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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迎胜:中国古代图籍中的亚洲海域

  • 古籍
  • 2021年11月28日09时
中古时代,地处东亚大陆的中国与跨南地中海、西亚与中亚的伊斯兰世界,是当时海洋地理最为发达地区,其领先地位直至文艺复兴以后,葡萄牙人发展的“大航海”事业才被打破。

本文希望通过梳理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旧籍中记录的亚洲海域名称和古代中国人对世界海洋地理的认识。中国所在的东亚大陆并非直接面对浩瀚的太平洋,而是夹在西太平洋岛弧与东亚大陆之间的西太平洋的几个边缘海,自北向南分别为日本海、黄海、东海与南海。本考述内容的脉络安排,始自今之东亚海域,由北而南;续以东南亚、北印度洋,循从东向西为序。

一、大洋——太平洋与印度洋

在进入讨论之前,须先理清“海”与“洋”这两个概念。在现代汉语中“洋”主要指大洋(如太平洋、印度洋),对应于英文之ocean;而“海”则主要指大洋靠近陆地的水域,相当于英文的sea,也就是“洋”包括“海”,大于“海”。但在西洋世界地理东传之前,“海”在汉文旧籍中中指大面积的水域;“洋”则指某个具体的海洋水域,其含义范围要远小于“海”。

南宋时,因北方国土为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所占,传统对外交往的西域与草原道路被阻,且因朝廷意欲借市舶之利增加财政收入,以维持庞大的开支,海洋交通与海外贸易因而得到极大的发展,国人对海洋地理的认识也上升到新的高度,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对产生了“大洋海”的概念,指浩瀚无际的大海。黄震《黄氏日钞》记:“占城隔一水为眞腊,又一水曰登楼眉,此数国之西有大海名细兰,为交趾、大理、吐蕃之西境,南接大洋海。海口有细兰国,其西有五天竺,极南有故临国。”这里出现的“大洋海”,应当是现代汉语中“大洋”一词之源,这一点极为重要,不可不知。宋人还按“大洋”相对于中国的地理位置,合理地划分为两“大洋”,相当于今之太平洋与印度洋。

(一)“大航海”时代之前“大地球形”说的入华

“大地球形”说为古希腊科学家所创。亚里士多德对大地球形说作了有力的论证。他认为球形是对称的、完美的,由于压力大地的组成块体将自然地落向中心,因而将大地压成球形。他指出在月食时,地球的阴影是圆形的。此外当观察点向南或向北移动相当距离后,会发现北极星出地高度有所变化。这些都证明大地是球形的。

希腊学者厄拉多塞内斯(Eratosthenes,前3世纪上半叶至前2世纪初)发现在夏至这一天正午时分,太阳恰好直射进塞恩(即今埃及阿斯旺)的一口井底,而在其之北的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这一天正午时分测得太阳在天顶的仰角为圆周的l/50,即7度20分;塞恩与阿斯旺两城的纬度差也恰为7度20分。厄拉多塞内斯据此计算后断言,地球的周长相当于塞恩与亚历山大之间距离(5千希腊里)的50倍,即25万希腊里,相当于今39600公里。对比今所知地球大圆周长,2千多年前厄拉多塞内斯的依据实测所计算的地球周长,确实令人惊叹。

1.伊斯兰地理学中的“地圆说”

大食人建立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后,许多学者努力学习并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科学。古希腊的大地球形说也为阿拉伯、波斯学者所接受,成为穆斯林科学的一部分。

在阿巴斯朝(cAbbasid)马蒙(al-Ma’mūn, 813-33)哈里发时代,当希腊、叙利亚与印度的天文学与地理学著作译成阿拉伯文时,已经发现在希腊哩(stadia,希腊长度单位,为希腊语“站”(stadium)的复数,其长度约为今185-192米——译者注)或印度测量单位的印度哩(jojana,古印度长度单位,意为”一段”,大体上相当于一头牛加辕后所能拉车的距离,相当于今8-10英哩——译者注)中给出的地球度数值。

比鲁尼在其《麻素地法典》(al-Qānūn al-Mascūdī)中探究了马蒙的天文学家决定数值时的变化的原因。他评论道:

关于地球的尺寸肯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争议,因为它是那种必须以长距离的实测和观测报告为基础的问题之一。所有的民族都记录过以其本国使用的尺度为据的观测,如希腊的“罗马哩”(stadium)与印度的“印度哩”(jawzhan,即yojana)。因此当他们的著作译成阿拉伯文时,其单位的实际值是未知的,于是哈里发……命令重新开始一次调查,以此为目的,那时的许多学者,诸如哈里的·麻瓦鲁的(Khālid Mawarrūdhī)、几何学家不·不黑秃里·阿里·宾·不黑秃里(Abu ’l-Buhturī cAlī b. al-Buhturī)及兀速都儿剌不(astrolabe,此为《元史·天文志·西域仪象》中的译音,其文还释曰:昼夜时刻之器——译者注)的制造者阿里·宾·爱薛(cAlī b. csā),受命去森札儿(Sinjār)沙漠,亲自负责这一勘察。他们发现地球上一大圆一度的数值是56哩,将此乘以360,得出地球的周长达20 400哩。每哩是“法剌桑”(parasang)的或400黑腕尺(black cubit)。在伊拉克贸易腕尺(trade cubit)是非常有名的,并且在报达用于勘测土地;其尺度为24指宽(isbac)。我已经在印度用另一种方法作过了勘察,并没有发现与上述指宽不一致的情况。

