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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海上对外交通与贸易，自秦汉延续到现在，上下两千年，历久不衰，在中国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历史。
公元前203年，秦将赵佗以秦岭南三郡为主体，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今广州）。在秦的技术和物质基础上，南越国利用漫长海岸线的独特优势，将番禺发展为荟萃奇珍的都会。
《史记·货殖列传》中有关番禺的记载
南越国宫署遗址是广州两千多年来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海上贸易管理机构所在地，特别是南越国和南汉国两个政权的中枢所在，在南海海上贸易交流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见证了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两千年长盛不衰的跨版块节点城市的发展历程。
具有古代地中海建筑文化特色的南越国宫苑石构水池
南越文王墓是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之墓，是岭南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随葬器物最丰富的大型彩绘石室墓。南越文王墓以其来自异域的珍贵随葬品和反映航海实践的图像艺术展现了海上丝绸之路肇始时期广州地区作为中国沿海重要节点片区的贸易交流状况。汉武帝时期，岭南地区再次成为中央王朝直接管辖的行政区域，广州汉墓中出土了大量具有海外特征的器物，如珠饰、玻璃器皿和胡人形象托灯俑，直至东汉时期，可见海外文化因素的影响深入民间。
中国最早舶来品之一的银盒从南越文王墓主棺室出土的情形
六朝时，广州云集舶商番货，成为南海贸易的中心。《宋书》：“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南齐书》：“藏山隐海，环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牣积王府。”光孝寺是岭南保存年代最早最完整的佛寺，被誉为“岭南第一古刹”，刘宋时名“制止寺”，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改名光孝寺，沿用至今。光孝寺是六朝时期佛教东传的重要见证，是历代中外高僧重要的驻锡和译经的佛教道场，体现出宗教仪式和建筑式样的跨海交流。
光孝寺大雄宝殿
唐代是中国海上交通史的新纪元。自广州出发，经屯门山、七洲列岛、马六甲海峡，越印度洋，入波斯湾，可直抵东非海岸，即“广州通海夷道”。广州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达到新的高峰。南海神庙位于广州市黄埔区，屹立在南海海上贸易通道的起点，是我国古代皇家祭祀海神的官方场所，也是我国四间海神庙中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官方庙宇。南海神庙始建于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年），唐天宝十载（751年），册封南海神为“广利王”，唐元和十五年（820年）的韩愈《南海神广利王庙碑》记载了南海神庙早期祭祀仪式，碑文中提到的“不习海事”中的“海事”一词，为历史文献中首次出现。
唐韩愈《南海神广利王庙碑》拓本局部
随着海外贸易事业的高度发展，蕃商云集广州，唐宋时期在城西设立“蕃坊”，作为外商居住区。怀圣寺位于“蕃坊”的中心区域，相传为唐初来华传教的阿拉伯先贤赛义德·艾比·宛葛素主持修建。寺内西南角有光塔，光塔所在位置为古时珠江北岸，来往船舶可以在光塔的指引下，沿珠江登上专门的番泊码头进行贸易。清真先贤古墓是赛义德·艾比·宛葛素的陵墓，见证了伊斯兰教早期沿海路传播至中国的历史，也是中国文化以自身的习俗和传统接纳、融合外来文化元素的体现。
怀圣寺光塔
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派遣市舶使至广州管理舶政，创立了新的专务舶政的管理方法，唐德宗时市舶使成为相对固定的常驻使职。五代十国时期，南汉政权注重地方经济建设，积极发展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南汉国宫殿遗迹出土的大批制作精美的建筑构件，康、德二陵出土的反映海外贸易的典型遗物，1997年打捞的印坦沉船，均证实了当时海外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的持续发展。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攻取南汉，同年就设立了第一个市舶司，加强对市舶贸易的管理。外销瓷是最能体现唐宋时期海上丝绸繁荣发展的商品，南越国宫署遗址宋代文化层发现的大量国内各窑口瓷器，即是从广州发舶的明证。
康陵出土玻璃瓶
明朝初年实行“海禁”政策，仅与周边国家进行朝贡贸易。明成祖时放宽海禁，永乐元年（1403年）复置广州、泉州、宁波三市舶司。康熙时解除明朝以来三百余年的海禁，在广州、厦门、宁波、上海设立四大海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仅保留广州口岸，将欧美船只全部集中到广州粤海关，实行一口通商，同时特许广州十三行行商统一经营全国对外贸易。明清时期广州经历了从古代贸易港向近代通商口岸的转变，广州逐渐被纳入世界贸易体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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