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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之路——文物里的中国通史》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
朝华出版社
历史拉近了 文物活络了
俞伟超
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具有某种同一性，但其发展速度在不同地区却不平衡。就全球而言，中国曾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文化传统又连绵数千年不断，并以一种深邃而宽宏的气质成为东方文明而与西方文明相互辉映。了解中国历史的过程并释其兴盛、中衰、复兴的奥秘，定将启示今人选择前进的合理途径。正因如此，当今世界就愈来愈关注中国古今文化的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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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铁画像石拓片
据古人类学的研究，二百数十万年前的古猿已进化为能人；至距今200万年以后，又进化为直立人；到一二十万年以前，则出现了早期智人和现代智人，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
据最新的遗传基因研究，300多万年前东非的阿法种南猿是人类的直系祖先。最迟在170万年前，直立人的足迹已到达中国大陆。至智人阶段，其分布已遍及中国大陆的大部分地区。
约在万年以前，人类开始在西亚从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旧石器时代走向以原始的农业和畜养业为生的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定居的聚落并发明了陶器。中国则最迟在8000年以前亦进入这个阶段。人口比之前迅速增加，并出现了氏族—部落的中心聚落。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以氏族对婚制为基础的母系氏族制，此时达到繁荣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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夔凤纹瓦当
人类约从5000年前起，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两河流域及埃及最早进入文明时代。中国此时亦出现了文明的曙光。在5000年前至4000年前，黄河、长江的中下游等地，已陆续进入铜石并用时期；轮制陶器和玉器制作的发达，还有城市型聚落的纷纷形成，暗示着社会分工的扩大和专业性手工业的普遍存在；工程浩大的建筑台基和大型祭祀场地以及有丰富随葬品的氏族贵族墓地的出现，标志着贫富分化已制度化，母系氏族制正转变为父系氏族的家长制。
中国在新石器时代，各地的原始文化由于适应不同的环境，形成了六大主要的文化区。至文明时代来临的前夜，杭州湾至太湖区域一带的文化发展程度最高。
4000多年前的一场延续了若干年的特大洪水摧垮了黄河、长江下游最为发达的文化，于是，黄河中游就最先进入文明时代。
公元前21世纪，在豫西、晋南之地，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夏及其后的商、周（西周）三代是中国的青铜时代。三代疆域的中心是在中原地区，但周围的附庸国很多，尤其是西周王朝分封到各地的诸侯控制着华北平原直至长江中下游的广阔地带，这就为中国能形成一个绵延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准备了重要的聚合条件。
在世界范围内，三代的青铜文明极其辉煌，并独具色。其王位继承从原先由氏族成员推举的禅让制，经兄终弟及制，转变为嫡长继嗣制。至西周，又形成了一套依血缘亲疏分等级的宗法制和衣食住行皆要分明尊卑的礼仪制度。为服从这种制度，铸造出了世界上最精美的青铜礼乐器。它如同木构建筑、居住制度和服饰、饮食、婚丧嫁娶等礼俗一样，也成为一种中国特有的传统，并对四周少数民族产生着愈来愈多的影响。这样，中国刚刚进入文明时代，其文化便具有了能形成长期传统和不断扩大其影响范围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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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雁鱼铜釭灯
中国在两周之际，开始进入铁器时代。新的锐利的工具促进了生产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于是，至春秋中期以后，城市大量兴起，金属铸币出现，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农村公社走向解体阶段，逐渐出现了自由农民。当人们的思想开始从公社制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后，哲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条件。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时形成的各家思想中，儒家学说影响力最大，并且在西汉中期后成为统治中国达2000年之久的正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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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
公元前221年，由陇东至关中发展起来的秦国在秦始皇时期灭掉了其他的诸侯国，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秦始皇在全国设立郡县制，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筑长城，修驰道，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确立了中国能长期统一的基础。这个基础，至数十年以后的汉武帝时又得到进一步巩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特点的、有别于西方文化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也在此时被定为官学传布。