关于陆地的形成,比鲁尼指出:

地球是球状的,详细地说因为有高山与凹陷,其表面是高低不平的,但与其巨大的体积相比,这些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不影响其球体的形状。如果地球的表面不是这么起伏的话,它将挡不住各个方向汹涌而来的水,并无疑要被淹没其下,那么(陆地)就再也无法看见。然而水像土一样有一定的重量,并且在空中尽可能落向低处,且水比土轻,所以泥在水中以河底沉积物的形式沉降下来。

因为地球表面各种突出的不规则物,水趋向于集中在最低处从而生成溪流。陆地与水形成一个球体,其四面八方被空气包围着。

2. 回回“地圆说”入华

13世纪成吉思汗及其子孙领导的西征将蒙古国的疆域推至西亚,大批回回知识分子以一技之长成为蒙古贵族的僚属,随军来到汉地。元代最著名的回回科学家是不花剌(Bukhārā,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人札马剌丁(Jamāl al-Dīn),他除了在汉地进行星历科学研究以外,还倡导并参与了编绘包括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以及元政府直辖地在内的整个元帝国地图的工作,其的生平在汉籍中零星地保存在《元史·天文志·西域仪象》、《元史·百官志·回回司天监》、《元秘书监志》和许有壬《至正集》中。

蒙古人对欧亚草原、东欧和东部伊斯兰世界的征服,造就了国土极为辽阔的蒙元帝国,极大地开阔了中原人的眼界,丰富了中国的地理知识。按元人自己的说法就是“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未闻。”“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绘制元帝国全图的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札马剌丁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上奏:“方今尺地一民,尽入版籍,宜以为书以明一统。” 札马剌丁计划在这部书中包括一幅元朝全图,把汉地的图与回回舆图拼接起来。元秘书监中原先就收有汉人传统的舆图四、五十余种,又加上回回地区,即中亚、西亚异域图籍,确有条件绘制一幅从“日出处”(东方)直至“日没处”(西方)的地图。

汉族传统上是采用方格法画图,回回人使用圆形地图,并接受了古希腊人的大地为球形的概念,双方差异很大,要把它们纳入一个体系,特别是纳入中国传统的方格体系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札马剌丁的地图没有传下来,但从1330年成书的《经世大典图》和《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收录了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许多地名可以推测此图的规模。

《经世大典图》系一种方格图,按中国传统式样计里成方绘成。察合台汗国在图中称为“笃来帖木儿所封地”,伊利汗国称为“不赛因所封地,即驸马赛马尔罕之祖”,钦察汗国则称为“月祖伯所封地,即太祖长子术赤之后”。

全图东起河西走廊之沙州,沙州之西的塔失八里(按,即元代塔失所在地)和柯模里(Qamul,哈密立,今之哈密)绘在元廷直辖区境内,北至锡尔河下游之毡的和伏尔加河中、下游之不里阿耳(Bulghar),西北至阿罗思(Russ,即俄罗斯的蒙古语读音Orus的音译),西至的迷失吉(Dimashq,即大马士革)和迷思耳(Misr,即埃及),西南至八哈剌因(今波斯湾之巴林),南至天竺。全图覆盖地理范围之广是空无古人。

编修《经世大典图》的汉、回回地理学家们肯定仔细地钻研过以希腊地圆说为基础的回回地理学与中国传统地理学的异同。在至元四年(1267),札马剌丁建造了七种“西域仪象”,其中第六种称为“苦来·亦·阿儿子”,《元史·天文志》记曰:“汉言地理志也。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串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圆之广袤、道里之远近。”

“苦来·亦·阿儿子”,为阿拉伯语kurah arz的波斯语读法kura-i arz的元代汉语音译,意为“地球”。其中“苦来”(kura),意为“球、苍穹”;“亦”(-i)为波斯语“耶扎菲”结构,表示属格意义。“苦来,亦”(kura-i),此言“……的球”。“阿儿子”(arz),意为“陆地、土地、国家”,可见所谓“苦来·亦·阿儿子”是一台地球仪。元代尚无“地球仪”之称,故译为“地理志”。这个地球仪以木制成,当时已经知道地球上水与陆地大致为7:3之比。此地球仪上将陆地以绿色标出,将海洋绘为白色,还绘出经纬线和江河湖海。绘制时以一定的比例尺表示“幅圆之广袤、道里之远近”,可见与现代地球仪相去不远。

元代大量收藏在官府的回回科学书籍普通百姓并无机会接近。1368年明军攻入大都,收元廷府藏席卷而至集庆(南京)。明太祖理政之暇,浏览元廷藏书时发现,其中有数百种西域图书,字异言殊,无法阅读。遂召回回属臣马沙亦黑等人次第译之。洪武年间刊行于世,其中有一部即为《回回天文书》,此书第一类第十五门《说三合宫分主星》提到:

但是有人烟、生物之外,亦分作四分。从中道上纬度往北分起,至纬度六十六度处止。经度自东海边至西海边,一百八十度。经、纬度取中处:纬度三十三度,经度九十度。东西南北共分为四分。但是地方纬度三十三度以下、经度九十度以下者,此一分属东南;若纬度三十三度以下、经度九十度之上者,此一分属西南;若纬度三十三度以上、经度九十度以下者,此一分属东北;若纬度三十三度之上,经度九十度之上者,此一分属西北。

