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利拍卖丨“弘历的世界II”特展启幕，逾百件盛清西洋风格艺术珍品集结

北京保利拍卖
2021年10月16日04时

展览开幕宣传片

“弘历的世界II——郎世宁绘《纯惠皇贵妃油画像》暨18世纪盛清宫廷艺术的西洋风”特展于10月15日在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盛大开幕。

展览由保利艺术研究院与保利艺术博物馆主办，特邀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清代宫廷绘画权威专家聂崇正先生担任学术顾问，北京保利拍卖古董珍玩艺术总监李移舟、苌莳文化创始人赵锐担任策展人。

“弘历的世界II——郎世宁绘《纯惠皇贵妃油画像》

暨18世纪盛清宫廷艺术的西洋风”特展现场

“弘历的世界II——郎世宁绘《纯惠皇贵妃油画像》

暨18世纪盛清宫廷艺术的西洋风”特展现场

特展延续了2021年春推出的展览主题“弘历的世界”，此次分为“皇帝与贵妃”、“清宫陶瓷新风尚”、“清宫钟表”、“艺林百工”四大章节，以郎世宁绘《纯惠皇贵妃油画像》为核心，涵盖宫廷绘画、西洋钟表、瓷器、铜胎珐琅器、铸铜器、古琴、家具、漆器、玻璃器、织绣服饰等十数个工艺门类，百余件艺术珍品。

“弘历的世界II——郎世宁绘《纯惠皇贵妃油画像》

暨18世纪盛清宫廷艺术的西洋风”特展现场

特展现场

北京保利拍卖古董珍玩艺术总监李移舟开幕导览

本次展览全面展示了乾隆时期宫廷艺术的高超成就，考察在艺术领域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相互交流、融合的过程，藉此重新打开从盛清时代及至现代中国的一条艺术史理路。

郎世宁博物馆级珍罕画作面世

专家公认，唯一私藏油画后妃像

视频：清乾隆初年郎世宁绘《纯惠皇贵妃油画像》

展览第一章“皇帝与贵妃”特别展出【郎世宁绘《纯惠皇贵妃油画像》】，推测该作应绘于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以油彩绘制于多层高丽纸上，纵54.6厘米，横41.9厘米，是专家公认、已知世界唯一私人收藏的郎世宁油画后妃肖像。

特展现场

清乾隆初年郎世宁绘《纯惠皇贵妃油画像》

康有为说过，中国“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当以郎世宁为太祖”。郎世宁（1688-1766），圣名若瑟，原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Giuseppe Castiglione），生于意大利米兰。他自幼接受了良好的绘画训练，对透视法运用相当娴熟，画风受到巴洛克风格的影响。19岁入耶稣会，被派到意大利北部港口热那亚会院，为当地教堂绘制过两幅壁画。

当时前往远东的传教士，都从葡萄牙里斯本启程。郎世宁被耶稣会定为候选赴中国传教士后，即赴葡萄牙耶稣会修道院，并停留了两年，为该学院作壁画，为皇室成员作画，技艺精湛。与此同时，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康熙帝让传教士马国贤、德理格致信教皇，求精通天文、律吕、算法、画工、内科、外科教士来中国效力。

作为“西洋画师第一人”的郎世宁，康熙五十三年（1714）以耶稣会修士身份前往中国，途径果阿、澳门，于1715年12月抵京觐见康熙皇帝，自此进入宫廷供职。他在紫禁城里度过了他的大部分人生，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逾半个世纪，是备受三代皇帝荣宠的传奇宫廷画家。

郎世宁在华51年，迄今其康熙时期的作品未见留存，最早的绘画活动始见于雍正元年内务府造办处汉文档案，但主要涉及花鸟、动物以及宫廷装饰静物画，如作于雍正元年的《聚瑞图》、雍正二年的《嵩献英芝图》、雍正六年的《百骏图》、雍正十年的《午瑞图》等，皆为其在清宫的早期代表作。

直至乾隆皇帝御极，郎世宁的宫廷绘画题材才有了明显转变——开始出现人物肖像，这种转变主要源自乾隆的宫廷审美对郎氏的改造，也源自郎世宁对乾隆的尊崇。乾隆对郎世宁的写实技能尤为看重，曾御题诗“写真世宁擅，绘我少年时”（郎世宁《平安春信图》）来赞誉他，几乎所有的帝后肖像画交由郎氏绘制。

清雍正郎世宁绘《平安春信图》

轴纸本，设色

纵68.8cm，横40.8cm

对于传教士而言，这是中国皇帝极大的信任、宠爱，乾隆甚至赋予郎氏某种“特权”——在斯洛文尼亚籍传教士刘松龄（Augustin Ferdinand von Hallerstein,1703—1774）写给其他传教士的信中可见一斑，“中国人对西洋科学兴趣越来越少，皇帝评价最高的是欧洲的绘画，其他并不怎么重视。郎世宁什么时候都能到皇帝那里去，甚至到内宫给皇后画像，从来没有一个外国人看过那些地方。”

由于中国皇帝不喜阴影，郎世宁据此加以改进，采用平光的效果，而使画面富有立体感且符合东方审美。绘制帝后肖像时，郎世宁将精湛的西洋油画技巧与东方审美相结合，开创了中西融合的绘画新风——一种经过乾隆皇帝改造而成的“新体画”，这成为中国早期油画的开端。

