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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代初期帝陵制度的创立，学界往往采用唐高祖李渊遗诏“斟酌汉魏”、唐太宗遗诏“依汉长陵故事”的说法，认为唐代帝陵制度主要源自汉魏陵墓制度，或谓“汉制”，学者多持此说。并且认为唐代帝陵制度在长达200余年之间一直将汉魏制度奉为圭臬，笔者也曾持此观点。近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隋文帝泰陵、唐高祖献陵进行全面考古调查与勘探，陵园布局、形制大体了然。两者相比较，覆斗形封土、并列两墓道、方形陵园、四面四门及门阙形制等特征极为相似，使得我们得有可能重新考虑唐初帝陵制度的来源。
隋文帝泰陵位于陕西省杨凌区五泉乡双庙坡村，是隋代开国皇帝杨坚与独孤皇后的合葬陵。地处渭北台原的南缘，地势较为平坦。1970～1984年文物工作者对泰陵做过多次踏勘工作，大致明确了陵园和“隋文帝祠”的位置和大体范围。201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泰陵陵园遗址做了全面的考古勘探和调查，对其布局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图一）。
唐代开国皇帝李渊的献陵位于陕西省三原县城东北部约20公里处的徐木塬上。陵园封土、南神道位于咸阳市三原县徐木乡永合村地域内，下宫遗址位于塬下的徐木乡唐村；陵园北门位于渭南市富平县华庄子村，献陵陵园北建筑群遗址和陪葬墓区位于富平县吕村乡新庄村。
唐高祖献陵
2010～201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唐陵大遗址考古项目”对献陵遗址开展全面调查、勘探和局部发掘，所发表的简报刊布了此次调查的新资料。献陵遗址由陵园、封土、神道、陵园北建筑基址、下宫遗址、陪葬墓区构成，属于唐代帝陵中四座平地起冢的陵园之一（图二）。
从以上隋文帝泰陵陵园与唐高祖献陵陵园的考古发现，很容易看出两者极为相似：1.两者均为方形陵园，夯土构筑墙垣，前者南北628.9、东西592.7米；后者南北451、东西448米。2.方形陵园墙垣正中均有门，前者门址面阔25、进深13米；后者面阔26、进深14米。3.门外有门阙一对，前者长10、宽4～5米；后者12.7～12.9米，宽5～7米。4、封土均为覆斗形，前者底边长152～155米；后者边长110米。5.封土南侧均有两条长斜坡墓道，西侧墓道规模较东侧稍大。不仅整体布局和结构相同，规模也相差不大（图二）。
关于隋文帝丧葬，《北史》《隋书》均记载简略，大同小异。北史·隋本纪载：
（仁寿四年）秋七月乙未，日青无光，八日乃复。甲辰，帝疾甚，卧于仁寿宫，与百僚辞诀，上握手歔欷。丁未，崩于大宝殿，时年六十四。诏曰：嗟乎！自晋室播迁，天下丧乱……国家大事，不可限以常礼，既葬公除，行之自昔，今宜遵用，不劳改定。凶礼所须，才令周事，务从节俭，不得劳人。……八月丁卯，葬于太陵，同坟而异穴，士庶赴葬者，皆听人视陵内。
隋书·卷二·高祖下载：
（仁寿）二年……八月己巳，皇后独孤氏崩。（闰十月）壬寅，葬献皇后于太陵。
（仁寿四年）秋七月……甲辰，上以疾甚，卧于仁寿宫，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欷歔。丁未，崩于大宝殿，时年六十四。遗诏曰：嗟乎！……但国家事大，不可限以常礼，既葬公除，行之自昔，今宜遵用，不劳改定。凶礼所须，才令周事，务从节俭，不得劳人。……乙卯，发丧。……八月丁卯，梓宫至自仁寿宫。丙子，殡于大兴前殿。冬十月己卯，合葬于太陵，同坟而异穴。
《北史》《隋书》记载中有两个关键词，一是隋文帝所葬之陵名原为“太陵”，而非后代所称的“泰陵”。唐初武德七年高祖幸楼观，以太牢祭隋文帝陵，太宗贞观十五年遣使以太牢祭隋文帝陵，均直称“隋文帝陵”，《唐六典》说到“凡京畿充奉陵县及诸陵墓及庙邑户”，也是称为“隋文帝陵”。二是隋文帝与独孤皇后合葬，而且是“同茔异穴”。独孤皇后崩于仁寿二年八月，当年闰十月葬于太陵，当时任命尚书左仆射杨素“营建山陵”，事成之后曾获褒赏。两年后的仁寿四年七月隋文帝崩，十月葬于太陵。
隋文帝遗诏中交代后事：“凶礼所须，才令周事，务从节俭，不得劳人”，至于陵园制度则只字未提。从考古勘探资料来看，择地于高敞的原上，筑覆斗形封土，方形陵园墙垣，墙垣四面正中设四门并有门阙，整体布局及结构显然源自汉代帝陵。但与西汉帝陵也有不同之处，明显的区别在于两点：一是陵园四门的门阙不像汉陵那样与门和墙垣连为一体，即连墙阙，而是离开门与墙垣筑于门外，即独立阙。二是不像汉陵皇帝、皇后各有一座陵园，而是在一座封土下有两个并列的玄宫，“同茔异穴”。两个墓道规模稍有差别，西侧的M1总长度（不包括墓室和甬道）78、墓道南端宽3.4米；基本居中的M2长度、宽度均小于M1，依帝后的尊卑，显然M1应该是隋文帝玄宫，M2是独孤皇后玄宫，从这一点来说，与西汉帝陵陵园中帝陵居西，皇后陵偏东北的情况略同。另，依勘探资料，封土南部压在两座墓道北侧的天井上，显然是隋文帝葬入之后才筑封土。独孤皇后先葬，玄宫居中，可能当时并没有考虑到文帝将来是否与之合葬，所以两年之后文帝合葬时只能偏向西侧。