这里出出的“中道”,即赤道。所谓“西海”当指大西洋,而“东海”则指太平洋。

《回回天文书》文字中提到的经、纬度乃汉地传统划分天球的度量单位。元代学者趙友欽曾解说道:

天体如圆瓜,古人分为十二次,乃似瓜有十二一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余四之一,均作十二分,则一瓣计三十度四十三分七十五秒。度度皆辐辏于南、北极。如是,则其度敛尖于两端,最广处在于瓜之腰围,名曰赤道。其度在赤道者,正得一度之广。去赤道远者,渐远渐狭,虽有一度之名,寔为无腰围一度之广矣。各度皆以二十八宿之距星记数,谓之经度。古人又谓天体如弹丸,东西南北相距皆然。东西分经,则南北亦当分纬。纬度皆以北极相去远近为数,亦是三百六十五度余四之一。两极相距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五十秒。赤道横分两极,与相远各九十一度三十一分二十五秒。天顶名曰嵩高,北极偏于嵩高而北者五十五度有奇;赤道则斜依在嵩高之南三十六度。盖北极既偏于嵩高之北,南极既偏于地中之南,所以赤道不得不斜依于南也。赤道虽依南于东西两傍,犹在卯酉正位,由是观之,所谓天如弹丸者,得其圆象之似;所谓天如依盖者,但以言其盖顶斜依而辐辏。所谓天如鸡子者,喻其天包地外而巳。

可见中国传统按一年365又四分之一日划分周天圆径为365度又四之一,而西洋分圆周为360度,故而汉地传统之“度”略小于西洋之“度”。且汉地“度”与其以下的单位“分”与其下之单位“秒”之间,皆为百进位;而西洋每“度”其下之“分”与“秒”之间皆为60进位;故而中国传统之“分”与“秒”也大大小于西洋之“分”与“秒”。不过,既然中国传统以经、纬度纵模交错的方式分割球体的基本理念,与西洋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双方体系中的经度聚收于南、北两极,纬线每度长度最宽处为赤道,逾向两极,纬线每度的长度逾短的结果也是共通的。

因此上《回回天文书》的明初译本中,虽然利用了中国天球区分的固有的经、纬度概念,但内涵却已经是西洋360度周圆分割的学说。伊斯兰世界所了解的大地虽然是一个球体,但有人居住的地域却只在欧、亚两大陆与非洲大陆赤道以北。具体来说,以赤道为南限、北纬66度为北限,自西太平洋之滨至大西洋海岸的涵盖欧亚非三洲的旧大陆分为180经度。《回回天文书》取北纬33度和经线90度为座标原点(其位置当位于今西藏奇林湖一带),分为东北、东南、西南和西北四片。这部伊斯兰天文地理著作的明初汉译本,向中国学者介绍了希腊地理学及其欧、亚、非旧大陆赤道以北区域的地理划分。

伊斯兰地理学在入华的回回学者中代代相传。今能见到的是清康熙年回族学者刘智在其著作《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中对地圆说的阐述。他在《天方性理》中说:“地者……其体浑圆而位于空中之中央,周九万里。”这是说他意识到大地悬在宇宙之中,其形如球。他还知道地球的周长。在《天方典礼》中,他又引述《天方舆地经》曰:“地为圆体如球,乃水、土而成。其土之现于水面而为地者,盖球面四分之一也。……又自东至西作一直线,距南北极等,为地经中线。”刘智进一步给出陆地与水分别占据地球表面面积的比例。至于赤道,刘智译为“地经中线”。

上述《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两书所反映的并不是刘智本人的创见。刘智在《天方典礼》就明言他引述的一部称为《天方舆地经》的记载。查考刘智的两部著作,可发现刘智共列出参考书目80余种,其中属伊斯兰地理著作的有如下5种:

(1)《天方性理》所列参考书目之第27种《查密尔·必剌地》,应为阿拉伯文Jāmi‘ al-Bilād之清代汉语音译,意为“诸国全集”。刘智意译为《天下方域》。其中“查密尔”(Jāmi‘),意为“集、汇集”;“必剌地”(Bilād),意为“地区、方域”;al-为阿拉伯语定冠词。

(2)《天方性理》及《天方典礼》两书所列参考书目第28、43种《海亚土·额噶林》,应为阿拉伯文书名Hay’at Aqālīm之清代汉语音译,意为“诸国形象”。其中“海亚土” (Hay’at),此言“形象、形状、天文学”;“额噶林”(Aqālīm)为“国家、地区”(aqlīm)之复数。刘智意译作《七洲形胜》。“七洲”,是以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为代表的古代西方学者对当时所了解的世界的区划,指东半球从赤道到北极间的地区,也即今非洲埃塞俄比亚以北地区和欧、亚大陆而言,阿拉伯人接受了这一学说。刘智在《天方性理》卷2中,不但具体地引述了阿拉伯人所谓七洲的名称:阿而壁(按,阿拉伯)、法而西(按,波斯)、偶日巴(按,欧罗巴)、赤尼(按,中国)、细尔洋(按,叙利亚)、欣都斯唐(按,印度)和锁当(按苏丹),还在圆形地图上作出标示。

(3)《天方性理》所列参考书目第28种《默拿积理·必剌地》,应为阿拉伯文书名Manāzil al-Bilād“诸国站途”之清代汉语音译。其中“默拿集理”(Manāzil),为Manzil“站”、“停留处”、“路程”之复数;“必剌地”,意为“地区、方域”。刘智意译为《坤舆考略》。

