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100件标志性当代艺术作品
1917年，杜尚通过作品《泉》以及之后为数不多的几件作品，颠覆了大众对“艺术”的既定认知，改变了整个西方现代艺术的进程。至此之后，艺术家们开始了各种形式的创造，当代艺术开始大行其道。但也有很多人表示根本看不懂当代艺术，这100件具有代表性的当代艺术作品，希望大家在了解艺术家创作的理念和背景之后，对当代艺术有更好的理解。
这个重新演绎的橙色版本的巨型金属雕塑气球狗为限量的五个版本之一（《Balloon Dog》规格为307.3厘米×363.2厘米×114.3厘米，有蓝色、品红色、金黄色、红色和黄色五个版本），并且毫无疑问是杰夫·昆斯最受欢迎的创作。该作品是早期创作的“气球狗”中的一个，并由收藏家彼得·布兰特（Peter Brant，以收藏了最多让-米歇尔·巴斯奎特和安迪·沃霍尔的作品闻名）在90年代末购得。2014年《气球狗》在佳士得纽约夜场拍卖以5840.5万美元成交，创造在世艺术家单品拍卖世界新纪录，也成为世界上目前最昂贵的当代艺术雕塑作品。金宝汤罐头有时被称作32罐金宝汤罐头（32Campbell sSoupCans）是一幅由美国艺术家安迪·沃霍尔于1962年所创作的艺术作品。作品包括三十二块帆布，上面画著一个金宝汤罐头，每一个为当时罐头汤制造商旗下不同口味的产品。每一幅绘图都使用了半机器化的丝网印刷技术，以非画性的风格制作。《金宝罐头汤》利用流行文化作为创作主题，并带领着波普艺术荣登大雅之堂，打入主流的艺术运动。在纽约画廊Gladstone Gallery的首个展览当中，盖拉德将建筑工程机器部件作为大型的雕塑展出，对转化后的现成品概念进行了探索。这些已经失去了功能的部件被保留下来，原本用于挖掘的锯齿部分现在变成了雕塑的底座，头部则被穿入了石英石，坐落在挖掘斗上。这些曾经作为破坏工具、用于建筑翻新的工具，现在被保留下来，自己变成了文物，而盖拉德在它们退休之后，给它们赋以新的使命。“劳申伯格1959年的作品《姓名缩写》是最有名的集成。画面呈现了一只山羊身上套着一个破旧的轮胎，站在由色块和图片拼贴而成的画框上。这件作品多年来一直引起了艺术评论家的广泛兴趣，大家都认为作品内藏了某些性的意识。在西方，山羊是淫荡之神的象征，与轮胎组合在一起暗示同性恋，艺术家从他的艺术创作中暗喻并嘲笑了现代社会的所谓的“文明”趋向。在这个持续性的装置与行为作品当中，加州的概念艺术家汤姆·马里奥尼邀请了16位朋友一起在加州奥克兰博物馆进行了一场下班后的聚会狂欢。Pacifico啤酒则由策展人提供。狂欢结束之后，空瓶子、椅子、桌子按照原样被保留下来，并在展览期间展出，派对俨然成为一个现成品的展览。昆斯的“新”系列将吸尘器陈列在有机玻璃柜当中，使用现成品来探讨欲望是如何体现在日常物品当中的。昆斯的吸尘器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们在光亮的照明之下呈现出崭新的展览视觉效果。昆斯表示：“我不是商业艺术家，我想安迪·沃霍尔也不是。” 是否为商业艺术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观念是否犀利前卫，表达是否纯粹精准，态度是否真诚直接。极端认真的创作加上极端热忱的营销，最昂贵的当代艺术家也许就是这样炼成的。1983年5月20日在“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四十一周年——全国美术工作者会议暨美术成就展”上，森达达的参展作品《死亡的太阳（一车块状蜂窝煤灰）》在上午展览开幕不久被撤掉，其在下午召开的会议上抗议性发表了《艺术不是政治的传声筒》的演讲，称“延安文艺座谈会”早就过时，不仅斥责那些仍然坚持革命方针的老人党们为花岗岩脑袋，同时也宣告在青年人中非理性自我表达声势浩大的“现代主义”思潮已经崛起。这便是轰动一时的“南京‘5·20’（政治）事件”。因此森达达也被称为是“率先吹响85美术新潮号角的人”。这件集行为、观念、现成品装置、社会偶发事件为一体的作品，被指证为人类艺术史上当代主义艺术运动的开山之作。这一事件的发生，拉开了国际当代主义艺术运动的序幕。这是英国概念艺术家达米恩·赫斯特于1991年创作的装置艺术。赫斯特把一条14英尺长的虎鲨放在装满甲醛的玻璃柜里。2006年，原来的虎鲨渐渐腐烂，赫斯特以新的标本取而代之。活着的人，其实死了。死了的人，其实活着。这不是生者对于死者的无动于衷，而是彼此无法站在对立面理解对方而已。它看似被切割，但切割的浸泡的只是它的肉体，也许它已经获得精神上的自由，然而有有的生物即使完整，它的灵魂也早已分割。《看在上帝的份上》是赫斯特2011年完成的作品，在当时引发广泛争议。赫斯特将白金浇铸在一名死去仅两周的婴儿头颅上，并在表面镶满8000颗粉色和白色的钻石。对于赫斯特将婴儿头颅作为艺术品创作工具的做法，有人指出：“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一个孩子的过世总是让人心碎的，对父母的影响是深刻、持久的。赫斯特在这件作品上也许不是故作麻木，不过这件事很明显会让人不安，这是对婴儿父母的极大冒犯。他不应该如此冷血。”对此，赫斯特却给出了另一种解释，他说：“一般人看到颅骨，都会认为它代表着终结，但当你看到这个终结如此美丽的时候，又会给人带来希望，钻石代表完美与清澈，还代表着财富、死亡和不朽，它们是永恒事物的象征。”在这件使用混凝土、钢筋、金属无线电天线制作的作品中，根泽肯用水泥和金属无线电天线重现了立体声收音机，表达了对沉默和代理形式的郑重思考。《Art in America》的作者Anne Doran将根泽肯的这些雕塑称为“唯一的现成品”，并写道：“这件作品引入了根泽肯最具延续性的主题：人类与世界产生联系的方式。”已故艺术家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的这件作品创作于1991年，是对自己因艾滋病并发症去世的伴侣Ross Laycock 的诗意化呈现。看着Ross的身体一点一点消瘦。他一直陪伴着他，直到Ross的最后一口气。然后经过无数个失眠的夜晚，费利克斯创作了《无题（罗斯在洛杉矶的肖像）》，献给自己的挚爱。这堆包装鲜艳的糖果重量是175磅，也是Ross生前的正常体重。这是一件互动性作品，观众可以拿走糖块。随着这堆糖果的体积逐渐减少，意味着作品所呈现出的Ross的体重也日益下降，健康状况也每况愈下。然而出于爱意，费利克斯会经常去回填充糖果，以示生命的永恒。玛丽娜在2010年在纽约MOMA艺术馆进行了为时两个半月，共计736小时的行为艺术——《艺术家在现场》。每天自博物馆开门，每天七小时，每周六天，玛丽娜都穿着遮住脚面的一袭长裙坐在场馆的中心，接待将与她四目相对的客人。在这漫长的736小时中，她接受了1500多名观众的对视挑战。与玛丽娜对视的观众为了吸引她，有的脱光衣服；有的尖声呐喊；有的与玛丽娜对视不过10秒，便失声痛哭；但大部分选择沉默相对。玛丽娜没有反应，以眼神与心灵回应一切，此时此刻连语言是多余的。唯一一个让玛丽娜有所反应的是乌雷，22年后的再次相见。玛丽娜在睁开眼见到乌雷的第一秒，感情澎渤而出，化作泪眼。这样的情感撞击，令人触动。在中国油画史中，《三峡大移民》这幅作品所涉及的题材和规模都是无可比拟的。作品的复杂含义和在绘画形态上的令人震撼的强大的力量、作品充满人性的立场和高超的语言方式使每一个看到它们的人感动和不可忘记。这组作品和刘小东以往的作品一脉相承。在平凡的细节中诚实而高尚，使画面现实真实到令人不愿相信的地步。它们的史诗般的情感和鬼斧神工的表现力令人对小东的品质和手段望而生畏。“三峡大移民”展示了一个艺术家对世界的看法。