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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不能不出血

  • 老货圈
  • 2021年10月16日07时

对于一个普通收藏者如何鉴定古董的真伪,马未都觉得研究这些东西的意义并不大。他认为,只要建立一个很正常的文化消费观,别老想着投资,就不会上当。


喝街的行规,马未都说他很幸运能成为一个收藏家,并且赶上了好时候:在他开始收藏的时候,文物都不值钱,一个碗3块钱,他写一篇小说能挣好几十块钱,够买好多碗了;搁在现在,就是写一本书也未必能买回一只碗。


“我的年龄段卡得可丁可卯,我21岁‘文革’结束,1980年我25岁,25岁到35岁是我狂收暴敛的10年。这10年古董价格长时间是谷底,没有什么起伏,持续的时间特别长。比我大的人,‘文革’前章乃器这些藏家,让人整死一半,比我小10岁的人等他们有能力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贵了。”在物求人的年代,马未都收藏了不少好东西,在人求物的年代,他已经不怎么收藏了。马未都见证了人与物之间的转化,也玩味出收藏界这个领域里的人生哲学。


马未都真正开始收藏是回到城里当工人的时候,后来调入中国青年出版社更加快了他的收藏速度。他当时住在北京西郊空军总医院,在东城上班,每天骑车大约需要40分钟,中间路过钓鱼台国宾馆,那附近有个摆地摊卖古董的跳蚤市场。这个市场是非法的,每天6点多钟摆摊,七八点钟散摊,马未都就提前半个小时出门,绕到这里转转,每个月都能买上一两件心仪的古董。时间一长,就跟这帮人混熟了,他的很多古董知识和交易行规都是从这里学到的。


“因为他们每天上来的东西都不一样,就跟老师每天给你布置一道题似的,很多东西都没见过。”马未都说。混熟了,马未都发现这些人大都服过刑,刑满释放后没工作,做古董生意就是将本求利,“他们卖的是什么不知道,但知道3块钱买进的,5块钱就卖,2块肯定不卖”。


在马未都四处收藏古董的时候,周围人都没什么兴趣,每次他买到一个好东西想跟朋友交流欣赏都找不到人。“买完东西不给别人看不过瘾,必须给别人看。”马未都说。


有一天,他抱着一个新买的大罐子去找一个朋友,敲门门不开,但他在外面听见屋子里有人,所以就一直又喊又敲。门总算开了,一进门发现屋子里四五个人神色慌张,他也不管那一套,把大青花罐子拿出来,往电视上一搁,这时才发现电视机是热的,再看那些人慌张的表情,恍然大悟:原来这些人锁在屋子里看毛片呢。“我说毛片什么时候都能看,你看我这个吧,特棒。我就发现每个人都特别茫然,他们都觉得我特扫他们的兴。” 这个大青花罐子就是马未都从那个地摊上买回来的。


在跟这些练摊儿的人熟悉了之后,他们就带马未都往住户家里领。由于有些东西太贵,练摊的人买不起,怕有风险,便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交易成了就给他们一点佣金。“旧社会有一个特别好的规矩现在没人执行,过去有一个术语叫‘成三破二’,中间人拿5%,‘成’是卖方买卖做成了,‘破’是买方破费。我们现在的中间人一张口就是10%,这是最轻的,有的上来就要两成的提成,过去的中间人都特规矩。”


有些掮客为了促成一桩买卖,不惜用一些无赖手段,当年马未都就遇到一次,“当时早期那种无赖的手段你都不能想象”。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带他买东西,进屋后那年轻人等在门外,“这堆东西有瓶子、钟、碗等十来件,一共要360元,我看完觉得还可以,我说我要了,卖主又突然反悔不卖了。出门后年轻人问我买了吗,我说我想买人家不卖,你说我一文化人也不能跟他掰扯,只能走了。


