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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尧 杨念群:2020年清史研究综述

  • 古籍
  • 2021年12月03日04时



2020年清史研究依旧繁荣,各领域新见迭出、成果丰硕。概言之,大略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一些学者对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历史地理和文献档案领域的研究成果继续进行系统的回顾总结,对超越旧范式的可能路径展开了探索;二是宏观与微观研究的议题日益拓展,诸如“新清史”和一些已有“定论”的具体问题都得到了更加深入的审视;三是新材料、新方法的应用持续推进,涵盖官方档案与民间书写的各类多语种史料得到广泛运用,量化史学、社会史、历史人类学、新文化史等新方法开始有机融入具体研究之中;四是凸显出一批广受关注的学术热点,既有关于清代特性、政治文化、制度运作、边疆民族、基层治理等宏观研究领域,也涉及正统论、科举制等具体论域与章学诚、康有为等个别人物,呈现出多头并进的局面。


一、清史研究的总体回顾和清代特性的宏观认识


2020年,“百年清史研究史”系列丛书开始出版,这套丛书以“问题史”的视野对百年来清史研究的成败得失加以总结反思。胡恒、朱江琳对历史地理领域的重大问题作了细致爬梳,反思既有路径,为下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阚红柳展现了清代文献档案的整理、出版、研究与技术、学术、社会的互动关系。朱浒把清代经济史归结为革命史、现代化、中国中心观三种范式,强调从社会实践出发把握清代经济史的发展脉络是寻求研究突破的关键。杨念群对清末以来清代思想文化史的关键论题进行深入解读,提示了清史研究范式转换的可能路径。胡祥雨系统分析了百年来海外清史研究的历程、趋势和问题,从学术与政治、话语权和全球化等角度,对海外清史研究带来的启示与挑战进行了宏观反思。


同时,对“新清史”的回应和对清代特性的研究继续深入展开。吴启讷在全球史视野和元、明、清的连续脉络中考察中国之由“多元多体”向“多元一体”、从“文明”向“国家”转换的过程,深化了对清朝乃至“中国”特质的宏观认识。杨念群提出清朝在内地依靠儒家,控制藩部则依靠藏传佛教,是一种对前朝正统的补充性制度框架和新型统治模式。祁美琴、马晓丹针对“新清史”对“非汉”概念的笼统使用,指出“汉与非汉”的二元划分是一种概念陷阱和逻辑悖论。钟焓通过爬梳非汉文民间材料,发现在清代内亚人群的认知中北京的地位远超承德,批评了“新清史”的“承德内亚首都论”。


2020年还有一些与清史有关的宏观思考。赵轶峰对明清时期的帝制与封建问题作了探讨。他从地方社会的组织形态和支配关系,地方、区域、国家三重空间结构等层次出发,试图建立社会史与全球史的整体观察视角。仲伟民提出以全球史视野超越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晚清评价,论证与西方列强的合作是清政权能延续半个世纪统治的根本原因。吕文利考察了先秦至清代的天下观,认为中国古代的边疆治理应包含模糊化的“天下表达”和清晰化的“边界实践”两个维度。


2020年有两部著作受到瞩目,一是《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1644-1800年)》上卷翻译出版,展现了西方史学界对清代前中期历史研究的总体面貌。二是杨国强的《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本)》出版,此书增补了大量内容,对晚清中国的古今中西之辨和社会脱榫重构进行了更为细致深入的全景论述。


二、政治史领域


(一)政治制度研究


清朝制度构成与机构运作仍是学者关注的重点。郑旦考察了明清会推制度演变和皇权强化的过程。杜望认为雍正通过对大学士选任制度的改革分解而架空了阁权。薛刚对清代的文官考核制度作了系统梳理。方玉权、赵令志对清代直省民人的旌表制度作了专论。张轲风、戴龙辉考察了清前期的“边缺”及其在边疆治理中的作用。杜家骥分析了銮仪卫的建制沿革和性质特点。邹长清对清书庶吉士展开进一步探讨。李金飞对清代方略馆进行整体考察。项旋系统研究了武英殿修书处的设立、建制、人员执掌、后勤保障和制度变迁,通过其修书和流通过程揭示其政治文化意义。刘小萌考察了公主陪嫁制度中陪嫁人的身份和来源问题。在皇家园林方面,何瑜厘清了康熙至同治绮春园发展沿革的五个阶段,并对圆明园始建年份等问题加以考辨。


制度的形成、演变和运作的动态过程已内化为制度史研究的基本路径。滕德勇考察了清帝巡幸期间将鲜果供应制度变为通信渠道的做法。刘志松、王兆辉解析了清代科道“照刷文卷”制度及晚清衙门规避刷卷的现象。姜金顺则关注康熙朝经世官员及其典范化,讨论了地方督抚与吏部围绕人事提名权的博弈和经世官员在官箴书中的形象塑造等问题。王科杰梳理了清帝和民间舆论对庄有恭案的态度差异,展现了乾隆朝捐输赈济制度的困境和运行实态。刘凤云分析了养廉银制度的长期变化,发现乾嘉时期的肆意摊捐再次造成地方官员低俸、无俸,使亏空、加派、陋规重现。崔珉通过“广兴案”论述了嘉庆帝“求民隐于京控”理念的形成、实践和挫折,及其对嘉庆帝理解官场弊病的影响。林浩彬考察了清廷为应对咸同军兴以来的捐纳、保举冒滥而重建铨选制度的过程。李文杰对晚清中央政府政务流程与决策过程进行细致观察,对晚清高层政治作了精当论述。林乾、陈丽探讨了清代疫灾应对的相关制度,认为清后期已将疫灾防治初步纳入法制化体系,但尚未制度化。