一草一木、一禽一兽、一砖一瓦，构成了中国当代艺术史中最令人难忘的画面，呈现出一个国家的伤口和一个艺术家的无言的立场。2005年8月，徐震与队友登上海拔8848.13米高的珠穆朗玛峰峰项，并按徐震的身高1.86米把珠峰锯下一块运下山。2005年9月，徐震携这块与其同高的珠峰峰顶，以及所有锯山峰的相关录像、照片、文献、工具设备资料前往日本横滨三年展参展。这在当时引起热烈的争议，尽管证据详尽充分，在这个PS发达的时代，许多人仍不相信此事属实。作品以“游戏”人类“高度”为契机颠覆和搅乱人们对社会、历史价值观的已有经验判断。令世界与认知，真实与虚构，权威与个体，证据与真相，信仰与玩笑等问题若流弹横飞。批评家朱朱曾在《“南京长江大桥”：邱志杰的两次书写》文中写道：“长江大桥从建成以来，官方纪录中已经有2000以上的人在那里自杀。邱志杰决意以此点重新聚焦大桥主题，是以更富现实关怀的角度切入到这座具有意识形态纪念碑意义的建筑物。事实上，再没有什么比它成为自杀之地这个事实本身，更为绝妙地反讽了它在过去所扮演的那个乌托邦政治神话的美好化身，自杀者在这里所构成的一部微型的历史。《妈的！！！》是林天苗在2008年创作的一组小型雕塑装置作品，以一种软硬可控、易于保存的新型材料作为创作的主体材质，并结合其以往作品中惯用的毛发、线团、丝绸等材料。作品的主体多以丰腴的中年女性躯体为主，“她们”的头颅被抽象化或者剔除，身体姿态各异，与周围存在物（动物或植物）的主客界限、性别界限、内与外的思辨界限、物种间的差异界限都被模糊打破，混生于一种暧昧的交错关系之中。“妈的”作为展览的主题，意指母体或母性存在的共性，它可以静态地表示具有阴性或雌性的人、物，也可以指一种给予、抚养的过程，这些都蕴涵着人们对母性的敬仰和感恩。格哈达·阿莫尔曾经为获得绿卡而短暂画油画。这件作品是她用刺绣和水彩在一种华画布上的创造。她使用混合媒介是出于政治动机，她在布鲁克林博物馆的艺术家声明里这样说：艺术的历史是男人写的，包括实践和理论。油画是这种历史的一个显著象征，并在20世纪成为男性的主要表现形式，尤其是通过抽象作品。对我来说，选择作为油画家和使用抽象绘画的编码，是因为他们已经被定义在历史上，这不仅是一种艺术的挑战：它的主要意义是占领女性在历史上被拒绝的领域。我要占据这个审美和政治的领域，为此我创建物质性的抽象绘画，我要为这个男人专属领域植入一个女性的世界：缝纫和刺绣。Gone， An Historical Romance of a Civil War as It Occurred卡拉·沃克的剪影全景装置作品讲述了种族主义的残酷和荒淫的故事。她的作品看上去非常漂亮，但当你仔细观察图画中的故事时，你看到了它们的黑暗。她的主题是种族。她的大型剪影画“Gone，An Historical Romance of a Civil War as It Occurred”1994年在纽约首次展出，采取手工制作的黑色剪影贴在美术馆的墙上展出。这在形式上、规模上和创作题材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从它的形式上看，这个作品有着浪漫芭蕾的那种轻快的可爱。但是这可不是一个爱情故事，而是关于堕落性爱，奴隶制，黑人。正如《纽约时报》所曾说的：“它主宰一切。然而就其内涵而言，沃克作品有着混乱矛盾的思想和情感。她专注于种族主义的现实，但不知如何清理这些关联过去与现在的许多思想。月台的十七个拱门每一个都由精心绘制的风景组成，逐渐从日到夜与从城市到农村的变化着。这个作品暗示了地球的一个乌托邦式的设想，这是在青岛千穗作品的核心。在她的世界里，时间没有了重要性——过去和现在融合在了一起——和有机的生物和无生命的事物合为一体。她很好地扩展了它的内容，提升了更强的时间观念。不仅只是叙述故事的大壁画，同时在所有的作品里都充斥着对过去的暗示，让人能感觉到甚至在最现代图像和数码技术里还存留着古老的信息。宫岛达男的作品《Time Waterfall》揭露了人类生命的永恒光辉，从而带出“活在当下”的思想。广场的外墙上将投射出自然数1至9，从大至小如瀑布般落下，但永远不会达到0。这不断的倒数过程象征着生命，而光影的熄灭则代表了0，既死亡的喻象。每个数字都将以不同大小及速度出现，营造出层层迭迭的复杂效果，彷佛每一层都代表着一个生命的轨迹。本作品采用沿袭了艺术家的一贯对LED灯的标志性运用，表达艺术家创作的基本概念——持续蜕变、连接大千以及生生不息。作品中刻意遗漏了数字0，参照了佛学中“空”的概念，代表着无有无存的状态。数字作为抽象的概念符号，成为了宫岛达男的通用语言，让他的作品能被国际艺坛理解与接受。1961年，意大利艺术家皮耶罗·曼佐尼号称将自己的大便装到90个罐头里面，并且将罐头都密封，等到将来出售。每个罐头都有皮耶罗·曼佐尼字样的亲笔签名，以及独一无二的编号。而且，他还给这些惊世骇俗的作品取了个很直接的标题：“艺术家的大便” 。虽然这件作品名字简单直白，但是这件作品却是谜团重重。不管是创作的意图还是灵感来源，都是大家热议的对象。1964年，波普艺术的倡导者安迪·沃霍尔在其首次个展上展出《布里奥的盒子》（Brillo Box），它们或单独或堆积放置，看上去和商店里印有“Brillo”商标的肥皂包装盒并无二异。沃霍尔通过将世俗的物件提升到艺术品的层面，探讨了我们对于艺术概念以及价值的判断，将商业主义议题也带入了讨论。而从《布里奥的盒子》之后的任何“盒子”都不会有任何的意义。在这一点上《布里奥的盒子》就是艺术的，当它引起以致衍生的话题是永恒的，是值得反复思考和能够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被诠释的，那《布里奥的盒子》就是一个永恒的艺术。All the Eternal Love I Have for the Pumpkins该作是自1991年以来，草间弥生第一次在其镜屋作品中应用经典南瓜元素，也是北美收藏中唯一的无限镜屋，展现了草间弥生独特的艺术安置形式。草间弥生通过该作再次回归到自己最喜欢的主题。她将南瓜置于镜屋中，通过层层的反射，这些发光的波点南瓜无限蔓延、生长、复 制并抽象化，让人感觉像被催眠了一样。草间弥生的作品中有几个典型的主题：无限、崇高和执着的重复。而这一作品则创造了一种身临其境、引人入胜的观赏体验。《My lonesome cowboy》是一个裸体卡通男孩，人物原型来自于日本动画片《龙珠》和日本电子游戏大作《最终幻想Ⅶ》。他拥有一头散乱如稻穗般的头发及一张漫画造型的脸庞，手里握着勃起涨大的阳具，向四周喷射出精液，一副自信欢愉的表情。村上隆的作品虽然注入了日本的灵魂，却是照着西方的游戏规则来进行创作，对村上隆来说，他彷佛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一套视觉语言，也在西方世界遇知音。这件哈蒙斯创作于1993年的作品，是使用从套头衫上剪下来的帽子创作的，哈蒙斯在帽子里塞入了电线，营造出了一个没有头颅存在的空间，这件作品让人联想到非裔男孩特雷沃恩·马丁的私刑事件，在多年之后依然让人震撼。就像artnet新闻的评论人Blake Gopnik所写的：“这只是一块工业化的布料，但是挂起来的时候让人想到的是私刑甚至耶稣。作为女权主义艺术先锋人物以及“图像一代”成员之一，Sherrie Levine喜欢重新制作男性艺术家的作品，以表现他们在艺术界所扮演的角色。Levine的创作围绕现代经典作品的挪用与转化，明目张胆地探究作者权、原创性及文化影响力高高在上的地位。同时，Levine的装置作品突显出艺术强大的魅力与质感，揭示表面取材来源与她的作品在参照与意义方面透视出的精密层次。借着探讨重复与机遇、庸俗与陈腐、手作与量产之间的关系，Levine的《泉（佛）》明显参照了杜尚，但是通过使用青铜来重新制作小便池，她将这个普通的物件提升到了艺术品的层面。