他问我里面那些东西哪件不值钱,我说里面有一破碗一分钱都不值,他说行,你跟我进来吧。”年轻人于是进门说:“哪能不卖呀?”卖主说就是不想卖了。“他趁那家人不注意,当着我拿起那只碗‘啪’就摔了,吓我一跳。我看见是成心摔的,年轻人说,哎哟,不小心给你摔碎一个,这怎么办呀,赔是肯定不可能了,还是按原价360元都买下来吧。他摔碎一个最不值钱的,说要赔就拿360块钱带走这一堆,弄得家里人特难过,我也特不好意思。


这种人非常有经验,经常串户,专门收这种旧货。最后这家人嘀咕半天决定360元卖我了。出门以后我问他,要是这家人非不卖呢?他说那就再摔一件看他们卖不卖。这些赖招只有社会最底层的地痞才会使,咱们想都想不到。”


“这种人叫‘喝街的’。”马未都说,就是专门走街串巷,非常有经验。在出版社期间,总有喝街的找到马未都,让他跟他们去通县喝街。马未都那时觉得自己是个文化人,脸皮儿薄,不好意思跟人上街收破烂,但他知道通县的古董特别多,因为过去通县是北京货运终点,很多黄花梨家具在苏州做好,通过运河运到通州,这里就成了家具集散地,卖不掉的库底子就自己留着用了。喝街也有喝出宝贝的。


有一次,几个农民喝出一个永乐年间的罐子,喝出来的是几十块钱,转手就是4万元。一个古董贩子大半夜给马未都打电话,马未都不想去,但又很动心,反正从东四十二条到灯市口也不远,便骑着自行车去了。沿途马未都发现满街都是警察,等见到那个罐子,发现的确是真的。


那几个农民说要买当晚结账,“4万元当然是便宜的,我倒是有钱,但是是港币,农民一听港币不要。都下半夜1点多了,那也不能等天亮,我给换汇的打电话,叫他半夜来,他要点高点,我说成高点就高点。我记得特清楚,当时在路灯下换成人民币,都两三点了,一帮农民数钱。路上不全都是警察吗?我就不敢拿那罐子回家,骑一自行车后面背一大青花罐子,警察肯定得让我靠边,当倒卖文物给扣了。那天到家都三四点了,上午我一睁眼脑袋嗡地一下,坏了,这贩子备不住把东西拿去卖了。


果然,3点多我一走他就又联系别的买家,早上8点多就给卖了,卖了12万元。早上他拿着4万块来还我,说我这回真赚了不少钱,但我还欠人家好多债,我以后赚了大钱再分您,转身走了。我等于是白忙活一晚上,把港币变成人民币,什么事都没我的”。


让马未都更后悔的是,秋天这个永乐罐子就在香港苏富比出现了,当时卖了200多万港币。这罐子再度出现大概是2005年,卖了3000多万港币。“当天要不是那满街的警察,我就抱回家了,跟他就是钱的事了——你帮我一忙,我给你一两万块到头了。农民喝街35块钱喝出来的,我跟它失之交臂。”马未都今天说起这事还带着遗憾。


马未都说:“现在北京这种走街串巷的没了。他们有一定的知识,对你卖的东西有一个价值判断,有一整套对付你的办法,声东击西,把你说晕,用各种办法让你卖不出价去。但他们知道这东西在哪能卖出价,利用的是信息不对等。最早做古董的这些人,不需要文物知识,只需要对人的了解,那时候不可能从户里买出假的来,关键是怎么能让他卖。


一般喝街的人嘴都特甜,大爷大妈地叫着,你买冬储大白菜,他肯定一头大汗地帮你搬。这事我都干过。在国务院宿舍看人家里有文物,老头对我特好,一到买白菜和蜂窝煤的时候就帮人家卸,卸完以后每次都到人家里洗干净手抱着瓶子看,看久了老头就说喜欢就拿走吧,根本也没花钱,因为那时候全社会没意识。”


当然,这样的便宜马未都占得不多,多数时候他还是要出点血。有一次,一个贩子卖给他一对梨花圈椅,他1000块钱买的,4000块出手,马未都判断这椅子的行价大约是8000到1万元,便成交。


