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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田升:紫禁城文物为何能躲过八国联军浩劫?

  • 古籍
  • 2021年12月10日09时

1900 年8月15 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便开始掠夺。除八国联军外,参与掠夺的还有居住在北京的洋人、土匪、残党等。直到11 月,掠夺的势头才渐渐平息。


本文主要关注此次变故中的文物损失。我们先从与西太后有关的名园—— 颐和园的掠夺情况说起。


北京城占领区域略图


一、颐和园文物珍宝被打包抢走


1900 年8 月17 日晚7 时,日军骑兵第五连队抵达万寿山,未遭抵抗便将其占领。为防止兵力分散,又于翌日清晨6 时从万寿山撤兵。21 日,俄军占领该地,开始了大肆掠夺。


参加过对义和团出兵的藤村俊太郎在他的回忆录《俄国兵的暴行》中,特意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


“进入宫内的人看到那些华丽的装饰品和叫不上来名的宝石玉器,全都瞠目结舌。但是由于连队长的严令,谁也没有碰它们一根指头,重新坚闭大门,在楼门上悬挂太阳旗,宣告占领主权。但不久后,俄军侵入其中,宝物便被成车运走。司令部即日便派遣一支小分队,企图加强颐和园警备。”


日军认为己方享有先占权,俄军却无视太阳旗。日俄之间围绕颐和园的占领问题纠纷不断。英国记者莫里循(Morison)当时碰巧在北京,日俄之间的摩擦也记录在他8 月22、23日的日记中。最后日军做出让步,事件以俄军占领颐和园告终。9 月24 日,莫里循向《泰晤士报》发电报称:“俄军已结束对夏宫(颐和园)有组织性的掠夺,将所有有价值的物品全部打包,并贴上标签。”


莫里循与仆人孙天禄


西太后颐和园中的文物精粹,皆为各地督抚耗时数十年从全国各地搜集而来。博搜严选的宝贝,颐和园中应该举目皆是。这些陈设与壮丽庭园的修建相得益彰,显示出“女帝”的举世无双,却因哥萨克骑兵的闯入,于顷刻间灰飞烟灭。


二、俄军粗暴掠夺三海仪鸾殿


紫禁城西侧和北侧有“三海”,即南海、中海、北海,连同周边的园林统称为“西苑”。

与颐和园一样,“三海”也是列强掠夺的重要目标。


从明朝传承下来的珍宝原本藏于紫禁城中。由于乾隆皇帝时常行幸三海,便挑选了一些喜爱之物移至西苑。此外,清皇室数不胜数的宝物也基本都集中在这里。其中,三海之地又以西太后行宫仪鸾殿为中心,收藏着与紫禁城相媲美的珍宝——戊戌政变后,光绪皇帝被幽禁于南海瀛台,政治实权归于西太后。仪鸾殿代替了紫禁城的养心殿,成为权力中枢的政治舞台。


仪鸾殿曾由德军把守,10 月4 日已遭抢掠。法国知名旅行作家皮埃尔·绿蒂(Pierre Loti,1850—1923)在义和团事件时获准暂住在仪鸾殿内的一个房间,得到了撰写事件实录的机会。他在日记《在北京最后的日子》中,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西太后藏于殿内的宝物:


中廊和侧廊里,堆积着成山成堆的盒子和箱子,达到廊柱的一半高。虽然此前已遭到日本人、德国兵、俄国兵的大肆掠夺,但仍留有大量宝物。其中有些超大的箱子,以及因里面的东西又多又重而被压在下面的箱子,尚未开启。堆在上方的大多数玻璃盒和黄绢衬底的宝石盒里,装着无数摆件饰品,把掠夺者们迷得神魂颠倒。玛瑙、硬玉、珊瑚、琉璃石做成的花,用翠鸟的羽毛精心制作的寺塔和盆景,摆放了许多小人物像的象牙制寺塔和盆景,需要耐心制作好几年的工艺品…… 它们有的被破坏,有的被步枪打碎,大玻璃箱飞散的碎片,踩在脚下嘎吱作响。厚实的丝绸面料上绣着金龙的龙袍被扔在铺满各种破片碎渣的地板上,镂空的象牙、玻璃、刺绣和珍珠任人踩踏。