艾敏的装置作品《我的床》创作于1999年，一张她睡过的床垫上堆放着凌乱的床单，被褥上体液的痕迹若隐若现，床边散落着用过的避孕套、带血的内裤和卫生纸、空酒樽、烟盒、药盒、旧照片等杂物。作品的主题涉及爱情、性、痛苦和死亡。艾敏凭借《我的床》获得了1999年英国特纳奖的提名，从此大红。特纳奖是英国最富盛名的青年艺术家奖项，也是最具最具有争议性的奖项。艾敏却说：“在世界艺术史上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艺术，它影响深远。它改变了人们对艺术的认识，以及艺术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它对我来说如此特别。”《我在1963-1995年间曾睡过的每一个男人》是艾敏的成名作品，它是一个蓝色的帐篷，里面缝满了曾经和艾敏睡过的每一个人的名字。这些人包括她的性伴侣，她的双胞胎哥哥，和她的两个流产掉的孩子。虽然这件作品从表面上经常被看作是不知羞耻地展现她在床上的战利品，其实只是一件关于亲密关系的艺术作品，因为帐篷里还有她奶奶的名字。这件作品是艺术家感情的一种寄托。在“詹姆斯·布朗”系列当中，萨克斯向这位有着“灵魂乐教父”之称的歌手致敬。因为布朗神一般的地位，他生活当中的私人物件往往会变成值钱的收藏品。萨克斯通过对布朗的物件进行整洁有序的展示来探讨这一现象。这位艺术家公开承认自己对布朗“着迷”，并且经常从他身上得到灵感。萨克斯谈起这个系列的时候说：“我买了其中的一些东西，然后将它们进行整理。我尝试着将其神圣化，就好像对待都灵裹尸布一样。我将他的卷发以曼陀罗一样的图形放在一个展柜当中……仿佛它们属于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一般。”《1亿颗陶瓷瓜子》是艾未未的的作品，自从展出以来受到观众的极大欢迎。这1亿颗瓜子重量超过150吨，是景德镇1600名熟练工人历时2年多才完成的，每一颗都要经过30多道工序，纯手工制作。批评家付晓东将艾未未的这件作品定义为2010年所有人都绕不过去的一个艺术界的标志性事件，包括这件作品曾在全世界最顶级的美术馆展出，而艾未未本人也可算是中国顶级成功艺术家的代表。付晓东称，艾未未的这件作品中有很多可以解读的东西，“他用日常的‘小吃’、用纯手工制作，如此大的规模产生了不一样的含义，也产生了震撼的效果。”凯瑟琳·欧派以表现个人身份特征的摄影作品而闻名，尤其是同性恋身份。她的签署真名的同性恋和跨性别者肖像作品使她闻名于洛杉矶。“她这一代人中很少有这样的艺术家”，《纽约时报》曾报道了她的回顾展是“始终如一的灿烂展示出奇异宽广的胸怀”。《物尽其用》是宋冬和他的母亲赵湘源共同创作完成的超大型装置作品，由赵湘源毕生收集、保存的一万余件破旧、残缺或者未使用过的日常物品组成。赵湘源那一代人对物质缺乏的恐慌，导致了“物尽其用”的生活方式，然而，对宋冬这一代人来说，物质极大地丰富后，老一辈集体意识中的“持家法宝”成了生活的累赘，带来无用物质堆积的恐慌。这件作品表现了不同的生活观念及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产生深深的代沟，是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的缩影。这是博伊斯的第一次个人行为艺术活动。在这个作品中，他的头被蜂蜜和金色的颜料所覆盖，右脚底绑着一块钢制的鞋底，左脚底用毛毡鞋底。持续3个小时。在此期间博伊斯一直怀抱一只死了的野兔，不断地翕动着嘴唇作诉说状，仿佛解释自己的图画作品。右脚的钢制鞋底象征客观世界的规律，而左脚的毛毡代表精神世界的温暖。蜂蜜则涵盖了生命的强制性，是对博伊斯的宇宙论中创造成品的比喻。该创作包涵了对艺术的不恭敬的理解，以及对一个不真实的世界的阐述。《曼陀罗/白色花朵一号》在2014年以4400万美元的价格定槌，使欧姬芙至今保持女艺术家中单幅画作拍卖价最高的记录。这幅画反映出欧姬芙卓越的绘画能力，这朵平凡的白色茄科植物小花被无限放大，极近距离的观感让原本微小的它无法被忽视，细腻的笔触将花朵变成耐人寻味的空间，观者不由自主地思索这朵花有怎样的故事。卢齐欧·封塔纳的《空间概念（Concetto Spaziale）》估价为600万至800万美元。其最著名的艺术贡献在于其一系列“割破的”画布作品，他是空间主义的创始人。1949-1950年间，封塔纳开始刺穿其画布。“弄出一个洞来”，他评价道，“打破了画布的空间，好像在说：自此我们可以自由地做我们喜欢的了。”他视其空间观念为一种乌托邦形式，游弋于绘画或雕塑的物质限制之外。发展这一观念，他将孔洞与厚涂结块的颜料结合，认为这是一个途径，鼓励物质与空间、寻常材料与空洞之间对话。至1950年代末，他回复其早期作品的简单处理，径直割破空白画布。“割破的”画布有些是当众创作的。刺穿画布，使封塔纳事实上打破了观者视线占据的画面，通过画布本身，通往其后的空间。封塔纳将其视为一种唤出的无限，声称“我创造了无限的一维。”杜布菲于1961年创作的大幅油画作品《巴黎波尔卡》，不负众望，以248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于佳士得成交。随着这幅重要作品的成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位法国艺术家的单件作品拍卖纪录竟提高了1700万美元之多(此前的最高纪录为740万美元)。在杜布菲的作品中存在着许多内在的辩证：艺术—反艺术、形象—无形象、彩色—单色、立体—平面等等。他的创作过程往往忽视观众的存在，不理会艺术史的发展，认为创作不应在乎别人的眼光，却又希望艺术是让一般大众所共享的。在弗朗西斯·培根的创作生涯中，以委拉斯开兹的《教皇英诺森十世》为基础，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间创作的许多教皇绘画无疑是其作品中最优秀的一个主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正是《根据委拉斯开兹的〈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的习作》，除此之外，还有譬如《教皇I-III》、《肖像研究I-VIII》、《小幅肖像研究》、《对“尖叫”教皇的研究》等等。培根的教皇绘画囊括了许多他绘画中的核心主题，譬如作为教皇形象的重要面部特征——“尖叫的嘴”。培根在二战后的艺术创作正值存在主义潮流的兴起时期，因此“尖叫的嘴”不同于其他面部表情的语境，蕴含了存在主义的意蕴——孤独、痛苦、信仰的丧失、大屠杀的阴影都在处在精心设置的语言框架中的鬼魅般的教皇身上凸显了出来。这件近3米宽的巨大动态雕塑作品，是考尔德户外作品中最大的一件吊挂作品。1952年，考尔德代表美国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并获得雕塑大奖，奠定了他在国际艺术界的地位。考尔德创作出近百件活动雕塑，以及200多件站立动态作品。他的艺术创作领域广阔，从巨大的钢铁雕塑、绘画、挂毡到精致的宝石设计，作品分布于世界各国的公共空间。考尔德的静态雕塑作品给人以蜻蜒点水般的感觉。在奥巴马进行竞选运动期间，街头艺术家费尔雷利用奥巴马的肖像设计了一款红、白、蓝三色、上面印上“希望”(HOPE)的海报和贴纸，大受欢迎，卖出了数以十万张，令他声名大噪。甚至奥巴马还曾写信给他：“我很荣幸成为阁下艺术作品的一部分，我也以获得阁下的支持为荣。”2015年11月，佳士得“画家与缪斯晚间特拍”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举槌，罗伊·利希滕斯坦创作于1964年的作品《护士》成交价达到95,365,000美元，约合人民币6.06亿元，刷新了他的拍卖纪录。