马未都说:“该他赚的钱你得让他赚到。我的理论是,多给钱的坏处是这一单亏了,好处是生意的长久,你的通道是通畅的,总有他出漏的时候给你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比如这杯子他10块买的,你给他20块,他认为翻了一跟头,你老给他12块怎么行?古董贩子拿到古董的时候都是想到谁能出大价钱,实现价值最大化,所以一开始装傻多给点钱没坏处。我之所以收了很多很多好东西,就是一开始不在乎那点小钱,他们觉得你不错,有事先通报给你。我觉得早期收藏,所有东西的价值都不抵信息的价值,东西贵一点便宜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息,你能知道谁那里有东西。”


失之交臂。有时候,马未都知道哪里有好东西,但由于各种原因失之交臂。比如上世纪80年代,他在安徽的文物商店看到一个宣德年间的盘子,当时标价400元外汇人民币,现在这个盘子最少400万元人民币。但当时要外汇,马未都只好放弃。半年后他带着外汇去,他们还不卖,要护照,因为只卖给外国人,到最后也没有买到。

还有一次,他在上海友谊商店看见乾隆年间的一只碗,特别罕见。1986年要3万元外汇人民币,他买不起,到1988年再去就没了,隔了一年苏富比卖了792万港币。“当然我不知道后来的事,我要是知道,砸锅卖铁也要把它买回来。当年一个日本人792万港币买走的时候,所有这行业的人都认为这个碗终生不会再涨价了,那时候100万美元跟今天1亿美元差不多。这个日本人放了21年,2000年的时候亚洲经济危机,他拿出来卖了,没怎么赚钱卖了2100万港币,翻了3倍。这种事我遇到的特多,从收藏角度,别看我有这么多东西,其实买不起的是大多数,现在回过头来说那东西那么便宜你怎么不买,我当时也得有钱呀。”

这是买不起,而买得起却不买最让人遗憾。“我的经验是你要是想收藏,一定要有一部分现金,严防好东西出现你没钱了。那时基本处于捉襟见肘的状态,买了甲就不能买乙,经常借钱。最怕的是身上有钱,那堆东西可以买,但你放弃了。1985年,琉璃厂虹光阁内柜给开封博物馆准备收藏,是明清两代瓷器,有上百件,两玻璃柜子,2.2万元。这笔钱开封博物馆批了两年都没批下来,我老跟他们说他们要不买,我就要这东西了。后来终于有一天,他们通知我说,开封博物馆钱批不下来,要买就拿钱来。我犯了个终身大错误,我当时有这笔钱,可一下子花出去心里有点承受不住。今天的人看怎么那么短浅呢,就是短浅,一共就那点钱。也不知道后来是这样一个局面,也不知道后来就没机会再买了,人不能长后眼嘛。我把它放弃了,要是没放弃,价格至少翻1000倍。”


在上世纪80年代,古董的价值是体现不出来的,当时没有人能想到古董会升值,人们对一件古董的价值判断也仅仅停留在心里感受层面。所以马未都感慨地说:“整个10年,我对古董价格的感受都非常不准确,而且资金非常有限,想不到后来的事。”第一次让马未都感受到古董很值钱还是在1988年,当时一个台湾人来北京,看到他有只碗,问能不能卖给他。这只当时花200块钱买的碗,台湾人开价1万美元,这件事让马未都有了“价值观”,但是马未都还是没有卖。“所有跟我一起玩古董的全被历史淘汰了,北京一个没剩,全国也是,不是下大狱就是吸毒、家破人亡、娶五房太太……什么事都有。没有像我这样的,我没卖,卖的人全是死;卖的人不赚钱,赚也是赚一阵子。我不卖不是因为我不喜欢钱,是我源于文人的面子,我觉得卖东西是一个奇耻大辱,我的不卖把我彻底救了。”