与村社解体同步出现的土地私有制，秦汉时已由官府确认，大土地所有制便迅速发展起来。从东汉到隋唐，世代相袭的门阀大族控制着大批部曲，以徭役劳动为主的大庄园逐渐成为社会最重要的经济基础。自由农民的破产是其转化为依附农民的前提条件，这就激发起规模空前的汉末黄巾大起义，并摧垮了东汉王朝。在此机缘下，四周的少数民族，尤其是北边的游牧民族，或纷纷进入中原，或就地建立自己的王朝，出现了历时300余年的政权分立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但汉族与许多少数民族却大大加快了融合的速度，并且与四邻国家，尤其是与中亚、西亚的文化空前交融，为隋唐时期疆域的扩大和文化艺术的繁荣增添了重要因素。
隋、唐两代南北重新统一，并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国家，对四邻国家的影响亦随之增大。西汉开通的丝绸之路到唐代更为畅通，东西方进行着空前繁忙的经济文化交流，其起点长安、洛阳两京亦成为当时人口最多、最为繁华的国际性大都市。
唐代社会仍以庄园经济为基础，继续实行北朝以来的均田制和百姓要向国家缴纳粮食、布帛及服徭役的租庸调制。但分成收租的租佃制在向前发展，至中晚唐时渐占重要位置；租庸调制亦被以土地、资产为标准的分夏秋两次缴纳的两税法代替。社会又前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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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兵马俑
中晚唐时，藩镇割据局面严重，再经唐末黄巢起义的打击，唐王朝的统治局面已趋崩溃，接着便是六七十年分裂的五代十国时期，随后则是辽、西夏与北宋的并立及金与南宋的并立。12世纪末，大漠以北的蒙古族兴盛起来，并在公元1271年建立元朝，公元1279年灭南宋，再次统一了全国。
两宋时期尽管民族矛盾尖锐，战争频繁，但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已比过去特别是比盛唐以前大为减弱，租佃制已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再加上耕地面积增长，农业生产与商品经济皆有新发展，出现了纸币，城市亦由封闭的里坊制转变为店铺与宅第沿街巷而列的开放形态。这些为市民阶层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扩大了疆域，增进了国内的民族融合及中外文化交流，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武力强盛的元朝只存在了90年左右便被明朝取代。
中国在长期的封建时期，各王朝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制，至明代更将其推到顶峰。在北宋时，已把军权、官吏任免权和财权都收归皇帝掌握，明代更罢去丞相，从中央到地方，对民政、军事和司法都实行绝对皇权。封建的政治制度已发展到极限。
但在经济形态中，明中叶后，纺织、制瓷、冶炼等行业中分工更细，长江三角洲的苏州、松江等地甚至出现了计日付资的雇佣工匠和以原料换产品的包买商。资本主义萌芽在那一带已经出现了。对农民实行一条鞭法的赋役制度，即各项赋税统一折合为银两，按各户所占田亩数量来征收。这既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又有利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明代晚期政治极度黑暗，到处发生民变，陕北爆发的李自成起义推翻了明朝。这时期东北的满族正好发达起来，并于公元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公元1636年改国号为清，又在公元1644年明亡后乘机入关，镇压各地的抗清力量，巩固了清朝的统治，并用100多年的时间，把疆域扩大到东至鄂霍次克海和库页岛，西抵巴尔喀什湖和葱岭，北达漠北和外兴安岭，南到南海的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等岛屿。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17世纪后半叶至18世纪，清王朝最为强盛。清朝在中国实行的二百六七十年统治中，大大密切了汉族与满、蒙、回、藏、维吾尔等数十个少数民族的关系，进一步巩固了国家的统一。清朝前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作坊和手工工场也比过去增多。但封建制度已走到了尽端，社会要取得进步，必须改变社会制度。
而当时，西方的资本主义正在迅速发展，把中国当作寻求市场和原料产地的对象。1840年，英国首先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后，英、法、俄、日、美、德、意、奥等国又纷纷侵入中国，割占大片领土，设立许多租界地。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陷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
但这也大大刺激了中国各民族反抗列强、改变封建制度的意识。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提出了远比过去彻底的农民革命纲领。19世纪后叶，近代工业和科学技术开始在中国产生，民族资本主义的工商业亦在兴起，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得到了传布，出现了维新思想，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了准备实行君主立宪制的百日维新运动——戊戌变法。
但一切农民起义和改良运动皆告失败，终于促使人们觉醒，出现了主张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1894年，孙中山首先在檀香山的华侨中成立兴中会。此后，各地又纷纷成立类似的团体。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统一了各革命团体，成立中国同盟会。同盟会连年发动武装起义，最后，1911年10月的武昌起义，终于推翻了清王朝和封建帝制，使中国历史进入了全新的阶段。
历史前进的方向是由许多复杂因素决定的。但回顾中国历史的已往过程，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共同体，具有深邃的智慧、强大的凝聚力和汲取其他民族优点的勇气，尽管遇到过若干次的挫折、伤痛甚至迷惘，终是会复苏过来而再度兴旺发达。
如果看到了中国历史的这些特点，无疑将尊重和爱护这些特点，使其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作者系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本文系作者为《华夏之路》一书出版撰写的序，题目为编者所加）
尽览华夏文明风采
韩建业