作为波普艺术的代表艺术家，利希滕斯坦最著名的就是他的漫画和广告风格结合的绘画，借用当时大众文化与媒体的意象，利希滕斯坦用标志性色调和标志性大圆点（Benday dots）的手法来表现“美国人的生活哲学”。利希滕斯坦曾经说：我试着利用一个俗滥的主题，再重新组织它的形式，使它变得不朽。这两者的差别也许不大，但却极其重要。安东尼·葛姆雷以创作英国最著名的公共雕塑《北方天使》而蜚声国际，这个富有争议的作品重200t，高20m，宽度超过波音747，位于纽卡斯尔城的入口处。葛姆雷认为基督教中灵魂永恒的概念是错误的，我们生活在此刻，要将自己从反其道而行的行为中解脱出来，这件作品就是他思想的体现。艺术家迈克尔·海泽在内华达州沙漠的两个相对山峰上各挖出一道巨型鸿沟，一共移走24万吨的石土。有趣的是大多数关于《双重否定》的摄影作品并非从航拍角度完整纳入两道鸿沟，而是往往身处一个瞭望远方对面的另一个。双重否定字面上理解是两道鸿沟，然而也是一种终极的指代缺失与彻头彻尾的虚无。一个人如何能想象自己在世界中的消失？海泽在作品中给出了自己的回答。这件名为《美国》的装置艺术作品，具体形式是一尊24K金打造的马桶，如今就安置在纽约古根海姆艺术馆的一间厕所里。这件作品打破了艺术品与观众之间的疆界和艺术品“仅供观赏，请勿触摸”的惯常行为藩篱，提供了一次让观众与作品“亲密接触”的机会。进入卫生间后，人们究竟会以何种态度对待这尊金马桶？这种态度也属于作品的一部分。将低级趣味与黄金的浮夸熔于一炉——以艺术品的形式，为社会金字塔塔尖和塔底的人群牵线搭桥，让这些生活状态迥异的人们找到一个完美的交汇点。位于芝加哥世纪公园的“Cloud Gate”是卡普尔的一件代表性作品。芝加哥人把它称之为“豆子”，因为它的外形酷似一颗豆子，这颗豆子是由多块不锈钢板高度抛光焊接而成的，整个雕塑高达33英尺，重量为110吨。“豆子”的姿态柔和简约，让人看了之后唤起了内心的温和情感，芝加哥的城市景观投射到这颗豆子上，豆子的弧度，凹凸，和图像的反射将人的感受引领到另外一个层次。豆子具有的柔和幅度在与周围景象兼收并蓄之后，产生出了一种超然的力量。在这件作品里，卡普尔强调作品和周围空间达成一种交流和氛围，而不仅仅是“豆子”本身。这件作品充分的体现了卡普尔对作品营造出来精神空间，和空间进行交流的意图。埃利亚松在美国纽约东河上实施了轰动一时的《纽约瀑布》。瀑布的主体是四座巨型的金属支架（基本与自由女神像同高），分布在东河区域相近的四个地点，采用类似喷泉的技术使水流循环喷涌，注入纽约的东河之中。这些动人心魄的巨大人工瀑布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为纽约东河沿岸增色不少。这个项目的预算是1500万美金，也是自克里斯多和珍妮·克劳德夫妇的《中央公园大门》以来造价最贵的公共艺术作品。埃利亚松对自己这件作品的解释是：“它能让人们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审视水。不仅仅是水本身，还有水的价值。”蔡国强一贯喜欢用动物的图像进行创作，而《撞墙》这一作品选择了最凶猛的狼来表现这一剧烈的冲撞也许再适合不过。在艺术家看来，狼代表凶猛和勇敢，它们的力量常常来自群体的团结精神，但当这种精神错用于对意识形态等的盲目追随，灾难将接踵而至。展厅中盘桓着99匹狼，99这个数字在东方哲学中代表着无穷、无尽、更代表着欲望。人性如兽性，艺术家用这99匹狼诉说着人的世界，这样一个无限往复的循环行为透露着无奈的伤感。当人们走近徐冰的装置作品，第一印象是惊艳震撼。视觉上如此美丽的作品，但当他们近看时，却意识到根本无法阅读它的内容，而且所有文字都是荒谬的无意义符号。对于一位艺术家花三年的时间来创作如此莫名其妙的字符，这件作品本身就存在猜不透的魅力。在里希特“照片绘画”的画作中，是曝光过度、对焦不准、模模糊糊的，而这种模糊却往往带有不可抗拒的魅力。他并非想在油画中精确展现照片原本的面貌，而是以模糊的图像，在作品中产生某种特性。在他1994年所画的《读报女孩》中，乍看画面清晰如同照片，但细看之下，人物的头发、报纸和背景物体，都有虚幻的神秘感。像这样的读报主题他还画过多幅，只是从正侧面转换为背侧面，画中的人与物都模糊不清，到了抽象化的地步。这种模糊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虚，而是照片焦距没对准之感。然而这样的摄影作品被画成油画后，却变得非常打动人。这种打动人的力量不仅来自于绘画的技巧，也来自于画家对于素材的选择。从而使观赏者在这些“模糊”的作品前会产生一种时光流逝人生如梦的疏离感。在2013年苏富比进入亚洲40周年晚间拍卖中，曾梵志《最后的晚餐》以1.8044亿港元成为首件过亿的亚洲当代艺术品。成交价不仅刷新其个人纪录，也成功问鼎首个过亿元的亚洲当代艺术作品。该作品创作于2001年，是曾梵志最具标志性的“面具系列”的晚期作品。作品取材于达芬奇的同名作品，以恢弘的气势捕捉了中国社会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改革时期的面貌，是当代中国艺术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件作品。《在沉睡间》表现的是在一个空旷的房间中，24位女性随性、安详的沉睡在整洁纯白的床上，带出了一份特有的安宁。但在这个安宁的空间中，杂乱无章的穿插着千丝万缕的黑线，它们交叉、缠绕并将24位女性所躺之床相连，让整个房间又有了份不安乃至恐惧，隐约的感受到《恐惧与颤栗》中的一句经典话语“为不安者才能得安宁”。如果是其艺术作品，此时我们会去疑问“艺术家通过此种方式具体想去表达什么？作品中的黑线、床、沉睡中的女性又代表着什么？”但在盐田千春这里，这些疑问几乎是无关紧要的存在。此时，即使你懂与不懂她作品中的具体含义也不重要，因为她已经通过作品的气场触动了你的感观系统。《伦敦图片》是吉尔伯特和乔治二人组合最大规模的系列作品，2012年在香港白立方画廊展出其中的22幅作品。该系列中的192张图片来自二人花费长达6年时间在伦敦的街道收集的4000多张小海报的照片，当中还有一些海报是搞怪的两人偷来的。他们是公认的行为艺术先驱者，反对艺术精英论，主张艺术要接地气，要为普通大众服务。2012年，克里德发起活动《作品1197号：全国所有钟﹑铃以最响﹑最猛烈的方式鸣响三分钟》，这件作品被安排在当年7月27日上午8点12分敲响，以此预报伦敦奥运会的启幕。当时，伦敦大本钟首次敲了40多次，是自1952年乔治五世葬礼后首次不依照规律敲钟，另外皇家海军及其辅助舰队、国会、和数以千计的公众都参与了这场钟摆合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克里德称这个疯狂的想法源于其创作“公共音乐作品”的愿望。他说：“我觉得钟﹑铃是最响的乐器，所以在公共环境中最宜用来发声，从很远的距离也能听到。而当我开始进行这计划时，发现很难在那种从几英里外便能听到的大钟与小铃铛之间进行一个划分，所以我决定干脆来个‘钟铃齐鸣’。”克里德将这件作品视为“一件特定情境下的音乐作品”。其最著名的作品是《旗帜》(1954年-1955年)，此作品是由他梦见的美国国旗所启发而作的。琼斯的突破手法是艺术家本人通过艺术创作，对已定义物件的再定义，从而展示一系列除此件事物本身含义以外所带来的熟悉的引申含义。通过抽象表现主义抹去事物原有主旨，换句话说，美国国旗和琼斯所创作的旗帜虽然共享统一图像，但是本质已经完全不同。琼斯将物件重新创作并赋予作品新的中立含义，所以从艺术的角度，同样是美国国旗，琼斯油画令人神往的精细表面作为一个表面而存在，而并非国旗。