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市社科领域领军人物，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民俗学会副会长，《社会科学报》社长、总编，上海社科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思想文化发展重点学科带头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文学评论》等杂志编委，中国人权基金会专家委员、中国文化基金会博陵第·元瓷文化研究院顾问。
2001年、2007年，我先后考察了土耳其托普卡帕宫和伊朗国家博物馆的馆藏元青花器，详细经过请参阅本书第一版前言。《土耳其、伊朗馆藏元青花考察亲历记》2008年4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印数4250册，面市后大受欢迎。后又于2012年5月精装出版，再印4250册。没想到十多年过去了，在各类图书网购页上，该书价格分别由原来的50元、160元连翻好几倍，有一本初版签名的竟然标价9,000元，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鉴于此种情况，我与中央编译出版社商量后决定将此书再次修订出第三版，以满足读者的需要。
光阴似箭。从2001年初次去土耳其、伊朗考察元青花到现在，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本书的出版也有了14个年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国内关于元青花的真、伪、存世多少等问题，仍在争论不休。许多人仍然相信，全世界元青花只有300件，画人物的只有8件。有人甚至信誓旦旦地在电视节目里说：“元青花没有一件是画人物的”。实际上，本人除了美学博士和国家高级科研人员的身份外，还是有三十多年实践经验的收藏家，我们的考察团队也基本由资深收藏家组成。从2008年出书到现在，我们的收藏阅历不断丰富、认知不断加深，收藏事业在不断发展。2004年以来，我们先后举办了四次元青花国际研讨会（上海两次、开封一次、杭州一次），还与台北元青花研究会联合举办了海峡两岸元青花研讨会和分级展（台北、上海各一次）。2007年，我们还从伊朗国家博物馆将3件馆藏元青花器借到开封博物馆展出，掀起了“元青花回娘家”热潮。在不断地考察、研究中，我们对元青花的认知能力不断提高，不但确立了元青花北方窑口的存在，还对“苏来麻尼”钴料的表现特征有了进一步的体悟。近几年，随着科学检测技术的推进，量子年份检测器加速了我们对元青花的认知发展。总之，目前我们对元青花认知的自觉性越来越高，认识水平也越来越精准了。本书出版后的十来年，元青花研究上的进展和收藏收获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以下三个特点：元青花钴料有国产料、混合料，但“苏料”是元青花生产的主流和最重要的时代标记。苏料，文博界传统称之为“苏麻尼青”钴料。我从伊朗国家博物馆专家处得知，该钴料产于伊朗中部，是一种高铁低锰的混生矿，波斯语读之为“Salei mani”，中译为“苏来麻尼”。苏来麻尼的使用使元青花出现了特殊的表现方式。这是我在伊朗国家博物馆库房考察时，用数码相机拍摄后发现的，这在本书中已有了详细的论述。简言之，这个特点就是钴料发色的“炸”——这是景德镇窑工对元青花苏料发色的一个形容。“炸”即晕散。当然，任何语言文字都无法描述清楚这种“炸”的感觉，只有不断观察实物、熟悉“标准器”的釉面表现和钴料的发色，才能真正把握好它。好在本书初版、二版已经将伊朗国家博物馆库房里元青花的釉面情况一一作了介绍，上百张数码相机拍摄的图片已经清晰地表现了苏料元青花的晕散状况，有心的读者只要熟悉这些图片，并在自己的收藏实践中不断比较、不断体会，就一定会有收获。关于“苏料”的出处，根据目前的研究水平基本可以认定，只有西亚地区产出，目前所知是出于伊朗中部高原Ghamasar小村。