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镇问题是唐宋历史的核心问题之一，既有成果丰硕，学界有不少总结，对其研究模式也有反思。总的来说，既有研究以朝藩关系为主。就朝藩关系而言，唐后期五代的洛阳是个值得注意的案例。学者早已指出，安史之乱后东都留守已幕府化，形同藩镇使府，东都与藩镇二重身份，构成唐后期洛阳的底色。唐末五代张全义（852—926）在洛阳经营四十年（887—926年），其间洛阳先是置佑国军节度（888—904年），又三次建都（904—907、909—913、924—938），朝藩处于同一时空，藩镇与京师底色交错，为观察朝藩关系的张力提供了绝佳案例，也使张全义的洛阳经营成为唐末五代历史的独特存在。
张全义，字国维，濮州临濮人，原名张言，自黄巢军归降唐廷，后被唐昭宗“赐名全义，梁祖改为宗奭，庄宗定河南，复名全义”。一生“历守太师、太傅、太尉、中书令，封王，邑万三千户。凡领方镇洛、郓、陕、滑、宋，三莅河阳，再领许州，内外官历二十九任，尹正河洛凡四十年”。作为当时举足轻重的人物，与张全义相关的文献资料颇为丰富，除了两《唐书》、两《五代史》、《资治通鉴》和张齐贤所撰《齐王张令公外传》（简称《外传》），近年来又先后发现张氏家族墓志9方，亲属墓志2方，僚佐墓志4方。这些墓志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对于探讨张全义的洛阳经营与社会关系网络，理解包括藩镇权力结构在内的唐末五代历史有重要意义。就学界研究而言，除了洛阳城兴建外，山根直生、罗亮利用新出张氏家族墓志分别讨论了张全义的洛阳经营和家族情况。不过二人搜讨的墓志有限，讨论重点亦与本文不同，罗亮重在五代政权更迭下张氏家族发展问题，山根直生则是为了回应森部豊提出的“沙陀系王朝”论。结合其他新出墓志，张全义的洛阳经营与社会关系网络仍有继续深化的空间和必要。兼具京师与藩镇二重底色，是洛阳区别于其他藩镇的最大特征。唐后期洛阳设有东都留守府、分司官，属于京师系统；亦有防御使府，属于藩镇系统。黄巢乱后，洛阳先是在诸葛爽、孙儒、韩简等藩帅之间易手，之后被张全义占据，唐廷彻底失去对洛阳控制，这是洛阳京师色彩最淡、藩镇色彩最重的时期，其间的标志性事件是文德元年（888）洛阳建为佑国军节度使。天祐元年（904）昭宗东迁，洛阳去佑国军额，长安改佑国军，司马光《考异》云：“盖车驾既在河南，则无用军额，故移其名于京兆耳。”这标志着洛阳藩镇色彩开始淡化，京师色彩增重。控制朝政的朱温对洛阳影响加深，张全义则退居次要，甚至被迫于天祐元年四月离开洛阳，赴任天平军。同年十月，昭宗被杀，朱温篡权障碍尽去，才又以张全义尹洛。后梁建立后，朱温先都汴州，开平三年（909）迁都洛阳，乾化三年（913）朱友贞在汴州即位，再次都汴。后梁都汴期间，洛阳虽为藩镇，但由于太庙、郊祀等“神圣性”建筑均在洛阳，洛阳的京师底色依然浓厚。后唐灭梁后，庄宗都洛，朝廷对洛阳控制更趋强化，京师底色再次增强。可以看出，张全义尹洛期间，洛阳的京师与藩镇底色多次交错，这不仅影响到洛阳的城市建设，也与张全义个人权势、社会关系网络、联姻等关涉甚大，值得细致追索。洛阳为隋唐两京之一，有郭城、皇城、宫城三重，是当时著名的国际大都市。但唐末“蔡贼孙儒、诸葛爽争据洛阳，迭相攻伐，七八年间，都城灰烬，满目荆榛”，洛阳城遭受毁灭性破坏。战乱之下，城中人无力保有全城，遂在郭城内“筑三小州城，保聚居民，以防寇盗”。张全义“初至洛，率麾下百余人，与州中所存者仅百户，共保中州一城”，随后开始对洛阳城的建设。洛阳城以洛水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分别以南市、北市为核心。