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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清冯朗公宫苑图屏风”研究
阮华端
款彩是晚明清初时期极具特色的漆器艺术品类，该文以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清冯朗公宫苑图屏风”为研究对象，从该屏风的贺寿序文及落款入手，结合正史、方志等文献材料，对屏风的递藏经过、制作背景、人物事迹、产地与作坊等进行分析研究， 以揭示其重要价值。
款彩 寿屏 李彬 白元贞 冯朗公
阮华端
广东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艺术与民俗》2019年第2期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并掌握以天然漆料制作器物的国家，早在距今七千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中国先民就已经掌握利用漆料髹涂木质器皿的技艺。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漆器艺术永续传承，不断发展，创造出髹涂、描绘、雕花、刻绘、扣银、描金、彩绘、款彩等数十种各具特色的工艺技法，创制了无数精美的漆器制品。明清时期，中国漆器艺术达到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鼎盛阶段，款彩技艺就是中国漆器艺术百花园中璀璨的一朵奇葩。
款彩是中国传统漆艺技法之一，又称为“刻灰”“刻漆”“大雕填”，欧洲称之为科罗曼多漆器（Coromandel Lacquer），流行于晚明清初，苏州地区至今还在生产款彩制品。款彩的制作工艺十分复杂，以当下苏州的款彩工艺为例，其“制作工艺主要有制板、扳布、嵌灰、打磨、髹漆、推光、绘图、贴稿、刻板、洗稿、对刀、铲地、贴金、填色等工艺流程”。款彩的图案纹饰具有线条流畅、色彩艳丽、画意浓郁、技艺精湛的特点。17 —18 世纪，中国款彩漆器制品远销欧洲，成为欧洲上流社会竞相追逐的艺术珍品，对欧洲的文化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欧美地区至今还保留着数量可观的款彩制品。而在原产地中国，明清款彩漆器的存世量却十分稀少，相关研究亦较为薄弱。近年来，笔者对国内外公私机构所收藏的款彩漆器颇多留意，其中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清冯朗公宫苑图屏风”（以下简称“宫苑图屏风”）（图一、图二）引起了笔者的特别注意。关于该屏风的著录，最早见于 1909 年美国美术馆经理托马斯·艾利斯·科比（Thomas E.Kirb）主编的一本拍卖图录《已故男爵斯佩克·冯·斯滕伯格收藏的艺术珍品》（Art Treasures Collected by His Excellency the Late Baron Speck Von Sternburg）。1995年，周功鑫在其所著《清康熙前期款彩“汉宫春晓”漆屏风与中国漆工艺之西传》一书中将该屏风定名为“款彩‘阁楼人物’六曲屏风”并附有屏风前后两面的图版，但只是作为“汉宫春晓”漆屏风研究的旁证，而未做深入研究。可以说，该屏风的真正价值至今尚未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有鉴于此，本文试从该屏风的贺寿序文及落款入手，结合正史、方志等文献材料，对屏风的递藏经过、制作背景、人物事迹、制作产地等进行梳理研究，以揭示其重要价值。
图一 清冯朗公宫苑图屏风（正面）
(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
图二 清冯朗公宫苑图屏风（背面）
(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
一、屏风递藏经过
