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后的百位名人，一人一封信，带你坐上历史的时光机 | 画事

民国画事
2022年2月21日05时

人类的通信欲望是与生俱来的，现代各种即时通讯工具使得交流和沟通变得更加快捷，但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是用一种慢悠悠的方式，叫做写信。

回想起自己最后一次写信，大概是二十年前，大学时候，跟刚刚走向五湖四海的高中同学们写信交流近况，现在再看时，仿佛回到那个青涩年代。有讨论如何参加挑战杯大学生竞赛的，有安慰友人失恋痛苦的，还有分享陌生城市的景况，约好寒暑假去对方的城市观光……

这些年我们离开了手写信，开始用短信，飞信，到微信，都离不开一个信字。但再也没有了纸质信留存，有的是保存在内存里的“聊天记录”，一不小心换了手机，或者清理内存，亦或是点了全部删除，仿佛那些年的沟通就不存在了一样，慢慢地连自己也忘记了。

而手写信，则不一样。每拆开一个信封，都仿佛打开了通往那个时候的时光机，一片光亮从信纸上照射过来，而思绪就借着光回到过去。

也许就是这样的魅力，使得相对于正式书画作品之外，信札的收藏一直占有一席之地，因为我们能在信札中看到更加个人的表达，也能借着信札穿越回那个时代，略略窥到历史的吉光片羽。

往来成古今：近现代名人书翰百通

夏子魁编

西泠印社出版社

IBSN978-7-5508-3569-6

开本：889mm×1194mm 16开

定价：498.00元

本书共收录近现代名人书札100通，这些书札的作者是1840年以来最有代表性的一批人物，其中的许多都是课本中的“常见人物”，亦可说本书是一部浓缩的近现代史。对这段时间的历史事件感兴趣的读者，皆可以从他们入手去挖掘更深入的信息。

本书所录大多数信札都是第一次出版，具有重要的资料性。如此体量的书札很难凑齐，也难为一个人独有，是编者从社会资源中精心挑选的精品。因为编排方式所限，每位作者只能选入一通，因而也大多是精选的代表作，但编者依然努力搜求，呈现了一些同一上款的书札，如陶行知、刘文典致王云五信札；沈钧儒、柳诒徵、马叙伦、陈之佛致阮毅成信札；熊希龄、邹韬奋致胡适信札；马相伯、胡适、罗家伦致曹梁厦信札；吴昌硕、林纾、郑文焯致成多录信札等。此外，马忠文老师在前言部分也为本书做了整体性的导读，为读者从多种角度阅读本书提供了宝贵建议。

前言

近些年出版的名人书札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类是存札，也称往来书札，或友朋书札，是历史上名人保存下来的亲朋师友的书信，这些信函是整体有序传承下来的。

另一类书札则是收藏家围绕某种主题，通过拍卖市场或私人交换，集腋成裘，一封封搜集起来的，是收藏活动的产物。

前一种类型的书札，书信之间保留了原有的历史联系，颇受历史学家的重视。比较来说，怎样认识由收藏家编辑刊行的名人书札集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人们的关注似乎还不够，需要从更积极的意义上予以考虑。

“90后”收藏家夏子魁先生编辑的《往来成古今：近现代名人书翰百通》即将出版，这本书为认识和发掘收藏版名人书札的文化价值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样板。

身处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人们获取各种知识的途径和方法早已多元化了。传统的读书方式自不待言，而更多人习惯浏览网页，查阅微信、博客，随意随心，快餐式的求知方式已经深深影响着新一代人的生活。抱着一本厚重的历史书去啃读的读者似乎越来越少，倒是“极简本”的历史读物纷纷出现在书店里、书摊上。这是生活节奏加快和阅读习惯变化带来的新现象。就此看来，翻阅一本图文并茂的名人手札，不正是另一种赏心悦目的读史方式吗？

欣赏书信时产生的历史感，似乎超过其他读物。书信可以传递消息，沟通情感，是一种天然有着温情的文献，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从书信中发现历史故事，早已是影视艺术选择的切入点。

近年拍摄的纪录片《书简阅中国》便是以书信为题，讲述一个个感人的故事，藉以窥见人物的内心世界，领悟书信背后先贤的智慧和情感。显然，书札可以作为历史来读。何况，按照一个特定主题，将分散的名人书札汇集起来，提供给读者，这本身就很有创意。