南市为张全义筑垒自固之处，周围的福善坊有张全义保南州时所筑垒垣福善坡，嘉善坊为张全义所筑南城，会节坊、临阛坊、绥福坊分别为张全义住宅、河南府廨、河南县廨、张全义祠堂所在地。可见南市周围是张全义势力聚集地，也是洛阳城最早修复的地区。天复三年（903），朱温从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手中夺回唐昭宗。为迫昭宗东迁， “命全义缮治洛阳宫城”。天祐元年（904）正月，迁都已定，洛阳宫室建设陡然加快。朱温“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彻屋木，自渭浮河而下”，即拆除长安宫室、民居，将建材沿渭水、黄河运至洛阳，修建宫室。同时朱温“发河南、北诸镇丁匠数万，令张全义治东都宫室，江、浙、湖、岭诸镇附全忠者，皆输货财以助之”。四月，朱温奏“洛阳宫室已成”，昭宗东迁。洛阳宫室的修复，虽有朱温及诸道协助，但总体而言，“缮理宫阙、府廨、仓库，皆全义之力也”。不过张全义所修复之洛阳，只是唐盛时之部分，宫城集中在中轴线以西、以贞观殿为正殿的西路部分，坊市集中在南市附近，城内其他地区很多被辟为农田。天祐二年十月丁亥敕言：
洛城坊曲内，旧有朝臣诸司宅舍，经乱荒榛。张全义葺理已来，皆已耕垦，既供军赋，即系公田。或恐每有披论，认为世业，须烦按验，遂启倖门。其都内坊曲及畿内已耕植田土，诸色人并不得论认。如要业田，一任买置。凡论认者，不在给还之限。如有本主元自差人勾当，不在此限。如荒田无主，即许识认。付河南府。
敕令指出，洛阳城内旧有朝臣诸司宅舍，不少被辟为农田，供应军赋。为防止原主追讨，敕令规定已经开垦的区域，所有人均不得论认。可见洛阳城内民居与农田交错分布。这一点，久保田和男已有比较详细的讨论，此不赘述。开平元年（907）后梁建立后，为了迁都，洛阳城兴建仍在继续。开平二年三月，“魏博、镇、定助修西都，宫内工役方兴”，可见修复区域集中在宫城。兴修完工后，朱温于次年都洛。同光元年（923）庄宗灭梁入洛，洛阳城兴建大规模展开。同光三年九月中书门下奏：右补阙杨途先奏毁废京内南、北城。臣简到同光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河南尹张全义奏：“臣自僖宗朝叨蒙委寄，节制洛京。临莅之初，须置城垒。臣乃取南市曹界分，兼展一两坊地，修筑两城，以立府衙廨署。今区宇一平，理合毁废。其城濠如一时平治，即计功不少，百姓忙时，难为差使。今欲且平女墙及拥门，余候农隙别取进止者。”京都之内，古无郡城。本朝多事以来，诸侯握兵自保。张全义土功斯毁，李罕之塞地犹存。时既朗清，故宜除刬。若时差夫役，又恐扰人。宜令河南府先分擘出旧日街巷，其城壕许人占射平填，便任盖造屋宇。其城基内旧有巷道处，便为巷道，不得因循，妄有侵占。仍请限一月。如无力平刬，许有力人户占射平填。张全义唐末所筑南、北城，此时要求毁废，平填城壕，说明南市周围展开了大规模建设。从敕令要求河南府“分擘出旧日街巷”来看，庄宗有意恢复盛唐时洛阳规模。只是这一想法随着洛下兵变、庄宗被杀，并未完全实现。自黄巢乱后至天祐元年唐室东迁，是洛阳京师色彩最淡、藩镇色彩最重的时期。这一时期唐廷彻底失去对洛阳控制，洛阳城兴建完全是在张全义主导下进行，当时兴建的重点是南市周围。天祐元年唐室东迁，给洛阳和张全义都带来了很大影响。颓毁的宫城开始修复，昭宗甚至一度将洛阳宫城名物改为长安宫城旧名，以象征正统仍在李唐，洛阳的藩镇色彩开始淡化，京师色彩增重。朱温也深度参与其中，对洛阳影响加深。朱温都洛期间，洛阳城修复的重点亦在宫城。不过，朱梁大本营始终在汴州，张全义在多数时期尤其是朱梁都汴期间，仍然是洛阳日常行政的掌控者，史载“梁时张全义专制京畿，河南、洛阳僚佐皆由其门下，事全义如厮仆”，可兹为证。但唐庄宗都洛后，情况大不相同，张全义对洛阳的控制明显减弱，城市兴建完全由朝廷来主导。南、北城的被毁最具象征意义，标志着藩镇底色的基本退场，洛阳再度成为完整意义的京师。可见，京师与藩镇二重底色的进退，对洛阳城建设有明显影响：都洛期间建设重点是宫城，其他时期则以南市附近为重点；主导者也从张全义转变为朝廷。二、张全义家族仕宦与婚姻网络的变化