据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官网公开的信息，该屏风原为德国人赫尔曼·斯佩克·冯·斯滕伯格（Hermann Speck Von Sternburg）所有，1909年1月13—16日被纽约的美国美术 馆（American Art Galleries）拍卖给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 Pierpont Morgan， 1837—1913）。同年，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将其捐给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赫尔曼·斯佩克·冯·斯滕伯格 (1852—1908) 于1852年8月21日出生于英国利兹市，1856 年随父母迁居德国莱比锡附近的吕车纳镇。1891年担任德意志帝国驻北京大使馆武官，1893—1896年担任驻北京大使馆副领事。冯·斯滕伯格驻华期间，曾多次出入于清宫和雍和宫，并游历山东、东北等地。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开始收藏中国艺术品，从雕塑、绘画、刺绣到漆器，重点是明清两代的瓷器。这套“清冯朗公宫苑图屏风”很可能就是其在中国任职期间所得。
1898年，冯·斯滕伯格担任驻华盛顿大使馆参赞。1900 年 12 月 5 日与美国籍莉莲·梅·兰哈姆（Lillian May Langham ）女士结婚。1903 年他担任德意志帝国驻华盛顿特命全权大使时，便将大部分藏品带到了美国，其余约有 500 件藏品则留在了家乡莱比锡，后来捐赠给了格拉西博物馆，即今天的民族学博物馆。
1908年8月23日，冯·斯滕伯格因狼疮并发症突然病逝于德国海德堡，其遗留在美国的藏品由其妻子莉莲·梅·兰哈姆所继承。1909年1月，其妻子将所收藏的家具和华盛顿家中的藏品委托给美国美术馆（American Art Galleries）进行拍卖，美国美术馆经理托马斯·艾利斯·科比（Thomas E. Kirb）为此次拍卖专门编印了拍卖图录—《已故男爵斯佩克·冯·斯滕伯格收藏的艺术珍品》，其中该屏风为第 538 号拍品，图录对屏风作了详细介绍并附有一幅图版。按照拍卖会的安排，此屏风安排在此次拍卖会的第三场，于1月15日下午开拍，最终很可能是被美国大银行家、收藏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购得，所以才会有约翰·皮尔庞特·摩根于同一年向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捐赠该屏风之事。
二、屏风形制及寿序文释读
屏风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家具，最初主要是作为挡风和遮蔽之用。有专家认为西周初期就已开始使用屏风，称为“邸”或“扆”。西汉时期已出现“屏风”之名，《史记》卷七十五《孟尝君列传第十五》云“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湖南长沙马王堆一、三号墓各出土一件彩绘云龙纹漆屏风，广州西汉南越王墓有实用的屏风作为陪葬品。南北朝时已出现折叠屏风，至隋唐五代时期，屏风的使用较前代更加普遍。
唐代已出现六曲屏风，李商隐的《屏风》诗可以为证：“六曲连环接翠帷，高楼夜半酒醒时。掩灯遮雾密如此，雨落月明两不知。”六曲即六曲屏风， 两扇为一曲，实际由十二扇屏风折叠而成。明代，屏风由实用向装饰方向发展，成为宫廷王室、贵族豪宅不可或缺的家具。晚明清初更出现一种为贺寿而制作的大型漆木围屏，既可作室内空间间隔、装饰之用，又可满足庆寿的礼仪之需，这种围屏又称为寿屏。寿屏一般由八、十、十二扇组成，有的甚至多达二十四扇，制作工艺有雕漆、彩绘、刻灰、堆灰、雕填、描金等多种。
晚明清初的贺寿屏风装饰分为正、背两面，正面屏心通常都有为贺寿而请人专门撰写并刻在屏心上的文字，称为“寿序”。这种文体在南宋末期已具雏形，至明代成为专门为祝贺寿主诞辰而创作的文章。明代中后期至清代初期，受浓厚的祝寿风气影响，寿序的创作日趋兴盛，出自名公巨卿之手的寿序，成为祝寿仪式中不可或缺的“点缀品”