风云激荡的中国近百年历史中，涌现出各类影响深远的人物，他们的事迹也为一代代国人所深知。将他们的手札墨迹集中在一起阅览，很快能在头脑中闪现百年中的历史片段和名流风采。

夏子魁先生编辑的这本书札集中总计收入一百位近现代名人的墨迹，信札作者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领导禁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倡导洋务自强的晚清大吏曾国藩、李鸿章，收复新疆、捍卫祖国权益的左宗棠，经学大家俞樾、黄侃，知名学者王国维、马衡、马一浮、胡适、傅斯年、熊十力，诗人、文学家徐志摩、朱自清、郁达夫、林纾，画家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藏书家缪荃孙、叶德辉、罗振玉。还有教育家蔡元培，革命党人章太炎、黄兴，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林旭。凑巧的，这本书里，还有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祖孙三代人的书信墨迹。看到这些手迹，总能重温历史，唤起对这些近现代名人的记忆。

▲陈独秀致何遂书札

欣赏书札的收获可以是多层次的，可以由表及里、深入递进的。匆匆翻阅书札，领略名人风采，可以给人以直观的感受，而进入到书札内容则到了另一番天地。

起初收藏者就是沿着这个路径走进历史的。收藏者出于兴趣，为了把一封书信研究透彻，开始查阅资料，搜集写信人、收信人的情况，了解信中的内容和其背后的故事，一来二去，便获取了丰富的历史知识。

欣赏名人手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不同者，编者已对书信做了释读和注解，为读者欣赏书札提供了更好的路径。除了内容，欣赏书札，还可以带给阅读者多方面的启发。

从书法欣赏的角度分析，由这一百位作者的墨迹我们大致可以瞥见近现代书法变化的脉络。受过科举训练的晚清官员的书法，自然胜过民国时期的人物。从吴大澄、陆润庠、王懿荣、瞿鸿禨、洪钧、张謇等人的墨迹中，多少还能窥出馆阁体翰林书法的影子，民国时期新派人物的书信已经不能以清人书艺的标准来苛求了。毕竟，时代变了，硬笔已广泛使用，书写的风尚也多不同。就个人书法而言，谭延闿、谭泽闿兄弟是清末重臣谭钟麟的公子，他们自幼习颜体，并以父执翁同龢的书法为楷模，练就了一手功力深厚的颜体字；袁克定用章草风格写的信也并不多见。从这些名门之后的书信中，隐约可见旧时代官宦门第对子弟书法教育的重视。

▲赵之谦致潘祖荫书札

书札的特点、风格与作者的特定身份也有一定关系。书中胡林翼、彭玉麟、乔松年、马新贻这些晚清地方大员的书信都是在镇压太平军、捻军时期写的，令人想到戎马倥偬、“军书旁午”的情景，他们写信时只求实用，用纸用墨概不讲究。

相反，那些名翰林出身、长期生活于京城的官员，如潘祖荫、翁同和、王懿荣、张之洞、瞿鸿禨、吴大澄、郑文焯、傅增湘等人，他们写信时所用的笺纸、笔墨则十分考究，笔墨间时时流露出文人的闲情逸致，史料价值未必上乘，艺术价值却高人一筹。这些差异，也只有在一本不同人物的书札集中才能清晰比较出来。

从整体上考察书中各札笺纸的特点，也可看出时代变迁的痕迹。清季人们写信普遍采用花笺，笺纸样式十分丰富。金石学家吴云、吴大澄所用笺纸更是别具一格：或是瓦当图案，或是汉石经字双钩笺，落款还要钤朱、白文印章，举动之间饱含精致的文化韵味。进入民国时期，大部分笺纸形式明显单一，人们写信多用八行或九行格纸，风尚所致，开始出现印有机构和团体名称的公用信笺，如“沈钧儒律师用笺”“吴湖帆陈子清画师事务所用笺”。又如，徐悲鸿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信笺，邹韬奋用“中华职业教育社用笺”，傅斯年用“国立中央研究院用笺”，朱自清用“国立清华大学用笺”。当然，一些旧式文人用笺仍然考究，溥儒、经亨颐、马衡用花笺，傅增湘用笺则是以其藏书楼命名的自用笺。新旧相间，正是过渡时代的鲜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