另外,一些以往少受关注的问题得到澄清。如杜家骥考察了清代职官除品级外的“等次”问题。滕德永对清代“官女子”的多重含义作了梳理。沈欣则考察了清代太妃太嫔等女性的尊封制度。黄治国探讨了清代八旗军政考选中的逾岁留任制度。


(二)人物、事件、政策、政局


关于历史事件的评价,张闻捷、刘会军对《热河密札》中的若干未解隐语作了考证。刘晨考察了太平天国占领区的基层治理和民众抗争。郑泽民关注庚子慈禧西行议定的过程,及慈禧、光绪在“西狩”中的“罪己”行为。史展对宣统二年疆臣会奏速开国会展开进一步考辨。有关清代的具体政策,鱼宏亮对清初剃发令的实施和适用范围作了再研究,认为“剃发易服”历史记忆的强化与晚清革命思潮进行的政治动员密切相关。董建中认为除贱为良政策的起源具有偶然性,并不是天然雍正全面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刘霆考证清廷鸦片烟外禁应始于嘉庆二十年,此前的禁烟只是执行既有条例,属于内禁范畴。绵贯哲郎分析孙可望降清后其家族爵位和身份的变化,考察了清廷规范八旗世爵的措施。赵珍研究了嘉道时代的陕甘总督杨遇春的政绩,以此透视晚清治边的具体实践过程。


对政局和政治运作的研究继续将清代政治史引向深入。陈德鹏具体辨析了清代官员拜认师生的现象及其对吏治带来的影响和清帝态度的变化。舒满君梳理了雍正朝江南钱粮清查中获准盐商代完歙县积欠以免彻底清查一事的始末,透视了盐政、藩司、督抚等省级衙门日常运作的实景。倪玉平考察了底层书吏冒领库项的王书常案及嘉庆帝的处理经过,认为此案是嘉道时期政府行政体系失控的重要表现。詹姆斯·波拉切克的《清朝内争与鸦片战争》将鸦片战争置于清朝内部的政治、学术和外交争论中加以考察,认为以文人群体为中心的政争迫使清朝未能对西方作出更现实的反应。邱涛专门分析了咸同之际清廷、湘淮集团和浙江地方势力围绕江浙财赋之区的博弈。唐屹轩以翁心存为例考察了晚清士人网络、官员交往和政教面貌。


(三)政治文化研究


政治文化研究继续呈现升温态势,清代的正统论和合法性问题成为热点。杨念群发现清帝刻意突出“正统论”中的“大一统”因素、重构五伦次序、释读和评析经典,建立起独特的“帝王经学”,最终建构起清代的正统论。蔡名哲考察“制诰之宝”从为皇太极所得至乾隆毁而复制的过程,透视了清代正统论建构的变化。乌云毕力格对《钦定西域同文志》进行了文献学研究,认为其编纂是清朝政治上实现“一统无外”、推行“同文之治”的产物。李金飞梳理了《大清一统志》编纂与“大一统”理念的关系。安海燕认为“转轮王”和“文殊菩萨化身”对清帝的核心意义在于确认其中原统治者的地位,以传统王朝的皇帝身份面向蒙藏族群。


政治文化的另一侧面是权力关系的文化形态。常建华通过珐琅器物的流动解析清朝的君臣关系与统治方式。于小亮、朱万曙通过描述乾隆时期的君臣唱和,认为宫廷联句活动具有突出的政教色彩,是清代政治文化建构的组成部分。闫瑞系统梳理了清修《明史》过程中有关“靖难”史事的论说,呈现了修史者褒贬观念的流变及其消融于皇帝意旨中的历程。孙明考察了嘉道时期言路的制度定型和君臣对“壅敝”的认识,对清代政治文化作出了富有深意的探讨。


还有一些研究论述了清廷的信仰和仪式。黄韶海探讨了清代献俘受俘礼的政治文化意涵。尤李对嘉庆于圆明园内兴建的惠济祠和河神庙及其政治宗教意涵作了分析。郎丰霞利用档案研究了清廷藏传佛教寺院与内务府财政的关系。


(四)法律和军事


关于法律史,彭凯翔、林展对清代修例制度的变迁进行了探究。张晋藩讨论了中国古代的民事立法,认为清代民法以《大清律例》“户律”、《户部则例》等为主体。陈志武、林展、彭凯翔从多个维度对清代10.6万起命盗重案作了统计分析。李凤鸣则基于273例案件考察了清代的成案适用和成案定性。肖丽红详细探讨了清代福建府县司法的具体运作。康建胜以《樊山政书》为中心,研究了清末司法变革在省级的运作实景、中西司法观念和转型时期的司法文体。关于军事问题,王爱英通过研究清代广东绿营,展现了承平时期绿营标兵分散部署、担负社会治安的运作状态。张建认为八旗汉军火器营下辖“汉军骁骑火器营”和“汉军鸟枪营”的观点是错误的。谢晓辉详细分析了傅鼐在湖南苗疆的均田屯勇,认为它是一套地方管理体系,为晚清军事制度变革奠定了基础。