清乾隆初年郎世宁绘《纯惠皇贵妃油画像》

油彩多层高丽纸

纵54.6cm，横41.9cm

出版：

1.聂崇正《清宫乾隆皇帝后妃肖像初探》。《中国美术馆》2005.9，P89-90;

2.聂崇正《纯惠贵妃半身像》和清宫油画肖像。《艺术新闻》2006.2，封面，P38-40;

3.聂崇正《谈清宫皇帝后妃油画半身像》。《故宫博物院院刊》（北京）2008.2，P50-59;

4.聂崇正《清宫绘画与西画东渐》，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出版;

5.梁琏《郎世宁真品发现记》，《中国收藏》2008.3，P70-75;

6.《盛世气象-海峡两岸重要收藏家文物收藏展》首都博物馆编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出版;

7.赵锐《西洋画笔写真容默默深宫记芳华》《文物天地》2010.11（同时刊载于《收藏家》2010.11）;

8.聂崇正《郎世宁的绘画艺术》。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出版;

9.赵力余丁《中国油画五百年》。湖南美术出版社2014年出版，P347-353;

展览：

《盛世气象-海峡两岸重要收藏家文物收藏展》首都博物馆 2009.11

《纯惠皇贵妃油画像》中的女子雍容高贵，神情娴静温婉，正值23岁盛年，身着金黄色缉米珠八团龙冬吉服袍，头戴东珠顶吉服冠，青绒点翠嵌东珠火焰纹金饰眉勒子。按《大清会典》中记载，金黄色为妃及贵妃所专用。耳饰为一耳三钳东珠耳坠，画面四周贴明黄色织金缎细边。画中的服冠，体现了清代宫廷服饰制度的严苛，其绣工、用料以及织造都极为华美精致。

清乾隆初年郎世宁绘《纯惠皇贵妃油画像》（局部）

从画面看，作者熟谙人体解剖结构，肖像面部以“退晕法”绘制，淡化明暗对比，仅用色彩晕染，就表现出清晰的立体五官。从绘画材料到装潢形制，诸如用纸、颜料、技法，均与故宫博物院现存清宫油画一致，为郎世宁典型的作品。

清乾隆初年郎世宁绘《纯惠皇贵妃油画像》（局部）

众多后妃中，纯惠皇贵妃苏佳氏在乾隆帝心中地位极高——她生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五月二十一日，乾隆元年（1736）被册封为纯嫔，乾隆二年被册封为纯妃，乾隆十年被册封为纯贵妃，乾隆二十五年（1760）晋封为纯皇贵妃，同月十九日薨逝，享年48岁。她被葬于裕陵妃园寝，那里埋葬着乾隆36位妃子，而纯皇贵妃位居第三，仅次于唯一的皇后与另一位皇贵妃。在她去世几个月后，乾隆甚至动用白银十三万两、历时两年重修裕陵，可见乾隆对纯惠皇贵妃的深切情感。

纯惠皇贵妃秉性温恭，持躬端慎，为乾隆育有二子一女。皇三子永璋（1735-1760），追封循郡王。皇六子永瑢（1744-1790），二十四年奉旨出继为慎郡王允禧孙，三十七年晋质郡王，五十四年晋质亲王。永瑢工书善画，居皇子之冠，“兼通天算”，担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多年，颇得重用。乾隆五十五年薨，谥号庄。皇四女，封和硕和嘉公主（1745-1767），嫁傅恒之子富察氏福隆安。

按照清宫规矩，为皇帝以及后妃画像，宫廷画家不可署名；乾隆皇帝将此画像作为皇帝及后妃御容按规制收贮。

查阅公私收藏，乾隆朝帝后油画半身肖像共十幅，除故宫博物院所藏《崇庆皇太后半身像》外，乾隆帝及其后妃油画肖像屏现存九幅，其中八幅藏于世界各大博物馆，包括故宫博物院藏《孝贤皇后半身像》、《慧贤皇贵妃半身像》、《婉嫔半身像》，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藏《乾隆皇帝半身像》、《乾隆帝戎装半身像》、《令妃半身像》、《庆嫔半身像》，及法国多勒市美术馆藏《嘉妃半身像》。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郎世宁绘与乾隆皇帝及后妃油画屏（从左至右：乾隆皇帝像、令妃像、庆妃像）

故宫博物院藏郎世宁绘与乾隆皇帝及后妃油画屏（从左至右：孝贤皇后像、慧贤皇贵妃像、婉嫔像）

本幅《纯惠皇贵妃油画像》，为唯一一件专家公认的私人收藏郎世宁绘油画肖像。它在绘画手法与构图上，与法国吉美博物馆藏《乾隆皇帝半身像》及故宫博物院藏《孝贤皇后半身像》、《婉嫔半身像》极为相似，公认均为郎世宁所作。这类乾隆及其后妃油画半身肖像的尺幅、制式一致，应为一套。

乾隆御极初年，郎世宁曾绘制一组帝后御容，即现藏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近七米的绢本长卷《乾隆皇帝及后妃像》（又称《心写治平图》卷），为乾隆皇帝及后妃共十三人的半身画像，并御笔“乾隆元年八月吉日”及后妃的位份。所绘十二位后妃中，皇后富察氏、贵妃高佳氏、纯妃苏佳氏、嘉妃金佳氏、婉嫔陈氏……皆为乾隆帝王后宫生活中最初的成员——纯妃排位第三。