在旗帜被创作20多年以后，琼斯的油画表面已经和安迪·沃霍尔的丝网印刷, 或者Robert Irwin的光作品拥有同样的含义。1960年3月9日，因“克莱因蓝”声名日隆的克莱因在巴黎国际当代艺术画廊，举办了行为艺术展《蓝色时代的人体测量》，他邀请了九位音乐家到现场演奏《单调交响曲》，这是画家为了这场show“特制”的曲子，音乐家每20分钟只弹奏单独一个音符，然后沉默20分钟继续。现场三个美丽的裸体模特儿变成了“活画笔”，在克莱因的指挥下，她们用涂满了颜料的身体，在地面和墙上的画布上翻滚按压，直至画布上的图案变成画家满意的“杰作”。这场行为艺术展让大家对克莱因充满了争议，而他却不在乎，“什么是感觉？感觉就是存在于我们自身存在之外，但又永远属于我们的东西。生命本身并不属于我们，但我们的感觉让生命属于我们，我们用感觉来感受生命。感觉是宇宙，是空间，是大自然通用的货币，我们可以用它来购买‘元物质’状态的生命。想象力是感觉的交通工具，张开想象的翅膀，我们可以获得作为绝对艺术的生命。”的确，他的一生虽然只有短短的34年，但已经得到了绝对艺术的生命。《苍白的不只是你》是贾蔼力颇具代表性的大型三联作品，装置与绘画相结合。戴着防毒面具的男子站在废墟中央，背上长着一双黑色翅膀，远处一张空置的病床徐徐冒烟，画作前方悬着一张白色木椅子。刚劲的线条从画面中向外爆发，充满力量，满载死亡意象的视觉语言却处处暗示着绝望的叫喊。幻想中的末日废墟投射着年青一代悲凉的心理景象——在经济飞速增长的当代，留给我们的一无所有。在2012年香港苏富比当代亚洲艺术春季拍卖会上，这件作品以550万港元成交，打破贾蔼力以往的优异纪录，也足见70后艺术家市场雄起。成吨的废旧衣物堆积成山，悬挂于“山峰”之上的是一个巨大的起重机钩爪，无人操作，却不断重复着抓起衣物又再抛下的动作。这件作品最初创作于2010年的巴黎大皇宫，波尔坦斯基将它命名为《无人》，法语Personnes 有着“人们”和“无人”的双重含义。策展人让·于贝尔·马尔丹称：“命运起重机倾倒的那些无人认领的衣服，实际上属于每一个人，时尚和色彩的差异在此变得微不足道。人类的痕迹是如此可笑地相似，没有谁能幸免于终会消亡的命运以及茫茫的未知。”同孙逊的其他实验动画作品一样，《21克》的所有画面都由手绘完成。在27分钟的时长内，黑白灰三色建构起一个旁系的世界(重组后的地球七大洲四大洋)，与我们所处的这个“现实”世界具有某种并行不悖却又丝丝相联的关系。戴着黑色礼帽的魔术师(“合法的说谎者”)这个屡屡出现在孙逊作品中的形象，使历史的真实性话题再次被强调。正如艺术家多次阐释的，政治出于其与历史的接近而成为他作品中反复涉及的层面，而他真正所关注的是“何为真实”，而非政治本身。在他一贯的创作中，意识流一般的表达方式，对于在错综的历史背景下探讨根本问题这一模糊又艰巨的工作中，有着相当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让人随之逐一检验个人意识中的历史参照系，进而退出来，系统地考察自我存在的真实性。《没有男人的女人》是谢琳·奈沙特2003年开始的一系列影像计划，包括了5部录像短片和一部电影。影片根据伊朗女作家Shahrnoush Parsipour的同名小说改编，背景设在了1953年伊朗革命期间，美国中情局介入并主导了政变，颠覆了当时的伊朗政府。小说很快遭到当局封禁，作者也因此被送进监狱。谢琳·奈沙特表示：“我没有兴趣去拍一部历史纪录片，但我觉得将其作为故事的背景很有趣，对我也是一个挑战。但在电影中，历史背景将比录像中更为突出。”海景作品呈现出各种各样水的造型，同样以一种简单的构成令人迷惑：地平线均匀地将天空和水面一分为二。在强调这些自然元素时，杉本博司似乎在真实面前垂下了面纱，在有形的物体上加上了观念，将大海回归到其本体的水和空气的状态。尽管几乎是抽象的，几乎神秘的几何构成，同时从一幅画面到另一幅画面不断重复阴阳关系，从世界各地的海洋到海洋，大海终于回归了人类未曾触摸的原始状态。杉本博司的海景不再是海的照片，它们最终成为从黑暗的过去升起的某种东西，是一种时间机器捕获的超越我们存在的视觉，那些海的物质如水和空气暗示我们生命的起源。《白雪公主的小矮人》，是艺术家正在进行的项目作品《白雪公主》的延续。该系列作品就摆放在其原型粘土雕塑旁，这些原有经典迪斯尼角色的损坏重塑版本雕塑呈现了对人类动力的和欲望的现代解释。观察作品，雕塑的创作过程痕迹和最终作品一样明显，展现了麦卡锡疯狂充满激情的创作过程。童贞和轻浮总是与成人世界相冲突，作品明确的主题赋予了这些人物形象永恒的角色。1981年，受美国Art-in-Architecture项目的委托，理查德·塞拉在纽约联邦广场创作了巨型钢铁雕塑作品《倾斜之弧》Tilted Arc(长约37米，高约3.7米)，然而这一体积庞大的“铜墙铁壁”却遭到公众的排斥并引发争议，原因也很简单，广场区域多为政府办公区域，人们本来直接穿过广场就能直达办公室，作品被安置后，却要绕它走一大圈，阻碍了行人的通行。为此，艺术家、业内专家与公众还展开四年之久的诉讼拉锯，遗憾的是，艺术家最终败诉，为广场量身定做的《倾斜之弧》也被拆除。虽然艺术失败了，但这件作品成为理查德·塞拉的代表作之一，该事件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人们思考当代艺术的切入口，当代艺术、公众艺术如何应对公共空间与受众之间的冲突，前卫与大众如何在悖论中共存。两只木制的活动关节巨手，一只悬置在空中，一只支离破碎，散落在地。十五只无头的野兽标本被安置在巨大的竹制笼子，或者说是马戏团帐篷的骨架内外。动物颈上的切口用红色织物裹住,仿佛鲜血在涌出的那一瞬间凝固。黄永砯的这一大型作品《马戏团》于2012年创作于纽约，构思与玛雅人预言世界末日有关。对于末日的关注让黄永砯思考了一个长久以来的话题：如果世界还能存在一百天，这一百天你要做什么？也许你会对重要的、次要的、琐碎的事进行排序。与此同时，末日也意味着拯救的开始，一系列东西重新开始，最高的权力瞬间由一个无形的手或者是上帝的手改变。在此，黄永砯借用巴纳姆马戏团的寓意，用艺术再度上演了一场马戏团的大戏。这场大戏或许有着多种语义：这是一个无头兽马戏团？这是无头兽们在参观木制的手操纵的悬丝傀儡戏？或无头兽代替人的位置，或成为人的化身？《重复书写一千遍兰亭序》是邱志杰于1990-1995年间创作的。在这五年的时间里，他将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兰亭序》在同一张宣纸上反复书写了一千遍，最后使纸上出现一片混沌。他这样做本来是想用愚公“挖山不止”的行为方式与传统书法之间进行对话，结果不仅暗示了对传统的无限重复只会毁灭传统的观念，也对中国传统书法和传统文人的行为方式进行了解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具体的创作中，艺术家还将新兴的艺术载体与中国传统的媒介相结合，这既使他的作品极有中国特点，也拉开了与西方当代艺术的距离。《打卡》是谢德庆在一年之内的记录，1980年4月11日，他开始打卡——每个小时，他都要准点打一次卡，一天24小时，整整持续一年。作品的意义在于瓦解艺术与生活的界线。展出时包括一张海报、一份艺术家的声明和见证人声明、漏打卡纪录、一部打卡机、三六六张记时卡片、十六厘米影片和谢德庆的「工作服」等物品。《潜伏的蜘蛛》这件作品高度接近3公尺，最长直径超过8公尺。蜘蛛象征着她的母亲，作品虽然庞大但走近就能看到艺术家将钢材质雕刻得极为细致。在布尔乔亚的童年记忆中，母亲以修复挂毯为职业，对布尔乔亚来说织布机与缝纫针具有修复的力量，她也是透过艺术编织出与外界的联系网，同时也是与外界保持距离的安全网。蜘蛛的躯干与细长的腿呈现螺旋扭曲在一起的形象，像是人与人之间的纠缠关系。在高大的蜘蛛庇护之下，人似乎可以获得一种在母胎中的安全感。