三、经济史领域


(一)方法论与宏观认识


清代经济史研究的方法和范式在2020年得到了集中反思。朱浒提出要探索从实践出发的经济社会史,回应“经济学帝国主义”问题。王玉茹认为要摆脱僵化教条,立足扎实史料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何平提出清代经济史应关注历史真实与问题意识、经济部门与社会整体这两对关系。李伯重强调经济史研究必须重视中国内部的差异性和复杂性。龙登高认为从比较视野寻求中国传统经济的特点并进行理论创新,应成为21世纪清代经济史的着力点。夏明方考察了中国经济史话语中的“江南”,提出在“山海生态体系”中建构立体化的“新江南史”。


“大分流”问题再次引发讨论。陈志武认为不应把中西分流的对比重点放在农业,而应重视资本化生态体制的差异。李伯重、范·赞登对19世纪20年代尼德兰和长三角的GDP、生产率进行详细比较,认为差异可能源自要素成本不同。马烈、李军估算了康熙中期各社会群体的收入分配情况,认为非生产性群体过度侵蚀生产性群体的资本是“大分流”的重要原因。和文凯强调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差别,认为现代财政国家的缺席是“大分流”的关键所在。


(二)财政和人口


清代赋税、捐纳、漕运及其运作的研究热度不减。周健对清中期至清末的田赋、仓储、漕运、政府财政的制度设计和实际运作进行了扎实研究。郭永钦分析了明清以来赋税数据中的算位问题,整理出了各省的算位表。刘道胜对明清徽州赋役征收中的图甲自催与图差追比作了探讨。邵义对太平天国前江南州县田赋征收的运作实态进行实证研究,展现了其与制度规定的显著差异。仲伟民、段旭颖对清后期加征当税与非正式财政的相互影响进行整体研究,深化了对“不完全财政”和晚清社会经济的认识。徐靖捷考察了清廷对两淮盐场荡地管理和赋役征收的变迁,认为清代灶课明显赋税化,并塑造了当地的聚落形态和地理认知。温春来论述了矿业税费与“事例”制订运作的关系和治理逻辑。谭嘉伟考察了晚清广州推迟征收子口税的原因,提醒学界注意子口税推行的复杂样态。伊巍、龙登高梳理了浚浦税的缘起和流变,讨论了近代海关特殊税制与公共事业资金供给模式。许存健考察了咸同年间广东的捐输,认为捐输在清代财政从以农业税为主的定额体系向以工商业税为主的扩张型体系的转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关于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赖惠敏考察了清中后期喀尔喀蒙古的地方财政与商人的关系,展示了清廷低成本的边疆治理模式。在另一篇论文中,她考察了嘉庆朝内务府的收入来源、开支及其变动,对嘉庆帝的“崇实黜奢”作了再探讨。潘威、张丽洁、张通对清代黄河河工银展开全面的制度梳理。吴琦、何晨利用原始账册对道光后期乌程县的征漕收支进行了整理分析,揭示了州县财政对漕务陋规的依赖情况。许存健考察了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清廷遭受的漕运危机和筹措京米的应对过程。陈勇考察了晚清不受户部核销的外销财政及其在晚清财政中扮演的角色。刘文华对晚清东三省的解饷率、来源、积欠等问题作了研究,探讨晚清协饷制度的运行实态。胡雁对光绪前期对外省库款的清查作了系统梳理。


关于清代的人口问题,曹树基、袁一心通过分析十三个县的盐引和丁数,认为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纳税单位”的清前期之“丁”可能是真实的人口数据。曹树基的另一项研究对1910年四川城镇人口进行了建模分析。彭凯翔对“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和“人名权威人物传记资料库”中所涉清人年寿作了统计分析。


(三)农业、商业和工矿业


关于农业作物与农业经济,李昕升对美洲作物在清代人口增长中的作用进行了再研究,认为其实际影响有限,真正影响人口增长的是一岁数收和土地改造。高志超考察了清廷为解决旗人生计问题在吉林试种和推广棉花的缘起、实践和失败。衡宗亮对乾隆朝在新疆的豌豆试种和推广作了考察,分析了其对清代西北边疆治理的作用。关于土地的规制、产权、交易等问题,朱义明对清代济南府各州县的亩制情况进行逐一考证和综合分析。徐国利对明清徽州的人地关系情况作了动态考察,证明明清徽州人地矛盾不断加剧是徽人大量经商的基本原因。赵牟云对清代畿辅旗地永佃形态的演变作了系统观察,还依据契约资料探讨了清代京畿地区的土地典交易和地权交易体系。邱源媛利用计量方法对直隶的旗地数量和分布进行了统计分析。


关于商业、贸易和商人,叶显恩对明中期至民国大珠江三角洲的商业化和社会结构变迁作出整体研究。周琳、马冉考察了重庆脚力业的产权规则和交易,勾勒出“商业化移民社会的竞争性产权”的样貌。王万盈依据书信材料梳理了晚清甬闽台的蔗糖业和蔗糖贸易情况。秦国攀通过恒兴祥商号信稿考察了晚清中原土特产的长途贩运和经营特点。郭卫东对清朝的铅需求变化、从英国进口铅的情况和由此带来的双边影响进行探索。许檀通过对晋商在禹州的经营活动分析了当地商业和药材市场的发展。张世慧考察了清末商会在商号破产清理中的角色和阶段性特点。邱澎生研究了清代商人对官员和诉讼的认识,认为18世纪重庆的商业诉讼与地方司法存在良性互动。


