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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就染上最轻的小病 —— 藏书癖

  • 古籍
  • 2021年12月01日09时

时维一月,清晨,劲风横扫艾奥瓦州冰封的玉米田,风寒指数已低于零下数度,美国中西部的农人称这股寒流为“艾伯塔风剪”。每逢狂风一吹,斯蒂芬· 布隆伯格(Stephen Blumberg )驾驶的残旧凯迪拉克汽车就颠簸不止,但是他仍然控制着车子。过去二十五年间,这位自称是“古物救星”的人驱车走过了上百万英里的路,因此得知他向来把开车上路当成解忧灵药,也就不足为奇了。


斯蒂芬· 布隆伯格


在这个特别的星期六,布隆伯格和我驾车走在一百六十三号公路上,沿东南方向前往艾奥瓦州奥塔姆瓦,不妨说,此地也是他的作案现场。当时离得梅因地方法院的庭审裁决还有四天,又遇上周末休庭。他同意向我袒露,谈谈身为二十世纪最胆大妄为的偷书贼的经历。


我们要去看的是一栋维多利亚风格红砖房子,屋里早已空无一书了。政府的特工人员已经搬走了他从全北美洲二百六十八座图书馆中偷来的珍善之本,转存在内布拉斯加州某个秘密仓库里。不过一想到能重返十个月未回过的家,布隆伯格的精神还是为之一振。


奥塔姆瓦有两万五千居民。这座小城最广为人知之处,或许是来自电视剧《风流医生俏护士》中一个很受欢迎的角色,名叫“雷达奥赖利”,他的家乡就是奥塔姆瓦。小说家埃德娜· 费伯(Edna Ferber )也在这个小镇度过了童年,后来以作品《演艺船》(Show Boat )和《如此之大》(Giant) 名世。她在一九三九年出版的自传中愤怒地回忆起,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座小城的排犹事件让她一家吃尽苦头。


她认为,“我对自己生存的世界的种种敌意,都应由(奥塔姆瓦)负责”。她还声称:“不管奥塔姆瓦在印第安语里是什么意思,对我们费伯一家来说,只意味着倒霉。”五十年后,这句话也适用于斯蒂芬· 布隆伯格。


我们开车进入市界后,停在一个德士古加油站准备加油。我付油钱时,布隆伯格待在车里等。店员语气平淡地说道:“斯蒂芬· 布隆伯格。”他朝着在空转的凯迪拉克车旁的自助加油泵点点头,然后用手指戳着当日早晨的奥塔姆瓦《信使报》头版上的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脸带笑容的男人,蓄着八字浓须,头发蓬乱,大眼外凸。“就是这家伙,在杰弗逊街有个藏书室。” 我赶快离开,但是他说得没错,正是杰弗逊街某个房子贮存了那位结实瘦小的男人非法盗取的书籍,令人惊骇。


大量报刊消息均称,布隆伯格所窃书籍的总价高达两千万美元,这个数字让他在黑道之中小有名气。他跟我说过,他曾在密苏里某联邦医疗机构作审判前的精神病鉴定,受到了一个黑手党老大的隆重召见。


让这位恶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以布隆伯格这样“身怀绝技”的空空妙手,一身本领,却用来偷书,显然是“大材小用”,何不偷取黄金钻石等“更易兑换现钱的东西”呢。布隆伯格向此人解释道:“我一本书也不卖,是想收藏的。” 听到这样骇异的大实话,这位老大突然中断了会见。“他认定我真的是疯了。”布隆伯格道。


我们不禁大笑。不过谈话随后转入严肃的正题,布隆伯格明显急切地问我:“尼克,你觉得我疯了吗?”他遭到得梅因联邦地区法院指控,称他把赃物偷运入艾奥瓦州。他的律师团承认布隆伯格确实到过多个图书馆大肆偷书,不过关键问题不是偷书,而是他的精神状态。十二名陪审团成员将于下周裁决,究竟是判他入狱,还是判他因患精神病而定为无罪。