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藏郎世宁绘《心写治平图》卷局部（左）与郎世宁绘《纯惠皇贵妃油画像》（右）比较

本件《纯惠皇贵妃油画像》纵54.6厘米，《心写治平图》卷纵54厘米。两件尺幅相近，并可相互对应，这属于宫廷绘画的传统方式，即同一母题的不同创作，郎世宁同一时期绘制了油画与绢本设色两个版本：一为中式的高头大卷，一为西洋式的独幅肖像挂屏，从中可窥乾隆皇帝在中西艺术交融过程中复杂的内心世界。

此外，另有一件绢本设色的清乾隆《纯惠皇贵妃朝服像》曾在市场上出现过，于2015年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以1.12亿元人民币成交，此画像旁有乾隆御笔题“纯惠皇贵妃”名款。比较其面容，与本幅画像及《心写治平图》卷中的纯惠皇贵妃确为同一人。

郎世宁极大地拓展了清代宫廷绘画的技法、风格与审美。十八世纪的中国早期油画，由于保存条件较差，保存方法不善，宫廷内部缺乏专门的油画修复师，郎世宁存世的油画实属凤毛麟角。且多数绘制装裱于宫殿、教堂中，这些装裱于墙面的朗氏的油画作品在百年沧桑中尽数损毁。

特展现场

除本件展品之外，还有郎世宁《果蔬图》、郎世宁、乾隆帝合绘《平安春信图轴》、清宫廷画家合绘《寿意图册》、葛曙《柳枝双禽》及永璋《楷书七言联》等古代书画精品现身本次展览。

郎世宁（1688-1766）果蔬图

镜框设色绢本

49×76.5cm

出版：

《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一），第172页，京10-077，文物出版社，1986年。

著录：

1.《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一），第111页，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

2.《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笔记》（一），第33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年。

郎世宁（1688-1766）、乾隆帝（1711-1799）平安春信图（私人收藏）

立轴设色纸本

109×59cm

出版：

1.聂崇正《又一件<平安春信图轴>》，《收藏家》2003年第4期（总78期），第68页。

2.《画廊》2003年第2期（总第八十七期），封面。

3.聂崇正《再谈郎世宁的<平安春信图轴>》，《艺术》2005年6月第六期（总第6期），第87页。

4.聂崇正《<平安春信图>研究》，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

著录：

《故宫博物院科研工作简报》第二期，第11-13页，故宫博物院科研处，2009年。

说明：

清宫原装裱。

清宫廷画家合绘《寿意图册》

册页设色绢本

32×29cm×12

展览：

盛清的世界——康雍乾宫廷艺术大展，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2015年8月19日-11月18日。

出版：

1.聂崇正《宫廷画家陈善与<群仙祝寿图>册》，《紫禁城》杂志，第132-139页，2016年1月15日。

2.聂崇正《清宫绘画与画家》（上），故宫出版社，第154页，2019年。

3.《盛清的世界——康雍乾宫廷艺术大展》，第381页，上海书画出版社。

著录：

1.《石渠宝笈初编》卷四十一，《钦定四库全书》本，乾隆十年（1745）撰。

2.胡敬《国朝院画录》，《历代书画录辑刊》第一册，第471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

说明：

1.《寿意图》原为八册，除第四册为十幅，其他各册均为十二幅。流传至今，各有散佚，本册为尚存各册遗页中聚拢而成的十二幅。

2.这组画册的作者分别为：丁观鹏（六幅）、张为邦（两幅）、戴洪（两幅）、陈善（两幅）。

3.据聂崇正先生判断，此组册页极有可能是为雍正皇帝五十岁寿诞而作。

4.现存外笺“群仙献寿，臣陈枚恭进”为《寿意图》册第五册陈枚作“群仙献寿”册的原笺，面板仍为宫装原裱。

5.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戴洪《龄寿万年册》八幅与本册中戴洪两幅翎毛作品同属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之《寿意图》册第六册作品。

葛曙（清）《柳枝双禽》

镜框设色绢本

48×38cm

说明：

1.葛曙为郎世宁弟子。《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雍正元年（1723）载：“斑达里沙、八十、孙威凤、王阶、葛曙、永泰等六人归在郎世宁处学画。”

2.本作为葛曙现存作品孤本。

展览：

盛清的世界——康雍乾宫廷艺术大展，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2015年8月19日-11月18日。

永璋（1735-1760）楷书七言联

对联水墨笺本

153×32cm×2

说明：宫廷手绘寿纹笺。

在乾隆朝之后，一百年间世界风云剧变，中西文明的交流、碰撞走向另一条道路。从广州外销油画，到上海“土山湾”画馆，及至清末民初，受新潮思想影响的“海派”与首批走出国门学习油画的李铁夫、徐悲鸿、刘海粟，分别在不同方向上延续着前人的努力。回溯郎世宁时代这一中国油画史的高端起点，可助力我们洞察自十八世纪至现代中国之艺术史血脉。