关于工矿业,韩燕仪透过雍正初年湖广盐务案件揭示了清代盐价制定中市场、行政和政商关系共同运作的复杂机制。蒋宏达探究了板晒技术与余姚、岱山等地私盐蔓延的关系、清廷的应对及其对地方社会的影响。


(四)货币与金融


对于清代的货币问题,熊昌锟对入华外国银元的相互竞争和政府应对作了详细研究。仲伟民、邱永志对16-19世纪中日货币流通制度的两次分流进行比较研究。陈计尧考察了1865-1895年台湾贸易中的白银问题。韩祥系统梳理了庚子后制钱铸造体系的变动,展现了清末改革背景下制钱向铜元的转变。荣晓峰对以行化银为代表的近代天津银两制度及其变迁进行了系统梳理,展现了区域性银两制度的整合发展。


关于清代的金融,曹树基等发表的多篇论文对清代地方市场的金融运作进行具体研究,考察了清代东南乡村地方小市场中的“凭票”、南康县的田面流动和乡村金融、乾嘉道时期山西钱帖和“村帖”等问题。熊昌锟认为萍矿官钱号开创了近代企业设置金融机构募资的先例,具有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性质。


在工资问题上,蒋勤、王泽堃根据账簿和契约文献,发现在银钱兑价剧烈波动的时期,以钱计价的乡村雇工的雇佣结构、实际工资和货币化水平相当稳定。孙睿、李木子考察了嘉庆时期名义工资的整体特征,认为该时期工资整体稳定,并对清代技能溢价等问题作了探讨。


四、社会史领域


(一)宗族和地方社会


常建华回顾了2015-2019年的北方宗族研究,总结出从功能向结构、从制度向世系的变化,强调活化的宗族研究新趋势。郭玉峰以曾国藩家族为例,研究了19世纪仕宦之家婚姻生育的发生机制和动态过程。汪庆元考察了乾隆年间歙县籍总商徐士修和歙县盐商之间的姻亲关系。张晓霞利用巴县档案分析了清代婚姻生活,考察了婚姻司法的具体实践。蒋勤、刘致祥考察了嘉道以降的家族、士绅与宾兴会社。多洛肯、路凤华对清代八旗科举家族作了全景式论述。

张煜通过晚清以来黄陂范氏的宗族建设,揭示其维护“业权”的行动逻辑。姜修宪通过研究孔府魏庄土地交易,提示“同族为中”“亲族代笔”“权威见证”等南方经验在华北地区缺乏解释力。郑振满考察了福建山区的林业经济、社会整合、仪式传统等问题。唐仕春研究了明清以来的乡谊流动及其与政治的动态关系。


(二)权力运作与基层治理


地方社会的权力关系和基层治理是社会史研究的热点。在地方行政、税收、司法的具体实践上,黄雅雯通过顺庄法的实施,探讨了清代基层治理从里甲到村庄的转变。张爱萍透过康熙时期衡山县的“废甲编区”分析了基层赋役区划的实体化与政区化。阳水根、凌焰考察了萍乡民众基于官方图甲系统自发形成的义图组织。刘道胜研究了清代徽州的里书及其在基层乡治中的角色。常建华利用刑科题本考察了乾嘉时期湖北的地方职役。孙明发现晚清四川的“场”是乡村社会自然形成并经政府认可的实际行政层级。许枫叶考察了清末四川会理州屯粮征收、抗粮纠纷和其调处过程。梁勇梳理了重庆乡村公产从兴起到国家化的过程,揭示乡村公产与县政转型的复杂关系。吴佩林、白莎莎考察了生员群体在州县衙门诉讼中的角色。侯庆斌探讨了上海地方陋俗治理中的华洋矛盾和司法困境。


学者们在各自的研究中逐步勾勒出了制度、权力、政策与地方社会互动的多重面相。廖吉广对匿名揭帖和其反映的非常规政治参与作了探讨。胡恒梳理了各时期围绕乡官问题展开的争论,对国家向乡村的渗透、传统国家治理结构、近代乡村政权建设的内在困境等问题作出了阐发。叶鹏考察了莆田、仙游地方势力围绕学额的博弈及其在清代纳入制度轨道的过程。熊昌锟、夏静利用新发现的“冒籍”诉讼文书探讨了赣南的土客博弈、政府应对和基层治理。罗晓翔、张景瑞考察了清代太仓水利实践中的纠纷与困局,认为官方让位于地方使水利实践陷入了分散无序的状态。邱源媛通过观察直隶投充人群游走于八旗与州县两个系统谋求利益的生存状态,矫正了对旗民分治的简单理解。任建敏通过分析清中叶以来广西浔州会堂组织对地方权力结构的影响,展现了士绅利用会堂和团练两套系统谋取利益的逻辑和地方政府的应对方式。李细珠利用陆宝忠督学湖南的日记稿本,勾勒了其与湖南绅权的博弈和传统国家的日常治理状态。孟祥菊考察了晚清征用庙产扩充财源在僧、绅、官间引发的复杂纠葛。李楠、张铎以1876-1879年光绪大旱灾为例,利用府级数据对国家能力衰退对救灾效果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