1964年，小野洋子在卡耐基诵厅第一次表演了她最为出名的行为作品《切片》（CutPiece），随机挑选上台的几位观众被要求用剪刀将她的衣服裁成碎片，直至赤裸。作品中人们剪走的碎片不是小野洋子衣服的碎片，而是他们自己内心的一部分。你心里有什么，就会拿走什么。这部作品要表达的另一部分，是作为媒介的洋子，她的外衣上其实全都是社会所给予的标签，它们在剪刀下被逐个剥离，连最受保护的女性意识也不例外。这部作品的题材源自中世纪的宗教运动，在长达百年的反对偶像崇拜的运动中，基督教分裂，犹太人、穆斯林以及大批的东正教徒被杀害，伴随着文化艺术上的一场浩劫，宗教艺术被封杀，这其中也包括大规模的焚烧书籍。偶像本身就是一个集权的体现，偶像的树立和破坏皆是充满浩劫的战争，这一文化上的隐喻为安塞姆·基弗的作品增添了对心理层面上的映射。1992年，谷文达开始创作“联合国系列”作品，创作至今已涵盖了20个“纪念碑”，皆以突出一些特殊国家的历史与传统为主。《联合国-人间》更像一个文化工程，因为它一直在持续延续，如此看来其重要价值并不是它有多么的像谷文达对中国文化符号的论断，而是谷文达使用了“人”本身身体的物质——头发，把世界的文化记忆、政治、人性本身全都浓缩在一起。往往人们会把《联合国》作品中国旗的图示就直接套用在“政治”上，这或许显得很说教。《联合国》作品的政治性在于谷文达使用了不同国家人们的头发所造成文化反应，原因是这种方式牵引出不同国家政治历史记忆的文化争议，这样看来《联合国-人间》的持续干预打开了我们预想不到的可能性。所以这个作品的展示只能算是整个创作过程中的“节点呈现”，但是这个节点提供了一种未预设到的战争的“开始地”。《圆桌》是陈箴为纪念联合国成立50周年“和平对话”创作的作品，初展于日内瓦联合国大厦。从全球收罗的各式椅子被嵌入桌面，以“坐面”拉平消除差异和不平等感，中央的“转盘”刻着联合国所关注的“人类问题”。另一个作品“社会调查—上海”，是陈箴1997年回国时创作的，通过建筑发展史的摄影手法展示了改革开放后上海城市的发展与变迁。对徐累的转型来说，《霓石》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作品，意味着承上启下的新开端。他介绍，创作《霓石》的想法沉积了五年，直到找到绢本这个合适的材料，通透感强，可以满足大尺寸的要求。单就画面，《霓石》可以说简单到了极致。一片虚空中，悬置着一个既是彩虹又是灵石的奇异之物。石之实，虹之虚，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相间形成了一种自然的互辩关系。这意味着“霓石”不再是一个纯粹物质的还原，而是一个知觉的问题，甚或，是一种文化原型。霍克尼1961年去美国，此后多次居住在美国并有自己的工作室，创作了一批有世界影响的杰作。《更大水花》便是其代表作。画面上有一块跳水板，无人而水花四溅，蓝色水池对面有一把空椅，有正午时分的投影，池边有入水的虚影，背后游泳馆的大玻璃映出这边未入画的投影，馆旁两根高高的棕榈树，更远处是浅蓝色的平涂。这幅画中人物具象是缺席的，这种缺席又通过跳水板、水花、椅子表明他的在场，池中小水花暗示对面有一人潜入，而大水花则是从跳板跃入，这标志着有二人在水中。这里，浪花即人物。游泳馆直线平面，褐色墙略反白，棕榈树伸出墙头不动，无风。画面是凝固般的静止，声音仿佛被建筑物吸干净了。乍看起来是平涂的装饰画风，但色彩的层次变化显示了游泳池与附近的环境有一个潜在的焦距感。画面告诉你池水、浪花、建筑物、棕榈树，还有一样要表现的东西没说，那就是阳光与阳光下曝晒的建筑物。这是一种平静冷漠的画风，却从一种极平淡的画面反射出画家内心的激动。彼得·多伊格是迄今为止欧洲在世艺术家中作品拍卖价格最贵的。他摒弃了风景绘画的传统，也从不拘泥于任何艺术流派。作品所呈现的景物是介于记忆与想象之间的影像，从本质来说，呈现的是虚拟的景物。他在绘画中应用奇特的色彩、光线效果、相互矛盾的透视以及不同绘画传统与技法的混合。2007年，他代表作之一的《白色独木舟》在苏富比拍出1130万美元的价格，打破了当时欧洲在世艺术家作品拍卖纪录。《白色独木舟》的色调清冷却对比强烈，多伊格将颜料直接涂抹在画布上，给人以陌生感与距离感，在略显诡异的色调中，孤独飘摇的小舟却显现出神秘、不安甚至近乎恐怖的气氛。而观众身处远望视角中，仿佛藏匿在某个角落，体察着来自彼岸的不安与不祥。青岛千穗喜欢创造超现实主义的场景和梦幻景像，常常会有幽灵、恶魔、大自然和少女出现在她的画中。她的画作通常都有很大的尺寸，并且印刷在纸上或者会印在一些别的材料像皮革或者塑料，来获得一些不同的纹理。2007年，她在伦敦格洛斯特路（Gloucester Road）地铁站画了一组名叫《城市绚丽夺目，山区悄声无息》（city glow，mountain whisper）的画（2006-2007）。月台的十七个拱门每一个里都由精心绘制的风景组成，逐渐的从日到夜与从城市到农村的变化着。这个作品暗示了地球的一个乌托邦式的设想，这是在青岛千穗作品的核心。《天气计划》，是埃利亚松在环境中运用单色光这种方法的集大成之作：太阳仿佛正高悬于美术馆之中，相比被照射，观众更像是浸润在阳光之中。在这个作品之后，是艺术家对于“天气”在城市生活之中的意义的细腻思考：人类所有的集体努力之中，最为雄心勃勃的是与时间相关的：不是通过水晶球，亦非求助于先知，而是试图通过全球的工业化产物——天气预报预测未来。可以说我们借此将“现在”，循序渐进的、最大程度的延伸到未来，以至于未来不再那么的不可预料。带着对于控制一切事物的根本欲望，我们的社会通过昨天的分析来预测明天可能的天气状况，使得将“现在”的概念延展，并创造了一个和天气不断磨合调解的公共空间。《雨屋》(Rain Room)，融合了艺术、科学、技术，利用人类智慧探索生命世界与无生命生态的关联，唤起观众的互动体验，在感受“掌控”雨水之时，营造出一种使人冥想的神秘氛围。事实上，大型艺术装置《雨屋》自012年在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首次展出之后，2013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亮相，即引起轰动。随后，《雨屋》所到之地，几乎不管走到哪个城市都能引起一波波排队热潮，据说最长排队时间达到8小时。TeamLab的作品擅长以光线、声音、视频、数字序列、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共同打造黑科技般的梦幻空间。这件装置作品的空间中同时存在着多个季节，而这些季节会缓缓地逐渐变换。一整个年度的花朵，也会配合不断变换的季节，改变生长的地点。花朵会从诞生、成长、结出花蕾、开花，到不久后凋谢、枯萎、死亡。也就是说，花朵永远地重复着从诞生到死亡的过程。若观众停伫不动，他们附近的花朵就会生长得比平时更多，且持续绽放。观众若是触摸或踩踏到花朵，花朵就会同时凋谢死去。作品不是将预先制作好的影像进行放映，而是通过电脑程序实时绘制而成的。整体来说，作品的图像并非复制以前的状态，而是受到观赏者行为举止的影响，持续发生变化。眼前这一瞬间的画面，错过就无法再看到了。宫岛达男的2016年的作品《时间瀑布》（Time Waterfall）揭露了人类生命的永恒光辉，从而带出‘活在当下’的思想。香港环球贸易广场的外墙上将投射出自然数1至9，从大至小如瀑布般落下，但 永远不会达到‘0’。这不断的倒数过程象征着生命，而光影的熄灭则代表了‘0’，即死亡的喻象。每个数字都将以不同大小及速度出现，营造出层层叠叠的复杂 效果，彷佛每一层都代表着一个生命的轨迹。Pixcell（影像细胞）是名和晃平为自己的雕塑语言新造的单词，如同显示器世界里组成图像的基本单元“像素”（Pixel）。