我之见存。余年来交清卿，觉耆欲差澹，唯好古著书画，每见辄涎之。坡公云，翰墨之清虚，不减于声色货利，戒之、戒之”。顾肇熙也是苏州人，对家乡的收藏风气不可能不知，他说吴大澂并无很多的嗜好，但看到古董便垂涎欲得。吴大澂和潘祖荫这些官员积极购藏又精于品鉴，当然是赏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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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澂藏《彝器全形拓六条屏》
每幅纵132厘米，横42.5厘米
现藏于上海图书馆
迫于同侪压力或仰慕精英生活方式而附庸风雅的“好事者”，则远远多于赏鉴家。但由附庸风雅而好之、乐之，进而钻研之，从好事者转变成赏鉴家也并非不可能。赏鉴家和好事者的收藏，都属于积极性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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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莽嘉量 新莽始建国元年
篆书 晚清拓本，端方旧藏
尺寸35 厘米 x36 厘米，铭文尺寸 12 厘米 x30 厘米
在金石书画的收藏中，青铜器属出土古物，数量少，收藏的人也少，除极少数赠品和家族递传外，主要通过市场买卖获得。和青铜礼器只产生于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不同，书画是活着的艺术，历代的文人都在持续参与，吴大澂和他的友人也不例外。文人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参与的全面性，一名文人可能同时兼具几种身份：收藏者、品鉴者、创作者。当顾肇熙评价吴大澂“唯好古著书画，每见辄涎之”时，他说的“古著书画”当然是今天所理解的“古代艺术品”。这个“古”和商周青铜器是上古遗物不同的是，它既可指唐宋元的书画，也可指本朝的书画。而书画中的“书”由于“翰墨”这一概念宽泛的涵括性，一些古代的礼品和日常书写也都可以囊括进去。
在书画收藏中，家传、交换、赠送的现象更为普遍，通过市场购买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在吴大澂的时代，明清书画并非稀有，士大夫之间互相赠送的现象屡见不鲜。顾文彬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二月十六日日记记载，“张子青先生有书来，并惠张二水字卷，答书交来使带回，以董思翁山水伴函”。张之万以张瑞图（二水，公元1570～1644年）书法卷相赠，顾文彬报以董其昌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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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张瑞图 草书杂册纸本
陈介祺曾委托吴云在苏州一带寻购元代画家吴镇（公元1280～1354年）的竹石小轴，吴云回信说：“谨当力为搜罗，倘一时不得，亦必向亲友力索一二件以副諈诿。俟韩兄北旋时，讬其带呈法鉴，合则付价，或易全形拓。否则仍将原件携还，至妥办法也。”吴云说，他会尽力帮陈介祺在苏州一带寻觅吴镇的绘画，找到的话，托人带给陈介祺，陈若满意，可以付钱，也可以用所藏青铜器的全形拓来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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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介祺题跋《周良父壶》
清晚期拓本，69×40cm
古代的书画可以交换，当代的更可如此。吴云致陈介祺信云：“兹有舍亲沈仲复方伯欲求法书小额楹联，备有宣纸，讬为转恳。附呈虢钟、颂敦全形拓本两分，统希鉴入，传古盛事，甚盼覆音。”吴云代沈秉成求陈介祺书写匾额和对联，报酬是送上两份沈秉成所藏虢叔钟和颂敦的全形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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虢叔钟 全形拓
前文已指出，晚清文物市场上流通的许多艺术品在制作的时候是礼品，艺术礼品的消费在日常生活中是大量的，流通的方式有主动赠送、互赠、索求、代求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昔日的礼品和许多日常书写（如信札、笔记、诗文稿、日记等）一起，有了市场价值。吴云在1875年致钟佩贤（1850年进士）的信札中写道：“郑盦（潘祖荫）月必有书札往还，无非为金石考证。间有索及书画者。邮简裁报必出亲书，从无假手于人。彼见兄字迹泽润，终不信病体至于此也。”接着一通：“往年伯寅尚书来书云，将鄙人恶札装成两巨册，使琉璃厂多一有名遗迹，语甚涉趣。”潘祖荫把吴云写给他的信札裱成两大册页，要“使琉璃厂多一有名遗迹”，似乎在开玩笑，其实彼都很明白，他们的信札日后都能成为琉璃厂标价买卖的文物。从日常书写和礼品向具有市场价值的“文物”转换，悄然无声，拥有它们的人们有一天会突然发现，它们能标价出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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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祖荫的赐兰堂印章 关注公众号：藏家群
吴云和潘祖荫毕竟都是晚清著名的赏鉴家，收藏意识很强。但是那些并不热衷于收藏古代艺术品的官员，在日常生活中也不可避免地向他人索求书画、为他人作书画、与人通信。顾肇熙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四月十二日日记记载：“为谊卿书扇一柄。”谊卿即吴大澂的弟弟吴大衡（公元1838～1896年）。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亦即潘祖荫和吴大澂在京师积极购藏青铜器时，顾肇熙也在北京。他的闰六月日记记载：初一日“为香涛写扇”。初六日，“连日写扇对”。初十日，“香涛扇对数十，至是始了”。香涛即张之洞，这一年他被任命为四川学政，赴任前，请顾肇熙在十天内书写了数十件扇对，大概是作礼品之用。作为吴大澂的至交，顾肇熙和吴大澂之间的往来信札很多，今天尚有不少吴大澂致顾肇熙的信札存世。由于顾肇熙没有将这些信札毁弃，他的家人就自然而然地有了“收藏”。这就是消极性“收藏”。以此观之，“收藏”的概念和群体将极为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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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澂致伯圜、佐安两兄信札一通
清代晚期镜片（一帧二页），纸本墨笔
每页纵22厘米，横12.2厘米
私人收藏，西泠印社2017秋季拍卖会拍品
受经济能力的限制，收藏古代文物的人们总是会相对少些。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中国社会的精英们，自上而下都在消费着大量由同代人创作的书画。晚清的下层官员杨葆光（公元1830～1912年）在其日记中，记载了为友朋制作的大量书画，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书画是主动送人或他人索求的。由于这些友朋的地位不如吴大澂的友人那样显赫，已多不可考。但是，我们从中却不难感受到书画在日常生活中的频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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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赵孟頫 《关公五十三岁遗像》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立轴，绢本设色，80.3×86.2cm。此图款：延祐六年七月八日焚香沐手敬摹。钤：赵氏子昂 朱文印，余印漫漶不清。画幅右上有明代邵宝跋于正德元年丙寅八月书于浙江试院钤：二泉 国贤 二朱文印。又有清末杨葆光跋。
从这点来说，整个传统社会精英的文化消费模式，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基本相同。所不同者，有的人购藏已经成为“文物”的书画，有的人索求尚未成为、但将会成为“文物”的书画。与此同时，他们也创作书画，不断为后人留下可资收藏的文物。这并非是晚清特有的文化现象，而是20世纪之前绵延不断的传统。无论是潘祖荫、翁同龢、吴大澂，还是顾肇熙、杨葆光，本文提及的所有官员都有书画作品出现在今天的拍卖会上，名气有大有小，价格或高或低，但都已在文物市场上流通。只不过，购买和收藏它们的人大多已经不再具有官宦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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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家群
找对圈子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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