张全义家族仕宦和婚姻网络同样受到藩镇与京师二重底色的影响。随着张全义经营洛阳的成功，其官位日隆，家族成员仕途亦发展良好，婚姻对象发生巨大变化。在这一问题上，已出土的张氏家族、亲属墓志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根据史籍和墓志记载，张全义父张诚至少有张某、全义、全武、全恩、敬儒五个儿子，其仕宦及婚姻关系大致如下。张全义妻，《旧五代史·张全义传》和《外传》均为储氏，《姜氏墓志》《张继业墓志》《张季澄墓志》均为姜氏。据《姜氏墓志》，姜氏为濮州临濮人，三代无官，与全义籍贯、家世相同，生于大中三年（849），比全义大三岁。姜氏当为全义第一任妻，育有独子昌业（即继业）。储氏（？—936）为张全义第二任妻，曾指斥朱温，保全全义：全义妻储氏，明敏有才略。梁祖自柏乡失律后，连年亲征河朔，心疑全义，或左右谗间，储氏每入宫，委曲伸理。有时怒不可测，急召全义，储氏谒见梁祖，厉声言曰：“宗奭种田叟耳，三十余年，洛城四面，开荒斸棘，招聚军赋，资陛下创业。今年齿衰朽，指景待尽，而大家疑之，何也？”梁祖遽笑而谓曰：“我无恶心，妪勿多言。”朱温晚年对张全义颇为猜忌，乾化元年柏乡战败后疑心更重。不过储氏之力争并非全义无恙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全义卑身曲事，悉以家财贡奉。洎梁祖河朔丧师之后，月献铠马以补其军，又以服勤尽瘁，无以加诸，故竟免于祸。”储氏原为宋州砀山人，张全义尹洛后，举族迁洛。《储德充墓志》言：“适会姑魏国庄惠夫人从夫抚宁京洛，徙家郏鄏”，郏鄏即洛阳，可兹为证。之后，储氏家族受到全义大力提携。储氏之兄储赏，出任全义兼镇的孟州司马；外甥德雍，出任六军诸卫左亲事都将，成为判六军诸卫事张全义的僚佐；德源出任内园使，遥领贵州刺史；德充职位不详。在不长时间内，储氏从三代无官的布衣之家转变为满门官宦的官僚家族，完全仰赖张全义的提携。在储氏主持下，储德雍与张敬儒之女联姻，储赏之女嫁张全恩第三子继昇，加强了张、储两家的关系。
张全义子侄辈皆联“继”字，但这并非其初名。《张继达墓志》言：“公讳继达，字正臣。入仕之始，梁季帝赐名昌远。后庄宗皇帝即位，公以名与庙讳同，遂改斯名耳。”可见张氏第二代曾被梁末帝赐联“昌”字，《姜氏墓志》言其独子为“昌业”，继昇原名昌耀，均为梁末帝所赐之名。后唐灭梁后，避李国昌讳，方改联“继”字。庄宗诸子及假子均联“继”字，张氏子弟联“继”当为庄宗所赐，以笼络全义。
张全义子女中，可知者有继业、继祚、继孙及四女。继业为嫡长子，初任官不详，昭宗迁洛后，“累迁环卫将军、六宅使，相继兼左右仆射，寻转统军、英武天威军使。俄拜司徒、右卫上将军、大内皇墙使”。后来又改郑州防御使，天平、宣武留后。贞明二年姜氏去世，继业丁忧，不久被夺情授予六军副使。出为淄州、沂州刺史。在沂州任职三年，改亳州团练使、河阳留后。当时全义“已三镇怀孟矣”，因善于治理，久得河阳百姓之心，故当继业为河阳留后时，据称河阳百姓咸曰：“我王之令子也，我境之福星也。”不久，后唐代梁，继业留任。同光二年（924）全义四镇河阳，继业“不易专留之务，俾分共理之权”，一直任职至去世。继业婚解氏，封雁门郡夫人，墓志未载其家世，应非高门。继祚，“始为河南府衙内指挥使，全义卒，除金吾将军，旋授蔡州刺史，累官至检校太保。