六册《华夏之路—文物里的中国通史》就摆放在我的案头，一页页轻轻揭起，就仿佛徜徉在一条悠远漫长且从未间断的华夏文明之路上。这套由朝华出版社出版的大型普及性图册，以国家博物馆的通史陈列为基础，把中华大地上“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以考古证史、文物说史的方式集中呈现在读者面前。论图片之美观，解说之精彩，编排之活泼，印刷之精美，近年出版的文物考古图册类图书鲜有可与其媲美者。但这套书最大的亮点尚不止此，更在于其中囊括了大量国博馆藏珍贵文物，唯有这些如珠如玉的珍贵文物串联起来的历史，才更能彰显华夏文明的灿烂辉煌。
中国有一百多万年的人类发展史。该书收录的元谋人、北京人、金牛山人、山顶洞人等的牙齿、头骨、石器、装饰品等，正是中华大地上早期人类和“现代人”活动的见证。
中国有两万年的陶器制造史。该书收录的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出土的绳纹陶罐，是世界上最早的陶容器，是因炊煮食物的需要而发明，可见华夏先民“以食为天”的观念由来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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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面鱼纹彩陶盆
中国有上万年的农业发展史。该书收录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夹杂炭化稻壳稻谷的陶器，河南郏县水泉遗址的锯齿形石镰，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骨耜，所承载的“南稻北粟”农业史已有八九千年。近年还在南北方又发现距今一万年以前的水稻和黍、粟作物栽培证据。
中国有8000多年文明起源史。该书收录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的四足石磨盘，费时费力琢磨出并无多大实用功能的四足，透射出裴李岗社会的不凡气质。后来在舞阳贾湖等遗址发现的含石子带字符龟甲、“规矩”形骨器、骨律管（骨笛），以及排列整齐的“族葬”墓地等，显示裴李岗时代已出现八卦数卜、观象授时、敬天法祖等华夏文明的核心要素，已进入华夏文明起源的第一阶段。距今7000年进入仰韶文化前期，文明因素持续积淀，该书收录的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的小口尖底瓶、小口细颈壶、船形壶等，装饰黑彩，罕见珍贵，苏秉琦认为这类器物属于祭祀用的酒器性质。该书收录的西安半坡遗址彩陶盆上面的人面鱼纹和鱼纹，描绘的可能是鱼龙类的祭祀崇拜对象。该书收录的北首岭遗址的尖底彩陶罐，以其代替人头入葬，上绘“山”形等字符，也当有原始宗教深意。此外，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象牙鸟形器、骨哨，沈阳新乐遗址的煤精制品等，也都是那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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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底粉彩花卉纹多穆壶
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和社会的复杂化可追溯到6000年前。该书收录的河南汝州阎村遗址的“鹳鱼石斧图”，所绘“石斧”装饰讲究，当为象征军权的“钺”。正如严文明所说，这是一幅描绘鸟部族战胜鱼部族的纪念碑性图画。我们甚至认为，这有可能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人群一度战胜半坡类型人群的真实反映，其重要性可以和象征上下埃及统一的纳尔迈调色板相提并论。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一个流行鱼，一个鸟最多，鱼（龙）、鸟（凤）应当分别是他们所对应部族的崇拜对象。该书收录的陕西渭南华州太平村所出鹰形陶鼎，其神骏姿态俨然就是充满活力的庙底沟类型人群的写照。距今6000年左右，晋、陕、豫交界地带的庙底沟类型对外迅猛扩张影响，使得整个仰韶文化的面貌空前统一，对周边地区也产生很大影响，使得中国大部地区文化交融联系为一个文化共同体，“早期中国文化圈”或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诞生。庙底沟类型出现几十、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数百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大型墓葬，表明社会开始了复杂化进程，进入华夏文明起源的第二阶段。在其带动之下，周围地区也陆续开始了文明化进程。
中国有5000多年的文明形成史。甘肃庆阳南佐600万平方米的仰韶文化大型环壕聚落、大型夯土祭台、大型宫殿式建筑，浙江余杭良渚600万平方米的良渚文化古城、大型水利设施、豪华墓葬，分别为黄土高原和长江下游地区已经进入早期国家或者文明社会的明证。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其他地区此时也都已经进入或者即将进入文明社会，当时是一个“古国”林立的时代。该书所收良渚等遗址的璧、琮、钺、三叉形器、冠形器等精美玉器，以及黑陶尊（壶），有的上面还带有神龙徽记，既体现良渚玉器、陶器等制作的专业化，也是良渚复杂意识形态的反映，其中的璧和琮被认为是祭祀天、地的礼器。良渚的繁荣建立在发达稻作农业的基础上，良渚已有中国最早的犁耕，该书所收石破土器，或为组合式石犁的一部分。书中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白陶鬶、黑陶杯、黑陶带盖罐（罍）、彩陶背壶、刻字符陶尊、玉钺、象牙梳等，品质高贵，基本都是大型墓葬的随葬品；红山文化的龙形、斜口筒形的玉器，以及彩陶器、女性雕像，意蕴深远，主要见于牛河梁等大型祭祀遗址的大墓当中；这些反映出黄河下游和西辽河流域较高的文明化程度。此外，淮阳平粮台遗址的陶排水管道，石家河遗址的动物形小陶塑，则是中原和江汉地区龙山时代城邑发展、祭祀活动盛行的证据。
华夏文明是有中心的多元一体结构。该书也收录了不少周围地区文物，既体现出自身特色，也反映和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有机联系。仰韶文化发展到甘肃西部、青海东部和四川西北部以后，地方特色增强而形成马家窑文化，该书收录了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最为精彩的涡纹罐，半山类型的涡纹、锯齿纹陶罐，以及马厂类型独一无二的裸体双性浮雕彩绘壶。其他如西藏昌都卡若遗址的陶罐，显示源自仰韶—马家窑文化的人群早在5000年前就登上青藏高原定居的事实。福建闽侯昙石山遗址的陶釜为东南沿海地方特色，而石钺则为长江下游文化因素。