很多人都不清楚马未都哪里来那么多钱买古董,其实马未都在出版社做编辑的时候就开始做药材生意,卖中药材是个暴利行业,一个月能挣七八万块钱,靠卖药挣来的钱玩古董。因为当时在出版社,不敢跟人讲自己做买卖,但给人的印象就是马未都有钱,就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马未都很怀念上世纪80年代四处买古董的岁月,比如去河北、山西一带,有人带路,到处都是宝贝,哈腰就能拣到。现在没有了,到处都是雷。“就是等于你去的时候是个处女地,森林里都是大蘑菇,随便采,现在都是毒蘑菇。”马未都说。而且,马未都是第一个从国外用集装箱往回买文物的人。 


现场的鉴别力 1995年,中国有拍卖行了,马未都就被请去当顾问,古董的真假就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我绝对是对着良心说话”。马未都说,有一次拍卖,拍卖行说有件东西起拍价太贵,要退回去,他问为什么,他们说是康熙仿成化的瓷器,不值4万元。箱子打开一看,马未都就愣了,实际上就是明代的。马未都告诉他们这是真的,他们不信,找人鉴定,最后确认的确是明代瓷器。最后这件瓷器220万元拍卖出手。马未都说:“我但凡有点私心,特简单,我一关盖说退,然后问清楚是谁的,跟底下人说,打个电话,说现在上不了拍,有人托底你卖不卖,他们都卖。4万块你汇过去,这东西就是你的了。但是我受雇于人的时候,我绝对不会干这样的事情。”


马未都认为,市场是很锻炼人的,从他最初跟摆地摊的打交道开始,练就了很强的心理素质。当时,文物鉴定的技术力量很薄弱,博物馆的专家对市场的判断几乎是零,马未都多年来在野路子里趟过来的经验,让他能对很多复杂的事情做出快速判断。

“一个奥运会射击冠军碰上个土匪是没有用的:你三点对一线,准心对缺口,先吸一口气定住神才能对准对方,人家土匪早把你天灵盖儿给掀了。市场很残酷,它训练人,我看过很多博物馆的人到市场跟前就虚了,就不敢说话了。

地摊上买东西有一规矩,比如你卖我买,你卖这件东西,我往那一蹲,多少钱啊?你说200元,我说80元吧,你说不行,150元,我说100元吧,咱俩这么磨蹭之间,任何人看这个东西不能伸手,不能有个人说那我给100元拿走,那不行。那这时候,你对这个东西要做出最后的决定,没有任何后援,没有人可以商量,没有时间让你回家翻翻书这东西怎么回事。


所有的事情都是在这会儿,蹲在这儿,几分钟之内搞定。而且我经常碰见,过去地摊上买东西,盯着这东西的时候旁边都是大腿,这大腿就表明都看上了。尤其后来我在这行越来越有名了,只要我蹲在那儿,就没有机会再起来了,那我的决定都是这一会儿。我说的就是,土匪掏枪、上膛都是那一瞬间完成的,赶紧把你给崩了。博物馆的人不行,一大堆人来了,在那折腾,翻资料,好几天,这没用。我们一直都是在那种非常严酷的条件下训练出来的,反应极快,决心下得特快。


有个人喜欢收藏,老来跟我聊,故宫举办青花班讲永乐青花,就学这一个,5天课,一课800块,很贵。他去学,学完回来跟我说:马先生,别的我不敢说,永乐青花我彻底明白了。


到了故宫,所有东西都调出来看,中国的五大巨头都给讲了课,做了笔记,都弄得明明白白了。跟我说完这话不到一个星期,他就在昆仑饭店咖啡厅,正赶上拍卖,一个人送一个永乐年间的盘子,我给他看。我说:您看这个,现在30万块钱,你要买,你现在10分钟之内给个价,这东西就是你的,钱我给你去弄。盘子要对了,值500万元,错了30万元就扔了。


你现在孤立无援,10分钟内你要做出决定。他拿着盘子看了半天,突然回过头来跟我说了一句话,把我给说乐了,他说:‘我这会儿技术归零了。’你以为你明白了,那是故宫的人给你端出来让你看你明白了,人家故宫里搁了多少年了,让你看,这是永乐的盘子,又跟着老师讲的对得上,你心里干干净净,又没有压力,没有掏钱。一实战彻底歇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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