仅此一处,便可窥见西太后因手握权力而得来的珍宝之多。此外,仪鸾殿及三海各处的宫殿里都存有宝物,可以说西苑内聚集了大量历代文物。


柴五郎在作品《北京笼城》中提到,8 月16 日日军占领紫禁城中的大理石桥一带,而俄军却占领了仪鸾殿。恐怕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不久,中南海一带就如同颐和园一样已落入俄军之手。此地后来改由德军占领,这和联合军总司令由德国人瓦德西担任不无关系。他于10 月17 日到达北京,入京后便决定将总司令部及自己的住处设立在仪鸾殿。俄军不得已只能服从。瓦德西在《十月二十二日之报告》中做如下记述:


90 个人花费10 天时间才收拾好,勉强可以住人了。但戏服、碎瓷器或玻璃等,现在都堆积在不用的房间里。而从用于接见公使、设为司令部的房子里面清扫出来的损坏的东西,也和杂物堆在一起,塞得房间满满当当。我看到的座钟便有几十座……


俄军残暴粗鲁的掠夺,令这座皇室宅邸伤痕累累。当然,掠夺行径并不局限于俄军。仪鸾殿也曾断断续续地遭到其他人的掠夺。


瓦德西元帅(右一)与日本侵华司令官福岛安正合影(1901 年)


1901 年4 月17 日深夜,仪鸾殿迎来了最为悲惨的结局。正殿(两卷殿)、东西配殿、福昌殿等主体部分被付之一炬。瓦德西元帅在4 月20 日的报告中提出了“失火”的说法,但企图消灭掠夺证据的“纵火说”却不胫而走。真相已被红莲之火埋葬。


三、紫禁城幸免于难的原因


一个匪夷所思的事实是:唯独紫禁城几乎未遭劫掠。要理解这件事,需要先回顾紫禁城被占领的经过。


柴五郎在《北京笼城》一书中,描述了联军入京不久后紫禁城城门被占领的情况——8 月14 日, 日军先攻破内城门朝阳门及东直门,激战后攻破安定门并由此入城。紫禁城在四面设有城门,南面正门为午门、北面后门为神武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结果,紫禁城四门中除美军占领的正门午门,其余三门皆被日军占领。


柴五郎


围绕占领北京这一主题,各国军队指挥官于8 月15 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接着在18日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在第二次会议上,俄军指挥官提出,为表彰各国对北京城的胜利占领,应令各国军队于紫禁城游行一周,然后封锁城门,派兵把守。各国公使及将领表示赞同。


关于如何把守紫禁城的问题,会议上掀起了一番讨论。即参与攻打北京城的日、英、美、俄四国,是否应该各守一座城门,即“一国”守“一门”。现状是城门被先占领的日本兵独自把守。这次讨论显然是后来之国要求对城门进行共同管理。对此,日军福岛少将做出如下反驳:紫禁城的四座城门是日本和美国以牺牲为代价占领的,因此日本军队有看守城门的合理性乃至优先权。何况日本军并无特权,也禁止己方军队禁止踏入城内。总而言之,他不断表明日军对紫禁城是纯粹的保护与守卫,没有掠夺的意图。不仅如此,他还主张紫禁城作为皇帝的宫殿,其威严与众不同,只有可以自控私欲的日军才能胜任把守一职。这些话实际上是在表达对他国的不信任。一番争论之后,以“要服从本国政府的指挥”为由,四座城门暂且继续由日军和美军把守。


但紫禁城的把守问题并没有轻易收场。讨论的焦点指向了“宫殿”的定义。23 日的第四次会议中,围绕宫殿的定义一事,进行了反复讨论。福岛的意见是:“约定所有宫殿任何国家军队不得入内。”然而,法军与俄军完全无视这一约定,相继占领了景山、万寿山及北海、南海沿岸的宫殿。据福岛所言,“北海附近一带建筑群”为皇帝和西太后平素就寝用膳之地,景山为清室皇族的“宗庙之地”,这些地方应该统称为宫殿。福岛以此为论据,对其他各国的占领状态提出异议。其他国家则提出,仅从狭义上将紫禁城视为宫殿等意见。众说纷纭,未能达成共识。


25 日举行了第五次会议。各国公使和指挥官群聚议堂。会议开始后,围绕着宫殿的概念再次引发争议。最后成立了“宫殿调查委员会”来收场。总之,虽说福岛颇有微词,但列国公使已达成官方性共识:各国互相承认现有占领事实。看守紫禁城这一任务,暂由日美承担。把紫禁城认定为宫殿这一说法,无论哪个国家都别无异论,紫禁城及其中收藏的历代宝物,得以免遭一劫。