盛清瓷器工艺盛行西洋风

乾隆御制象耳转心瓶十年后再现

特展第二章“清宫陶瓷新风尚”：聚焦郎世宁及其他传教士对年希尧、唐英在宫廷器物形制、釉彩、纹饰方面的影响。由此探究弘历猎奇求新的喜好、唐英的文人趣味及西洋艺术风格对十八世纪制瓷工艺创新的推进。

特展第二章“清宫陶瓷新风尚”现场

明星展品不仅有刚刚以2.66亿元创下中国陶瓷拍卖纪录的【清乾隆御制洋彩胭脂红地轧道雕瓷镂空“有凤来仪百鸟朝凤”图双螭耳大转心瓶】，也有十年后再次公开亮相的【清乾隆御制洋彩胭脂紫地番莲花卉套炉钧釉双象耳转心瓶】。

清乾隆御制洋彩胭脂紫地番莲花卉套炉钧釉双象耳转心瓶

H:40cm

“大清乾隆年制”款

十八世纪时，中西文化交流繁盛，当时宫廷文化对西洋元素多有吸纳，康雍干时期的西洋传教士带来的“西学东渐”之风深刻地与三代君主的精神生活产生互动：前者扩宽后者的文化艺术视野，后者的钟情和认同亦极大推动前者在清宫的影响，从进口料到国产料，胭脂红彩、珐琅彩、洋彩的创烧，从而启导了清宫西洋风瓷器的盛行。

雍正朝宠臣，内务府总管年希尧，监理御窑厂督陶九年，做过各种实验探寻新技术，并引进郎世宁等传教士画家的焦点透视法，于雍正七年（1729）出版了关于透视学的著作《视学》，丰富了宫廷艺术的造型语言。

《视学》书木刻插图中，以多幅御窑厂瓷器线描图以表现器物的不同透视角度，亦可印证雍正朝御瓷塑形的科学与创新精神之源。本展中【清雍正白釉模印菊瓣刻缠枝花卉纹花浇】，【清乾隆青花花卉团寿贯耳六方瓶】均可与《视学》之插图一一对应，相映成趣。

特展第二章“清宫陶瓷新风尚”现场

清雍正白釉模印菊瓣刻缠枝花卉纹花浇

H:25cm

《视学》插图

【清雍正白釉模印菊瓣刻缠枝花卉纹花浇】通体施白釉，口部形如凤首，长颈，颈部颈肩凸起一周弦纹，圈足。通体纹饰以暗刻之法，口沿下一周焦叶纹，颈部中央刻朵花纹，下段刻莲瓣如意纹和几道弦纹，肩部刻缠枝花卉纹，腹部刻施缠枝卷草纹，腹部上下模印菊瓣造型，整体格调淡雅素净，纯洁高贵。花浇形状源于对西亚铜器的慕仿，流行于明代永乐宣德时期。雍正时期的花浇造型虽有追慕永宣之意，但更显稳重大方，和谐优雅。同款器型线描插图在年希尧《视学》中作为透视画法的本土化实例呈现，可体现御窑厂器物塑形的指导思想。

早在雍正末期，唐英已创制出“圆琢洋彩”仿西洋雕铸像生器皿。乾隆年间，受皇帝个人喜好的影响，唐英更追求玲珑旋转的机械构造之类的器物。此中转变，既是制瓷艺术的发展，也可见两位皇帝之间的趣味差别，还可以管窥唐英个人的艺术追求。

【清雍正御制洋彩浮雕巴洛克式花卉螭龙纹花台】尊贵典雅，釉彩妍美多姿，彰显出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珍罕程度必为世人所推崇。它的出现丰富了雍正朝洋彩瓷器的实物数据，完整地复原出雍正洋彩五供之全貌，印证文献关于雍正朝洋彩烧制的记载，还原一段近乎遗忘的辉煌历史。它凝聚了唐英对珐琅彩瓷的一份特殊感情和对景德镇窑业创新的无比激情，同时，它的出现更是开启了中国陶瓷工艺史上一个新潮流的到来，见证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盛况，蕴涵着千古一帝的无比自信与至高品味，殊为可贵。

清雍正御制洋彩浮雕巴洛克式花卉螭龙纹花台

H:45cm

“雍正年制”款

【清乾隆珐琅彩仕女婴戏小贯耳瓶】，外形小巧精致，各式珐琅料色匹配和谐，以西方写实笔法描绘中式古典人物。其作品彩料透亮，纹饰清晰，尤其是人物面庞的点染具有西方油画的三维效果。此类作品细腻典雅，素负胜名。其写实之风，应受郎世宁等西洋宫廷画师影响。

清乾隆珐琅彩仕女婴戏小贯耳瓶

H:9cm

“乾隆年制”款

【清乾隆御制洋彩江山万代如意耳琵琶尊】，双如意耳制作的精巧工致，如意首系有一装饰金彩“万”字的红色绶带，为乾隆时期精细御瓷琢器之显著标志。双耳造型与主题纹饰相呼应，寓意“江山万代”，别具巧思。拥有此耳饰的高端御瓷之中仅有此尊使用通景山水楼阁题材装饰，至为珍罕。由此观之，以如意万寿绶带纹装饰当为御用最高级别之象征。

