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之美】壁上丹青（一）| 李寿墓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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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画，指绘制在墙壁上的图画，有岩石壁画、建筑壁画、墓葬壁画等。中国古代最早的墓葬壁画发现于西周时期。汉代墓葬壁画发达，形成墓葬考古特有的风貌。唐代墓葬壁画达到又一个高峰，在视死如生的观念影响下，墓葬构造也竭力模仿人间等级制度，作为墓葬构成要素之一的壁画，也就和墓葬规模、葬具、随葬品一起，成为等级制的重要标志之一。陕西西安及附近地区，是唐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区域，有19位皇帝及数千位皇亲贵戚、高官要臣埋葬在这里。目前，发现有壁画的墓葬已有100多座，是中国唐代壁画墓最为集中、发现数量也最多的地区，其中，纪年最早的是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贺若阙墓，最晚的是文德元年（公元888年）僖宗靖陵。揭取下来的唐墓壁画多数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
李寿（577年－630年），字神通，高祖李渊从弟，右翊卫大将军，封永康王，后来改封淮安郡王（从一品），贞观四年死，赠司空 （正一品），谥号靖，次年以“特加常等”的礼仪葬于永康陵（太祖李虎陵）附近（今三原县陵前乡焦村）。1973年由陕西省文管会袁仲一先生主持对其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李寿墓全长44.4米，由墓道、五天井、四过洞、甬道、二小龛、墓室组成。出土文物三百三十余件，其中龟形墓志、线刻石椁（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为罕见精品。壁画亦十分精美，遍布墓道、天井、过洞、甬道、墓室。自南至北分别为出行、狩猎、仪卫、列戟、建筑、农耕、歌舞、男女侍从等，东西两侧呈对称排列。揭取下来的二十三幅，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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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李寿墓在过洞及天井处共绘有十二幅步行仪仗图，每幅队列由八人、九人或十人组成。此图由九人组成，均迈出左脚作前行状。为首者头戴黑色幞头，身着白色圆领袍衫，脚穿乌皮靴，双手持五旒羊旗；其后二人左侧佩剑，装束同前。第三排四人，其中二人头戴白色风帽，身穿白色披风，手持红色四旒旗，脚穿乌皮靴；二人头戴黑色平巾帻，加簪导，身着短身广袖红褶，白色缚袴，外加红色两裆，腰系黑带，足穿黑靴，左侧佩剑。最后二人头戴黑色幞头，身着黄褐色圆领袍衫，腰系黑带，脚穿乌皮靴，手亦举一红色四旒旗。李寿为淮安靖王，正一品，唐代凡王公以下皆有亲事、帐内。按照《旧唐书·仪卫志》的记载，亲王的亲事府内有掌仪卫陪从的典军和副典军各二人，官阶分别为正五品和从五品。穿着两裆的两人可能就是典军和副典军，而身着风帽、披风或圆领袍衫的可能是亲事或账内，步行仪仗图表现的应当是郡王级的仪卫。![]()
步行仪仗图
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年)
高174厘米，宽216厘米
1973年陕西省三原县李寿墓第二过洞东壁揭取
图中共十人，均站立，左脚前伸作行走状。四人头戴黑色幞头，身着白色圆领袍衫，手持红色四旒旗，脚穿乌皮靴；两人头戴白色风帽，身穿白色披风，手持红色四旒旗，脚穿乌皮靴；四人头戴黑色平巾帻，加簪导，身着短身广袖红褶，白色缚袴，外加红色两裆，腰系黑带，足穿黑靴，其中前两位左侧佩剑。袴褶是一种上衣下裤的服装，由褶衣和下袴两部分组成。当上褶与两裆合穿时，下袴常为缚袴。袴即胫衣、套裤，是裤子的早期阶段。袴褶最初是北方少数民族服装，适应于游牧民族马上作战的特点。唐代初期，袴褶仍然承袭的是魏晋时期的旧制，高祖武德年间（618年－626年）规定袴褶主要限于武官，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曾下令百 官朔望日上朝都要穿袴褶。唐代“袴褶之制：五品以上，细绫及罗为之，六品以上，小绫为之，三品以上紫，五品以上绯，七品以上绿，九品以上碧。”“两裆之制，一当胸，一当背，短袖覆膊”。两裆一般与袴褶合穿，穿在褶之外，腰间用皮带系扎。大约在初唐以后，袴褶和两裆不再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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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戟图
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年)
高164厘米，宽142厘米
1973年陕西省三原县李寿墓第四天井东壁揭取