(4)《天方性理》所列参考书目第22种《哲罕·打尼识》,应为波斯文书名Jahān Dāni(世界之知识)之清代汉语音译。其中“哲罕”(Jahān),意为“世界”,明《回回馆杂字·地理门》有“者哈恩”(Jahān),旁译“世”,即此字;[]“打尼识”(Dānish),波斯语,此言“知识、学识”。刘智意译为《环宇述解》。这应是一部阿拉伯文著作的波斯文译本。

(5)回回人因为宗教信仰的关系,对伊斯兰教起源地的地理特别注意。刘智《天方典礼》所列参考书目第38种《克尔白·拿默》,此名应为波斯文书名Ka‘aba Nāma(天方志)的清代汉语音译。其中“克尔白”(Ka‘aba),意为“天方、四方形建筑物”,又特指天房;“拿默”(Nāma),此言“笔记”、“信”、“志”,刘智意译为《天房志》。此书与刘智在《天方典礼》中引述的《天方舆地经》是否为同一部书尚有待研究。

刘智写作的时代虽然为清初,但他所使用的上述穆斯林地理著作,元、明两代应当已在回回人中流传,其引述的伊斯兰地理学的著述,是古希腊、古罗马以大地球形说为基础的。元、明熟读波斯文、阿拉伯文地理的回回学者中杰出者显然知道大地球形说,刘智不过是他们的继承者而已。

“地圆说”虽然在元代已经传入中国,但长期仅为回回学者所知,没有成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南人士人阶层的公共知识,也未引起中国地理学界的重视。

(二)中国人发现了美洲?——臆想还是捏造

在“大航海”时代之前,东亚居民对太平洋彼岸的美洲毫不知晓。自法国汉学家德基尼(J. de Guignes, 1727-1800)首次基于《梁书诸夷传》扶桑国的记载,提出题为《中国人沿美洲海岸航行及居住在亚洲极东部的几个民族研究》的报告以来两百余年中,中外不时有人提起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话题。其讨论大致集中于几个议题:

1、殷人东渡说

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美国加州近海发现一些“石锚”,据测沉海时间在2500-3000年前。因19世纪中叶英国汉学家梅德赫斯特曾推测,商亡于周与中美洲奥尔梅克文化兴起的时间吻合,故有人将这些“石锚”与所谓“殷人东渡”相联系。

此说在沉寂多年后,因为中美洲发现的一些石上刻划与中国之甲骨文之间有几分相似,再度成为热点,竟有个别学有专长的学者支持,如南京大学范毓周撰文《殷人东渡美洲新证——从甲骨文东传墨西哥看商代文化对新大陆的影响》。

2.《梁书诸夷传》记录的沙门慧深所述之扶桑国,即今之墨西哥之说

3.郑和远航发现美洲说

2006年值郑和下西洋首航600周年之际,有人视中国举国纪念之际为谋私利机会,先有英国船长加文孟席斯宣布他发现郑和曾率领明水师船队进行环球航行的种种证据,一时吸引无数人眼球。此说一出,虽新闻界不时跟风炒作,受到大批无知人士的热捧,云南大学更授孟席思以客座教授之席,但学界并不买账,引起一片严辞批驳之声。

无独有偶,国内一位名为刘刚的律师也宣称在旧书肆中购得一幅据称署名为莫易仝于乾隆癸未年(1763)年绘制的《天下全舆总图》,该图题款称系据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之《天下诸番识贡图》制成。由于此图依据大地球形理论,按投影法绘出东西两半球,时间远早于哥伦布远航美洲,得到孟席斯的热情吹捧,“发现者”刘刚也一时成为风头人物,居然成为青岛国家海洋节特邀贵宾,在国家庆典上作主题报告,还四处宣布自己的“发现”以造势,又出版专著《古地图密码:中国发现世界的谜团玄机》,甚至中央电视台教育频道也专门制作节目介绍刘刚的所谓“发现”,谬说流传之广,以致近年来仍有学人信以为据,如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主办的《地理学报》2015、2016两年连续抽刊的梁启章研究员等人集体撰写的《中国古代世界地图主要成就与特色初探》、《中国古代地图遗产与文化价值》论文中,竟不加辨识地将此图列入代表中国古代科学成就的古地图之中。

其实此图甫一出笼,便一直受到学界严厉批判,明确指为伪图,最著者为龚缨晏(原浙江大学,现宁波大学)与周振鹤(复旦大学)与金国平(旅居葡萄牙学者)。此外复旦大学侯杨方也专门著文指谬。

总之,尽管“地圆说”在元代已通过伊兰文化的中介入华,但直至葡萄牙人东来以后,环球地理说才算被中国士人阶层中的一些先进分子所接受。因而在大航海时代以前,中国人所接触的大洋是太平洋与印度洋。这也是本文将讨论所涉海域限定在的亚洲海域的主要原因。

(三)东大洋海——太平洋

前已提及,在古代中国人语境中,比海更大的水域称为“大洋海”,而在其前置方位形容词,则表示该大洋相对于中国所在东亚大陆的地理方位。故而对于西太平洋岛弧以东的浩瀚大洋,古人称之为“东大洋海”,顾名思义指中国以东的浩瀚大洋。