明宗郊天，充供顿使，复除西卫上将军”。天福二年（937），因参与张从宾之乱被杀。继孙，本姓郝，“全义养为假子，令（官）〔管〕衙内兵士”，后来出任洛京留守支郡汝州防御使。同光二年六月因“私藏兵甲，招置部曲，欲图不轨，兼私家淫纵，无别无义”，被“（勤）〔勒〕复本姓”，赐死于汝州。太子少师李公讳肃，国史有传。唐末西京留守齐王贵盛，兼镇河阳。李公自雍之梁，齐王见之，爱其俊异，以女妻之，即贤懿夫人所生，王之适也。数岁而亡，又以他姬所生之女妻之。虽非贤懿所出，以其聪敏多技艺，齐王与贤懿怜惜之，过于其姊。李肃出自簪缨世家，与全义联姻后，遂留居洛阳，居于思顺坊。一女嫁泰宁节度使刘鄩。另一女嫁朱温第五子朱友璋。《外传》言：及北丧师，梁祖猜忌王，虑为后患，前后欲杀之者数四。虽夫人储氏面讦梁祖获免，亦由齐王忠直无贰，有勋名于天下，不能倾动之故也。梁祖遂以子福王纳齐王之女为亲。“北丧师”指乾化元年初柏乡之败，由此推算，朱张联姻当在乾化元年初至二年六月朱温被杀之间。当时全义颇受朱温猜忌，联姻利于自保。张继业诸子中，除季澄累居环卫外，仕宦均不高，但婚姻对象仍多为显贵。据《张季澄墓志》，季澄婚左神武统军、检校太保高允贞之女。高允贞曾任华州、凤翔节度留后，之后累迁环卫，清泰元年（934）八月改左神武统军。季宣妻为检校太傅、守右骁卫上将军李某第三女。《李氏墓志》言：“（李某）抱公忠而历佐数朝，处重难而久参环卫。曾临剧郡，饮泉之誉弥清；衔命遐方，专对之才首出。”可见李某曾任刺史，又出使远方，后改环卫官。季澄、季宣之外，其他人婚姻不详。张某为张衍之父，“死于兵间”。张衍“乐读书为儒”。唐宰相郑綮之侄、谏议大夫郑徽以女妻之，“遂令应辞科，不数上登第。唐昭宗东迁，以宗奭勋力隆峻，衍由校书郎拜左拾遗，旋召为翰林学士”。后梁官考功郎中、右谏议大夫。乾化二年二月，因随驾途中“应召稽晚”，被朱温格杀于白马顿。张全武，文德元年李克用、李罕之连兵攻河阳时，“全武及其家属为晋兵所得”，此后一直居于太原，后唐建立方与全义相见，婚姻不详。张全恩曾任怀州刺史，在李绰《升仙庙兴功记》中系衔为“河阳行军、怀州刺史、仆射清河张公”。当时张全义兼镇河阳，故全恩得以出任支郡怀州刺史。妻冯氏，家世不详。全恩长子名不详，娶孟州录事参军苏濬卿之女。濬卿后改河南府密县令。据《苏氏墓志》，其“祖弘靖，皇任天雄军节度使”。案，唐末秦州、魏州均置天雄军，魏州节度使任职者嬗代有序，并无苏弘靖，苏弘靖所任当为秦州天雄军节度。全恩次子无考，第三子继昇屡任环卫，仕宦不显，“先娶清河郡储氏……不幸早亡，人皆追叹。后婚宋城郡葛氏，封县君”。储氏与全义妻储氏同族，已见前述；葛氏情况不详。全恩有女一人，嫁王禹。《王禹墓志》言：“府君夫人清河张氏，即故齐王亲弟讳全恩之女也，故齐王之亲犹女也。”王禹曾祖、祖父无官，父王庾为州府僚佐，兄王麓官江州长史，知王禹出身基层官僚家庭。王禹“天祐二年起家，以处士征，除授许州扶沟县主簿”。天祐二年张全义兼镇许州忠武军，可见王禹为张全义征辟，时年24岁。正是这层关系，张、王两家才得以联姻。张敬儒在后唐曾任“汝州防御使、右羽林统军使、博州刺史，累赠太尉”。妻卢氏，家世不详。敬儒之所以不连“全”字，当是因为文德元年（888）张全义得昭宗赐名时，敬儒尚未弱冠，故不及之。张氏子孙中，继美四子只有成年的季康联“季”字，其余三人均为小名，可证赐名须待成年后。张敬儒有二子一女，长子继美，“以伯父太尉齐王位极勋高，事殷权重，选之心腹，领以爪牙，遂改补右职，管衙内亲军”。后除右金吾卫将军、右卫大将军兼左藏库使。后唐同光二年，继美“准宣授河南府衙内都指挥使”。同年张全义“再兼孟门之节制，求之共理，期在得人，制敕除（继美）检校司空、知河阳军州事”，接替去世的张继业主持河阳节镇事务，是为其终官。继美“先婚长乐冯氏，即故许帅中令习之孙女也；再娶濮阳吴氏，即故工部尚书蔼之女也”。