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专家对中国国内所产的所有钴料都做了化学成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境内没有“高铁低锰”钴料。元代时期的青花瓷生产使用了波斯钴料，波斯文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的实地考察也坐实了高铁低锰钴料产自伊朗中部高原。关于高铁低锰的伊朗钴料的化学成分，最权威的提供者应当是伊朗国家博物馆。2006年，我们在上海组织召开了“国际元青花研讨会”，邀请了伊朗国家博物馆的专家。雷拉．哈默西（Leila Khamoshi）研究员在会上宣读了他的论文：“伊朗国家博物馆的元青花”。论文指出：“巴丹沙、卡尚及库姆附近地区富藏钴矿。元朝（1279-1368年），中国自伊朗进口青料，故青花瓷一度名为“阿比默罕默德蓝”（Abimohammadi，Hans E.wolf,1993.P.132）。根据伊朗国家博物馆的标本检测数据,认为“中国青花有斑点，是因为技术水平有限，钴料使用过量（Carswelf J.R.22）。伊朗瓷器铁量低于中国，原因是伊朗工艺使钴与铁完全分离，使用钴料技艺高超。钴作为蓝色呈色剂，中国瓷器标本的含钴量为0.1%-0.4%；伊朗瓷器标本的含钴量为0.03%。通过伊朗专家所掌握的资料以及中国专家的研究，元青花高铁低猛钴料的产地基本可以确定。元青花主流由于使用伊朗产的钴料而成为一个时代的特色。无论到哪个博物馆去参观，会发现元青花的出处总是注明“景德镇窑”。这已经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认知，国内外情况都一样。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回答是否定的。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很清楚，单是景德镇周边就有几十个窑口，而江西与古陶瓷沾点边的老百姓都知道，江西抚州地区的南城、南丰，甚至再往南的瑞金等地都有元青花窑口。而在武夷山以东的福建地区，沿闽江一路而下，到处都有古窑址。比较著名的元代窑口有建阳窑、邵武窑、彰州窑，等等。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另一类窑口——蒙古高原上的元青花窑口，我们且定义为北方窖口。北方元青花窑口一直没有被文博系统所知晓，收藏界的大多数藏家也不了解。在“上海元青花国际研讨会”上，蒙古国博物馆馆长和专家G.Dembereldor的联合发言指出：“废墟中的古代蒙古首都哈拉和林座落在蒙古中部的鄂尔浑峡谷。哈拉和林是大蒙古国的中心，并在1220-1260年间一直是蒙古帝国的首都。在13世纪中期，哈拉和林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城市。考古发现，许多外国人群体居住在哈拉和林，他们在这里制作工艺品、信奉他们的宗教。该城市有许多东方与西方风格的建筑和多种宗教的寺庙……。”“在蒙古国土上发现的瓷器主要制作于宋、辽和元这三个朝代。例如，在哈拉和林的考古挖掘中就发现有宋窑，汝窑、青花瓷及定窑。很显然，精美的瓷器和青花器多是来自中国，也有一些陶瓷是在蒙古国生产的。”“在元代，蒙古、阿拉伯和中国工匠一起，制作了高质量的瓷器。”“元代以后，生产蓝色和蓝白色的“tsai-yao”和汝窑瓷器便停止了。因为用来为瓷器上色的染料是从伊朗带来的，那时伊朗还在蒙古的统治下。”“第一次在古代蒙古首都城市哈拉和林所进行的科学联合考察，是1948年-1949年，一支由蒙古和俄罗斯组建的考古队在哈拉和林的废墟中进行了考察。当时带队的俄罗斯科学家S.V.Kiselev记载到：“在一个窑口发现了一些陶瓷器，这些瓷器是由当地蒙古的艺术家和来自中国的囚犯共同制作的。”“在元代，蒙古、阿拉伯和中国工匠一起制作了高质量的瓷器。”蒙古、俄罗斯联合探险队这次总共发现了8,325件瓷器及陶瓷碎片。之后，1999年蒙古、德国联合探险队在同一地点发现了几倍于蒙古、俄罗斯探险队发现的碎片。”