(三)知识、记忆与信仰的社会史


梅尔清新翻译出版的著作摒弃了传统的政治论述,透过底层和微观视角展现了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士人的经历、情绪和回忆。魏星则考察了天京保卫战后清廷对南京城的重建、对忠义话语和战争叙事的塑造。行龙梳理了刘大鹏对毒品、瘟疫等“日常之灾”的个体化记录,提示灾害史研究应呼应“灾害人文学”的旨趣。王鸿莉研究了清末北京向底层民众推行白话文的阅报社,认为它反映了新社会力量重组和满汉族群对启蒙的广泛参与。


周保国、吕文涛对湖北南漳县张姓族人的家佛堂进行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呈现了移民家族发展、社区空间重构和九龙山信仰空间走向三教并祀的过程。陈明华发现参加斋教是闽浙赣山区移民塑造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滕兰花以历史人类学视角对明清时期桂西南的伏波信仰及其在族群身份建构和国家认同中的作用作了考察。


(四)性别和医疗社会史


关于性别问题,薛英杰指出西方学者认为明清社会对男风存在道德偏见是一种文化误读。吕宽庆认为清代妇女可以通过捐赠活动参与家外事务而获得认可,借此摆脱贞洁道德的符号形象。医疗社会史方面,茆巍分析了医者在清代司法检验中的角色和其不受重视的原因。刘桂海利用南部档案对清代县医学的运作实景和没落转型作了考察。张田生通过分析清代医家如何兼顾仲圣形象和新温病理论,讨论了“仲圣运动”与温病知识生产的相互影响。赵婧考察了西医手术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变形及中西医/医患的复杂博弈。姜锺赫通过研究19世纪西医产科在华南的发展,展现了其与传统观念的双向塑造过程。林星廷透过两部清末医学传教士翻译的医书,研究了传入中国的西医妇产医疗从“文人交往”到“手做教学”的转变。


五、思想文化史领域


(一)学术史和思想史


关于清代传统学术和思想,章学诚研究受到了特别重视,出现了重构其思想体系的集中尝试。崔壮对章学诚方志和纪传体史书的编纂理念进行了再研究,并试图搭建其史学理论的基本架构。赵鹏团提出章学诚所说的“家学”是以校雠目录之学为根基的历史编纂学,而“三书”则是宏观的方志之学。章益国反思章学诚研究的旧范式,以“道公学私”为中心对其思想进行了整体重构。


郭芳如通过讨论黄宗羲的天、上帝和魂魄观念,回应了中西学交流中的争议话题。周燕玲对查慎行的生平、著述、诗学作了考察。蔡智力认为《四库全书总目》常用的“虚”“实”概念存在不同层次和辩证结构,对学界常用的“实学”概念提出商榷。罗检秋认为学统观念的更新递进和朝野互动是清学转向的思想源泉。李明梳理了清人对经、律关系的认识及其变迁,发现清代司法中仍有以经义断案、引经治事的实践。康廷山对清代荀学的发展流变作了系统研究。曹海东以现代学术眼光审视了乾嘉学术札记中的训诂理论。胡劼辰通过六种文帝类全书考察了清代文昌帝君信仰与经学传统的差异和互动。


关于晚清学人和思想,康有为无疑是学者持续关注的焦点。茅海建整理了康有为的“洪水说”“地顶说”“地运说”,指出其与“大同三世说”一致,在强调人类文明同根性的同时否定了西方文明的独创性和基本价值,展现了戊戌期间康有为的知识水准、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董丛林对康有为的“物质救国论”进行了分析评述。姚达兑以《大同书》和《新中国未来记》为对象,考察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未来想象和历史哲学。樊学庆对《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作出了再考辨,认为其内容部分反映了戊戌期间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吴仰湘重审了康有为与廖平著作关系的“学术公案”,认为康有为“剽窃”和廖平“影响”皆非事实。


刘景纯反思了学界对“西北史地之学”的认识,认为它与国际形势和爱国热情无甚关联,在清代历史地理中的地位也并不高。吕妙芬考察了清初至民国《西铭》诠释演变的多重面貌。林忠军探讨了晚清救亡意识和西学影响下的易学转向。李欣然以《格致古微》为中心分析了“西学中源”说的观念结构。王锐对章太炎对王学的看法进行了再考察。仓田明子以洪仁玕为中心,展现了晚清口岸知识分子与中国近代化的深刻关系。陈健讨论了清末赴日留学生群体的国家观及其对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的影响。


(二)关于知识分子及其关系网络


士人对明清易代和清朝统治的认识和书写仍受重视。林宜蓉挖掘《广东新语》中的文学隐喻、“化外”深意和遗民入清撰史的多重意义。陆冰通过分析清代浙东学者对南宋遗民的讨论,展现富有遗民学术色彩的“冬青义士”纳入国家地方祠祭的过程。朱昌荣强调明遗民对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重建的参与,展现出遗民与清廷关系的复杂面貌。周毅考察了安庆方志书写抗清殉节者的方式,展现了国家和地方话语相互纠葛并在“教化”层面趋于一致的过程。张继莹考察了不同时期的大同士人如何在方志中书写易代经验,回应其所处的政治情境。