名和晃平对“何为生命”有探究到底的愿望，他认为宇宙中存在着“某些感性”，以物质为媒介相互传达着信息，他则尝试着用雕塑的方式去展现物质间感性传达的关联性，他的理论是“Pixcell= picture+cell”，组成屏幕图像的像素无法予人以视觉和触觉的双重感受，但他希望棱镜可以从“细胞”的层面去捕捉具有生命感的即时图像，最终形成视觉、触觉和知觉的集合体。受到英国雕塑家安东尼·葛姆雷（Antony Gormley）、托尼·克拉格（Tony Cragg）的影响，名和晃平认为雕塑是作为观念载体的形体，作品的物质感也是作为优先考量的要素，在Pixcell 系列中，玻璃球、棱镜、塑料发泡剂、硅油这些透明而不定性的媒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质地，在这里，信息载体与主观感受之间的虚实关系显得相当暧昧，这正是他所认为的，雕塑的体验是指物质的、化学的刺激和人的感觉相互融合的过程。第一个“伙伴”Companion创造于1999年，首发配色就是图上的棕，灰和黑色，大约高20cm，当时是每个配色限量发售500个，竞拍价高达约2000美金。据了解“XX”元素是来源于街头涂鸦油漆中的“甲苯”成分，从此“XX”元素成了Kaws的标志。他试图用这个玩偶去表达出自己的期望和情绪，KAWS companion自此一发不可收拾，设计出了各种不一样的玩偶。更为重要的是，KAWS与各种不同的艺术家进行合作，联名企划Companion。从这件作品之中，我们看不到性别作为一种尖锐的批判意识所起的作用，相反，女性本真的气质与情感得以被显明，那是一种从表面上看去显得脆弱、温柔、忧伤得令人心碎的阴性气息，然而，这并非第二性的“奴性美感”的表现，而是一个摆脱了欲望和喧嚣、趋向了平静与梦想的世界的原型，类似于容格所言的“阿尼玛”，它与其所对应的“安尼姆斯”一样，存在于我们每个生命的本身之中，如果说安尼姆斯象征了阳性，象征了现实与行动，权欲和野心，阿尼玛则象征了安宁与梦想，沉默与守护，一如法国批评家加斯东·巴什拉在他的著作《梦想的诗学》中所言：“任何男人抑或女人，从‘梦想的斜坡’往下走，一直往下走时，都能找到他在深层的‘阿尼玛’中的安宁，这是在往下走而非往下坠落。在这一未确定的深处是阴性安宁的天地。正是在这无忧无虑，无野心，无方案计划的阴性安宁中，我们得到了具体的安宁，使我们的全部存在得到休息的安宁。”《讽刺的黑人警察》是巴斯奎特对自己种族的尖锐讽刺。他有意识地展现黑人被白人控制的情况。在画中，他认为黑人成为警察是非常讽刺的，他们的工作是确保法律的执行，而这个法律却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奴隶。画中的帽子象征着笼子，讽刺黑人警察的字眼直接写在画面上，右下角还有着“人质（Pawn）”的英文单词，明显地表达了巴斯奎特认为黑人警察地位的荒谬性。该作曾经一度被涂抹上愤怒的红色背景，而后才被白色所覆盖。因此，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作品中，背景中依然渗透出一股红。在巴斯奎特的作品中，白色和黑色不再是中性的。白色常常代表着压迫，被用于抹除那些“微不足道”的历史。从极简主义的艺术观念出发，丁乙将重复性的劳作和无意识的心理体验凝结在画布上。色彩、笔触、材料质地等多方面的探索，使得这一单纯的主题上发展出了丰富的表现方式。有条理的抽象，重复中蕴含的变化，让丁乙的作品带上了一种独有的神秘感，总能引起人的好奇。探寻丁乙的视觉表达行迹，不难发现在3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他一直以一种低调、平和而又严谨、严肃的态度精确而又精致地在尺寸、材料和不同的“十示”间向自己发起挑战。这从其早期的艺术实践中就能感知到其日后的辉煌，这些作品连接了以后的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远。通过变幻不定的“十示”，丁乙表现出了不可多见的一种品位，一种激情，一种幻想，而阅读者透过“十示”亦充分感知到了丁乙的一种逃离，一种精神特质和一种从书写到符号的视觉叙事逻辑。《描法No. 37-75-75》画面呈现一片紧密相连、充满节奏韵律的柔和曲线，是历来拍卖会上最大幅的朴栖甫作品。此画面看似粗朴，却又飘逸空远，下笔如书法般的螺旋纹跳跃卷曲着，沉稳庄严、张弛有度；要达到这种效果，必须拥有超乎常人的技巧和全神贯注的心境。画者先在画布涂上白色颜料，在仍湿润的画面上绘画螺旋图案；之后重新漆上颜料，重复刻划与涂抹的过程。他以冥想深思、严谨有序的节奏不停重复动作，不论是精神概念或是身体动作，皆反映颜料与画布的紧密连系。白发一雄的《地暗星锦豹子》狂暴原始，刺激人心而又充满惊人魅力，来自艺术家最受欢迎的《水浒传》系列作品，他以十四世纪中国名著小说《水浒传》为此系列共十余幅画作命名。此作无论构图还是色彩均为首屈一指的伟大杰作。在本作中，汹涌狂野的力量在画布上激荡翻滚，喷发出震动人心的强大生命力和原始猛势，尽显艺术家作品特点。1993年秋，张晓刚从北京回到昆明老家，重新思考他在绘画风格上应该作出的改变。他发现了一套家藏的老照片，大时代背景下的小家庭，是不是可以作为一系列以“文革”为背景的创作素材？《血缘》系列主要探索文革时期政治与社会间的紧张，画面中的人物有六七十年代中国人所特有的表征：全家福合照、中山装以及中国人所特有的外貌特征：单眼皮、瓜子脸、特定时代特定的呆滞表情，而且画面的平涂式的手法中亦可见中国人所熟悉的炭精画法。张晓刚的作品抓住了一个逝去的时代的脉络，那种呆滞的表情和惊觉的目光仿佛冻结了中国人特有的心路历程。《抽象画》尺幅较小，此幅杰作在幻想与引喻、清除与构建、掩盖与揭示之间展示极致的平衡。在被媒体充斥的当代世界里，里希特不断探究绘画的表象和抽象表现，其抽象绘画是这个长期研究的一部分，亦是最首要的作品。在他为一九八二年第七届卡塞尔文献展图录撰写的文章中，里希特表明他在创作《抽象画》时的目的：当我们描述一个过程，或者开一张发票，或者拍摄一棵树时，我们会建立模式；没有模式，我们会对现实一无所知，沦为动物。抽象绘画是虚构的形式，因为它们将我们看不见也不能描述却又假设存在的现实呈现眼前。弗朗西斯·培根常常以畸形的形象或病态的人物为主题，描绘一些令人厌恶的形象。但这些怪诞形象深刻地揭露了这个世界和人类的灾难，他故意把人的丑陋面貌和痛苦挣扎的表情强调出来。还经常在照片、画报、印刷品等著名画作上进行再加工，创作出仅反映自己的内心幻象和痛苦的肖像作品。弗朗西斯·培根的《乔治·戴尔习作三幅》是展现其创作力巅峰的罕见三联幅作品。乔治·戴尔是培根笔下著名的画中人，生前身后曾在逾40幅画作中出现，然而却鲜少能媲美这组私密的戴尔三联幅。《终结》曾收录于2006年塞西丽·布朗在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举办的个人回顾展，为作品奠下重要资历。布朗创作《终结》时正值艺术生涯的关键时期，她开始参考古典大师绘画的传统体裁，此作彷如十七世纪奢华宴会的静物画，通过视觉引发触觉、味觉、嗅觉的感知连结。我们可于画面右下角观察到一支弃置的叉子，上方粉色的方块如同一个肉块。作品将饭厅内部公开解构，除了呈现一份满足观者窥看快感的颓废美感外，亦包含令人惊叹的技法和睿智，让布朗跻身成为其世代最重要的画家之列。此系列毛泽东肖像画的色彩明亮，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在其1979年举行“安迪·沃霍尔：70年代的肖像画（Andy Warhol: Portraits of the 70s）”展览中展示了这一组作品，该展览极为成功。这幅带有波普艺术特色的毛主席像，展示的是一个外国人心中的毛主席印象。