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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秀涵芳——单色釉瓷器一览丨中国嘉德2022秋拍

  • 中国嘉德拍卖
  • 2022年11月23日06时



瓷器之美在于造型、在于釉色、在于纹饰。瓷器釉色之美在于质地、在于细节、在于人工与自然巧妙结合的神韵。单色釉瓷器光素无纹,仅以器型线条与凝盈一色给观者带来无穷的美的享受与遐想。是次中国嘉德2022年秋拍所含单色釉瓷器仿古烁今,如天青、仿哥釉、仿官釉等仿宋瓷釉色,摹古而不泥古,又如青金蓝、豇豆红与窑变之色,皆为当朝创新品种,争奇斗艳,蔚为大观。


Lot3144
清雍正青金蓝釉菊瓣盘
“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雍正本朝
D: 17.8 cm
来源:
赵从衍先生旧藏;
香港拍卖会,1986年11月18日,“赵从衍家族收藏重要中国瓷器玉器·第一辑”专场,Lot 107;
玫茵堂旧藏;
北京拍卖会,2019年12月4日,Lot 5775
著录:
《华光草堂珍藏清代瓷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73年,图33;
《玫茵堂藏中国陶瓷》第二册,康蕊君著,伦敦,1994-2010年,第196页,图847;
《大朴尚简——明清单色釉瓷器菁华展》,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御窑博物馆、保利艺术博物馆,2018年,第286页,图110
展览:
《华光草堂珍藏清代瓷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73年11月-1974年2月,编号33;
《大朴尚简——明清单色釉瓷器菁华展》,保利艺术博物馆,2018年9月20日-10月20日,编号110

本品著录


本品瓷质莹洁,工艺精细,器型隽秀,典雅优美。青金蓝釉面肥润,光华隐隐,如宝如珠,此种釉色在雍正朝异彩纷呈的颜色釉瓷器中亦属存世稀少的精品,又为名家旧藏,更为难得。



此种雍正御窑所出菊瓣盘见有尖瓣、圆瓣两种不同的花瓣造型,本品为前者,于修胎、成型、烧造均十分不易,对工艺的要求极高,而本品花瓣大小均匀,可见制作之精,并且所施青金蓝釉亦属罕见,殊为雍正御窑之妙品。查阅公私资料收藏,此类青金蓝釉菊瓣盘留存极少,故宫博物院所藏整套十二色雍正菊瓣盘其中有一只类似本品之青金釉蓝菊瓣盘,可为参考。

Lot 3115
清雍正内暗花龙纹外胭脂红釉茶圆
“雍正年制”四字双行楷书款,雍正本朝

D: 9.7 cm

来源:

香港拍卖会,1987年11月24日,Lot136


胭脂红釉料以金为呈色剂,由欧洲传入中国,清宫档案内皆称其为“西洋红”,又由于这种红釉颇如女子化妆用的胭脂之色,故又名“胭脂红”。雍正十三年(1735年)督陶官唐英所撰《陶成纪事》中记载当时岁例贡御的五十七种釉、彩瓷器中即有“西洋红色器皿”。胭脂红釉创烧于康熙末年,雍正、乾隆,乃至晚清各朝均有烧造,但其中尤以雍正作品质量最精。从传世品看,雍正朝胭脂红釉瓷器造型有瓶、罐、盘、碗、杯等,均胎体轻薄,玲珑隽秀,多数为内白釉,外胭脂红釉,其中有些如本品锥拱纹饰,或描绘粉彩花果,档次又高于其他同类作品。


按《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载,雍正四年(1726年)“十二月十三日,郎中海望持出红磁白里暗花茶圆二件。奉旨,此茶圆像江西烧造磁器处进来的,釉水、颜色俱好,但无落款,胎骨还糙。尔将此茶圆发往江西烧造磁器处,传旨给年希尧∶此二件茶圆若补落得款即落款,若不能补落得便罢······茶圆其底色不必烧红色,仍要白底落款。”想来,年希尧并未敢“便罢”,自是按发至江西“红磁白里暗花茶圆”重新烧制。本恰为此类,釉水颜色如前,落得款识,并一改“胎骨还糙”之弊端。在雍正皇帝的亲自参与,提供各式意见以及严格要求之下,想来成品一定颇得其青睐,方得流传至今。