关于知识分子网络与学术生产,戚学民通过考证清史《文苑传》第一次成稿的过程,展现了乾隆朝诗学史书写中的权力关系。徐道彬梳理了黄以周父子与徽州学者的交游及其对皖学风格的继承,发掘“皖学入浙”的学术脉络。丁志军在明清社会的整体视野下勾勒了塾师群体的生活状况及其与思想文化的互动关系。朱春雨对“簁邰唱和”进行考察,认为它是晚清文人在“同治中兴”时的“集体发言”,反映出了其复杂的心态。


(三)文献与文本研究


胡恒通过细致的文献爬梳,确认了现存《清实录》内阁小红绫本的流传过程和最终下落,对仍下落不明的四百余卷的卷目作了整理。琚小飞对《钦定续通志》的史料采择和后期删改等问题加以考论。吴仰湘研究了《翼教丛编》的版本和源流。王文欣利用档案材料揭示了陈邦彦进呈《全唐文》稿本的过程,认为陈氏进呈的《全唐文》已为全帙。张春国认为《四库全书考证》针对《四库全书荟要》所作是文渊阁《四库全书》中大量文字未据《四库全书考证》校改的原因。项旋、高树伟对新发现的一册《四库提要》稿进行了考证,认为其属于《四库提要》的修订过渡稿,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姚文昌对乾隆石经磨改的史实进行考订,纠正了学界沿袭已久的错误认识。赵四方经过详细考证,认为现存清钞本《古文尚书》即惠栋托名王应麟而撰的《尚书郑注》。李宗双等对顺康年间满译《诗经》《三国演义》《金瓶梅》等文本作了深入分析。


(四)科举与教育


关于科举、教育和铨选,程伟对清代河南乡试作了专题研究。王日根系统梳理了科举制度程式的演变,考察了明清科举与文风养成、士林好尚、官场生态的关系及晚清科举困境与变革经验。安东强认为乾隆的科举新制并未改变偏重头场的风气,重视五经文和策问是科举考官的自发努力。李立民认为宗室子弟“弃学从举”是“满洲认同”向“社会认同”转变的缩影,由此与新清史展开对话。邢渊渊考察了戊午科场案在史学、舆论和文学中的差异性理解,探究了其中反映的社会心态。张瑞龙基于明清政治探究了两朝恩诏科举广额制度的异同和演变。赵彦昌、闫丹妮对嘉庆年间盛京地区的科举状况作了梳理。林浩彬考察了甲午后清廷用人政策的调整,认为保举是铨选制度应对变局的过渡方式。蒋宝麟勾勒了清末中央教育财政的形成和转型,认为它是近代中国向民族国家演进的关键线索。在另一篇论文中,他以清末的三江(两江)师范学堂为中心,考察了各省围绕省界、学额、经费的争议,认为其背后是清代多层次省界与新式教育体系间的矛盾。


对科举停废及其影响的讨论仍在继续。论文集《覆水不收:科举停废百年再思》对科举制度及其停废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作了再思考。张仲民考察了科举停废后优拔考试的情况。李发根认为科举带来的社会流动集中在城镇,科举的废除反而解除了近代江南乡村社会流动的制度束缚。


(五)中外文化交流


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和使用,对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也持续深入。朱浩浩、褚龙飞、石云里以《圣学心传》刻本为中心,探讨了薛凤祚思想中儒学与天文学的关系。史习隽通过《敬一堂志》考察了明末清初的上海天主教集会。汪聂才梳理了法国商船“安菲特利特”号航海日记对中国文化的记录。梅谦立则以“安菲特利特”号的广州之行为观察对象,基于法国文献探讨了广州贸易体系形成初期地方官员、法国耶稣会士和商人的复杂博弈。达昕依据瑞士巴色会档案馆的原始史料,考察了传教士对太平天国与会党关系的认识。元青、李春晓研究了晚清外交官群体的“中学西传”活动。赵殿红、袁琴分析了清末民初美国华人基督徒在基督教传播网络中的角色和“双向传播者”的作用。肖文远考察了新教传教士对中国历法的理解及其对晚清时间知识的重构。祝平一转换视角,将阳玛诺、杨荣鋕和王先谦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注疏视为晚明以来基督教和反教士人发展的叙述策略,探究正教与异端的历史建构。


(六)概念与观念


李恭忠发现近代“社会”概念中的新旧意涵相互混杂,既指向时代变革的进步方向,又在经验上保留了官方/精英看待下层的不屑/不安意味。李敏考察了传统知识资源与近代“文学”概念的关系,及后者从书报传播到进入学堂体制的过程。庞境怡通过观察“Syphilis”一词从“疔毒”最终译为“梅毒”的过程,折射出近代医学知识/权力更迭和本土文化相互作用的复杂机制。


李俊丰将西方的溺婴现象与西人对中国溺婴的关照联系起来,考察了19世纪西人建构中国法律负面形象的过程和逻辑。周游梳理了黄龙旗确立为清朝“国旗”、形成现代国家想象的过程,并在清末收回利权及主权运动的语境下讨论了黄龙旗与国家主权的连接和民族主义意象。刘澍透视了晚清士人在对意大利的历史书写中所蕴藏的中国意涵。牛贯杰发现清末中国人将“十八世纪”视为西方力量崛起和扩张的时代,蕴含着深刻的民族危机意识。