查“东大洋海”之名,初见于宋代文献。宋人黎靖德所辑朱熹与其弟子的对话,其中有:“譬如东大洋海。同是水,但不必以东大洋海之水方为水,只瓶中倾出来底亦便是水。”南宋代周达观在其《岭外代答》中记载:“阇婆之东,东大洋海也。水势渐低,女人国在焉。愈东则尾闾之所泄,非复人世。稍东北向,则高丽、百济耳。”其书中还有“三合流”条,称:“交址洋中有三合流,波头濆涌而分流为三”,“其一东流,入于无际,所谓东大洋海也。”“传闻东大洋海有长砂石塘数万里,尾闾所泄,沦入九幽。昔尝有舶舟,为大西风所引,至于东大海,尾闾之声,震汹无地,俄得大东风以免。”故而东大洋海相当于今之太平洋。

按元人陈大震的记载,今吕宋一带海域被称为小东洋,加里曼丹岛以南则被称为大东洋。但其后小东洋与大东洋之术语很长时间未见载于文献。至利玛窦来华向国人介绍西洋地理后,小东洋与大东洋的概念再度被使用,分别指太平洋的东西部分。在其《坤與万国全国》刊印之前,他于1584年在广东肇庆绘制过《大瀛全图》,今不存;其后1595-1598年间,他在南昌期间又绘过地图,但有章潢的摹绘本《舆地山海全图》传世。在此图上,今关岛以东海域标注为“小东洋”,今美洲以西海域标注大东洋,今南美洲以西海域标注东南海,可见“小东洋”相当于西太平洋,“大东洋”相当于东太平洋,而“东南海”则相当于今南太平洋。

利氏在南京绘制了《山海舆地全图》,在明人冯应京所编《月令广义》中,有摹本,其中在日本、琉球与“小东洋”之间,刻有“大明海”。故可知此名之出现当在16世纪末叶。“大明海”应相当于英文之China Sea,也即今东海与南海之英文名East China Sea与South China Sea的语源。

明末入华的意大利人艾儒略所著《职方外纪》卷五中有《四海总说》一节,称:“兹将中国列中央,则从大东洋至小东洋为东海。”

鸦片战争之后,环球地理逐渐为中国大众接受,成为公共知识。在将中国传统地理知识与近代传入的西洋地理新知纳入新地理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地理学家对古代中国有关东部大洋的概念上接元明时代佛家与文学作品中的“东洋大海”与上述“大东洋”。

东洋大海:如清徐继畲所编绘的《瀛环志略》卷二有“南洋各岛图”,绘华南及东南亚各地,图东北角有文字说明:自此以东抵阿墨利加,泰西人称为大洋海,即中国之东洋大海也。同书同卷又有“东南洋大洋海各岛图”,分四图。在“亚细亚”图注明“大洋海即东洋大海,又名太平洋。”直至光绪六年(1880)丁韪良自日本出使美国时,还记此年四月十五日,从横滨“易舟岀東洋大海,至五月二十九日乃抵美境,計兩岸相距一萬四千餘里。”

大东洋:在太平洋之外被广为使用之前,中国人习用“大东洋”指代之,清末亦然。清末崔国因《出使美日秘国日记》中多处提到“大东洋”,如“檀香山为大东洋之岛国,地广人稀,华人趋之者众,土人忌之。”又同卷“中国赴美由大东洋指东可到,由地中海指西亦可至也。”

但也有例外,清初陈伦炯称:“是以西洋人志四方洋名,以东南缺处之海洋为小东洋,与戈什嗒少西之小西洋相对。以日本之洋为大东洋,与红毛大西洋相对。”清末陈忠倚在其《清经世文三编》中《战事以地利为要说》记道““江原道之东南为庆尚道,东为日本海,南为大东洋海,即黄海。其由东折而南处,则与日本对马岛相直,而为高丽海峡,明时平秀吉之乱,即由于此道会。”

(四)西南海/南大洋海——印度洋

1.西南海

唐末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四:“拨拔力国(今非洲东岸之索马里沿海地区)在西南海中,不食五谷,食肉而已,常针牛畜脉取血和乳生食。无衣服,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妇人洁白端正,国人自掠卖与外国商人,其价数倍。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新唐书》卷221《西域传》说“师子”国(今之斯里兰卡)“居西南海中”。

南宋周去非也使用“西南海”的概念,他提到过“西南海上波斯国”。赵汝适在谈及“昆仑层期国”(即今东坦桑尼亚之桑给巴尔岛)时说,此国“在西南海上”。

蒙古国时宪宗蒙哥遣使西域宗王旭烈兀,汉人刘郁在行。他曾记载到波斯的“失罗子国”(即今之伊朗设拉子城),说“其西南海”中出珠。所有这些“西南海”均与唐时一样,指北印度洋。

元人周致中所撰《异域志》两次提到“西洋国”。其一为“西洋国”条,说此国“在西南海中,地产珊瑚、宝石等物,所织绵布绝细,瑩洁如纸”。“西洋国”又称“马八儿”,即明郑和时代之西洋锁里,治今印度次大陆东南海岸。

2.南大洋海

南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记宋境之南与西南:

占城隔一水为真腊,又一水曰登楼眉,此数国之西有大海名细兰,为交趾、大理、吐蕃之西境,南接大洋海。海口有细兰国,其西有五天竺,极南有故临国。又西则东大食海,海西则大食国,又西则西大食海,蕃商不通。

南大洋海中诸国以三佛齐为大,诸蕃宝货之都会。三佛齐之东则阇婆国,(梢)[稍]东北则新罗国、高丽国,诸蕃之去中国惟占城最近,大食最远,至大食必舟行一年。凡诸国皆由蛮而递及者也。