在赴艾奥瓦之前,我已花了近三年时间在全美采访过很多收藏家、书商、图书馆人员,努力去了解藏书这种现象。我去过数不清的旧书店浏览,在跳蚤市场里驻足,到文物市场上闲谈,参加在纽约举行的重要拍卖会,去多个机构协会每次花好几个钟头埋首于书堆和文档作研究。


至于说到海外,我去过牛津大学的博德利藏书楼,去过剑桥大学的佩皮斯图书馆,去过伦敦的大英图书馆,去过法国的国家图书馆。我采用调查报道的方法去钻研很多饶有趣味的书林掌故,书林中人曾公开谈论过那些遗闻逸事,但是可供如实记录者却寥寥无几。我甚至已经为这部书稿拟好了书名,出处是本杰明· 富兰克林· 托马斯描述其祖父以赛亚· 托马斯的话:“很早就染上最轻的小病——藏书癖。”


为了给这个“最轻的小病”提供源流,我想把积聚的材料编成一系列相关的故事。我想向大家表明,世世代代的收藏家虽然如此古怪如此狂热,但是若没有这些劳心劳力者的痴情与奉献,我们的文史知识与文化知识,很多早已永远消失,这也是贯穿全书的主题。


哈佛大学威德纳图书馆馆藏丰富,我以此为大本营,遍读所能找到的有关藏书的书刊,远至逾千年前古希腊琉善(Lucian )和古罗马塞内加(Seneca )的讥诮之语,近迄重要的英文季刊《藏书家》(The Book Collector) 登载的最新文章。


哈佛大学威德纳图书馆


我去过的图书馆与机构如下:纽约市的格罗利耶书社、费城的罗森巴赫博物馆藏书楼、加州的亨廷顿藏书楼、马萨诸塞州的美国文物协会、波士顿的弘文社、罗得岛普罗维登斯的约翰· 卡特· 布朗图书馆、芝加哥的纽伯利图书馆、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市的沃特金森图书馆;


另查阅过保存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档案。正是细读了上述机构所藏的相关书信及存档文献,方有可能对以下藏书名家有了崭新的深刻了解:约翰· 卡特· 布朗(John Carter Brown)、乔治· 布林利(George Brinley)、亨利· 亨廷顿、埃丝特尔· 多希尼(Estelle Doheny)、弗兰克· 霍根(Frank Hogan)。这些资料构成了拙著的第一部分,不过此部分绝非要对“痴书之情”来一番包罗万象的探讨,只是一连串堪作例证的纪事罢了。


首都华盛顿特区国家档案馆的三角墙上刻有一行铭文,摘自莎剧《暴风雨》(The Tempest):“ 凡往昔者, 开场之引子也。”(What is Past is Prologue. )我以这句意蕴丰富的格言作为框架和指南,下定决心漫游全国,寻找今日的藏书家,与他们谈谈搜书的经历,试图把握他们苦志购书的动力。他们的事迹见于拙著的第二部分。


游踪所及,得以接触许多珍秘俊物,品类之精富,令我叹为观止。在亨廷顿藏书楼,我见到了五千三百部十五世纪的摇篮本古书,存放在地下二层的“外库”;另设“里库”,库门是钢铸,厚达两英尺,我在此亲手触摸了本杰明· 富兰克林的《自传》手稿,约翰· 史密斯(John Smith )的《弗吉尼亚史》(History of Virginia )呈献本,《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插图作者约翰· 坦尼尔(John Tenniel )给雕工的一页纸,上有此书作者刘易斯· 卡罗尔(Lewis Corroll )(本名:查理斯· 道奇森[Charles Dodgson] )的亲笔评语。


各式各样的架上有很多盒子,内藏均是名人手泽,如亚伯拉罕· 林肯、乔治· 华盛顿、托马斯· 杰斐逊、亨利· 大卫· 梭罗、罗伯特· 彭斯、查尔斯· 兰姆,不一而足。我在离开前,翻开了一部大开本古书,一本印制于一四七二年的初版但丁《神曲》。