寿序既可以是书法条屏、挂屏，亦可制作为不同材质、不同规格的屏风，其中以围屏最为讲究。围屏由不同的材质制作，有纯用紫檀、黄花梨等名贵木材制作的，也有用杉木为胎骨再髹漆制作而成的，或由多种材料组合制作而成。屏心外一般饰以人物、山水、博古、花鸟、瑞兽等纹饰，背面屏心则大多为通景式装饰，题材多样，常见的有庭院人物、花鸟瑞兽、山水名胜等，场面开阔，景色壮丽。“宫苑图屏风”就是专为贺寿而采用款彩工艺制作的大型屏风。此屏风通高 295.9 厘米，通宽 617.2 厘米，共十二扇，体量巨大，均为木胎，髹黑漆，每屏之间以金属钩钮相连接，可分可合。屏风两面腿足处均编有序号，其中正面由右至左按千字文“天地元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的顺序依次编号，背面则编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其中“一、二、三、六、八、十”字迹已模糊。
“宫苑图屏风”正、背两面纹饰均采用款彩技艺制作。正面第一至第六屏屏心为贺寿序文，第七至第十二扇屏心为贺寿人名单。屏心外的边饰分为内环、中环、外环三层，内环饰六方龟背桃花纹，间以“福、禄、寿”字；中环为 30 个异形开光，内饰人物、山水、花鸟、瑞兽等纹饰；外环饰缠枝莲纹。背面屏心共十扇，采用款彩工艺饰通景式“宫苑图”（此处暂按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定名，该图像研究详另文），图中亭台楼阁，雕梁画栋，曲院朱栏，场景宏阔，人物众多。边饰同样由内环、中环、外环构成。内环饰双龙穿花纹；中环饰 30 个开光图案，内饰人物山水、珍禽瑞兽、博古炉瓶、花鸟虫草等；外环饰缠枝莲纹。正面屏心的贺寿序文为楷书，沉雕描金。寿序释读如下：
奉 祝
大邑侯即豸史埜翁白老先生荣寿序
昔傅僧绰出宰浙东，良法美政，为一时治行最。
子琰继之，复能求。世德惠覃遐迩，论者以为有治谱云，然而未易数数见也。夫人必有克绍先烈之才，而后 有承家开国之绩。苟非其才，则用恩而民玩，用威而民残， 求其治布遐荒，政光史册，绳先德于勿替，绥福履于无 疆，必不可得。夫以果投柱，入水善泅，此世故之偶然， 未可尽信为能事也。能此者，其惟我桂山邑侯白公乎！
公三韩世阅，其先曾大父崇雅公，以从龙之彦，受章皇帝特达之知，初任海陵奉行，取历东鲁臬宪， 八阅月而领中州藩伯，政绩所著赫中外。大父蕴公公克绍先烈，爵授承直。及公祖尊翁楚珩公，历余龙城司马，治行廉明，心劳五载，旋迁始安大参。一门政绩，固已后先继美，远迩声称，不俟余言之喋喋矣。
丙寅春，公以天庄校书，特奉简命，来莅兹土。甫下车而问民疾苦，安集流离，其招徕也有术。立义学，董师儒，其遇士也有礼。禁暮夜，革陋巵，其律躬也以廉。胥役之耗蠹甚矣，公则杖贪餮、黜侮文。于其剔奸也，可以见严。堂帘之威猛旧矣，公则去烦苛， 提纲絜领。于其御众也，可以见寛。公旬加而征夫日瘵， 闾阎告困矣，公则送往事居，宁损上以益下，易于之於刺史也。饥馑臻而妖蛇惑众，旱魅为灾矣。公则躬祷山川，获甘霖以活涸，思诚之于道士也。凡此皆公之功德， 所以安上全下，绍乃祖乃父之勋，以锡极于僻土者，视 傅山阴之治谱又何多让焉！
当道稔公之绩，任甫二载，即摄平南，署别驾，护府篆，兼摄余之定州，凡四历守令，而奏理如昨。仁恩美政随车所到，如数家珍，种种入人深者，此皆公承于家而致于国之道也。传曰：行道有福，则公之寿也， 端不外此。异日享太年，膺多福，寿一身以寿天下，直可操劵取之耳。
维兹律中无射，为公生申之期，余荷公之德，偕三邑父老子弟恭制一缣，弁以数言以祝公，非过也， 宜也。在豳人有曰：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请赓之以为侑觞之具。
时龙飞康熙二十八年岁在己巳菊月榖旦
赐进士出身吏部观政候秩中书治年家眷弟李彬顿首拜撰。
撰序人落款之后刻有印款三枚，一为方框阴文描金“李彬之印”，一为方框红底阳文黑字“厚斋氏”， 一为方框阳文“庚戌进士”。贺寿序文之后，按身份高低详细罗列贺寿人职衔、姓名，共计 868 人，为研究寿屏的历史背景、寿主与贺寿人的关系等提供了宝贵的文献材料。
三、寿序文分析