又曰:

三佛齐之南,南大洋海也。海中有屿万余,人莫居之,愈南不可通矣。”“姑以交址定其方隅。直交址之南,则占城、真腊、佛罗安也。交址之西北,则大理、黒水、吐蕃也。于是西有大海隔之。是海也,名曰细兰。细兰海中有一大洲,名细兰国、渡之而西。复有诸国。其南为故临国,其北为大秦国、王舍城、天竺国。又其西有海,曰东大食海,渡之而西,则大食诸国也。大食之地甚广,其国甚多,不可悉载。

他所记之南大洋海,即为印度洋。

利玛窦来华后,在介绍环球地理时,也使用中国传统的“西南海”的概念。如在章潢的摹绘本《舆地山海全图》图上,今非洲至哇爪间海域被标注为西南海。后为《坤舆万国全国》所沿用。

二、太平洋海域

(一)日本海

当代国际上多数国家地图将夹在朝鲜半岛东侧、日本与俄罗斯远东地区之间海域称为“日本海”。朝鲜半岛与东亚大陆的夹角呈约45度,因此朝鲜人将此半岛两侧的海作东、西区分,将黄海称为“西海”,日本海称为“东海”。“韩国从1991年加入联合国以来,一直要求国际社会承认“东海”的称呼。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日两国关于日本海名称的争议愈演愈烈。

在清末以前,中国曾长期是日本海/东海沿岸的最大国家。即便清末将乌苏里江以东及黑龙江以北之地割让给俄国之后,丧失了图门江入海口,但按当今国际法,中国仍然拥有沿图门江进入上述海域的权利,也仍然是濒临日本海/东海的大国。因此中国学界不应自外于上述争议,以为只是日韩之间的问题,无关于己。实际上中国历史文献与图籍中有关日本海/东海的记载堪称丰富,初步查找可知历代中国史籍中日本海/东海中曾分别称为小海、东海、辽海、南海、鲸海与鲸川等。

1.小海

魏收《魏书》记百济:“其国北去高句丽千余里,处小海之南。”此记载为历代中国史籍,如《通典》、《旧唐书》、《唐会要》及《文献通考》等所沿袭。安虎森、陈才注意到《唐会要》的记载 “今黑水靺鞨界, 南与渤海国显德府, 北至小海, 东至大海, 西接室韦。南北约二千里, 东西约一千里。”(《唐会要》卷96《靺鞨》。)

《元经世大典征讨》中辽阳嵬骨条记:

至元十年征东招讨使塔匣剌呈前,以海势风浪难渡,征伐不到因吉烈迷嵬骨等地。去年征行至弩儿哥地,问得兀的哥人厌薛,称:“欲征嵬骨,必聚兵候冬月赛哥小海渡口结冻冰上方可前去。”

这里出现的“赛哥小海”名称中的“赛哥”,意义尚不明了,但“小海”显然可上溯至前述《魏书》与《唐会要》所记之“小海”。可见“小海”曾魏晋至元长达约1千年的时期内,是包括高丽人在内的今远东大陆各族人民对日本海/东海的相当稳定的普遍称谓。

2.北海与南海

唐人杜佑在其《通典》中记流鬼国时,言及其濒临之海,其文曰:

流鬼,在北海之北。北至夜叉国.馀三面皆抵大海,南去莫设靺羯,船行十五日。无城郭,依海岛散居。掘地深数尺,两边斜竖木,构为屋。人皆皮服。又狗毛杂麻为布而衣之。妇人冬衣豕鹿皮,夏衣鱼皮,制与獠同。多沮泽,有盐鱼之利。地气洹寒,早霜雪。每坚冰之后,以木广六寸,长七尺,施系其上,以践层冰逐及奔兽。俗多狗。胜兵万馀人。无相敬之礼、官僚之法。不识四时节序。有他盗入境,乃相呼召。弓长四尺馀。箭与中国同,以骨石为镞。乐有歌舞。死解封树,哭之三年,无馀服制。

靺羯有乘海至其国货易,陈国家之盛业。于是其君长孟蜯遣其子可也余志,以唐贞观十四年,三译而来朝贡。初至靺羯,不解乘马,上即颠坠。

其长老人传言,其国北一月行,有夜叉人,皆豕牙翘出,啖人。莫有涉其界,未尝通聘。

学者多以流鬼即今俄远东勘察加半岛(Камчатский полуостров/Kamchatka peninsula),其说可从。其三面所围之海为鄂霍次克海(Sea of Okhotsk)与北太平洋及白令海。其南临北海相当于今日本海北部,而与之相对的是南海。《新唐书》记渤海通其周边的五条主要交通线,其中“龙原东南濒海,日本道也。南海,新罗道也。”渤海之龙原府辖地在今珲春、朝鲜清津和俄罗斯大彼得湾以西的滨海地区,据1961年1月13日《人民日报》报导, “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总分院, 最近在海参崴附近波谢特湾发现渤海国海港遗址。”故而今俄罗斯境内的波谢特湾是当年渤海国的出海口无疑。南海, 指渤海国南海府, 辖地为今朝鲜狼林山脉以东滨海地区。从此可以推断,渤海国人当时称今日本海南部靠近朝鲜半岛的海域为南海。