华夏文明从来就不是封闭的，距今5000多年就开始了真正的中西文化交流。该书所收甘肃东乡林家的马家窑类型青铜刀，为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可能受到过西方更早的青铜器技术的启发。青海大通上孙家寨马家窑类型的舞蹈纹彩陶盆，也可能受到过西方舞蹈艺术题材的影响。此时在甘肃天水等地还出现了源自西方的绵羊和黄牛。源自中国的粟、黍和中国风格的彩陶也逐渐向西传播。我们曾将丝绸之路前早就存在的中西交流通道称为“彩陶之路”。
以上仅是对第一册内容的简单回顾。之后各册，从夏商周“王国”时代，到秦汉以后各个皇朝时期，文物精品琳琅满目、异彩纷呈，层次递进地展现出华夏文明连续发展、多元一统、开放包容之特征。一书在手，就可以在艺术享受中尽揽华夏文明风采。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认识和传承我们的文明
董琦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写的新版《华夏之路——文物里的中国通史》一套六卷本，近日由中国外文局所属朝华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基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陈列”的前身——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中国通史陈列”。
“中国通史陈列”于1959年10月2日起公开预展，在几十年中经历多次修改。1988年，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启动并主持了“中国通史陈列”的大规模修改工作。为充实引进新的展品，俞先生在原文化部尤其是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组织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文物选调工作，在三年多时间里，风尘仆仆地跑遍了全国各地的考古所和博物馆，近千件当时新出土的珍贵文物得以充实到“中国通史陈列”之中。这一版陈列形式和内容上的突破均是空前的，成为展示中华文明的殿堂，赢得了专家和观众的一致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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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典》
与此同时，配合这版陈列而编写的《华夏之路》一套四卷本，于1997年由朝华出版社以中、英、法、德、日五个文版出版。中文版很快在国内售罄，外文版也成为国家文化外交中重要的礼品，被收藏于许多国外的文化机构中。
老版《华夏之路》图文内容的全面性、权威性和高超的艺术性，让人记忆犹新。此次修订再版更是应时而动，精益求精，具有非凡的社会意义与学术价值。
第一，它是国家历史意识的传承和实践。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从“中国通史陈列”到“古代中国陈列”，每个阶段都体现了国家博物馆实际上在国家层面对历史见证物的掌控，持续构建中华文明发展的物化体系。
基于陈列，新版《华夏之路》精选了自新石器时代至1911年的一千多件文物，更新了相关最新信息数据，系统、专业地展现了文物历史价值和艺术之美，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清晰生动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有别于陈列，《华夏之路》两千多幅精美图片多角度灵活组合，展示了现场参观时难以看到的诸多细节，让人震撼不已；三十多万文字阶梯式讲述了中华文明发展各个阶段特点和代表性文物的生命特征，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甚至是人们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和日常交往等等，于是历史拉近了，文物活起来了。因此，再版图书与陈列与时俱进，相得益彰，构建了一座国家级的纸上中华文明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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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纹瓦当
第二，它是当代历史意识的反映和呈现。
中国国家博物馆组织大批专家学者修订《华夏之路》，朝华出版社耗时两年多重新编译制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初衷就是在于借此厘清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和取得的重要成就，揭示中华文明的优秀特质，以史为鉴，增强我们的读者尤其是青少年的文化自信，开创未来，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奋斗。
第三，它是文化主体意识深层次的觉醒与表达。
我们必需的中华文化主体意识，基于传统，跨越时空，融通中外，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自觉从容地面对外来文化的交流、交融和交锋。《华夏之路》充分展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用了相当的图文篇幅展现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之间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对话交往成果。
综上所述，这套新版的《华夏之路》既是向老一辈学者致敬，更是进一步引领广大读者认识中华文明，走进中华优秀文化，进而去体会它们与现代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迎接未来。该书立此存照，致敬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之路，实为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原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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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光明日报》2021年12月18日12版
图片来源：选自《华夏之路》
本版编辑：刘彬
微信制作：李玉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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