许帅中令即冯行袭，天祐三年至开平四年镇许州忠武军，卒于任，“累官至兼中书令”。吴蔼贞明三年十月自尚书左丞改工部尚书，充两浙官告使。继美两娶，均为高门。敬儒次子继达，年二十（916年），张全义令其“补充军职，总领衙内亲军”，次年充河南诸县游弈使。贞明六年后，五转皆为环卫官，终右骁卫大将军。继达“娶崔氏，封博陵县君，即故陇牧太保第三女也”。陇牧太保不详。敬儒之女为继美之妹，继达之姊，在张全义妻储氏主持下，嫁储氏外甥、前龙武将军储德雍。综上可知，张全义在洛阳、兼镇的不少重要职位由家族成员出任。比如河南府牙军指挥使要职，一直由张氏子弟继祚、继孙、继美、继达充任；东都留守支郡汝州防御使，亦由家族成员继孙、敬儒为之。兼领他镇时，家族成员也往往参与期间，如兼领河阳时，全恩出任支郡怀州刺史；继业、继美相继为河阳留后，主持镇务。这与其他藩镇多以家族成员出任本镇要职，并无不同。但张继业所任六宅使、大内皇墙使、六军诸卫副使，张继美兼左藏库使，储德雍之六军诸卫左亲事都将，均为朝廷官员，则与洛阳的京师底色密不可分。
就婚姻对象而言（参见图1），张氏第一代，即张全义兄弟妻家均无官，全义妻储氏家族也是其尹洛后、从砀山迁至洛阳才获得官职的。到了第二代，随着张全义官位日隆，其家族婚姻对象发生巨大变化。全义两女分嫁朱温第五子友能、泰宁节度使刘鄩，全恩长子娶秦州天雄军节度使苏弘靖孙女，张衍娶昭宗宰相郑綮侄孙女，继美先娶忠武军节度使冯行袭孙女，续娶工部尚书吴蔼之女，继达娶陇州防御使崔某之女。第三代尽管官位大多不显，季澄依然与延州高氏联姻，季宣娶右骁卫上将军李某之女。唐末五代节度使与他镇节度、本镇将吏等联姻颇为常见，张全义家族并不特殊，与皇室联姻则是少数节帅的荣耀。值得注意的是，出身武将的张全义，非常重视与士人的联姻，其中既有出自簪缨世家的郑徽、李肃，这同样得益于洛阳京师底色的地缘便利，也有普通士人王禹，这在当时并不多见。史言张全义“尊儒业而乐善道，家非士族而奖爱衣冠。开幕府辟士，必求望实，属邑补奏，不任吏人”，乃“人以为难”之事，正表明辟署士族、与士人联姻结交，乃张全义不同于其他节度使、值得称道之处。在当时“天街踏尽公卿骨”的时代背景下，士人与张全义联姻、结交，除了受庇护外，对其个人仕宦乃至家族发展亦助益良多。如郑徽与张氏联姻后，对其子郑珏的仕途产生了很大帮助。《新五代史·郑珏传》言：图1 张全义家族、亲属关系图
说明：张季从见于《储氏墓志》，为其侄；张季弘、两张氏见于《张继昇墓志》，为其侄。四人不知其父为谁，今附于张诚曾孙下。；图例：☆宰相；★节度使、留后；△文官五品以上；▲武官刺史、团练、防御使；◆环卫官。![]()
：有墓志出土者；![]()
：仕宦在洛阳及张全义兼镇内者。张全义：见于文献记载者。；![]()
表示直接亲属关系；![]()
表示收养关系。
珏少依全义，居河南，举进士数不中，全义以珏属有司，乃得及第。昭宗时，为监察御史。梁太祖即位，拜左补阙。梁诸大臣以全义故数荐之，累拜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奉旨。末帝时，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郑珏得以登第是因“全义以珏属有司”，在后梁快速升迁是因“梁诸大臣以全义故数荐之”。后唐灭梁，郑珏被贬莱州司户参军，后来“张全义为言于郭崇韬，复召为太子宾客”。可见郑珏终身受惠于张全义。除了郑珏出身士族因素外，联姻也起了重要作用。三、张全义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