清乾隆御制洋彩江山万代如意耳琵琶尊

H:37cm

“大清乾隆年制”款

本次展览中，这些上用御瓷也多有涉及，而除了这些供御器物之外，还有一件唐英本人亲制风格的、展现他本人审美品味的【清乾隆唐英风格青花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琴棋书画诗酒茶”人物大尊】，更为珍罕难得。

清乾隆唐英风格青花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琴棋书画诗酒茶”人物大尊

H:48cm

大尊体量恢弘，形似灯笼，通高近五十厘米，口沿、颈部凸起四道弦纹，其间以釉下钴蓝、铜红分绘各式花卉、锦纹，腹部通景绘高士雅集图，但见庭院竹林间，列位高士或焚香抚琴，或展卷论画，或于怪石上挥毫题字，或对弈观棋，周围有小童捧砚侍墨、摇扇烹茶。画面内容亦有颇可探究之处，其中抚琴者顶戴幞头，身着袍服，上以铜红绘数片团云，胸前饰有二品锦鸡文补，可见身份之高贵。

清乾隆唐英风格青花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琴棋书画诗酒茶”人物大尊

H:48cm

画面另一面，对弈二人右侧捻须者执黑子，老者执白子，局面左下角开始早已进入中盘战斗，恰是棋逢对手，难分胜负之时。整个画面布局饱满，绘画笔触细腻，人物神情精妙，颇具画意，尤其于山石皴法、人物衣袍色泽渲染上，极见功力。其中画面大部以釉下钴蓝绘就，局部以铜红加以点缀，青花色泽苍雅，釉里红呈色深沉，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本品虽未属款识，但以其强烈的个人风格可知，当是出自唐英之手无疑，具有相同风格的类似作品，可见于故宫博物院及其他重要公私收藏。

雍正十三年（1735）唐英著《陶成纪事》所载五十七种釉色，并呈“岁例供御”，逐成一朝颜色釉之美。本次大展中所含颜色釉瓷既有仿古烁今，亦有中西相融。康雍干三朝来华的西洋传教士带来的“西学东渐”之风深刻地与三代君主的精神生活产生互动，极大拓宽了清宫艺术文化艺术视野，得到帝王的钟情。

本次大展中，亦囊括有雍正十三年（1735）督陶官唐英所撰《陶成纪事碑》中有载之“西洋”色瓷。其中，“胭脂红”创烧于清康熙晚期，以黄金为呈色剂，釉呈胭脂红色，故称为“胭脂水釉”，又称为“金红”，唐英载称之“西洋红色器皿”。“柠檬黄”同创于康熙晚期，内务府珐琅作引进以金属“锑”为呈色剂之黄釉，用于珐琅彩瓷烧造。因其淡雅可人，深受皇室喜爱，故御窑于雍正朝研制出此类黄釉，习称“西洋黄”，唐英载称之“西洋黄色器皿”。二者皆为御窑最为名贵品种，传袭至今。

如炉钧、窑变之色，皆为雍正时期创烧品种。雍正六年（1728）唐英奉命前往景德镇协助年希尧佐理陶务，第二年即派遣幕友吴尧圃前往调查钧窑釉料古方，日后据以研制出数种釉色，窑变釉、炉钧釉应运而生。“窑变”为釉水由于含有多种呈色元素，经氧化或还原作用，出窑后呈现意想不到的釉色效果。因为其出现于偶然，形态特别，只知于窑内焙烧过程变化而得，故称“窑变”。“炉钧”受仿均釉系列（窑变）的影响而产生的关联色釉，系两次入窑烧就的低温釉，以铜、钴等元素为呈色剂，釉呈红、蓝、绿、紫、青等色，釉面自然垂淌，相互熔融，形成彩斑或条纹，观致意趣无穷。

以明星展品【清乾隆御制洋彩胭脂紫地番莲花卉套炉钧釉双象耳转心瓶】为例，它是同时期御窑瓷品中的珍罕之作。转心瓶的每一用色及纹饰精工至极，独具西洋韵味的缠枝花卉，胭脂红釉色为底的颈部，两侧收紧处饰有造型灵动的双象耳，象首的肤纹褶皱刻画极为细腻，象鼻轻垂，眼神坚毅，寓意“太平有象”之美好，为乾隆八年至十年之间所特制。瓶腹采用雍正年间创烧的“炉钧釉”，烈焰下，幻化出混有点点红斑的蓝绿釉色，似山岚云气，典雅至极；在转心瓶的上下衔接处，片片莲花瓣疏密有致包裹着瓶身，华美瑰丽。底施松石绿釉青花篆书款。

清乾隆御制洋彩胭脂紫地番莲花卉套炉钧釉双象耳转心瓶

玲珑旋转之器，套瓶、转心瓶、交泰瓶为乾隆新朝唐英殚精竭虑取悦圣心之作。转心瓶的制作与御窑厂其他批量制作不同，几乎为一器一样，同样纹饰造型器仅制成一对陈设，以示其珍重。转旋瓶由内外多部分组合而成，各部分皆分别烧造，再套叠而成，每一部件尺寸需经过精心计算，反复烧制，故对胎料把握、成形工艺等皆有极高的要求。烧造时的温度火候控制也极为重要，成品率极低。