他笔下的毛主席更年轻，更精神，无论是在描绘上，还是在用色上都有所体现。而且用色上都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色，从建国初期就开始“流行”蓝、灰、黑、白这些颜色和中山装、军装、工作制服和女士冬天穿的“列宁装”是当时最“时髦”时装。典型的兰色中山装，就最具有当时的中国特色。而且用大黄色来突出表现肖像的面部色彩，正是强调是黄种人的中国人。李察德佩利斯为美国廿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其风格于2006 –2008年间绘制的《护士凯西》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作品呼应其利用万宝路广告探讨美国社会中所建构之男性形象的著名牛仔系列，以一种超脱且耐人寻味的幽默感，反射文化加诸女性身上的期望。护士系列透过重现通俗爱情小说的场景，反讽世间描述女性形象的陈腔滥调。艺术家在作品的人物描绘中抛开一切性感符号，反而加入令人无法忽视的冷峻表情，藉此揭露社会对女性主义的刻板印象。1950年代后期，大战带来的精神创伤与物质匮乏对意大利艺术家亚伯特·布里而言，依旧历历在目，他开始使用两种非比寻常的火焰与塑料创作摄人心魄的艺术品。布里结合火的破坏力与创造力，将之投入创作当中，他使用喷火枪熔化并改造工业塑料膜，转化成由内而外散发力量的抽象构图，1963年的《黑色塑料L.A.》正是个中范例。此作曾于古根海姆美术馆2015-16年备受好评的布里回顾展中展出，乃拍场上同系列尺幅最大的作品。《无题(黄与蓝)》创作于1954年,这一年是罗斯科职业生涯中盛名时期的顶峰之年,也被其生平作品目录图册作者David Anfam称为“奇异之年", 《无题(黄与蓝)》是其艺术理想的成功原型:它光芒四射的表面和慑人的尺幅引发一种惊人且令人无法否认的视觉与肉体体验,迫使我们在其开放式画风的权威面前屈服于一种纯净的沉思感。
伊门多夫最著名的作品是《德国咖啡馆》系列。他从1977年开始到80年代一直在创作这组油画。每一幅画面的背景都是像夜总会一样喧闹，画面色彩明亮、充满了象征性符号，令人产生晕眩感，其中的主要人物有东西德的领导者、剧作家和戏剧人物。伊门多夫把想象中的咖啡馆建筑在东西德的边界上，仿佛冷战政治下的滑稽剧场，每天上演着以各种托词争夺国家的身份和文化遗产的闹剧。在1984年的《德国咖啡馆》中，伊门多夫已经预测到了德国的统一。在画面左边，四匹神马拉着象征德意志统一的勃兰登堡门冲进酒吧、打破了所有坚冰一般的隔断和屏障。画面的右边，希特勒似乎从坟墓中升起，正无力地眺望未来。他那些深入地下的魔爪、毒牙终于被连根拔起。在一张颠倒了的咖啡桌前，画家正悠闲地看着这一切，仿佛是这一幕戏剧的导演。 这件作品是在一个高两米见方的白色背景上，以黑色大写字母拼出来自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的电影《现代启示录》里的一句话: SELL THE HOUSE SELL THE CAR SELL THE KE3S (卖房子卖车卖孩子)。这件作品在25年间价格上涨至最初价格的3500倍 引起广泛热议。《现代启示录》反映出当代艺术市场史无前例的兴起及其背后的种种势力，作为一件脱胎于纽约下城街头涂鸦的前卫风格作品，《现代启示录》从纳粹时期的德国逃亡到法国的难民，到亿万富翁弗朗索瓦·皮诺，前后六次易手。其中一位藏家曾经把它挂在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童年时在公园大道的住宅里，可见其魅力所在。在2017年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上，由安妮·伊姆霍夫创作的《浮士德》为德国馆国家家馆赢得了金狮奖。这是一个伴随着金属音乐的、长达5小时群体行为表演作品，从视觉呈现到即兴演唱，多重形式相互重叠。作为创作者和导演，伊姆霍夫允许表演者自由表达，即兴发挥，表现身体的扭曲和对抗。这件作品的玻璃结构类似于培根作品的透明框架。伊姆霍夫用透明玻璃板把地面垫高，把空间分割开来，突出了玻璃的硬度和脆弱，透明性、流动感、冰冷感和脆弱的潜在危险，同时也分割出内与外、上与下的边界，表现了一种隔离的冷酷。这种冷酷也同样反映在面无表情的表演者和相互拥挤的观看者身上。所有的表演都在玻璃隔板上进行，观众在透明的平台下面，紧张地看着表演者，而表演者并不与观众对视或对话。在观众眼中、手机镜头中和媒体的再现中，表演者的身体仿佛是所规训的机器，被看不见的结构所限定的材料，被不断复制的消费图像和数码产品。1963年，里希特画了一幅有明显政治内容的照片画《约翰逊总统安慰肯尼迪夫人》。图像源自于著名摄影师斯托顿拍摄的一组新闻照片，记录了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遇刺身亡后，副总统约翰逊赶到达拉斯机场，在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的机舱里宣誓就职的场面。照片上，杰奎琳低着头，头发遮住了大半个脸，没人看得清她的面部表情。这样一张照片既不是煽情的图片，也不仅仅是历史性的记录，而且隐藏着意识形态的重要信息。里希特的画看似轻描淡写，突出了笔触，弱化了人物的轮廓，特别是画面的下方，新总统和前第一夫人的身体隐没在一大块模糊的灰黑色之中。在那个写实代表苏维埃体系，抽象代表西方资本主义的时代，里希特用模糊的写实柔化了现实，以抽象的再现反对抽象的形式，有意识地消解了其中的固定含义。正如麦克卢汉在1964年所指出的：冷战是一场信息与图像的电子战斗。在这张时事照片上，杰奎琳出现在新总统的就职仪式上的重要意义在于：向世界显示出美国权力交替的秩序感和延续性。马丁·基彭伯格经常把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画得像历史题材一样重要。政治、媒体和广告都能随时给他带来启发。《纽约天际线》(NYZRA)这幅作品由四个部分组合而成，中间形成的空隙呈十字型，仿佛为纽约的风景加上了一道永久的十字架。画面破碎的结构和阴暗的色彩打破了人们对纽约高楼大厦的浪漫遐想。画面中间的硅胶构成黑色铁丝网的样子，更增加了图像的戏剧性和脆弱感。画于80年代中期，冷战结束的时代，这幅画解构了纽约作为西方资本主义权力象征的神话。波尔克的代表作《兔女郎》描绘了一群《花花公子》杂志上常见的女模特。远看她们与广告杂志中的性感女郎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近看会发现，她们的面部细节夸张变形，如同怪物的一般。波尔克用这种方式嘲笑了拜物主义，揭示了商业图像对人的物化。关注公众号：老货圈。当这个图像被放大呈现时，会令观众感到不适，并迫使他们重新审视自己习以为常的观看方式。在《尤利西斯》系列（2011-2012）中，吕佩尔兹把希腊神话中背井离乡的英雄描绘成了一个被遗弃的古典雕像，尤利西斯的眼神空洞，象是在沉思。他的身体强壮，有着轮廓清晰的面孔，却象米罗的维纳斯一样只有一只断臂，而且垂在身体下方。在他的身旁，是丢弃在一旁的钢盔、行装或船，背后是破碎的山川、树木与大海和再也回不去的故土家园。这种带有超现实主义的图像展现出来的不是古典的田园牧歌，也不是怀旧的乡愁，而是一种反英雄主义、反唯美主义的存在主义立场。
![]()
关注老货圈
认识更多玩老货的朋友
![]()
文章转发自老货圈，版权归其所有。文章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和任何投资暗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