全篇祝寿序文大致可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借南齐人傅琰父子为官有方、治有政绩的典故，强调为官者德才兼备之难，而寿主“埜翁白老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德才兼备、“治布遐荒，政光史册”的官员。
第二部分简述寿主自曾祖父崇雅公以来的家世渊源，赞颂白氏数代为官、“一门政绩，后先继美”、远近闻名的事迹。
第三部分篇幅最长，也是整篇祝寿序文的重点， 高度赞颂了寿主自康熙二十五年（1686）莅任桂平知县以来，“问民疾苦，安集流离”，兴学重教，礼贤下士，剔奸除贪，去除烦苛，“仁恩美政，如数家珍”，颂扬寿主品德才能与傅琰相比，不遑多让。
第四部分叙述撰序人感佩寿主德才，特与桂平、平南、贵县三地父老子弟恭制寿屏，敬祝寿主万寿无疆。
最后为落款，交代了撰序时间、撰序人身份及姓名并钤有撰序人印章款三枚。寿序文之后按身份高低详细罗列贺寿人名单，上至都督、总兵、同知、中军、把总、守备、教授、训导、知县、典史、巡检， 下至乡绅、举人、贡生、岁贡、生员乡练、铺民、商贾、里民等等，层级分明，人数众多。
四、寿主家世生平
从“ 宫苑图屏风”的贺寿序文可知，该寿屏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由李彬等众人为“桂山邑侯”“埜翁白老先生”庆寿而定制。“桂山”是广西桂平县的别称，康熙时期与平南、贵县同属广西浔州府。“桂山邑侯”即桂平知县。据清雍正《广西通志》卷五十八：“白元贞，字埜（野）云，奉天人，笔帖式，康熙二十五年任（桂平知县）。” 可知“埜翁白老先生”即桂平知县白元贞。寿序文又云：“（白元贞）甫任二载，即摄平南，署别驾，护府篆，兼摄余之定州。”意即白元贞任桂平知县两年，又代理平南县和定州（即贵县）别驾（即通判）。而据雍正《广西通志》卷五十八所载，继白元贞之后出任桂平知县的陆肇昌，乃康熙三十年（1691）到任，据此可以推断，康熙二十八年白元贞仍在桂平知县任上，同时还代理平南县和贵县的职务。正由于白元贞在桂平、平南、贵县三地身兼数职，故康熙二十八年为其庆寿时，桂平、平南、贵县三地乃至浔州府官员等各阶层人士群起响应，制屏祝寿。需要指出的是，白元贞代理平南和贵县通判的情况，《平南县志》《贵县志》均失载。
贺寿序文扼要介绍了寿主白元贞的家世渊源：曾祖父崇雅公“初任海陵奉行，取历东鲁臬宪，八阅月而领中州藩伯”。查《山东通志》《河南通志》康熙《延绥镇志》《辽宁旧方志·奉天通志》《咸丰重修兴化县志》等志书，检得如下数条：康熙《延绥镇志》卷三之一“官师志”：“白本质，铁岭人，顺治六年至（靖边道）。”清雍正《山东通志》卷二十五：“白本质，奉天人，顺治九年任（山东提刑按察使）。”清雍正《河南通志》卷三十五：“白本质，奉天铁岭人，监生，右布政，顺治十一年任。”《辽宁旧方志·奉天通志》卷一九六所载最为详细：“白本质， 铁岭人，监生，初知江南兴化县，五年累迁两淮盐运使，历靖边兵备道。（康熙）九年升山东按察使，（康熙）十一年擢河南布政使。” 清咸丰二年（1853）刊《江苏省重修兴化县志》卷六“ 秩官”知县条：“白本质，铁岭卫，生员，（顺治三年）升运使。”
综合上述记载并结合贺寿序文可以推断，寿主白元贞的曾祖父为白本质，辽宁铁岭人，监生（又作生员），顺治三年（1646）任兴化县知县，顺治五年（1648）升任两淮盐运使，顺治六年（1649）任延绥靖边兵备道，顺治九年（1652）升任山东按察使，顺治十一年（1654）擢河南布政使。
白元贞的祖父蕴公公，本名及生平事迹均不详，从贺寿序文可知其曾担任过“承直郎”。“承直郎”属于文散官，北宋时开始设置，为正六品下，后撤销。金代复置为文散官，为正七品下文官。“元朝沿置， 改正六品，敕授，明朝为正六品之初授。”清朝改承直郎为承德郎，仍为正六品初授之阶。此处不称承德郎，而仍称承直郎，沿用明代的叫法，或许与明清改朝换代之际汉族士人的特殊心态有关。