这件双象耳转心瓶技艺超凡、独出心裁，是乾隆时期御窑督陶官唐英任职期间最为傲人的创新之作，乾隆皇帝尤其喜爱这类新颖的珍玩。在乾隆时期的清宫档案中，记载有此类绝美转心瓶的陈设于紫禁城宁寿宫、圆明园、热河宫殿中，是极为珍稀的款式，饱含着祥瑞吉兆。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清乾隆御制洋彩胭脂红地轧道雕瓷镂空有凤来仪百鸟朝凤图双螭耳大转心瓶】，此转心瓶由上下内外四部分组成，分别为颈瓶、腹瓶、底瓶、内胆瓶，外壁颈瓶、底瓶以胭脂红地轧道洋彩绘制纹饰，两侧贴塑魑龙耳。

清乾隆御制洋彩胭脂红地轧道雕瓷镂空有凤来仪百鸟朝凤图双螭耳大转心瓶

H:63cm

“大清乾隆年制”款

备注：

1.苏格兰贵族家族旧藏，得自1875年，并由后代递藏

2.伦敦佳士得，1999年6月5日，编号99

展览：

1.“中国-三个皇帝”，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伦敦，2006年，编号222

2.“首届世界华人典藏大展”，首都博物馆，北京，2010年

出版：

1.《中国-三个皇帝》，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伦敦，2006年，页296，编号222

2.《首届世界华人典藏大展》，首都博物馆，北京，2010年，页48-49

腹瓶外壁精雕祥云山林之景，山石嶙峋，花木葱茏，一五彩凤凰飞于云端，主题为“有凤来仪”；从瓶身镂空观内胆旋转，各式瑞鸟纷繁，有“百鸟朝凤”之意，弥漫花香鸟语。此瓶汇洋黄、果绿、矾红、金彩、松石绿釉、胭脂红料彩、蓝料彩于一身，集轧道、雕瓷、镂空、转心等多种工艺，画面繁复而不杂乱，处处透露皇室威仪，巧夺天工，美艳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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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另一件【清乾隆洋彩胭脂紫地描金开光通景“歌舞升平”图双螭耳大瓶】大瓶胭脂红地上以各色彩绘祥蝠衔寿及铜钱纹，缠枝莲蔓卷，繁花似锦，福寿绵长；瓶身主体绘青绿山水间，仕女笙歌曼舞盈盈。

清乾隆洋彩胭脂紫地描金开光通景“歌舞升平”图双螭耳大瓶

H:75cm，腹径D:40cm

“大清乾隆年制”款

此器所绘之蝠、寿及舞乐场景，可与乾隆皇帝的诗句“歌舞要因逢泰世，赓扬同愿遇丰年”暗合。既是对太平盛世之描摹与颂赞，对帝王与万民同寿之恳切心愿，更寄托着十全老人对子孙江山万年之企盼。如此体量，且绘工如此细腻之杰作，集艺匠水准之大成，充分彰显了乾隆皇帝对艺术装饰丰富性的追寻，无比珍罕，可谓乾隆瓷器中的璀璨明珠，是盛世景象的写照。

清乾隆洋彩‘八蛮进宝’双耳大瓶

H:77cm

“大清乾隆年制”款

清乾隆洋彩雕瓷‘八蛮进宝’山高水长大瓷板挂屏

板:64×47cm，框:93.5×71cm

展览中还有【清乾隆洋彩‘八蛮进宝’双耳大瓶”】、【清乾隆洋彩雕瓷‘八蛮进宝’山高水长大瓷板挂屏】，十八世纪的中国是西方各国向往的神秘乐园，八蛮进宝即反映各方来朝，乾隆盛世的太平景象。八蛮进宝的队伍行于崎岖的山道上，各酋首分别骑于宝马、瑞兽之上，头戴稚鸡翎冠帽，诸随从手持或肩挑贡物，极为形象。所绘人物身着，俱欧洲贵族服饰装扮，多为金发碧眼的西洋人。

“八蛮进宝”的题材自唐代广泛流行，至明清而不衰，常用来比喻国力强盛，万国来朝，即“八方绥用，万方来朝”。乾隆皇帝命宫廷画家创作了多幅反映藩属国及西方诸国使臣前来朝贺的绘画，例如乾隆宫廷画家所绘《万国来朝图》，记录在太和殿外各国使臣携带贺礼前来恭贺新春的情景。景德镇御窑厂也通过陶瓷艺术来再现当时“万国来朝”的盛况。

乾隆御制大吉葫芦钟现身

清宫西洋钟技艺最高水平

特展第三章“清宫钟表”，明星展品包括【清乾隆御制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18世纪铜鎏金太平有象水法转花音乐自鸣钟】、【清乾隆-嘉庆铜鎏金御题诗西洋游戏人物钟】、【清乾隆铜鎏金转花西洋童子打乐钟】等，旨在聚焦欧洲为中国宫廷特制的钟表作品和中国宫廷自制中西结合钟表，由此探究西方世界打开中国的努力与来自中国皇权态度的互动关系。

特展第三章 “清宫钟表”现场

清乾隆御制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

H:86.4cm

18世纪铜鎏金太平有象水法转花音乐自鸣钟

H:102cm

18世纪铜鎏金太平有象水法转花音乐自鸣钟（局部）

无论是艺术造诣还是技术水准，“清乾隆御制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都体现了乾隆时期广州贡御钟表的最高水平。它所呈现出的中西交融与清代中西钟表文化交流、中国钟表制作的历史情况正相一致，反映出当时尤其是乾隆时期真实的历史面貌。