蒙古国家博物馆研究人员发布的消息包括着如下信息：第一，在12-13世纪的蒙古都城哈拉和林有世界性的商业活动；第二，1948-1949年间，蒙古国、俄罗斯的科考队在这个城市的范围中发现了八千多片瓷片、陶片，并且于1989年再次发现了几倍于前的瓷片；第三，在蒙古高原上的元代，蒙古、阿拉伯和中国工匠一起制作了高质量的瓷器。有田野考古实践的人都应该知道，这是瓷窑的堆积物，而不是个人使用的器物遗存。蒙古国家博物馆的研究员对我说：“哈拉和林那一片土地上，到处可以看到瓷片。”哈拉和林发现的瓷片说明，蒙古高原上存在古瓷器的窑场。而我国国内的发现也证实了北方窑（内蒙古地区）元青花的存在。蒙古族藏家、古玩商某先生是我交往二十多年的朋友，他收藏的元青花曾让我大吃一惊：千呼万唤不出来的与大多数馆藏同类的元青花，原来在这里！说这句话是有来头的。我曾多次去观摩考察的土耳其托普卡比宫、伊朗国家博物馆、东京美术馆、大英博物馆等处的馆藏元青花，都标明产地是景德镇。但在很多年中，我认识的几乎所有收藏界朋友都没有与这些馆藏一致的藏品。“景德镇窑”生产的元青花到底在哪里？作为收藏家，当然希望寻觅与大馆藏同类的藏品。当终于看到同类的藏品在一个蒙古族收藏家手里的时候，我惊呼：这与伊朗、土耳其馆藏完全一样！随后的交往使我领悟到：中国北方内蒙古地区竟然也有元青花窑场！这不是我孤陋寡闻，就连故宫李辉柄先生也曾对我说过：内蒙古怎么还有元青花窑？这个尚不为外人所知的元青花之谜，就在民间被爱好者破解了。内蒙朋友从他的收藏品中，给我展示了在他老家拣获的窑具、烧歪的高足杯、带窑沾的残器以及漂亮的整器。这些就是国外大博物馆标志的“景德镇造”的元青花。我的心情几乎与当年去伊朗考察发现“苏来麻尼”元青花的呈色特征一样地兴奋。产于内蒙某地的北方窑元青花胎底显得较绵软、斜削胎，釉面老气，不像景德镇地区产的那样水灵灵地有玻璃光感。从直觉上看，北方窑元青花显得粗犷、大气、画工率性，犹如一匹蒙古草原上的野马，有强烈的动感。同时，有最典型的苏料晕散表现，铁锈斑沉淀明显，褐铁色斑处用放大镜观察，网状纹清晰可见。有的质量高的北方窑元青花，晕散之优美，发色之蔚蓝，可以达到无与伦比的境界。北方窑元青花的发现和论证，是元青花研究界的一件大事，对元青花窑口的归类至关重要。北方窑元青花数量目前发现不多，但收藏家们还是寻觅到了一些。我所见的博物馆实物，除了国外的，国内只有内蒙古博物院展出过的一件直径40余公分的西亚型青花花卉盘子，裂开两半，修复过，其表现出来的气势记忆犹新。元青花被不断发现的事实，使每一个收藏者要思考它的收藏价值和市场前景。事实证明，元青花数量很多。有多少呢？不同的收藏者有不同的估计。我从全国四次国际元青花会议参与者的信息反馈中估算，目前已经面世的元青花器大约在1.5万件左右，这是一个根据众人经验的估计，然而无论如何，元青花的存在已经远远超过了300件。这是一个事实。面对如此众多的元青花，提出收藏要分等级已经是自然而然的事了。根据许多次与收藏者的交往、交流，我和我的同伴们认为，从色、釉、型、画等方面综合考虑，元青花的等级划分可以为八级。元青花有国产料、混合料，有的艺术水准也很高。但是，最独特的要素是“苏来麻尼”钴料呈色效果。效果最好的苏料呈色，具有墨分五色般的晕散、灵动、层次感，在审美上达到了赏心悦目的效果。这是从美和艺术角度对元青花的审视和分级。收藏实践告诉我们，一级品元青花的概率大约是所见元青花中的1%左右，甚至更少，这是建立在有丰富的收藏交流经验之上的判断。我和我的收藏界的朋友们都认同这个判断。当然，这种判断只是参考意见。然而，收藏挑选精品是没有人怀疑的。“元青花分级”理念一提出，立即引起了广大藏友的热烈反响。率先做出反应的是台湾的藏友。海峡两岸的元青花爱好者在台北市政厅举办了“海峡两岸元青花分级展”，并出版了专著。尔后，又在上海举办了连续四个月的“海峡两岸元青花分级展”，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当前，元青花分级的理念已经被收藏界广泛认同，有分歧的只是如何分级？怎样分级？分级的标准是什么？这是需要理论讨论的话题，但并不影响对众多的元青花需要分级。不分级的收藏将会使人无所适从，不分级市场运行也无法进行。而事实上，民间交流中的每时每刻都在根据各自的经验对藏品进行分级。以上三点，大致是本书初版以来我本人对元青花研究进展的见解和收藏体会。目前，元青花研究还有不少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在我看来，以下问题目前还没有完整的答案，需要下大力气加以研究。