总之,在激烈的交锋中,列强们各有顾虑。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达成了某种不可思议的平衡。以至于面对紫禁城时,虎视眈眈的八国联军陷入一种无法动手的僵局。于是,当1902 年1 月3 日西太后一行回到紫禁城时,无数历代珍宝仍被囚禁在幽然深邃的皇城中。


八国联军紫禁城游行(1900 年8 月28 日)


相比之下,未被视为宫殿的坛庙就没有如此好运了。


关于坛庙的掠夺,太常寺留下了正式的调查报告。这份公文详细记录了抢劫的规模及内容,十分珍贵。比如其中关于“天坛祭器”的报告[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初九(1901 年11 月19 日)],是联军全面撤退后的调查结论。从内容上来看,列强不仅瞄准了金银器,铜制品、瓷器、竹制品等都遭受了损失。其品类涵盖了“鼎”“爵”“盘”“豆”“尊”“笾”“簋”“铏”“壶”“乐器”等各种类型。除天坛之外,社稷坛和历代帝王庙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京城内外的寺庙,甚至清朝的陵墓也遭到了掠夺。


四、图书与文献遭受巨大损失


清朝汇聚了涉及各领域的大量图书与文献。有宋元发行所谓“宋元版”、明清两代集大成的类书与丛书、记录皇帝日常生活的“起居注”及详细记录皇帝治世的编年体“实录”等。明代《永乐大典》及清代《四库全书》等,是编纂规模与文化意义层面的突出代表。


由于紫禁城免遭掠夺,收藏《四库全书》的文渊阁、收藏《天禄琳琅书目》所载宋元珍版书籍的昭仁殿理应平安无事。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图书和文献都收藏在紫禁城内。《永乐大典》存放在东交民巷的英国大使馆北侧的翰林院(掌管国史编修和诏令起草)。此外,虽不太为人所知,《四库全书》其实也有一套副本,为方便士人阅览,早在乾隆末年就存放在了翰林院。


于是悲剧发生了。1900 年6 月23 日,翰林院遭遇火灾。据说《永乐大典》本来所剩无几(清末时仅留副本,而且仅剩残本800 册左右),却又损失307 册,《四库全书》也烧毁46000~47000本,都是为战火所累。《永乐大典》目前在中国及海外共确认残存400 册。


损失并非仅此两例,还有其他重要文书散失。以下是内务府的正式调查报告。


宫中散佚秘籍:《长白龙兴纪念》4 册、《历圣图像》4 轴、《历圣翰墨真迹》31 册、《玉牒》草稿76 册、《穆宗实录》74 册、《光绪帝起居注》45 册、《光绪帝御翰》8 册、《慈禧太后御笔光绪御容》1 帧、《丙夜乙览》135 册、《满洲碑碣》6 册、《历朝帝王后妃图像》112 轴、《宁寿鉴古》18 册、《皇华一览》4 册、《发逆歼灭实录》48 册

古籍:宋版《后汉书》《六一居士大全集》、宋朝方宾《皇宋会编》、宋朝皇伦《尚书精义》、宋朝郑景炎《周礼开方图说》、宋朝张昭远《后唐列传》、宋朝邓洵武《神宗正史》、辽代刘伸《边事丛载》、元代仇远《唐百家诗选》、元代彭孙元《名臣小史》、元代金似孙《诸政典制》、明太祖《御书御制诗》410 篇、明武宗《廿一史小咏》、明庄烈帝钦定《逆案全稿》、明朝谢丰《龙潜纪事》、明朝胡应麟《古隐书》、明朝魏校《十七朝圣藻集》、明朝许重熙《皇明大事年表》、明朝李盘《蹶张新法》。皆为人所未见之珍本。


市村瓒次郎于1901 年6 月至8 月来中国出差,以紫禁城和皇史宬等清皇室建筑为中心,集中调查书籍和文献史料等。他在紫光阁内部“看见锦缎裱装的大量经典、图书集成、历代圣训、各类书籍散落一地,尽为残本,极其凌乱,让人不忍直视,义愤填膺”。也就是说,在三海和西苑的殿阁中也收藏了大量珍贵的书籍和文献。它们除一小部分被八国联军带走之外,多半毁损殆尽。想必书籍文献对于日本以外的八国联军来说,只是一堆不知所云的废纸罢了,毫无实际价值。因此与其说是掠夺的对象,不如说是损毁的对象。