清乾隆御制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局部）

H:86.4cm

例如此钟之造型设计和装饰，葫芦上半部分前面镶嵌料石“大吉”二字，中间的带饰形态与故宫收藏的乾隆时期的同类作品十分相似。上部葫芦腹部转花的底和葫芦中间的带饰采用了中国传统的透明珐琅工艺，钟盘边缘、钟盘外面四角的料石花、大吉葫芦边缘以及顶部菠萝花采用的料石镶嵌工艺，钟体四周采用的雕刻精细具有浓郁西洋风格的金属雕刻工艺，中西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极具观赏价值。

这种东西方的兼容不仅在外观上有所体现，钟表内部的机芯也往往仿刻西洋字母或錾刻洋式花纹，有的干脆就使用西洋机芯。本品的机芯产自英国，质量上乘。18世纪的顶尖机械技艺与卓越的造型艺术相得益彰，实属难得。

本次展览中的另一件座钟精品则是【清乾隆-嘉庆铜鎏金御题诗西洋游戏人物钟】。本品高18英寸，尺寸较小于其他同类型的自鸣钟，却更显精密的机械美感。

清乾隆-嘉庆铜鎏金御题诗西洋游戏人物钟

24.5×20×46cm

此外，本品在表盘上以珐琅、墨彩、红彩书写嘉庆帝御制诗，诗曰“当今御咏：昼夜循环转，随时运不停，静观分刻数，岂敢自安宁”，出自《味余书室全集定本》（卷三），为嘉庆帝作于皇子时期的诗词。

表盘以御制诗为饰极为罕见，查阅公私收藏本品为孤例，彰显其作为宫廷典藏的卓尔不群。在清代帝王的御制诗中，康、雍、乾均有以西洋钟表为题，例如《清圣祖御制文》（四集·卷三十二）《咏自鸣钟》：“法自西洋始，巧心授受知。轮行随刻转，表指按分移。绛帻休催晓，金钟预报时。清晨勤政务，数问奏章迟”。康熙帝借物喻人，以咏钟而不忘政事，可谓一代明君典范。

嘉庆帝在另一首御制诗中也抒发了类似情感，《清仁宗御制诗初集》（卷十）《咏时辰表》诗曰：“昼夜功无间，循环二六时。枢机迭轮转，分刻细迁移。铉轴回旋妙，针锋迟速宜。惜阴堪警惰，精进不知疲。”

清乾隆-嘉庆铜鎏金御题诗西洋游戏人物钟侧面

24.5×20×46cm

钟分三层，下层安置音乐及活动玩意机关，布景箱内居中是一朵旋转宝石小花，两侧紧密直立的玻璃柱组成水法景观，其间以动物为饰。中层安置表盘，表盘其下饰水法，其外的钟壳则饰以蓝地珐琅彩彩绘，纹饰呈“孔雀羽”的造型，这在同类作品中不为常见。座钟上层饰活动翻杠西洋小人，再上饰菠萝头，颇具西洋情调。启动时，座钟有乐声叮当作响，伴以玻璃水法似瀑布般流动，宝石花卉绚丽旋转，翻杠小人上下翩然起舞，气氛欢乐，激情蓬勃，极具意趣。

清乾隆-嘉庆铜鎏金御题诗西洋游戏人物钟（局部）

除乾隆御制西洋钟外，还有英国工匠作造【铜鎏金转花西洋童子打乐钟】，童子双腿跪地，符合中国礼仪。通体鎏金，凸雕串珠纹和毛茛卷叶，底座下设狮足，底座两侧正中饰浅浮雕双狮鹫，前肢相抵，与涡卷毛茛叶饰形成十字状。整器外形线条爽利平直，纹饰装饰线条却以椭圆、多边为主，形成曲直线的强烈对比，塑造一种奇妙而浪漫的形态。

清乾隆铜鎏金转花西洋童子打乐钟

H:64cm

自鸣钟成为清代帝王、后妃宫眷们最为喜爱的玩具，足见其魅力所在。击钟儿童设置与故宫现藏西洋童子钟几乎可以相互印证，应是通过使节馈赠等途径进入清代宫廷的18世纪英国钟表代表。

在大体积的座钟类计时艺术品以外，清宫收藏的欧洲进贡佳品中，亦有小巧精美的怀表佳品。明清时期，由于审美、文化、技术上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的钟表制作主要集中在“钟”的制作，而对于“表”的制作则有所欠缺，怀表作品寥寥无几。

“温馨与纯真”（Affection and Innocence）对表

H:8.4cm

所以，这一时期的怀表佳品多为进口，其中的贡品则更是弥足珍贵。如本次展览的【铜鎏金镶红白玻璃钻怀表】、【“温馨与纯真”（Affection and Innocence）对表】，为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初“宫廷怀表”及“中国市场表”之代表作。