《明太祖实录》卷105记载:永乐十五年( 1417) 三月丁亥朔,“南海边地女直野人散成哈等来朝,命散成哈为指挥佥事,保孛路等为千户等官,隶喜剌乌卫,赐诰命、冠带、袭衣及钞币”。这里的南海边地即今俄罗斯波谢特湾西岸,说明直至明代,人们还称今日本海/东海的南部海域为“南海”,长期沿袭渤海时期称谓。

3.辽海与东海

辽、金、元三代,因统治民族契丹、女真与蒙古均来自亚洲北部,因而这一时代是古代中国人对日本海/东海知识增长的时期。当时了解到,女直诸部东境之五国部濒大海,故将渡海(即今之日本海/东海)而来的鹰鹘称为海东青。
宋人陈均在其书《皇朝编年备要》中政和四年(1114)项下 “是岁,女真辽国宁江府”句下注:

女真东北与五国为邻。五国之东接大海,出名鹰,自海东来者谓之海东青,小而俊健,能擒鹅鹜,爪白者尤以为异,辽人酷爱之,岁岁求之女真。女真至五国战斗而后得。

至于女真五国部所濒之海,宋人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记女真各部, 其中“极边远而近东海者, 则谓之东海女真。”宋人路振《乘轺录》记出使辽朝闻:高丽、女真“东北至辽海二千里, 辽海即东海”。可见 在辽、金两代,东海与辽海的意义相同,均指今日本海/东海。东海之名使用了很长时间,从努尔哈赤统一东北直至清末,不少中国文献中仍以东海称呼今日本海。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中国与朝/韩古代文献中虽然均将日本海称为东海,但与半岛人民以半岛为中心的视角不同,古代中国文献中有关东海的称谓的地理概念原点是远东大陆,因为此海位于远东大陆以东而称为东海。

4.鲸川与鲸海

鲸川之名,学界很早已注意到。景爱先生曾因《元一统志》开元城“南镇长白之山,北浸鲸川之海。”中之“鲸川之海”,在《寰宇通志》与《满洲源流考》皆作“ 鲸州之海。”(《寰宇通志》卷七七,《满洲源流考》卷十三。)景爱以“川为河流, 州为陆地, 鲸为水中动物,‘鲸川’即鲸鱼之川, ‘鲸州’殊不可解, ‘鲸州’当为‘鲸川’之误。”

金毓黻则认为,鲸川之海 当在五国头城一带, 称:“开元路北浸鲸州(川)之海, 三京故国, 五国旧城, 此北境至五国头城证也。”但学界多取箭内垣将鲸川比为日本海/东海的意见。

不过,景爱又表示,“‘鲸川之海’仅见于《元一统志》。根据这一简略记载, 很难确定“鲸川之海” 的具体位置。”并提出把“‘鲸川之海’解释为日本海并不妥当。”他以黑龙江流域盛产之蝗鱼(Huso daurious )为切入点,认为所谓鲸即蝗鱼/鲟鱼,故而鲸川指混同江/黑龙江,而“鲸川之海”宜比定为鄂霍茨克海。

谭其骧则认为“北浸鲸川之海”为“鞑靼海峡”。

许子荣、曲守成根据前苏联学者弗克阿尔谢尼耶夫所著《在乌苏里的莽林中》下册《德尔苏乌扎拉《1907年乌苏里地区旅行的回忆》一书中该书所记载的两条以乌德海语“卡拉马”(鲸)命名的小河,提出,此两条小河就是“鲸川”,而其所注入之海,即日本海/东海的相关海域,则为“鲸川之海”。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鲸川地名的标注,使上述讨论有了一个结论,即鲸川就是日本海/东海。

与鲸川对应的还有鲸海。《道宗仁圣文皇帝哀册》中有“鲸海之东”语。

由于鲸海这个词既可专指今日本海/东海,也可用以泛指大洋,故而唐宋文献中虽然可以找到不少提及鲸海之处,但常常颇难确定其确切含义。如马戴《赠别北客》诗:“雁关飞霰雪,鲸海落云涛。”杨亿《到郡满岁自遣》诗:“地将鲸海接,路与凤城赊。”但还是有一些可以大致确定是指日本海/东海的,如:

北宋大臣李纲《循梅道中遣人如江南走笔寄诸季十首》第一首中有句“弟有青云志,兄今白发翁。断鸿飞峤北,归鹤自辽东。鲸海扁舟过,烟岚一笑空。”《宋史定安国传》:“定安国本马韩之种,为契丹所攻破,其酋帅纠合余众保于西鄙,建国改元,自称定安国。”在该国王乌玄明向宋遣使之后,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六年(981),诏书答之曰:“卿远国豪帅,名王茂绪,奄有马韩之地,介于鲸海之表。”

鲸海的名称元亡后仍然一直使用。《明实录》中洪武十五年(1382年)二月条下记:

壬戌朝日,故元鲸海千户速哥帖木儿、木答哈千户完者帖木儿、牙兰千户皂化,自女真来归。言:“辽阳至佛出浑之地三千四百里,自佛出浑至斡朶怜一千里,斡朶怜至托温万户府一百八十里,托温至佛思木隘口一百八十里,佛思木至胡里改一百九十里,胡里改至乐浪古隘口一百七十里,乐浪古隘口至乞列怜一百九十里。自佛出浑至乞列怜皆旧所部之地,愿往谕其民,使之来归。”诏许之,赐以织金文绮。