六、边疆民族史与中外关系领域


(一)西南地区


西南边疆研究特别关注社会治理和区域整合的关系。谢晓辉提出应将西南地区不同身份的人群视为历史书写的主体,才能理解大一统秩序的特质和展开的具体过程,并通过个案考察了清中叶地方官员的族群认知和苗疆土著的认同表达,展现了其复杂模糊的特征。方悦萌对明清之际到平定三藩之前西南土司法治混乱的状况和原因作了探析。李凌霞、吕炎考察了苗疆开辟后的汉苗土地交易,认为文化逻辑和财产观念上的不同是纠纷频发的重要原因。陈文元认为清代边墙是一套系统的治理体系,在苗疆形成了新的社区划分、治理格局和经济文化秩序。李良品、祝国超、袁娅琴利用《滇事杂档》分析了道光年间滇南土司与边外夷人的纷争,探讨了清廷的处置策略和效果。卢树鑫对清代贵州“新疆六厅”的土弁作了考察,认为应将之置于地方官府治理实践与地方社会的因应中加以理解。徐毅、庄紫珵认为清朝在广西建构起了一种超越汉化而更具普适性的教化工程。蔡燕等分析了69份涉及土司地区案件的刑科题本,探讨了土司地区司法制度国家化的表现。


(二)东北地区


东北的地方治理和族群研究继续深化。赵志强证明manju(满洲)在成为族称以前已作为部落名称而存在。杜家骥重审了“诸申”的性质问题,认为诸申是正身旗人而非贱民奴隶,只对皇帝、王公本主子家具有“奴才”的低贱身份。刘小萌对“三藩汉人”编入东北官庄的过程进行考察,认为其从世代相袭到恢复人身自由与内务府官庄的转型有关。李新宇、刘小萌考察了康熙朝乌拉遣犯的相关问题。付永正对清代东北的八旗界官和地方治理作出研究。马金柱考察了乾隆朝有限开放后珲春乡村社会旗民交往的情况。李小雪依据黑图档考察了清代盛京旗民两套保甲体系,并梳理了顺治移民招垦与盛京旗民群体的形成过程。刘楠以乌苏氏季思哈、吉普喀达为例考察了努尔哈赤、皇太极加强汗权、控制八旗组织的过程。张心雨通过乾隆十四年朝鲜土兵越境击杀清朝参夫一案,强调边界封禁之外“通”的一面。


(三)北方和西北地区


鱼宏亮对17世纪蒙古与内地社会的关系作了再研究,对现有认识中的外来范式、概念错位和政治意涵加以清理。刘文鹏认为赛尔乌苏司员驻地始终在第32台他拉多兰。达力扎布考证了清代内外蒙古十盟会名称的形成、变动和固定过程。宝音德力根对班第大诺们汗的政教事迹进行考证,澄清了以往的错讹混淆之处。包呼和木其尔以清代喀喇沁右翼旗为例,探讨了清代蒙古社会中“鄂托克”和“苏木”两套社会组织及其关系。扎洛考察了清朝册封布鲁克巴德布王的礼仪和相关问题。柳岳武探讨了晚清在库伦活动的内地商民及晚清外蒙古地区的商民管理政策,并对光绪后清廷设置大清银行库伦分行以应对俄国金融渗透的努力进行了研究。付永正以光绪年间“农安惨案”为中心,考察了晚清蒙古放垦、清丈增租中的利益博弈。张万军利用乾隆朝归化城土默特刑事司法档案,呈现出清代边疆基层司法实践的样貌。齐光利用满、蒙、藏、汉史料考察了七和硕喀尔喀兀鲁斯政治社会体制。


温春来、周煦阳研究了“回民”身份由甘肃保甲中的特别管制办法到发展为普及全国的登记、统计、刑例制度的过程。张瑛对《西域图志》相关问题作了系统梳理。王耀利用满文档案厘清了乾隆朝天山南路新城的修筑过程和城市形态。王启明以吐鲁番为例考察了清代西北边疆设厅的历史过程。郝园林从城市建设和行政设置两方面对“伊犁九城”进行详细考察。王科杰认为伊犁驻防初期与外界沟通的官方台路只有冰岭道一条,其调整反映了台站职能和清廷边疆治理思路的变迁。章成考察了清末新政期间的新疆设督之议、将军与巡抚对新疆事权的争夺及清廷的处理。王希隆、杨代成考察了清前期部分哈密、吐鲁番维吾尔人迁居河西西部的始末和清廷的管理。刘超建划分了晚清民国乌鲁木齐地区村落的类型,展现了边疆乡村治理的空间差异。刘锦增对咸丰年间清廷令新疆地方官员寻求财政自立及其对新疆财政结构及边疆治理的影响作了考察。


(四)西藏地区


乌云毕力格利用蒙文档案探索乾隆帝与颇罗鼐父子的互动,透视清朝治藏制度的形成过程。彭陟焱、陈昱彤考察了清代汉藏物品贡赠及其双向文化效应。黄博对“阿里总管”体制进行了研究。周伟洲对驻藏大臣巡边制度进行了全面考察。奚可桢介绍了新发现的乾隆内府《六世班禅朝觐大事记》原本黄册。赵忠波、黄全毅以《铁虎清册》为中心考察了19世纪前期西藏的财税状况和特点。张科、马成俊、杨红伟、张蓉研究了晚清循化厅部落、民族纠纷的司法运作和治理特征。卢梅论述了1909-1911年清军在藏东南地区的用兵及其强化边地治理的举措。赵艾东在清末兴女学的脉络中考察了1908-1911年的巴塘女学堂。张永攀对清代哲孟雄的名称、部族、与周边部族的关系等课题作了专门探讨。