中国嘉德,2021年5月18日,Lot 3074(3,565,000元)


中国嘉德2021年春拍Lot 3074“清雍正内暗花龙纹外胭脂红釉茶圆”为与本品相同品种,以3,565,000元释出,可作参考。


Lot 3149

清乾隆 窑变釉铺首尊

“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乾隆本朝

H: 39.5 cm

来源:

中国嘉德,2006年11月22日,Lot 1953;

北京拍卖会,2007年8月20日,Lot 1643;

北京拍卖会,2015年11月19日,Lot 5020



本件窑变釉铺首衔环尊为存世仅见,极为珍罕。本品与乾隆时期铺首尊均不相同,不仅体量硕大,颈部略短,铺首也与常见者有别。搭配窑变釉色,更是将仿古与创新这一乾隆御窑至此理念,体现得淋漓尽致,具备极高的收藏价值,且装饰效果亦佳。


Lot 3150
清乾隆 窑变釉太白坛
“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乾隆本朝
带日本包装
H: 32.8 cm
来源:
香港拍卖会,1996年11月3日,Lot 748


中国嘉德,2019年11月17日,Lot 3479(3,565,000元)


传世所见雍、乾窑变釉作品有“火焰红”和“火焰青”两类,本品应属后者。相对于前者而言,火焰青窑变釉得发色更为绚丽,烧制难度也更大。其虚幻奇诡之色,全赖窑火造就,可谓瑰丽天成,堪称乾隆御窑窑变釉器之佼佼者。

此外,本品以太白坛作为载体,在历朝御窑窑变作品中都十分罕见,仅见2019年本公司秋拍中曾有一件相同的作品出现,当时以3,565,000元成交。本品釉色极佳,釉面状态良好,极为难能可贵。


Lot 3147
清乾隆 茶叶末釉绶带耳大吉葫芦瓶
“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乾隆本朝
带木座,带日本包装
H: 26 cm
H: 30 cm(含座)



葫芦为长寿象征,并谐音“福禄”,绶带如意耳亦昭示吉祥,秀雅中蕴美好寓意,诚为皇家青睐之物。本品线条流畅,富有韵味。因其形制看起来与“吉”字隐隐相合,又被称为“大吉瓶”。本品器釉形意相合,极富天然韵致,诚为当时皇家青睐之物,因此是不可多得的收藏佳器。


Lot 2667
清雍正 豇豆红釉折腰碗
“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雍正本朝
D:15.5 cm


豇豆红釉因红中闪现绿色苔点,似豇豆而得名,传世所见多为康熙时期文房用器,由于掌握呈色不易,烧制难度较大,又仅限于供宫廷御用,因此极为名贵。本品为雍正时期制品,更显稀少难得,值得格外珍视。检索公私收藏可知,此式折腰碗仅偶见米黄釉作品,以豇豆红为饰者极其罕见。


Lot 2672

清康熙豇豆红釉暗刻团螭纹太白尊

“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康熙本朝

D:12.6 cm

来源:

广州市文物总店旧藏(据标签)


豇豆红釉是康熙晚期创烧的特殊红釉品种,因烧制时偶见天然绿色苔点颇似豇豆,故而名之,为康熙一朝所独有,是康熙晚期著名文臣刘源所设计,督陶官臧应选精心督造,其造型皆清灵秀美,釉色娇艳宜人,在古今中外享有极高声誉。近年来台北故宫学者结合宋元瓷器、日本竹器及木雕作品图案提出,太白尊或是置于案头,作插花之用,巧添文思。


Lot 3170

清乾隆 仿汝釉大碗

“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乾隆本朝

D: 35.6 cm

来源:

赵从衍先生旧藏

著录:

《华光草堂珍藏清代瓷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73年,图24

展览:

《华光草堂珍藏清代瓷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73年11月—1974年2月,编号24


本品著录


此式仿汝大碗为雍正一朝首创,乾隆早期御窑与雍正一脉相承,除款识有别外,余皆极为接近。查阅公私典藏,暂得楼旧藏一件雍正时期仿汝釉大碗与本品造型、尺寸相近,亦可资比较。



总体而言,雍正朝仿汝釉器多文雅隽秀,而乾隆朝仿汝釉器则更多了一些敦厚穆雅,较之前朝要丰满圆润了许多,仿烧数量亦为历朝之最。碗在汝瓷中属于少见器形,因此清宫仿汝瓷也以摹古器形为多,碗罕有仿制,本器体型硕大,烧制极易变形,故成品极少,更显珍贵。


Lot3171
清乾隆 仿官釉鱼篓尊
“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乾隆本朝
带木座,带日本包装
H: 29.2 cm
H: 34.2 cm(含座)



御窑厂烧制鱼篓尊最早可追溯至宣德一朝,清代鱼篓尊烧制自雍正肇始,器型几经变化,在仿古之时又兼具本朝特色,其理用途也变为插花之用,故亦有“花囊”之称。至乾隆一朝,釉色以仿汝釉、仿官釉为主。查阅海内外公私收藏,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乾隆时期天蓝釉鱼篓尊,除釉色不同,其造型及尺寸与本品类似,可资比较。


Lot 3169
清咸丰 仿官釉八卦纹琮式瓶
“大清咸丰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咸丰本朝
H: 28.3 cm
来源:
天津私人旧藏;
北京拍卖会,2011年12月6日,Lot 5101


故宫博物院藏品


咸丰一朝由于受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仅咸丰元年(1851年)和二年(1852年)官窑瓷器可以正常烧造和起运,至咸丰三年(1853年),景德镇便陷入战乱,烧成瓷器无法正常运输,因而传世精品更加稀少,素为藏家所重。故宫博物院藏有类例,可资比较。


Lot 2675

清乾隆 仿官釉贯耳瓶

“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乾隆本朝
带日本包装

H:31 cm

来源:

北京拍卖会,2006年11月23日,Lot 1530


故宫博物院藏品


清代帝王心仪宋瓷的古雅气息,雍正时期,即多次命景德镇御窑厂以宋瓷为范本制瓷,唐英任职督陶官时期,锐意探索,最终成功烧制了各类仿古瓷器,尤其以乾隆早中期所制最为成功。此瓶摹仿周汉铜壶,式样古朴典雅,施釉静穆温润,古趣盎然,为乾隆御窑精品之作。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相同作品,可作参照。

Lot 3167
明永乐 龙泉官窑青釉暗刻云龙纹大盘

D: 42.5 cm


本品外壁光素,盘心及内部暗刻三条云龙纹,云龙身形遒劲,怒爪厉张,十分凶猛,须发、鳞片等细节的刻画亦纤毫毕现,彰显了龙泉官作瓷器的制作水准。底部暗刻楷书“用”字款

龙泉古称处州,窑业久负盛名,《大明会典》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制样,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说明在明代初期,龙泉窑与饶州景德镇窑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将二者并置的文献还有《明宪宗实录》,成化元年(1465)颁布诏书:“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役烧造瓷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委官员即便回京,违者罪之。”此盘即为明代早期处州龙泉官窑之精品。同类型器物还见于故宫博物院所藏及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明代早期残器,可资比较。

故宫博物院藏品


另外,元明时期内府或官方定烧的瓷器,常见以墨书、釉下彩或錾刻形式,于瓷器底部或某一部位落“供用”、“公用”、“用”等款识,以示其特殊的地位。如韩国新安沉船出水一件元龙泉窑刻花纹碗底部暗刻有“使司帅府公用”款。此外,明代嘉万时期所制青花或五彩作品中常有“晋府上用”或“用”字款。足见其官方定烧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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