据寿序文，白元贞父亲楚珩公，“历余龙城司马，治行廉明，心劳五载，旋迁始安大参”。龙城即柳州， 司马为府同知俗称，始安为桂林别称。关于楚珩公的详情，查有关志书，可得如下数条记载：清乾隆《柳州府志》卷二十一：“白美玉，奉天人，康熙十一年（1672）任（柳州府同知）。” 清嘉庆《广西通志》卷三十九：“白美玉，奉天人，（康熙十一年任）柳州同知。”《辽宁旧方志·奉天通志》卷一九七：“白美玉，铁岭人，（康熙）元年任湖南宝庆府通判，（康熙）十一年迁广西柳州府同知。” 清道光《宝庆府志》 卷一〇九“ 政绩录”有白美玉与宋燦的合传，所载较为详细，兹录如下：“ 宋燦，莱芜人， 康熙元年（1662）任（宝庆府）同知，性端厚，有威仪，尤以清操介节闻于时，上官知其廉洁且有干略， 檄行长沙衡永间，督催逋赋，燦至，悉令清偿，而民间无苛敛之苦。会大军剿西山流寇，燦与通判白美玉运饷军营，并以劳著。美玉字楚珩，铁岭卫人，康熙元年任（宝庆）通判，亦以清洁著。邵人所称‘丞判两清官’者也。先是，征收粮米，官取其羡，谓之陋规。美玉悉禁罢之。又通判不理词讼，长官或以案牍付谳， 则百计侵渔，必厌饫而后已，谓之调剂，此宿弊也。美玉在郡，凡分守道及郡守属谳之狱，秉公研鞫，一时贿赂之风遂绝，而讼狱以平。居邵久，简静不扰。后升柳州同知，去，士民攀辕泣送者数十里……”
综合上述记载可知，白美玉，字楚珩，铁岭人， 康熙元年任湖南宝庆府通判，以清正廉洁著称，康熙十一年升广西柳州府同知，康熙十六年（1677）升始安（桂林）大参（参政）。据此，白元贞的家世渊源差可清晰。
五、撰序人生平及其与寿主的关系
“宫苑图屏风”贺寿序文撰稿人李彬（1633-1722），字伊丽，号厚斋，又别号愚石居士，广西贵县郭南三图人，生于明崇祯癸酉年（1633），卒于清康熙壬寅年（1722），享年九十。李彬祖籍山东日照， 一世祖李竹庵，乃山东布衣，明初因与方孝孺有诗文往来而获罪，被遣戍广西，正统年间获释后定居贵县。二世祖李孟舒（号奕庵）因贤能有才、为官富有政绩而授迪功郎。三世祖李棠（字湘湄），是明成化乙酉（1465）科解元，曾任湖北襄阳知府。父亲李万迥（立前公）是贡生，在战乱流离中去世。
“李彬以康熙五年（1666）丙午科本省乡试，中式第四名经魁。康熙九年（1670）他又应庚戌科进士考试，中三甲第一百一十五名，成为浔州府入清以来第一位进士，被恩赐内阁中书。”李彬中进士后，绝意仕途，“ 退隐乡间，不慕富贵，淡泊远志， 以诗酒山水为乐、疏宕洒脱。他一方面是潜心学业， 好研理学、佛学，讲德授业”。李彬虽然未登仕途， 但“他关注民生，甚至愿为民请命。同时，保持自己的儒者人格，不被名利所驱驰”。“李彬与其它隐士不同，他没有忘却现实世俗人生，无论官民都有交往……他与官绅们来往酬答、游山玩水，参与佛寺道路等义举善行的倡建纪念活动，愿意向官府反映民情或者为百姓事业之利弊而与官府打交道、奔波等等。”“常与有品行节操、功德才能的官吏士民交往优游。” 其《愚石居集》所收的诸多诗文、寿序、祭文中，不少篇什就是其与官吏士民交相往还的最好见证。
李彬“品行冠一邑”，在贵县乃至浔州府地区，具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因此，身为桂平知县，又兼职于平南、贵县的白元贞，出于地方吏治、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与李彬这样的地方知名人士交往，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李彬与白元贞交游往还之详细情状， 虽难以一一考证，但《愚石居集》中录有李彬与白元贞初春游山、除夕聚饮的唱和之作，其密切关系于此可见一斑。值得一提的是，李彬《愚石居集》所收贺寿序文7篇，但不知何故，其为白元贞撰写的此篇却未收录，故此篇正可补《愚石居集》之缺。
三、制屏称祝的历史背景及贺寿人分析
寿屏是专为贺寿而定制的，除了起到挡风屏蔽作用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满足祝寿的礼仪功能。晚明清初，制屏庆寿成为流行的社会礼俗，上至皇亲国戚、高官显宦，下至地方官僚士绅、富贵人家的长辈生辰寿诞时，亲朋戚友、同僚下属为表示对寿主的祝颂和尊敬，往往要定制寿屏，作为庆寿的贵重礼品。为突显寿主的身份地位和贺寿者的庄重，寿屏制作往往不惜工本，唯恐不精，同时，还特意邀请名公巨卿、文人雅士撰写贺寿序文，褒扬寿主的丰功伟绩、懿行美德，字里行间难免夸张溢美之词。“作为应酬文，寿序有其一定不可免俗的内容，即对寿星的溢美和吹捧，才不会坏了祝寿者的兴头。”