这些珍贵的书籍,最终却沦落到被“实用”的下场,用于如厕或当作燃料。


五、油水极为丰厚的王府


清朝历代皇族府邸都坐落于北京城各处,这些豪华宅邸就是王府。


其中,法军闯入礼王府,将其银库内储存的200 多万两银币全部抢走,收入西什库,堆积如山。宝物塞得密密麻麻,满满当当。大型货车运了7 天才彻底搬完。城内整整被搜刮5 日,各王公大臣官绅的宅邸中所有银库及各式珍宝均被洗劫一空,而且宅邸本身也被霸占。只有恭亲王府和庆亲王府安然无恙。


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御史蒋式瑆弹劾庆亲王,说他将个人财产120 万两存入东交民巷英商汇丰银行。这120 万两的金额,多少能代表着一座王府的财富实力。也就是说,包括前文提过的礼王府在内,积蓄以百万两计的宗室王府不在少数。此外,日军在占领北京期间,从官署户部和顺天府劫掠的马蹄银和银块等“战利品”的金额正式报告为291 万余两。与这个数字相比,庆亲王和礼亲王等实力派王府的积蓄是具有相当规模的。


换言之,遍布内城之中多数王府与官富豪宅等,对于列强而言是最佳、最丰富的掠夺资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因为有历代王府做“替罪羊”,紫禁城才得以完好无缺。


六、文物的流转与散失


关于掠夺品的处置,各国做法不尽相同。


日本把抢来的银块作为战利品,一部分用作战地经费,其余大部分送回本国。也就是说,日本原则上没有承认士兵个人掠夺。但士兵通过各种渠道巧妙地带回金块、银块、马蹄银、金制摆件、珠玉、丝织品、书画古董等,或据为己有或换成现金。日军自称“秋毫未犯”,实际上也曾进行过相当规模的掠夺。


德国人将抢掠的天文仪器摆放于波茨坦的无忧宫前


俄军(特别是哥萨克士兵)粗暴至极,甚至遭到列强举枪相向。他们对金银、珠宝饰品、毛皮等物品兴趣十足,对陶瓷等不感兴趣的东西则大肆破坏。俄军代表、参加各国指挥官会议的最高司令官,也亲自大肆抢掠,其他则可想而知。


法国也一样,参加各国指挥官会议的弗雷德将军将掠夺来的40 箱财物运往欧洲(但在法国海关出了问题)。此外,在西什库教堂,司教竟然公开以巴黎教会的支票作为交换,从士兵手里购买掠夺品。不过,法军讨厌司教垄断买卖,后来也让士兵在市场自由贩卖了。英国则禁止个人的掠夺行径,组织战利品搜索队,将掠夺品集中在公使馆进行正规拍卖,拍卖所得按官位高低分配。进行有组织的掠夺与利益均沾。


这些掠夺品或被转送回国,或在北京处理换成现金。于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不久,古玩集市便陆续出现。1900年10 月初,从与俄占区仅一线之隔的北新桥到东四牌楼这1 千米左右的大街上,兜售掠夺品的露天摊铺排得满满当当。原本价值十两的物品此刻一二两便能入手,其中大半都是掠夺品。相比治安良好的日占区人山人海(美占区的情形也大致如此),无比野蛮的俄占区则异常冷清。


接下来说一下拍卖情况。掠夺品拍卖在英国公使馆内进行,拍卖会场由四名官兵组成的奖品委员会负责指导,盛况空前。买家不仅是西方人,还夹杂着中国人。时至9 月,作为占领区的天坛也开始进行拍卖,据说参观人数超过千人。各国军队也都开始进行拍卖,使拍卖会与古玩集市一样成为掠夺品售卖的常规手段。列强商人把在北京买到的东西一部分在北京转卖,还有很多寄往本国。除了流向海外,也有一部分供给了中国国内。可以说这是混乱之中进行的一种财富再分配。


王羲之书法《游目帖》


最后,我想介绍一件命运多舛的名品。


这件名品就是传唐代摹本王羲之书《游目帖》(又名《蜀都帖》《山川诸奇帖》),清乾隆年间为乾隆皇帝所藏,并镌刻于《三希堂法帖》内。据说,这件作品后赐予恭亲王,庚子年时从该王府流出,辛亥革命后传入日本。该作品后由日本广岛的安达万藏收藏,1945 年毁于广岛原子弹爆炸。历经千年的时光流转,终化为尘埃。


本文节选自《近代国宝海外流失录》,[日]富田升著,徐二红译。中国画报出版社2021年出版。有删节。

作者简介:富田升,1952年出生于东京,历史学者,作家。专攻中日文化交流史,现任日本东北学院大学名誉教授。著有《近代日本の中国芸術品流転と鑒賞》《流転清朝秘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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