查阅官方考古发掘的材料和综合民间人士的发现，内蒙地区的元青花窑口、江西南城地区的元青花窑口，以及福建闽江两岸沿江而下散布的元青花窑口，都未得到正式的考古挖掘和调查。而这些地区窑址所在地散落的大量瓷片、窑具，都被民间收藏爱好者发现。这是有价值的线索，对弄清元青花生产和分布的情况是十分关键的。元青花使用钴料，据目前公开出版和一些专业研究者的科研材料披露，除了作用波斯钴料以外，国产钴料计有江西的坡塘青、平等青，浙江的浙青、云南的土青、西北的回回青等。这些钴料在元青花上的使用情况，目前还未彻底摸清楚。主要原因倒不是没有技术手段，而是具有技术手段的官方机构所能确认和掌握的元青花存世量并不多，民间存在的大量元青花器尚未列入科学研究的范围。国内官方博物馆掌握的元青花大概是200件左右，按制度，不能随意作为科研样品（包括胎底取样等）。鉴于上述客观的原因，国内官方元青花研究并未大规模地、系统地、高质量地展开，元青花钴料使用的详尽数据也不尽完备。而民间研究则由于设备、资料、数据、资金等不足而陷于基本停顿的状态。这方面的工作空间还很大，前景广阔。元青花的装饰艺术在中国陶瓷史、美学史上有独特的地位。它的主要特征是满工、装饰的多层性，以及波斯文化、蒙古文化、汉文化的杂糅，其中伊斯兰文化对元青花装饰的影响，我们在本书中已有初步的描述。令人印象深刻的考察成果是“莲花纹”竟然是古波斯古而有之的标志性图案，公元前5世纪就广泛使用在古波斯帝国的建筑物装饰上。顺着这条思路，元青花装饰上的波斯元素比较容易捕捉到并得到解析。蒙古文化元素与汉文化相近，特别是佛教文化的元素杂糅在里面，有不少研究者涉猎了这方面的问题。最难解决的是元青花器物上的人物故事纹，虽然有人已经考证元青花的人物故事纹有一百多个主题，涉及到“西厢记”“三国演义”“水浒”“二十四孝”“后汉演义”等故事。在元代出版的《全相平话》一书中，也找到了确凿无疑的“鬼谷子下山”图的来源。根源《全相平话》五种所刊图文的风格，可以猜测：元代青花器上的人物故事，是出于类似的元代及元代前的插图话本，最可能是宋元话本了。但是，我们曾花费时间查阅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其他资料中心，暂未找到相应资料。元青花上的人物故事，现有元代版本的《全相平话》一书可以作证。相信其余资料在日后的岁月中会慢慢被发现。对元青花的研究长期以来停留在“真”“假”判断上，因为官方信息认为元青花存世量极罕，发现任何一件都是宝贝。所以，主观上无动力也无更多的资料去研究发现元青花的整体审美特征，以及这些特征艺术上的高低差别。民间的元青花爱好者来自各行各业，对所收藏器物的审美特征的研究，目前还未提到日程上来。因此，元青花审美特征的研究不能不是有待开拓的一个新的领域。这个领域主要研究的是元青花瓷画艺术的风格、来源、特色、历史地位等，并结合工艺特征的优劣来综合认识元青花的艺术价值。元青花是大元国的主要商品瓷器，当时以瓷都景德镇为核心有窑口三百多座，加上全国其他地区的生产，数量惊人。收藏实践证明，绝大部分元青花器不是作为观赏器而生产的，其中大量的茶叶瓶、罐和盛酒器等实用器毫无疑问是普通商品，做工比较粗糙、画工比较简单，批量生产只为商业需要。但也有极为精美的陈设器和宫廷赏赐器、贵族用器。那么，元青花的生产量如此之大，它的商业用途的面貌究竟是如何呢？暂未发现历史记载，当年大元国的瓷器及瓷器装的货物是如何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走向西亚，并通过西亚走向欧洲的。我这里只能根据三十多年的收藏经验和实地考察调研得来的材料，做一推断。先简述北方丝绸之路的通道。上海博物馆2017年组织了大型的国际元青花展。从九十多件展品的钴料使用、烧成品相来讲，我判断从伊朗、土耳其、莫斯科、新疆伊犁等地征集的展品具有相似的特征，与我所说的北方窑产品相似。也就是说，通过戈壁沙漠从中国北方腹地到达西亚、欧洲的，有一条陆上运输线，元青花以及元青花所装载的货物，从北方某地出发而到达目的地，沿途所遗留下的元青花特征，与北方窑口的元青花高度相似。而上海博物馆的元青花展还有一种类型器物，则是景德镇窑、南城窑以及与高安出土、湖北出土的相似器物。