(五)东南沿海和海疆


关于东南沿海地区,王日根、段芳梳理了明清之际漳潮地区的多方博弈、海疆治理和民众生计。李仁渊认为清中叶以来畲人族群集中于闽东浙南的现象是基层治理与畲人内部分化的产物。赵蒙考察了清廷在台湾实行“开山抚番”政策的始末,强调它与应对日本侵台的战时举措之间的关系。李细珠认为潘霨等涉台官员的台湾认识和政策思考为牡丹社事件后清廷对台政策的调整提供了思想资源。海疆和海洋史方面,王宏斌考察了清代内外洋的划分和水师巡洋制度的变迁。高志超考察了中朝双方对黄海海界的认知从岛陆归属到洋面划分的过程。张侃等发现明清针路文献中南麂岛的航线指向意涵存在叠加和嬗变,呈现出海洋知识拓展生成的过程。朱波对清代海岛厅的设置和意义作了讨论。周鑫通过汪日昂《大清一统天下全图》的刊绘,勾勒出17-18世纪南海知识生成流布的多元面相。


(六)中外关系问题


马琦、余华考察了中缅战争前后的贸易变动,认为清朝通过贸易封锁迫使缅甸主动恢复了宗藩关系。李超考证了琉球漂风难民船只和物品变卖的情况,呈现了清廷“怀柔远人”的一个侧面。张亚光等分析了近代海外华商的境遇和清廷的处理方式。贾菁菁对胶州湾事件前中德就港口租借问题的交涉加以梳理,并考证了许景澄“卖国”的动因与史实。贾小叶对清廷围绕胶州湾事件展开的对俄外交作了深入剖析。张晓宇聚焦“万年青”号被英国船只撞沉一案,提示在领事裁判权对中国司法主权的侵害下,也应关注中国人利用这一体系维护自身权利这一侧面。宋念申讨论了1907-1910年宋教仁、内藤湖南和申采浩对“间岛”和“满洲”空间的知识建构和想象。叶磊探讨了日本对汉冶萍借款模式的形成过程和各方博弈。吉辰考察了张之洞督鄂时期军械制造购买受日本影响的情况。


七、历史地理领域


(一)历史地图与地理文献研究


《清史研究》组织专题文章,阐发《清史地图集》编绘的方法和发现。华林甫从理论依据、篇目设计、遴选地物、考订县界等方面论述了《清史地图集》复原清朝政区边界的工作。赵逸才以清末建省前后奉天府、锦州府行政地域范围为例说明《清史地图集》复原县界的学术理路,讨论了二府政区的边界类型和形态。陈冰论述了《清史地图集·湖北图》所绘16块跨县界飞地的选取、分类、考证和地图复原,总结了古地名考证中常遇到的问题。此外,华林甫、赵逸才利用德藏晚清吉林舆图对晚清农安县下政区进行考证复原,展现了其空间特征和近代转型。陈冰则考察了清末吉江两省关于松花江北岸五站地区归属的纠纷。吕冠南对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甘肃地理考》进行了考述,认为此书是清代甘肃地理的专著孤本,文献价值重大。


(二)环境和灾害


王建革、袁慧对清代黄、淮、运水环境、治河政策、水灾变化和苏北圩田垛田体系的有机联系做出了总体探讨。鲍俊林、高抒考察了明清时期长江口水文条件与崇明岛资源利用的关系。李德楠考察了嘉道间的系列盗挖黄河堤防案,认为其根本原因是恶化的生存环境导致民众私自改良土壤。吴晓非勾勒了甘肃地区虎的活动情况。张力仁探讨了旱灾、饥荒与清代鄂尔多斯地区蒙地开垦的关系。古帅对晚清黄河铜瓦厢改道对下游人文环境的影响进行了梳理。庄声使用满文档案考察了乾隆十九年松花江下游的环境、水灾、赈济和奏销情况。胡鹏、李军通过对西安府方志文献的量化分析,探讨了重建清代府级自然灾害事件序列的可行性方法。


(三)政区与空间


易锐发现清人对“版图”的认定基本以纳贡为底线,其模糊性是天下观的产物。黄忠鑫、廖望立足佐杂官员的驻地变迁,考察了雷州半岛海防布局的演变。刘玉青对明清珠三角地方志中的津渡记录进行统计分析,用ArcGIS可视化等方法考察其空间特征和变化情况。高廉、袁为鹏对晚清邮政的地理分布进行分析,认为晚清邮政机构的分布不同于驿传,主要受经济地理影响。王聪明以明清山阳城和清江浦为中心,考察了在国家漕运和河道治理影响下区域城市中心转移的过程。刘雅媛以上海县城为例,对明清治所城市空间结构的近代转型作了论述。


总之,2020年的清史研究在上述各个领域都有所深化和推进,为以后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作者简介:孟尧,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来源:孟尧,杨念群.2020年清史研究综述[J].清史研究,2021(06):139-156.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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