在华盛顿福尔杰莎士比亚藏书楼的一角,我见到七十九部莎集第一对开本,均是平放,一架叠着一架,有如众多金条,夺人目睛。打开副本第一号,扉页上有当时伦敦承印商伊萨克· 贾格尔(Issac Jaggard) 于一六二三年留下的签名。几个钟头之后,我又到国会图书馆,由彼得· 凡· 温根带到一间小屋,此处保存了开国之父托马斯· 杰斐逊的藏书。我们满怀虔敬之情,在屋内略作逗留。彼得静静地说道:“这里有如犹太教的至圣所。国会图书馆正是发源于这些藏书。”


所到之处,珍籍善本联翩而至,令人晕眩,而且每次都有亲手触摸书籍的经历,此中清福,颇值得回忆。


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霍顿图书馆,我手持过一部“双象”(double elephant )超大对开本(40×26.5 英寸)的奥杜邦《美洲鸟类图谱》(Audubon, Birds of America)。


在附近几英里处的波士顿公共图书馆,我翻开了一本戋戋小册,亦即广为人知的《马萨诸塞湾圣诗》(Bay Psalm Book),此书是北美最早印刷的书籍之一。在芝加哥纽伯利图书馆作研究时,我拿起由当时的英格兰印刷商威廉· 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 )印制的几本十五世纪的书籍,欣赏把玩。


几个月后,一位加州的收藏家也让我展读其收藏的爱伦坡诗集《帖木儿及其他诗歌》(Tamerlane and Other Poems)。也是在西海岸的寻书之旅中,J. 保罗· 盖蒂博物馆手稿室的保管员取出几部十世纪的泥金装饰写本,路德维希藏品之一,亦慨允我翻阅。


在费城的图书馆公司,我从架上取下第一部进入北美洲的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剑桥大学的麦格达伦学院,我赏读了一卷名垂后世的塞缪尔· 佩皮斯(Samuel Pepys )日记;在印第安纳州大学布卢明顿分校的利利图书馆,珍本甚多,其中有赫尔曼· 梅尔维尔所藏的《李尔王》注释本,还有南北战争时南部邦联总统杰斐逊· 戴维斯私藏的一册美国宪法。沙伊特家族的第三代收藏家威廉· 沙伊德(William Scheide) 把他珍藏的古登堡《圣经》摆在我面前,邀我触摸历史上活字首次压印纸张的地方,真是心旌神摇。


过了一年后,书商普丽西拉· 朱韦利斯(Priscilla Juvelis )因不能亲临纽约某场重大拍卖会,问我可否帮她投标,授权让我在那场苏富比拍卖会上豪掷二十五万美元;在连场竞投中,我获得八轮成功。


在为编撰此书所作的研究进行到半路时,我从新闻报道得知,有人因窃书数千部在艾奥瓦州被捕,一时舆论为之哗然。这是对此案的初次报道。大英图书馆的尼古拉斯· 巴克曾跟我逗趣,称我的爱好是“书医学”,其实我从来没想过要将拙著写成一本诊断学课本,然而我认定这样的极端特例很有意义。布隆伯格无疑是个雅贼,但是正如联邦助理检察官琳达· R. 里德在审讯他时所多次声称的那样,他“仅仅是个贼”吗?我想查清楚。


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不久,时任罗得岛普罗维登斯约翰· 卡特· 布朗图书馆馆长的劳伦斯· C. 罗思(Laurence C. Wroth )写道:“收藏这种本能就像发酵过程,法律法规无法消灭它;收藏欲淡漠的人皱眉不满,也不能剥夺它的活力。只要还有人收藏,只要还有书,就会有藏书家。”

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家在仔细思量美国的藏书时,他将会自问的不是“藏书家为这些藏书做了什么”,而是“如果没有藏书家,这些藏书会怎么样”。在他对这些藏书的基础与增益作过一番周密调查后,就会察觉,它们的组成与一种难以确认的“卓越”的品质互相交融。这种品质使得至少有二十位美国藏书家堪与欧洲的最佳藏书家相媲美。要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靠受约束的公众或机构的资金,美国的藏书无法具备这种品质。正是私人藏书家的热忱、学问与轻抛万金才让美国的藏书有了这种品质。


罗思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藏书癖之主要目标”。


全文摘自《文雅的疯狂》

文雅的疯狂

[美]尼古拉斯· A. 巴斯贝恩 著

陈焱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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