藩镇与京师双重底色的交错，对张全义社会关系网络也有明显影响。占据洛阳前，张全义已聚集起一些人才，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王璠和张濛。据《王璠墓志》，知其出身中下层官僚家庭。墓志言：值中原丧乱，四海沸腾，黄巾窃犯于京城，白马专乎于氛浸。英雄奋起，仕族吞声。父子相认于七星，夫妻唯藏于半镜。公见机而作，顺命承时，遽脱儒冠，俄就武略。始与河南尹清河公一时相遇，共话丕图。寻破枭巢，依归凤诏。“黄巾窃犯于京师”指广明元年（880）黄巢陷洛阳、长安。此年王璠由文转武，加入黄巢军，结识张全义。黄巢败亡后，“依归凤诏”，投奔旧相识张全义，成为其僚佐。全义占据洛阳后，王璠在洛阳城恢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墓志言：“况洛汭伤残，久罹兵革，坊肆悉成于瓦砾，宫闱尽变于荆榛。公密副钧情，广开心匠，运工力役，完葺如初。”知王璠实为洛阳城兴建的具体负责人之一。同光二年王璠去世时，其子延锴为河南府偃师县主簿，亦为全义僚佐。与王璠相同，孙璠亦出自黄巢军。据《孙璠墓铭》，孙璠亳州人，“曾、祖、父皆历辕门”，出自地方军将家族。追随张全义到达洛阳，为河南府衙前军将，当时洛阳“都国荆榛，瓦砾坊街”，孙璠亦当参与了洛阳城的营建。张濛亦为张全义重要僚佐。据《张濛墓志》，知其出身中下层官僚家庭。墓志言：“今居守魏王，昔在怀覃，将建勋业，而切于求士，乃早知其名，即召居麾下，乃授以右职，掌其要司。”可见张濛是光启二年全义任怀州刺史（怀覃）时招致麾下、补以军职的。不久全义占据洛阳，张濛转为文职。墓志言：及保厘洛邑，得询其旧贯，或创以新规，咸合庙谋，待遇日厚。魏王握六军兵符，移八镇旄钺，不离尹正大任，尝兼国计剧司。余三十载间，军书要妙，民籍殷繁，皆悉委之，无不通济。洎太祖（朱温）奄有寰区，魏王首为推戴，创宫闱以萧制，备法驾于汉仪，咸自魏王独济其事。既支用益广而案牍尤繁，仗其勾稽，甚省浮费。可见张濛在张全义尹洛初期，对洛阳经营规制有重要贡献，甚得全义信任。之后三十年，全义幕府军政、民政文书多由其处理，是全义重要文职僚佐。开平四年张全义录张濛之功上奏，朱温以其为柳州刺史。当时柳州在湖南马殷治下，朱温所委当为遥领，主要是为了提升张濛的身份待遇。张全义尹洛后，洛阳地区社会经济逐渐恢复，成为唐末难得的安定之区，吸引了各色人才迁居，其中不少被全义辟署。如国礹，孟州温县人，祖、父无官，因遭逢乱离，居于洛阳。文德元年，“河南府创建佑国军节，礹因兹縻职”，其弟国磤乾化五年为守河南府押衙。又后晋宰相桑维翰之父桑珙，曾为河南府客将，同光三年桑维翰登第，正是由于全义推荐。又郑廷规，曾为河南府伊阙县令，祖父郑播终于丹州防御使，父郑璩历任丹州防御使、沂州、磁州、剑州刺史等。可见廷规出身中高层官僚家庭。又王郁，贞明二年《姜氏墓志》篆盖者，自称门吏前河南府寿安县令，同光三年又为《张继业墓志》篆盖，时为左藏库副使。王郁为张继业外甥女婿，惜其家族情况不详。又伏琛，贞明六年《储氏墓志》和《储德充墓志》撰写者，时任河南府司录参军。又吴仲举，贞明六年《储德充墓志》篆及书者，前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又左庭训，朱温从龙功臣左环第三子，同光二年“事于今河南齐王令公，累迁剧职，继主（张继业）重难，令掌丧事” 。又唐鸿，同光三年《张继业墓志》撰写者，时任充河南府推官。唐鸿后撰张全义行状，称赞全义“于瓦砾邱墟之内化出都城”。又赵荣，同光三年《张继业墓志》书者，时为河南府随使押衙、兼表奏孔目官。以上僚佐大多出身中下层官僚家庭或布衣之家，承担着洛阳和辖县的日常公务，是张全义经营洛阳依赖的主要力量，其中王璠、张濛作用尤其突出。但除了桑珙、唐鸿在史籍中有一鳞半爪的记载外，其他人仅见于墓志。相比之下，张全义吸纳的另一类人——衣冠清流的史籍记载明显多很多。