李辉柄先生曾说过，著名的鬼谷子下山大罐是南城窑的。我在展出现场观摩此罐，也同意此说。这些窑口的元青花器，发色幽兰偏灰，玻璃光较强，钴料发散没有北方窑浓烈。打个比方，北方窑青花器外表看就像个饱经风霜的草原汉子，而南方出产的元青花就像个水灵灵的南方丫头，两者的眼学区分非常有特点。当然，这需要研究者对元青花不同类型的特征有个初步的了解。而另一个民间调查得来的消息是，福建武夷山北部山区沿闽江而下，不仅有许多窑口，而且与江西一山之隔的瓷器贸易，当年也十分兴旺。江西挑夫挑了青花瓷等江西产的瓷器走武夷山北部小道达到闵赣交界处，与福建从沿海运来的海盐交换。而将要出口的货物则由竹筏装载顺闽江而下，出武夷山脉到达闽江下游，再换大船到出海口。福建邵武市有个口前镇，被村民形容当年窑火非常兴旺，窑工全部来自江西，许多村民也知道自己的家族是江西迁移而来的。我们由此推断，在大元国有南北两条路线进行瓷器交易。蒙古——天山南麓——中亚——西亚，是一条线；江西——武夷山——福建出海口，是另一条线。详尽的考证可以做一部博士论文，在此只是初步勾勒和提问。
元代瓷器生产中有一独特品牌“博陵第”元瓷，其中元青花是大宗产品。关于“博陵第”瓷器，国内已有不少人在深入研究、考察，并成立了研究组织，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博陵第”元瓷是其中的一个门类。“博陵第”元瓷研究的意义在于了解元代瓷业生产的商业化、品牌化的过程和状况，这是瓷业经济方面的重要课题。“博陵第”元瓷（含元青花）的主产地从景德镇以南，南城、南丰、建阳、邵武等地都出现了贴“博陵第”牌子的元瓷。所以，当年生产的“博陵第”牌记的窑口很多，可见其商业规模已经非常辽阔。当前，在民间调研的基础上再整合力量，定会有突破性的成果出现。
在元青花研究的基础上，元代彩瓷研究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目前，博陵第元彩瓷已经许多文章甚至专著问世。收藏实践表明，红绿彩、红釉、蓝釉、酱釉、五彩、青花五彩、釉里红、釉上三彩、珐琅彩等元瓷的民间存世量也较大，只要肯下功夫去走走，专业的陶瓷工作者完全可以发现一个与已知的馆藏文物不同的、五彩斑斓的元瓷世界。元彩瓷研究的重要性不仅仅在填补陶瓷研究的空白，而且在于它是联结汉唐以来的陶彩绘传统的重要一环。彩绘传统在元代发扬光大，蔚然成军，补上这一笔，才能解释明清两代彩瓷发展的多样性、丰富的美学特征。这也是向世界展示一个崭新的中国工艺传统面貌必做的工作。在明人的记载中，元代是杀戮的时代，文化灭绝的时代。不仅元代文人雅士被打入社会底层，而且元代的文化成果也被表述得为极为可怜，只有元曲略微有点光彩。但元青花的率先破局告诉人们：元代文化可能会有另外一面的景象。元代的工艺生产极为发达，制瓷业达到历史的顶峰，生产的品种之多、样式之繁杂、商品交流之发达，都可喻为历史上的高峰。这当然首先由于大元国疆域之大，为历史之最。包括今天的伊朗、俄罗斯在内，都是大元国的藩国（波斯统治者为元代皇帝忽必烈的堂弟）。本质上，中原地区与当年波斯地区的贸易是大元国的国内贸易，由此造成了多元文化的交融交汇的壮丽景象。元代文化的真实面貌由于器物文化的突破，其中尤其是元青花研究的突破，将为我们呈现一个全新的、过去不为人所知的面貌。元代文化面貌的全新研究，为中国文化史的再书写打开了一个缺口、填补了一个空白。我们所作的中国文化史将会重写的判断，由于元代器物的大量发现而更加具有真实性。《土耳其、伊朗馆藏元青花考察记》已经出版十几年了，中国元青花的出现和民间收藏研究也经历了二十多个年头。遗憾的是，文博系统的研究与民间的研究尚未达到互补的阶段和地步，民间收藏者由于处在器物认知的第一线，掌握实物的机会多，具体的信息丰富；而文博系统由于专业与历史积淀的关系，研究的条件更加便利，希望有朝一日两者的研究成果能够碰撞交汇，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
（本文系作者为《土耳其、伊朗馆藏元青花考察亲历记》三版所作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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