周功鑫认为：“ 寿序的盛行有它发展的社会背景……明末清初时，江南商业兴起，社会繁荣及富裕。再之，一般为商的中产阶层亦多好儒，文风鼎盛，当时由于商业活动的频繁，交际应酬的机会自然增加， 而寿庆为最好的应酬的题目。因此，请有身份、有地位的官员撰写寿序以及画家画画作为贺礼，自然是最为风雅不过的礼物。款彩屏风也在这么一个社会背景里发展与兴盛起来。款彩寿屏则另有一层好处， 它可将寿序与画同时表现。此外，它除具装饰性以外， 还兼实用性，可作为隔间或是避风的屏风用。”
清代前期，上至宫廷，下至民间，制屏祝寿的习俗尤甚于前朝。据《清圣祖实录》卷六六载：康熙十六年（1677）四月，“上亲撰太皇太后大德景福颂，书锦屏恭进”。锦屏就是锦绣的屏风。康熙三十九年（1700）十月，皇太后六袠圣寿，康熙命皇四子胤禛整备进献礼物，恭进的礼物中就有“ 御制万寿无疆赋围屏一架”。这架围屏是用紫檀木制作而成，十分贵重。
宫廷如此，政府大员、地方官僚则更为普遍。据记载：康熙四十一年（1702）闰六月，云南道御史王度昭疏参户部尚书李振裕收受下属送来的一套贺寿围屏，吏部认为应予革职。康熙帝则认为吏部的处理小题大做，如果李振裕果真像王度昭所参那样勒索下属的礼物，其罪何止革职？如果只收了一套围屏， 又怎么能因这点小事罢免大臣？“凡堂官受属吏围屏，亦常事耳”，“嵩祝等自粤东来奏，总督石琳、巡抚彭鹏、张志栋，所馈皆受”。最后竟然不予追究，由此可见制屏祝寿是当时较为普遍的一种社会风气。
《红楼梦》第七十一回描写贾母八十大寿时，皇亲国戚、亲朋故旧所馈送的贺寿礼物中，光是大小围屏就有16架之多，其中头等的是江南甄家送来的一架十二扇围屏，一面饰“大红缎子缂丝‘满床笏’，一面是泥金‘百寿图’”，可见庆寿仪式之隆重非凡。
在这种普遍流行的制屏祝寿风气影响下，身为桂平知县，后又兼职平南、贵县的白元贞，在当时当地自然是一位显赫的人物，在其庆祝寿辰时，同僚故旧、地方士绅、生员里老一众人等，恭制寿屏，大加庆贺，而由入清以来浔州府首位进士、社会声望甚高的李彬亲撰贺寿序文，则显得更加庄重。由于寿主白元贞主政的桂平、平南、贵县均同属浔州府管辖，与其交结的同僚旧部、士绅生员甚至团练铺民、商贾里老自然为数甚多，故贺寿序之后罗列的贺寿人竟多达 868 名，人数之众、层次之多，在国内外现存清代寿屏中可谓仅见。白元贞于康熙二十五年莅任桂平知县，两年后又代理平南、贵县之政，其时正是明清易代、三藩之乱平定不久，深受战乱荼毒的广西地区， 百姓生活艰辛，李彬对此亦深有体会，其所受背井离乡、颠沛流离之苦在其《愚石居集》中多有流露。是故，当此人心思定、百姓嗷嗷待哺、社会经济亟待恢复元气之时，人们对县官自然期望殷殷。而白元贞“甫下车而问民疾苦，安集流离……立义学，董师儒……禁暮夜，革陋巵……仁恩美政随车所到，如数家珍……”李彬所撰寿序文虽难免溢美之词，但白元贞在桂平、平南、贵县三地之作为大致不虚，故能赢得众人之祝赞。
七、冯朗公与琢古斋——关于款彩寿屏的产地与作坊问题
关于明清时期款彩漆器的产地问题，国内外学术界有多种观点。周功鑫认为：“自清初以来，由于匠籍的废除，工匠们得以独立地发展其才艺。各地漆工在这有利的环境下，技艺精进；因而形成各个地方的漆工艺中心，每个中心发展其独有特色的漆器…… 款彩屏风也就是在这种有利的情况下，在民间兴盛地发展起来。”徽州、扬州和苏州都是款彩的产地。丁文父先生认为：“中国款彩屏风制作业很可能以苏州至嘉兴一带为起源中心而在以后的发展中不断向外辐射，分别达到西南沿海以及北方内地…… 扬州、杭州、徽州、福州、广州、山西等地显然都有可能成为款彩工艺扩散过程中的款彩屏风的主要制作基地。” 聂菲也认为部分康熙年款的款彩屏风应产于广东。
不过，上述观点都只是建立在推论的基础上， 未能举出确凿的实物证据。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的“清冯朗公制宫苑图屏风”，其背面第十二屏外环边饰的内侧，清晰地刻有“ 佛山水巷琢古斋冯朗公制”（图三）十一字楷书描金的落款，并刻有“琢古斋”方印款。这个落款虽然仅有十一个字，但其提供的信息却极为重要：即明确交代了屏风的制作地点为佛山水巷街，制作的作坊是琢古斋，制作人为冯朗公。屏风正面祝寿序文明确了庆寿的时间在康熙二十八年菊月（九月）。据清雍正《广西通志》卷五十八所载，贺寿人之一、平南县知县徐成珠乃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到任，据此可以推断，寿屏的制作时间应在康熙二十八年。因此，这套寿屏无论是制作时间、制作地点，还是制作作坊和作者，都是十分明确的，是款彩漆器研究的珍贵实物。
