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解读丨南北朝佛寺的空间形态及其影响

南京六朝博物馆
2022年4月27日06时

展览解读

南北朝佛寺的空间形态及其影响

4月28日，入围202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初选名单的南京西营村南朝佛寺遗址出土文物将在六朝博物馆临展厅展出。本文从彼时佛寺的空间形态入手，浅议南北朝佛寺空间形态的异同，并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浅析其对后世以及当时东亚其他地区的影响，助您认识西营村南朝佛寺遗址的重要价值，从而获得更高质量的观展体验。

南北朝都城与佛寺

佛教自东汉进入中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正是其逐步发展并与本土文化相融合的上升期。以佛寺为代表的佛教建筑在中国的诞生和发展与佛教传播并被中国社会所接受的过程是一致的。由于当时传教力量较为薄弱，外来僧人活动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南北方的政治中心城市如北方的汉魏洛阳城、邺城，南方的六朝建康城等。佛寺与都城相伴生长，成为都城功能空间的一部分。据《洛阳伽蓝记》，北魏洛阳城在鼎盛期有寺庙超一千处，城郭内有寺庙超五百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人杜牧的绝句为人熟知，南朝都城建康的佛寺数目文献中也有记载，据《南史·郭祖深传》，“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 佛教兴盛的南北朝时期，佛寺成为都城最为重要的建筑空间之一，都城也成为佛教传播中心。这些佛寺遍及都城城郭内外，其分布也呈现出区域集中的特点，最为集中的地方便为居民集中、商业发达之处，如建康城的长干里、洛阳城的建阳里等地。

图一六朝博物馆展出南京红土桥出土南朝泥塑佛像

自上世纪汉魏洛阳城永宁寺遗址发掘以来，北朝故都洛阳、平城（今大同）、邺城（今临漳）都发掘过中大型寺庙遗址，如洛阳北魏永宁寺遗址（1979）、平城北魏思远寺遗址（1981）、邺城赵彭城东魏北齐佛寺遗址（2002）、平城云冈石窟窟顶北魏佛寺遗址（2010）、邺城核桃园北齐佛寺遗址（2012），对认识南北朝时期佛寺建筑及其空间形态提供了重要依据。而南朝都城建康（今南京）由于历代叠压等原因，佛教考古工作未大规模展开，截止目前仅有数例与南朝佛寺相关的发现，主要包括钟山二号寺遗址（疑与上定林寺相关）、栖霞山千佛崖窟前遗址（疑与栖霞寺相关）、长干寺遗址（疑与南朝长干寺相关）、定山寺遗址、红土桥南朝泥塑佛像、德基广场南朝金铜佛像。这些发掘或未能发现佛寺建筑遗存或揭露面积过小未有较为全面的认识，因此此次西营村南朝佛寺遗址的发现是南京地区六朝佛教考古的一个重要突破。

图二六朝博物馆展出南京德基广场出土南朝金铜佛像

南北朝佛寺的空间形态

建筑空间形态的变化通常指建筑本体的增减和建筑总体布局的变化。这一时期佛寺空间形态的发展也主要表现为佛寺内建筑类型的增加和主要建筑的相互关系的变化。这些变化是与佛教深入中国社会的程度相一致的，由于南北文化的差异，在大致相似的空间形态中也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征。以佛塔为中心是佛教初入时佛寺建筑的主要形态，在汉魏西晋之时甚至塔就是佛寺的唯一建筑。佛塔称“佛图”、“浮屠”，当时，佛图之称是与佛寺相等同的，可见佛塔的重要性。这一时期，佛寺占地较少，通常只有佛塔及外围围合的廊道，形成以佛塔为中心的方形平面。如我们熟知的南北方最早的佛寺洛阳白马寺、建业（今南京）建初寺，文献中都有相关记载。《魏书·释老志》载：“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门西……盛饰佛图，画迹甚妙。”《高僧传·康僧会传》载：“……（孙权）即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佛塔这一外来建筑形式在佛教初入之时占据主流体现了佛塔在外来佛教信徒心中的重要性，也与当时佛教作为新兴宗教的力量相适应。