关于唐高祖丧葬，《旧唐书》《新唐书》的高祖本纪、太宗本纪都只有寥寥数语，如《旧唐书·卷一》：“（贞观）九年五月庚子，高祖大渐，下诏：‘既殡之后，皇帝宜于别所视军国大事。其服轻重，悉从汉制，以日易月。园陵制度，务从简约。’是日，崩于太安宫之垂拱前殿，年七十。群臣上谥曰大武皇帝，庙号高祖。十月庚寅，葬于献陵”。“其服轻重，悉从汉制”，而“陵园制度”只是说“务从简约”。《唐大诏令集》所收录唐高祖遗诏却明确有“其园陵制度，务从俭约，斟酌汉魏，以为规矩”句。
究竟以汉魏的何种制度来建造高祖陵墓？有《唐会要·陵议》详细记载了唐高祖献陵建造之前在朝廷展开一场讨论：“贞观九年，高祖崩。诏定山陵制度，令依汉长陵故事，务在崇厚，时限既定，功役劳敝”。于是秘书监虞世南谏曰：“臣之愚计，以为汉文霸陵，既因山势，虽不起坟，自然高显。今之所卜，地势即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陈周制，为三仞之坟，其方中制度，事事减少。事竟之日，刻石于陵侧，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太宗一时难以决断，“付所司详议”。司空房玄龄等议曰：“谨按高祖长陵高九丈，光武陵高六丈，汉文魏文并不封不树，因山为陵。窃以长陵制度，过为宏侈。二丈立规，又伤矫俗。光武中兴明主，多依典故，遵为成式，实谓攸宜。伏愿仰遵顾命，俯顺礼经。诏曰：朕既为子，卿等为臣，爱敬罔极，义犹一体，无容固陈节俭，陷朕于不义也。今便敬依来议，于是山陵制度，颇有减省。”这场议论一波三折，各执一端，太宗最后的决断似乎是依原陵故事。高祖葬献陵时，窦皇后从寿安陵迁来祔葬。封土南侧探出的两条墓道正是高祖与窦皇后玄宫的“隧道”。
两汉帝陵陵园形制经多年考古工作已基本清楚，“西汉前期，帝后陵居同一个陵园，一般为长方形，面积较大。阳陵以后，帝后各置陵园，间距一般在450~700米之间，平面方形，帝陵边长400米左右，后陵陵园边长约350米。陵园四周筑夯墙，每面垣墙中央各辟一门。”光武帝原陵及东汉诸陵封土均为圆形，封土下只有一座墓，陵园呈长方形，四面辟门。陵园内封土南侧、东侧或陵园外东侧有寝殿、钟虡、园寺吏舍等建筑。以此来看，唐高祖献陵与两汉帝陵的陵园布局与形制相左之处颇多。正如上文与隋文帝陵考古发现的对比，献陵陵园周环方形墙垣，四面辟四门；门为面阔五间的殿堂式，两端与陵园垣墙相接；门阙内宽外窄；墓上筑覆斗形封土，封土南有两条墓道，西侧墓道较宽较长。这些特点与隋文帝陵相同。惟陵园四门外置石虎及神道列置石犀牛、石柱为隋文帝泰陵所无。四门所立石虎取站立姿势，造型与西魏永陵之神兽类似；神道所立石柱则明显仿照南朝陵墓造型，石柱座上雕刻两条盘绕的龙，石柱顶部雕刻蹲兽等特征无不与南朝陵墓石柱相仿，如萧绩墓石柱。献陵陪葬制度源自汉陵，文献有明确记载：“十月癸丑，赐先朝谋臣武将及亲戚亡者茔陪献陵”，“汉氏使将相陪陵，又给以东园秘器，笃终之义，恩意深厚，古人岂异我哉”。
在制度层面上唐承隋制历代史籍均有提及，《唐会要·三七五·礼》：“武德初，朝廷草创，未遑制作，郊祀享宴，悉用隋代旧制。至贞观初，诏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礼官学士备考旧礼，著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礼五篇，总一百三十八篇，分为一百卷”。其中有凶礼六篇。《新唐书·一一·礼乐志》：“唐初即用隋礼。至太宗时，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与礼官学士等，因隋之礼，增以天子上陵朝庙、养老、大射讲武、读时令、纳皇后、太子入学、大常行陵、合朔、陈兵太社等为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十一篇，是为贞观礼。……”其中有“凶礼十一篇”。虽两者凶礼的篇数记载不一，武德初年“悉用隋代旧制”，贞观初年“因隋之礼”，所制贞观礼有凶礼是毋庸置疑的。
关于初唐袭用隋代礼制，陈寅恪有精辟论述：“《唐会要》及《旧唐书》之所谓古礼，参以新唐书之文，足知即为隋礼。然则唐高祖时固全袭隋礼，太宗时制定之贞观礼，即据隋礼略有增省，其后高宗时制定之显庆礼，亦不能脱此范围，玄宗时制定之开元之礼，及折中贞观、显庆二礼者，故亦仍间接袭用隋礼也。”
作者：张建林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原文刊于《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1期；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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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史杨克
审核：卢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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