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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新石器晚期就进入铜石并用时代，据考古发现，夏代已经能熔铸青铜。青铜冶铸术的发明，代表了当时科技和文化艺术的最高水平，成为这一时代的鲜明标志。
青铜冶铸术和中国古代文明之间具有紧密的关系。冶铸术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国家出现的重要标志。文明的核心，是人际关系的调整、权力中心的出现以及社会等级关系的形成。国家，则可以定义为一个被广泛认可的、控制和协调人际关系的机器。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文明和国家，青铜冶铸术的出现就显得非常重要。
冶铸术代表了高科技的产生及人们对复杂技术的掌握能力，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等级的出现。例如，殷墟文化中的觚、爵是中国最早的成套酒器。其中觚相当于酒瓶，爵相当于酒杯，两种器皿构成完美组合，是中国青铜器的代表性造型之一。如果再加上鼎的话，主人的等级就较高一点；一套觚爵可能代表一般贵族的规格，两套觚爵则代表其属于更高级别的贵族，以此类推。因此，青铜器的出现是一种社会等级的标志，它表明人们的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
研究青铜文化，首先需要了解青铜器生产的安排、组织、管理和协调。青铜器的生产需要一个复杂的管理体系，特别是商周时期，更是如此。
从管理上看，以殷墟为例，如果以洹河为界，东边的苗圃是一个铸铜作坊，苗圃的左边铁三路是一个制骨作坊，铁三路再往北是薛家庄，也是一个铸铜作坊，这三个作坊，可作为一组。相对应的洹河北岸，即大司空南地，是一个铸铜作坊，大司空附近也有一个制骨作坊，构成一组。孝民屯有一个规模很大的铸铜作坊，再往西的北辛庄是制骨作坊，也是一组。苗圃的西北方向，还有制陶作坊。种种迹象表明，殷墟的作坊遗址空间分布呈现出一种较强的规律性。从布局上看，这些作坊都围绕着沟渠。商人把水由洹河从北往南引导到一个地方后，再由西北往东南把水引过来，使水从西北地势高的地方向东南地势低的地方流淌2000多米。商人用几千米的沟渠，把各类作坊区连接起来，在洹河南部形成一个巨大的布局，这绝非普通人能做得到的，仅依靠一两个家族也是做不到的，而是要借助相当的权力进行协调安排。
在殷墟孝民屯发掘的铸铜作坊遗址中，有很多半地穴式的建筑。笔者判断，这些半地穴建筑不是一个居民点，而是铸铜作坊的工房。从陶器尺寸来看，普通居民点陶器尺寸和作坊遗址中的不同。苗圃北地铸铜作坊出土的陶器很大，用其煮饭可供多人食用。由如此规模的作坊遗址可见，青铜铸造业的背后是王权的管理。
除了政治性消费这种实用功能之外，青铜器还有其他多重功能。例如，商代之后的青铜器往往通过贯穿其中的礼乐精神，发挥巩固社会结构的作用。又比如审美功能，商人制作青铜器的时候会把龟、龙的形象置于盘中，而将鸟的形象放在鼎耳上，这源于时人的生活习惯，尤其是审美观念。再如青铜器上的铭文，早期通常只有一两个字，属于族徽的性质。到后来，慢慢发展为多个字，如西周时期的“子子孙孙永保用”，再发展到汉代铜镜上的吉祥文字和吉祥语。青铜器上的纹饰也有更深层的含义，艾兰教授曾对商周铜器纹饰做过深入研究，并有专著出版。目前关于铜器纹饰含义的观点大概有30多种，其中孰是孰非，尚待进一步的研究。
总之，青铜器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关联性很强。当青铜器成为礼器以后，它不仅巩固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和国家机器，同时也体现了三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人对技术、生活以及审美的独特理解。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4日第400期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商周考古”
排版：张温馨
审核：卢 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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