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玉】文明起源?中国国家形成的考古学考察
战国
高23.9厘米、长40.1厘米
1978年河北省平山县出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该兽共出土四件两对,该器全身错银,勾勒出卷云纹为主体的装饰。四兽可能属镇器,压在席之边角,或作陈设以增强王之雄威。
王震中―《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57~69页本文对国家的产生途径进行考察,主要论证了国家出现的重要标志,即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制性的公共权力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在分析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者认为所有早期国家在其形成的过程中,祭祀和战争都发挥过直接的促进作用,即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通过对我国古代历史文献的大量记载和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进行分析,结合对世界其他古代文明国家产生途径的考察,我们可以从多方面对祭祀和战争在早期文明和国家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明确的认识。早期国家的神权政治色彩比较浓厚,统治阶级的统治与管理之权同他们对宗教祭祀的垄断与独占密不可分。这时与史前分层社会的显著区别之一就在于强制性的权力机构的存在,这种强制性的权力,既建立在对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或谋取方式的掌握和控制上,也建立在意识形态权力基础上,而且后者还使前者神圣化、合法化。而在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战争对国家形成所起的促进作用也是普遍的,是国家和王权产生的重要媒介。一般而言,国家是社会出现阶级分化时,受祭祀、战争、公共管理事务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在部落或酋邦之类的族共同体之间的冲撞中诞生的。祭祀使世俗强权神圣化,战争使世俗强权军事化,而在当时它们都具有极大的社会公众性。早期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正是借助于这些具有极强的社会公众性的事务发展出来的。本文还认为古代文明社会的权力中心往往以王权的形式出现,它有三个来源和组成:其一是王权的神圣性和宗教性;其二是王权的军事权威性;第三则指王权来源于族权。祭祀与战争以及古代王权即国家统治之权的三个基本来源,是世界各地早期国家形态和早期文明社会形态的共同特征。
本文以考古资料为基础,对我国国家形成的过程进行了论述。认为任何国家的形成都必须依赖于社会财富的绝对增长与财富的相对集中,中国也不例外。仰韶、龙山时代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增长很快;从仰韶晚期至龙山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技术的革新并没有使普通氏族成员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却使原有的贫富差别向两极急剧分化,社会财富已逐步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氏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也日趋尖锐,从而为国家形成奠定了基础。中国原始社会晚期社会财富的相对集中,既不是商品贸易的结果,也并非强制的剥夺,而主要是凭借巫师的特殊身份取得的。巫师都是财富的占有者,从他们所拥有的物质财富来看,其中一-部分是巫师专用的法器如琮、璧等,其余则是通过类似后世的“贡赋或纳贡”制而获得的。在巫师、首领和军事首长三者之间,巫师是第一位。只有掌握了通天地的本领,才有可能成为首领和军事首长,直到夏商周三代,仍然都是这样。龙山时代晚期的大规模战争是争夺意识形态控制权和掠夺财富的必然结果,而这些战争又加强了巫师、首领及军事首长的权力,促进了国家的产生。在中国国家形成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巫师集团,走在前面的是中原地区。中国进入阶级社会的标志并不是生产力的迅猛发展,而是人际关系的变化,即祭鬼神通天地的手段为少数人所独占。中国国家形成的模式是古代东方国家形成的典范,与西方的雅典、罗马和德意志都不相同。
文字来源:《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文物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编文章来源:考古
编辑:张温馨
审核:卢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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