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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银元（机制银币）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曾经流通和使用了一百多年。当年在中国国内市场上流通的形形色色的银元，既包括本国制造的各种银元，还有几十种外国银元也在中国的市场上流通，品种有几百种。老银元的流通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三、民国国民政府时期的机制银币（续）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国民政府颁布新币政策，发行纸币，禁止现洋流通。1933年至1944年间，美国为操纵国际白银市场，转嫁国内经济危机，争夺对使用银本位币制国家之货币控制权，减轻银价下跌对国内银矿之压力等，实行包括“银购入法”，“购银法案”，“白银国有令”等在内的一系白银管理政策，采取禁止白银出口及将白银收归国有等措施，令世界银价暴涨，中国首当其冲，白银大量外流，令1934年7月至10月中旬，白银流出即达2亿元以上，“工商凋敝，百业不振---，国际收支大蒙不利，国民经济日就萎败，种种不良状况纷然并起。不采有效措施，则国内现银存底，必有外流罄尽之虞，---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在上年颁布“白银出口增税实施令”之后，决定“自本月4日宣布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所发钞券为国家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至此旧有银本位制度被不兑现纸币流通制度所替代。白银在法律上已不再作为流通货币，银币、厂条、生银、银锭、银块、及其它银类开始退出中国货币流通领域。
《银行周报》1931年估计：中国铸造银币总数1627225000元，外币在中国流通之估计数80000000元，中国流通银币总数1707225000元。
张公权说：“根据财政部估计，一九一八年共有银元二亿五千万元，流通在全国。十五年以后，这个数目几乎增加了六倍。一九三三年三月，财政部估计流通的银元为十四亿元。”“一九三三年的银元流通总额共为十六亿元，银锭的银子共有一亿五千三百万上海两(约二亿元)。”这个估计基本上是准确的，如加上各种滥铸、私铸及辅币，以及中央造币厂成立后所铸新币的铸造额，则法币改革前，中国银币的流通额当不下20亿元，甚至更多。
1949年國內局勢動蕩，物價飛漲，民眾對紙幣毫無信心，政府被迫於七月初正式公告恢復銀本位制，並重新製造及發行與二十三年版船洋形式原完全相同之銀元。
1949年7月1日，广州、成都、重庆两造币厂铸造帆船银币，并流通于市。随解放军南下，很快停止铸造。
1949年11月6日，国民党政府在解放军即将解放广东前夕，被迫将广东省第一造币厂迁往海南岛海口市，利用回收的银元等改铸含银量较低只有八成的，“袁头九年”、“小头”、 “二十三年帆船”银元。
1.上海中央造币厂
抗战胜利后中央造币厂于次年迁回上海，因辅币停产业务中断，赖经营副业维持。筹备恢复银本位时令该厂先行制作二十三年版船洋以备不时之需。至五月底上海前计造币662万5千枚，而因战况危急，所制银圆均提前发放。
2.成都分厂
由中央银行成都分行于七月间与该厂订约，代工费为千分之二十五。八月即开工生产，所用原料大部自香港运来，少数为原有库存。至十一月止共制394万5千枚，交央行成都分行。
3.重庆第二十兵工厂
央行会同中央造币厂与兵工厂署第二十厂于七月初签约，委托生产船洋200万枚，费用比照成都分厂。生银亦来自香港及重庆分行库存，次月中旬即开始交货，至十一月中旬交清，月底时原拟续约，但因兵临城下乃告作罢。
4.台北分厂
5.美国财政部造币厂
中央银行奉命更改币制后，六月在广州设金融顾问委员会，规划有关财政、金融、外汇等业务。为支撑新币制之信用，向美国订购银币三千万枚。由费城、丹佛、旧金山等三厂赶工制造；数量分别为2025万枚、655万枚及320万枚。首批即便在当月中旬装船，末批则于七月底完成，共分八批，自七月初起运抵香港，总计3000万枚。
上述五厂所制二十三年版船洋，约有4360万枚。据报导，云南当时虽未受委托，但也曾制作船洋，数量约176万余枚。另在贵州之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亦曾私造低色减重船洋3万余枚。后制1949年版船洋制额，估计在4500万枚以上。
四、民国苏维埃政府时期的机制银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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