图三北魏洛阳永宁寺遗址“前塔后殿（堂）”空间形态（原图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北魏洛阳永宁寺——1979~1984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进入东晋南北朝后，伴随信徒增加、礼佛形式也开始多样化，开始出现用于供奉经书和佛像的金堂和法师讲经的讲堂。佛寺开始转变为“前塔后殿（堂）”单院式长方形平面的空间形态。如文献记载东晋时期，晋哀帝（于建康）诏建瓦官寺，“止堂塔而已。”（《建康实录·卷八》）随着佛教本土化的发展，南北文化的差异也凸显在建筑空间形态上，其中南方“重义理”，对讲堂的营建较为重视。但塔置于前端，殿堂延中轴线往后分布，四周环以廊道的形式基本无差。这种“前塔后殿（堂）”单院式长方形平面的空间形态在北朝都城佛寺遗址发掘中已得到证实，洛阳北魏永宁寺、平城北魏思远寺都是这样的典型形态。此次发掘的西营村南朝佛寺遗址也呈现出这样典型的空间形态。

图四西营村南朝佛寺遗址空间形态，其中推测1号基址为金堂、2号基址为塔基、3号基址为山门、4号5号基址为连廊（图片来源：南京市考古研究院）

对后世佛寺空间形态的影响

“前塔后殿（堂）”单院式长方形平面的空间形态深度影响了后世佛寺的总体布局，一直到隋代和唐初这一形式仍是佛寺空间形态的主流。在南北朝中后期，以单院式形态为基础，佛寺空间从建筑数量上呈现多塔或多殿（堂）的特征，从建筑总体布局上开始呈现多院式的空间形态，这主要表现在皇室营建的大型佛寺上。前者可以从邺城核桃园北齐佛寺遗址的布局中看出，后者则可以从邺城赵彭城东魏北齐佛寺遗址的布局中窥见。这一时期，塔置于殿前的形式虽未改变，但显而易见的是，伴随佛教本土化的深入，佛塔在佛寺建筑中的中心地位日渐式微，而中国传统院落式布局成为佛寺的定式。

图五邺城赵彭城东魏北齐佛寺遗址空间形态（原图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遗址的勘探与发掘》，《考古》2010年第7期）

双塔、别院、复殿大量出现，并于隋唐时期基本定型。隋唐时期佛寺轴线逐渐从以塔为中心转变为以殿堂为中心，塔已不出现佛寺的中轴线上。唐宋之际，大多佛寺已不再建塔。唐宋时期，伴随禅宗的兴盛形成了“伽蓝七堂制” ，佛寺的空间形态逐渐模式化。宋以后佛寺的形态基本没发生大的变化，我们今天熟悉的左右互置钟鼓楼的佛寺常规配置就是自那时逐渐形成定式。

图六隋唐长安青龙寺遗址平面，可见多院落和别院空间形态（原图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安唐城队：《唐青龙寺遗址》，《考古学报》1989年第2期）

对同时期东亚其他地区的影响

南北朝时期，东亚各国文化交流频繁，这一时期佛寺的空间形态也随着佛教的传播经由朝鲜半岛影响到日本列岛。今韩国和日本保存了部分5—8世纪的佛寺，历年来也有相关佛寺的发掘资料发表，为探索东亚地区佛教文化传流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韩国公州市和扶余郡的佛寺遗迹，包括定林寺、大通寺、金刚寺、陵山里寺等。其沿中轴线分布山门、佛塔、金堂、讲堂，四周环以回廊的长方形平面配置与南北朝佛寺空间形态如出一辙。因百济自武陵王以来，文物多受南朝影响。宿白先生认为百济定林寺从名称到布局可能仿制于建康钟山上定林寺。

图七扶余定林寺遗址，其中最前佛塔为旧物、中间草坪为金堂旧址、最后为复建的讲堂，三者位于同一中轴线（图片来源于网络）

正如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吉村怜先生所言：“从文化上来说，6世纪的南朝宛如君临世界的太阳，围绕着它的北朝、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等周围各国，都不过是大大小小的行星，像接受阳光似的吸取从南朝放射出来的卓越文化。”始于公元592年，止于公元710年迁都平城京的日本飞鸟时代，其佛寺空间形态与南北朝佛寺多有类似，虽建筑有所兴毁，但其佛寺空间形态未曾发生变化，保留至今。如四天王寺、山田寺都是“前塔后殿（堂）”的平面形态，时代稍晚的法隆寺与法起寺则是“金堂与佛塔并列、后置讲堂”的模式。另还有飞鸟寺“以塔为中心，三面围以金堂”的模式，这一模式类似于高句丽土城里寺的空间形态。“殿前双塔”的模式则出现在时代稍晚的奈良药师寺和大官大寺，这一模式同样也出现于7世纪统一新罗时期的四天王寺遗址与感恩寺遗址中。日本飞鸟时代佛寺空间形态的发展规律符合从南北朝到隋唐的佛寺空间形态演变规律，同时从朝鲜半岛的百济、新罗、高句丽都能找寻到类似形式。因此其源头极有可能来自于南北朝时期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