戟是一种进攻型长兵器，最早出现于商代。到了汉代，除了实战使用外，在居室陈设及门前仪卫中出现列戟现象。经过南北朝的发展演变，至隋代形成列戟制。到唐代，列戟制的发展达到更为完善的程度。所谓的列戟制，是通过施戟杆数的多少来表示其身份等级的一种规定，《唐六典》卷四详细记有唐代前期列戟制的内容。唐朝，陵庙宫殿以及三品以上官员的公府门前均可列戟，戟数有24、18、16、14、12、10六个等级，分两侧对称排列。李寿是高祖从弟，河北道行台尚书左仆射左武卫大将军，淮安郡王，为从一品官，当列十四戟，与壁画中的戟数相符。李寿墓的列戟图面向外（南侧），戟架安置在歇山顶的高大廊房内，七杆带有幡的戟插在戟架上，后面站立四位手持弛弓的卫士，弛弓高如真人，装在黑色的袋子里。戟架外南边站立四名手持四旒旗，身佩长剑的卫士，戟架外北边站立两名身佩长剑的侍从。其中一位头戴小冠，身着红色袴褶，应该是守卫王府的长官。卫士和廊房式的列戟组合，它与河北赞皇东魏茹茹公主墓壁画中手持兵器与列戟的组合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反映出唐初统治者对甲兵仪卫的重视，也是统一王朝建立之初，浓重的军事氛围在墓葬壁画中的反映。这种形制的列戟图在西安地区只出现于太宗贞观年间（627年－649年）的壁画墓中，高宗年间（650年－683年）以及后来的列戟图都无廊房，旁边或有侍从或无侍从。在李寿墓墓室北壁东侧乐舞院门外也对称地竖立了一组小型戟架（戟架旁有廊房），每架上有七戟，与天井处表示王府门前的这组大型戟架遥相呼应。唐朝政府规定，三品以上官员可以在自己的私府门前列戟，因此，图中表现的可能是私府门前的列戟。这种表现方式在壁画列戟图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仪卫图
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年)
高108厘米，宽93厘米
1973年陕西省三原县李寿墓甬道东壁揭取
李寿墓甬道长5米，在甬道前部东西壁上方各绘一个身披彩带、手捧莲花、面向墓室的飞天，下方各绘一组面向墓室的仪卫。图中三人，前面一位头戴一梁进贤冠，身穿曲领宽袖红袍，左手按剑，右手前指。后面紧随的二人，头戴幞头，身穿圆领袍衫，双手持弛弓，亦作行走状。据研究，唐代多天井大型墓葬象征着主人生前居住的重重宫殿或院落，《新唐书·仪卫志》记载，唐代皇帝的仪仗分两种，一种用于外出的卤簿，名“驾”，一种用于居所或朝廷的仪卫，名“衙”。与此相应，高官显贵外出也都有一定规模的仪仗，在其居所或衙署也都设有与其身份地位相应的仪卫。李寿墓骑马出行图、步行仪仗图表现的应当是外出的仪仗，而仪卫图表现的应该是居所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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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年)
高203厘米-213厘米，宽618厘米
1973年陕西省三原县李寿墓墓道西壁揭取
李寿墓墓道西壁骑马出行图保存较东壁稍好，揭取时分成五块，为第三组中的第一列（一人）、第二列（二人）、第三列（八人）和第四列（八人）。图中骑士均头戴黑色幞头，身穿白色或淡黄色圆领紧袖戎衣。缚绔，腰系黑带，足穿黑靴，左手勒缰，右持四旒红旗。人物形态和面部表情各不相同，有的正面，有的左侧面，有的右侧面，有的面容丰润，有的瘦削，有的为深目高鼻长髯的胡人形象。马的描绘和刻画更为生动传神，从颜色上看，有白马、棕马、青灰马、黑色白蹄马。马鬃有的修剪整齐，有的蜷曲下披；没有花或绺，尻尾也未结椎。马头小，胸腹紧劲，尻圆，腿细而长，蹄较大，是当时的优良品种。唐代重视养马业，据《唐会要》卷七十二《诸蕃马印》所列，不同来源外来马的马印有三十五种。另据一些学者的统计，唐代引进的胡马，东起朝鲜半岛，西到阿拉伯，北自西伯利亚，南到印度，多达八十三种。《唐会要》卷七十二《马》记载，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年），“骨利干遣史朝贡，献良马百匹，其中十匹尤骏”，太宗非常喜爱，号十骥，各制其名，如发电赤、奔红赤。唐太宗昭陵六骏中，马的颜色有黄、紫、红、青灰、黑色白蹄，与图中的几乎一样，而所谓的“拳毛”可能就是图中鬃蜷曲下披的这种马。图中的马马具齐备，可以看出的有络头、衔、镳、缰绳、攀胸、韅、鞦、鞍袱、鞍、鞯、障泥、马蹬、鞘。更为重要的是，在第四列（八人）图中最外侧的灰马身上有跋尘，位置在靠近马鞍处，且较长，这与孙机先生“跋尘在唐末出现”的结论不相符合。看来，马具中的跋尘究竟出现于何时，值得进一步的商榷。唐墓壁画作为纪年准确、形象真实的资料，无疑是重要的依据。
唐墓壁画从内容来看，有四神、仪仗出行、仪卫、建筑、列戟、狩猎、马球、客使、文吏、乐舞、内侍、宫女（仕女）、山水等，涉及到唐代社会的许多方面，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宫廷生活和社会风貌，在纸本、绢本绘画真迹罕见的今天，显得尤为珍贵。唐墓壁画在丰富的文化、艺术土壤孕育下产生，其绘制技巧、风格以及表现力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个个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充满着对生活、对自然的肯定和热爱，闪耀出大唐文明浓重的人文主义光彩和博大精深的底蕴，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参考文献：冀山东主编：《神韵与辉煌——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唐墓壁画卷》，三秦出版社，200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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