衣冠清流即唐后期的士族。与唐前期主要强调门第、仕宦不同，衣冠清流主要指科举入仕或应试的家族。他们构成唐后期朝廷官员主体，是张全义主动结交的对象。如谏议大夫郑徽退居洛阳，“为河南尹张全义判官”。其子郑珏应进士十九年不第，光化三年（900），“寓居洛都，素为全义所礼”的李渥为礼部侍郎知贡举，“全义以书荐托，珏方擢第”。又李愚，家世业儒，天复元年“避难东归洛阳”，天祐三年“登进士第，又登宏词科，授河南府参军，遂卜居洛表白沙之别墅”，成为全义僚佐。天祐元年昭宗东迁，官僚百姓皆迁洛阳，为张全义吸纳衣冠清流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收入幕府者明显增多。如孔崇弼，出自曲阜孔氏，原为僖宗昭宗宰相孔纬之侄，因孔纬无子入继。唐末“登进士第，为弘文（较）〔校〕理。昭宗幸洛阳，河南尹张宗奭以崇弼名家子，署为幕宾”。又裴羽，僖宗宰相裴贽之子，昭宗迁洛，裴贽家族随之东迁，张全义遂以裴羽为河南寿安尉。后梁建立后，张全义依然积极吸纳衣冠清流。如杨凝式，唐宰相杨涉之子，“梁开平中，为殿中侍御史、礼部员外郎。去从西都，张全义辟为留守巡官”。杨凝式与张全义家族关系比较密切，清泰三年《张季澄墓志》、天福四年《张继昇墓志》均由杨凝式撰写。墓志中凝式自称“门吏”，显是感念张全义之提携。又李专美，出自陇西李氏姑臧大房，“伪梁贞明中，河南尹张全义以专美名族之后，奏为陆浑尉，秩满，改舞阳令。专美性廉谨，大著政声。后唐天成中，安邑榷盐使李肃辟为推官”。陆浑为河南府属县，李肃为全义女婿，可见专美仕宦始终与全义密切相关。除了辟署，张全义还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与清流士大夫的联系。如李敬义，为唐宰相李德裕之孙。唐末“退归洛南平泉旧业。为河南尹张全义所知，岁时给遗特厚，出入其门，欲署幕职，坚辞不就”。敬义虽拒绝辟署，全义对其依然十分礼遇。昭宗迁洛后，“李敬义三度除官，养望不至”，惹怒朱温，被贬卫尉寺主簿。“时全义既不能庇护，乃密托杨师厚，令敬义潜往依之，因挈族客居卫州者累年，师厚给遗周厚。”又李肃，全义两次嫁女，已见前述。综上，张全义尹洛前，其僚佐均为中下层官僚，他们构成张氏集团的核心力量。尹洛后也有不少中下层官僚和军将加入，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衣冠清流的明显增加。洛阳作为东都，本就是衣冠清流聚集之地，唐末天下大乱，他们四散逃亡。全义占据洛阳后，洛阳社会经济恢复，成为当时难得的安定富庶之区，吸引不少衣冠清流回迁，郑徽、李渥、李敬义等由此受到张全义笼络和庇护。昭宗迁洛后，长安的衣冠清流随之东迁，张全义又趁机将孔崇弼、裴羽、李愚、李肃等纳入自己的关系网。后梁时期，杨凝式、李专美等亦被全义辟署。可以看出，占据洛阳尤其是昭宗迁洛后，张全义有意通过辟署、联姻、推荐等方式，强化与衣冠清流的联系。全义出身黄巢军，对此讳莫如深，而衣冠清流是唐末朝臣主体，因此全义礼遇、提携这一群体，首先，是为了改善自身政治形象，并加强与唐廷的关系。其次，不少衣冠清流家族长期居洛，经营岁久，对洛阳当地影响很大，李敬义家族就是如此。他们是张全义洛阳经营需要借重的政治力量，对衣冠清流的吸纳，也使全义与洛阳的结合更加紧密。再次，衣冠清流在唐末依然保持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布衣出身的张全义，本身也有与他们结交的强烈意愿。洛阳京师色彩的增重，又使张全义在吸纳衣冠清流方面，有其他藩镇无可比拟的优势。结语