图
三
清
冯
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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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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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屏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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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清晚期佚名绘佛山街道图
（佛山市博物馆藏）
“冯朗公”是谁？“琢古斋”的设立始于何时？其经营情况如何？这是笔者十分关注的问题。明清时期，佛山是一个工商业繁盛的市镇，行业众多，客商云集，除了佛山本地人以外，还有佛山周边的新会、顺德、番禺人，省内还有东莞、香山、江门、遂溪、恩平、潮州、嘉应、兴宁、广州、清远、南雄、韶关、乐昌等地商人。外省侨居佛山的商人则有山陕商人、江浙商人、福建商人、江西商人、河南商人、湖广商人等等。因此，要推断冯朗公是佛山本地人还是外来经商者，无异于大海捞针。
关于琢古斋的文字记载，目前仅限于“宫苑图屏风”之落款，其开设时间及经营情况虽难以详述， 但“宫苑图屏风”足以说明，冯朗公在佛山开设琢古斋的时间必然在康熙二十八年以前。而琢古斋所在的佛山水巷街，目前虽未能检索到康熙时期的佛山街道图，但清道光十年（1830）禅山怡文堂刻印本《佛山街略》的记载可资参考：“水巷直街，有天后庙， 卖金花、点料、千层纸、镜、桃字印，内有各帽行会， 铺门口年晚卖门神、红线等物；水巷直街，卖祭轴、神仪、珠灯、铁线、年货、开刀门神、通花生、花灯。” 其附近的“金线街卖金箔金张”，“水巷正街有天后庙，卖金花、点料、千层纸……”佛山市博物馆收藏的清晚期“佚名绘佛山街道图”（图四）则更为直观地标明了“水巷大街”“水巷横街”的方位，其附近还有金水街、金线街等街道，可与《佛山街略》之记载相佐证，而“ 宫苑图屏风”的制作作坊琢古斋早在康熙时期就在水巷街设坊营业。因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测，清代晚期的佛山水巷街作为一个店铺密集、商业繁盛的街区，并非突然兴起，应有其逐步发展繁荣的过程，其历史应可追溯到清代初期或更早。因缺乏文献佐证，已难以考究，而琢古斋所在的水巷街也因旧城区改造，已不复旧观，只保留了街道名称而已。
八、佛山款彩漆器生产的背景分析
佛山之所以能成为清代款彩漆器的产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佛山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发达的社会经济（工商业）发展水平、独特的人文生态环境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1.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水路交通