珐琅、铸铜器领衔艺林百工

清宫皇室新风尚，各臻其极

特展第四章“艺林百工”部分，聚焦十八世纪铜胎珐琅器、铸铜器、古琴、家具、漆器、玻璃器、织绣服饰诸门类的盛清新风尚，探究整个宫廷艺术所达到的高峰成就。

特展第四章“艺林百工”现场

【乾隆御制“湘江秋碧”琴】，琴通体仿刻梅花断纹，琴面、琴边发连体小蛇腹断纹。琴面岳山至七徽处绘有祥云闲鹤。琴轸、雁足等刻有鹤舞祥云纹，填以金漆。琴面朱漆润泽明亮，如珊瑚色。通体作梅花断，精妙难言。琴底龙池、凤沼等为如意椭圆形设计，更于龙池、雁足间开二寸许椭圆音孔，此为一般琴制所无。龙池纳音处墨书铭：“不解攫醳解琴意，七弦挂壁何不可。晖十有三丁晨星，导和理性图书左。湘江夜月来水仙，牕暎飘萧绿阴鎻。何须鸣玉觅金儒，爱渠亦复周旋我”、“御制”。钤“乾隆御笔”朱印；龙池、雁足间二寸许椭圆音孔纳音处墨书铭：“乾隆十年秋补桐书屋制，尺度一依钦定律吕正义”。钤“比德”朱印；凤沼纳音处篆文墨书琴名：“湘江秋碧”，钤“御赏朱印”。

清乾隆御制“湘江秋碧”琴

琴长101.5cm，隐间91cm，首宽15cm，肩宽16.8cm，尾宽12cm

清乾隆御制“湘江秋碧”琴（局部）

据《钦定四库全书》之《御制诗集》、《国朝宫史卷》与《钦定日下旧闻考》等记载，此琴之制造，缘于乾隆年少。早于雍正二年（1724年），弘历曾于瀛台南侧补桐书屋读书。书屋原种双桐，相厮相伴，后一树枯，遗下独树无依，遂补植新桐，因以更名为补桐书屋。书屋门前所馀梧桐老树，于乾隆十年（1745年）也告枯死，乾隆忆旧，惜其材而下旨制成四琴，各赐其名并题诗。

清乾隆御制“湘江秋碧”琴（局部）

考《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桉总汇》有关此四琴制做事项，始于乾隆十年末，先命庄亲王、汪尤敦、张若霭等商酌，统理制琴事务。彷古样制办请旨：琴腹写诗，遴选良工，呈览琴胎，取玉制岳山、琴轸等配件，后交苏州织造图拉，依画样花纹颜色等做漆。此等均一一记载，钜细无遗，这是乾隆朝仅见的宫廷斫琴记录。四琴前后共计费时约十个月方成，并名之曰“瀛蓬仙籁”、“湘江秋碧”、“皋禽霜唳”、“云海移情”。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秋季制成入匣，自此藏于补桐书屋。

清乾隆御制“湘江秋碧”琴（局部）

四琴是作为充满乾隆皇帝个人情怀的纪念品而产生和存在的。今幸能有“湘江秋碧”几乎以全美重现，补桐书屋的故事历经200多年后又重新回到人间。

特展第四章“艺林百工”现场

【清乾隆紫檀花鸟纹大四件柜（一对）】也极为精彩，紫禁城皇帝与后妃寝宫家具中的数件紫檀大柜雕刻图案多为云龙纹和图案规矩、装饰化的博古花卉纹样，有的甚至以郎世宁花鸟画为蓝本刻成。

清乾隆紫檀花鸟纹大四件柜（一对）

立柜长126.5cm，宽48.3cm，高184cm；顶柜长126.5cm，宽48.5cm，高63.5cm

柜顶柜门上的一扇“菊花画眉”图，对比郎世宁的花鸟册中的一页，构图和题材相同，在花瓣、枝叶的表现技法上风格完全一致，透视准确，造型写实极富于立体感。锦鸡、仙鹤的纹样亦可与朗氏作品一一对应。可见此柜的画稿出自受郎世宁画风影响的宫廷画师之手，具有中西结合的圆明园宫廷艺术特点。大柜每扇柜门均能独立成画，是宫廷画师与紫檀工匠的完美合作，堪称家具中的“珐琅彩”。

清中期铜胎掐丝珐琅胡人献宝狮钮大熏炉

L:111cm

【清中期铜胎掐丝珐琅胡人献宝狮钮大熏炉】，类似形制较大的铜胎掐丝珐琅器通常都是成对制作，英国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中藏有一件清乾隆铜胎掐丝珐琅香炉。

【清乾隆御制铜铸刻二龙争珠图五供】，成组造型稳重、铸刻繁丽，尺寸巨大，总重高达735公斤。威武的游龙纹样彰显至高无上的皇权，是罕见的完整套装。同样宏伟华丽的铜铸五供套件，故宫慈宁宫的咸若馆也有一组，慈宁宫是清代后妃进行佛教祭拜仪式的重要场所。

本品级别的祭器陈设多为紫禁城内的宫殿和庙宇订制，或作为呈现皇帝的贡物。慈宁宫所藏一组装饰较为简单，本组五供工艺较之故宫藏品工艺更为丰富，所雕刻龙纹工艺更加精美，且在局部细节设计上参考了上古青铜器之纹饰，品级显见更高。值得一说的是，圆明园兽首也是用精铜铸造，它们所用的铜，系专门为宫廷所炼制的合金铜，内含诸多贵重金属，与故宫、颐和园陈列的铜鹤等所用铜相同，颜色深沉，内蕴精光，历经风雨而不锈蚀，堪称一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