张全义尹洛期间，京师与藩镇底色多次交错，成为唐末五代历史的独特存在，给张全义的洛阳经营带来多方面影响。首先，就洛阳城兴建而言，张全义刚刚占据洛阳时，仅以南市为中心，筑垒自固，其他区域仍多为荒榛之地；天祐元年唐室东迁，宫城的兴建才提上日程，洛阳的都市景观经历了藩镇治州向京师的转变。后梁、后唐都洛期间，城市建设同样以宫城为中心。其次，就社会关系网络而言，张全义经营期间，洛阳先后为唐、后梁、后唐都城，都城是衣冠清流聚集地，这使张全义在吸纳衣冠清流方面，有其他节镇无可比拟的优势，这是张氏集团中衣冠清流众多的重要原因。再次，就藩镇权力结构而言，张全义在洛阳经营四十年，唐末五代罕有其比，这是他能够吸纳不同政治势力、构建稳定的权力结构的重要条件。但洛阳京师的底色，又使朱梁、后唐朝廷始终对洛阳有比较强的影响力。如果说朱梁大本营在汴州，对张全义尚比较放任的话，后唐则大不相同，不论是洛阳城建设，还是官员选任上，张全义的影响均不断下降。租庸使孔谦“侵削其权，中官各领内司使务，或豪夺其田园居第，全义乃悉录进纳”。同光四年，张全义“落河南尹，授忠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尚书令”，同年去世。至此，其洛阳权力结构最终瓦解。除了藩镇与京师底色交错带来的特殊之处，张全义的洛阳经营也有与其他藩镇相似之处。张全义一方面以家族成员出任洛阳要职，比如河南府牙军一直由张氏子侄统领；另一方面以联姻、辟署、推荐等方式，强化与河南府僚佐的私人关系，同时尽量吸纳居于洛阳的衣冠清流加入张氏集团，形成了一个以张全义为核心，包括家族、亲属、僚佐、门吏、交游等在内的关系网。在这个关系网中，不同关系是重叠的，比如张全义与郑珏父子，就有辟署、联姻、推荐等多种关系。内部的其他成员，也存在各种复杂关系，如李渥受到张全义礼遇，同时又是郑珏座主。以这种多元关系为基础，关系网内部成员亦会形成共同体，最终成为张全义强化洛阳控制的有效助力。这种节帅与地方结合的模式，在唐末五代是普遍存在的。总体而言，节帅们均倾向与僚佐构建拟制家人关系，增强在彼此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构建相对封闭的地方权力结构。但由于中央控制的强弱、地方问题的特点、节帅个人的能力、经营时间等的不同，节帅地方经营的成效和权力结构的稳固性有很大差异。因此，通过个案研究，既可以呈现节帅经营的共同层面，又可与本地的特殊性结合起来，在一定的时空内、从细部观察节帅的经营活动。节帅努力构建的相对封闭的地方权力结构，恰恰是五代宋初朝廷加强中央集权过程中要打破的对象。随着五代中央军事优势的重建，洛阳和其他节镇以节帅为核心的权力结构最终必然会走向瓦解。由于洛阳的京师底色，天祐元年后朱梁、后唐对洛阳的影响始终较大，亦有众多朝廷军队驻扎，张全义根本无力与之抗衡。因此，尽管张全义经营岁久，但当后唐朝廷有意消除其对洛阳的影响甚至免去其河南尹之职时，他只能展露恭顺姿态，完全服从。从某种程度上说，张全义洛阳权力结构的终结，也昭示了唐末五代其他藩镇权力结构的最终命运。不独洛阳，随着五代十国诸政权“方镇为国”，汴州、扬州、成都等城市也由藩而京。唐后期藩镇军事力量多集中于治州，以保证对支郡的武力优势。方镇为国过程中，由治州发展而来的都城，往往成为全国军事力量的最重要屯驻地，军人及其家属的大量增加导致都城的城市布局、居民结构、粮食供给、都市景观等呈现出与汉唐都城明显不同的特点。这种从普通城市升格为都城，或由都城降格为陪都乃至普通城市，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洛阳、开封、北京、南京、成都等均多次经历这一转变。因此，京藩交错也可以成为我们观察中国古代都城史的有益视角。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