佛山位于广州的西南部，地处珠江三角洲平原核心地带，西江、北江在此交汇，区内河网密布，纵横交错，“明代至清初，佛山以上的北江各支流相继淤塞后，佛山涌取代了官窑涌、西南涌的航运地位， 成为西江、北江通往广州的主要航道，佛山正处在航道的重要位置上，成为‘东南一大咽喉’”。佛山“上溯浈水，可抵神京，通陕洛以及荆吴诸省”，“西接肇梧，通川广云贵，下连顺（德）新（会），通江门、澳门；东达番（禺）东（莞），通石龙、惠州”。发达便捷的水路交通为佛山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唐宋以来，佛山的手工业和商业逐渐发展，至明清时期，佛山社会经济迅猛发展，日益繁荣兴旺，而在明清改朝换代之际，佛山幸运地躲过了清兵屠城的劫难，社会经济得以接续发展，终至成为名闻天下的四大名镇之一。
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无疑为包括款彩漆器在内的各类商品货物的销售、运输提供了诸多便利。康熙时期，浔州府所辖的桂平、平南、贵县均可由水路直达佛山。在佛山定制的货物可通过水运发货， 往西沿西江水路逆流而上，途经肇庆、梧州，可直达平南、贵县，而经西江支流郁江则可达桂平，运输颇为便捷。在佛山定制的“ 宫苑图屏风”很可能就是通过水路由佛山送达的。
2.发达的手工业
明清时期，佛山的社会经济以手工业为支柱， 冶铸业、制陶业、纺织业等尤为发达，此外，还有金属加工业、造纸业、成药业、酿造业、竹木制品业、颜料业等。而丰富多彩的民间工艺美术，更成为佛山的独特文化景观，主要有木版年画、水陆神像画、花纸、剪纸、纸扎作品、木雕、漆器、刺绣、木板礼联、菠萝符以及金花、“四箔”（金箔、银箔、铜箔、锡箔）及其制品等品类。“明清时期，佛山有 220多行手工业，有手工业作坊 4000多户，手工业产品3000 多种。其中著名的有顾绣行、赤金行、打叶行、金箔行、打银行、锡箔行、白铁行、床桌行、牌匾行、漆盒行、饼印行、竹器行、藤器行、朱砂年红行、花红染纸行、杂色纸行、狮头行、扎作行、门神行、门钱门、通花行、灯笼行、炮竹行、溪钱行、香竹行、香行、毛扇行、葵扇行、苏扇行，玩具行、玉器行、陶瓷行等等。”
3.工艺美术基础良好
佛山的手工业门类多样，民间工艺美术从业者众多，这就为款彩漆器的生产制作提供了所需的原料（木料、颜料、漆料、金箔等）、工艺（木工、漆工、刻工等）和艺术人才。制作款彩漆器底胎所需的木料多为杉木，而北江、西江流域正是杉木的重要产区， 大量优质的杉木原材可通过水路顺利运抵佛山；制作漆器所必需的生漆原料同样可由水路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运来佛山；佛山生产的用于制陶、木版年画、神像画等工艺美术的颜料，同样适用于款彩漆器的装饰；佛山所产的金箔也是款彩漆器中描金装饰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而当地先进的冶铁业则为连接固定屏风提供了优质的铁质铰链。总之，佛山一地就提供了制作款彩漆器所需的材料、技术和艺人。
4.商业的繁盛
康熙时期，佛山的商业贸易兴旺发达。据康熙二十三年（1684）郎廷枢所撰《修灵应祠记》：“（佛山）距会城五十里，为上游地。连乡接畛，沃衍四达，漓郁之所经于其北，四方商贾之至粤者，率以是为归。河面广逾十寻，而舸舶之停泊者，鳞砌而蚁附。中流行舟之道，至不盈数武。桡楫交击，争沸喧腾，声越四五里，有为郡会之所不及者。沿岸而上，屋宇森覆，弥望莫极。其中若纵若横，为衢为衏，几以千数。圜阓居列，百货山积。凡希觏之物，会城所未备者，无不取给于此。往来驿络，骈踵摩肩，廛肆居民，楹逾十万，虽曲遂之状无以过也。”足见其商业之繁盛。
本文从“ 冯朗公宫苑图屏风”的贺寿序文及落款入手，结合正史、方志等文献材料，对该屏风的递藏经过、制作的历史背景、相关人物事迹以及产地作坊等方面进行研究，揭示其重要价值：这是一套形制巨大、工艺精湛、年代清晰、产地明确、流传有序、内涵丰富的款彩杰作，解决了多年来款彩漆器产地不明的问题，填补了款彩漆器研究的空白。它就像一把打开款彩漆器历史迷宫的钥匙，将为我们探寻款彩漆器的历史、文化、艺术开辟一片新天地。可以此作为标准器，通过对屏风的材料、工艺、技法、装饰图像以及贺寿序文等多方面的比较分析，推断出更多款彩屏风的产地，进而开展更为全面深入的系统研究。关于屏风的装饰图像问题，笔者将另撰专文详加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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