明人王璲在送友人赴朝鲜诗中两次提及鲸海,其一为《送通政寺丞章有常使朝鮮》诗中有句:“授节褒遐服,临轩遣使臣。忽衔明命重,荣赐袭衣新。鲸海寻封域,龙江发去津。凉风仙桂月,翘首望车尘。”其二为《送仪曹主事陆伯曕使朝鲜》诗,其开头曰:“鲸海洪涛里,鸡林旭日边。皇风涵八表,使节降中天。往赐殊恩享,来朝甲令悬。旧知邻日本,新号复朝鲜。”其中所言之鲸海可以确定系指日本海/东海。

由此可以确定,宋、元、明三代,换而言之,自10世纪至14世纪,鲸海与鲸川两名并用。由于朝鲜《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并非《大明混一图》的传本,故而《大明混一图》中原本有无此名,如有,清代所贴盖的满文标签如何书写,只能有待于将来此图公开出版之后,才有机会再作进一步讨论。

综观有关日本海/东海的名称,可发现皆称XX海,从未有称“洋”者。笔者推测,称“洋”的海域,当得之于常年行驶于此的中国舟师。由此可反证,使用汉语的舟师在古代较少涉及这片海域。

(二)黄海、东海与黑潮

前面提到的东亚大陆与西太平洋岛弧几个边缘海黄海、东海与南海,形成了一条狭长的大致东北-西南走向的水道,是东亚各民族航海事业的摇蓝,被当代一些西方学者称为亚洲的地中海。在这片水域中,舟楫往来频繁,文献记载亦很多,本文下面将涉及它在汉文旧籍中的记载。

1.黄海与东海的几个洋面

两宋与元代,东北亚民族在本海域的活动之频远逾前代,如北宋以浙东为发出地与高丽和日本之间的海上交通,两宋之际金宋水师在东海与黄海间的活动,元代的渡海征日本之举与取道海路从江南向华北与高丽运输粮食的活动,使得东亚海域呈现出前代所从未见来的跨海交通高潮。明代,由于明、琉球交通的发展与防御倭寇的需要,东亚海上交通更为频繁。与之相应的,是这片海域的名称在汉文文献中的大量出现。

1)萊州大洋

《大元海运记》卷下:“到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至今为便,皆用北道,风水险恶。”又“过成山北面一带并楚果岛,登州一路木极岛等处,近沙门岛,山或铁山嘴,开放莱州大洋。”

《元史》:“至成山,过刘岛,至芝罘、沙门二岛,放莱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为径直。”又:“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

这里提到的“莱州大洋”,即今之莱州湾。

2)北洋与南洋

文天祥在其《指南录》诗文集中,有多首诗记其被俘后北上经过。其中有一首题为《北海口》,其序曰:“淮海本东海,地于东中,云南洋、北洋。北洋入山东,南洋入江南。”其后,诗中有句“而今蜃起楼台处,亦有北来蕃汉船”可见“南洋”与“北洋”的区分,不但宋时已有之,且与东海中南来北往的船舶航线有关:北上者,所取海道曰“北洋”;南下者,所取海道为“南洋”。这一点甚为重要。就航线所经海域而言,当时的南、北洋与清末洋务运动时的南、北洋相当接近,但与当代民间对东南亚的通称“南洋”意义相去尚远。

3)黑水洋、青水洋、黄水洋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形容北宋使团赴高丽途经黑水洋时情景:

黑水洋,即北海洋也。其色黯湛渊沦,正黑如墨,猝然视之,心胆俱丧。怒涛喷薄,屹如万山,遇夜则波闲熠熠,其明如火。方其舟之升在波上也,不觉有海,唯见天日明快;及降在洼中,仰望前后水势,其高蔽空,肠胃腾倒,喘息仅存,颠仆吐呕,粒食不下咽。其困卧于茵褥上者,必使四维隆起,当中如槽。不尔,则倾侧辊转,伤败形体。当是时,求脱身于万死之中,可谓危矣。

同书又记使团过黄水洋:

黄水洋,即沙尾也。其水浑浊且浅,舟人云其沙自西南而来,横于洋中千余里,即黄河入海之处。舟行至此,则以鸡黍祀沙,盖前后行舟过沙多有被害者,故祭其溺死之魂云。自中国适句骊,唯明州道则经此。若自登州版桥以济,则可以避之。比使者回程至此,第一舟几遇浅,第二舟午后,三舟并折,赖宗社威灵,得以生还。故舟人每以过沙尾为难,当数用鈆硾,时其深浅不可不谨也。

南宋袁燮《武功大夫合门宣赞舍人鄂州江陵府驻札御前诸军副都统制冯公行状》:

隆兴元年,海寇朱百五聚二千人。左翼督府温、明、福建水军莫能擒制。丞相举公讨之,使选于水军及步兵各三百人,率之以往。”“改枢密院水军统领,趣使趋海至黒水洋,交锋屡捷,擒八百余人,多勇悍者,释不杀,请于朝,亦以隶水军,教以击刺弓矢之技,卒获其用。

《大元海运记》记青水洋:

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建言:‘此路险恶,踏间生路。自刘家港开洋,遇东南风,疾一日可至撑脚沙,彼有浅沙。日行夜治守,伺西南便风,转过沙嘴,一(口)[日]到于三沙洋子江,再遇西南风色,一曰至匾担沙、大洪抛泊,来朝探洪行,驾一日,可过万里长滩,透沙才方开放大洋。先得西南顺风,一画夜约行一千余里,到青水洋。得值东南风,三昼夜过黑水洋,望见沿津岛大山,再得东南风,一日夜可至成山。’”至元十九年“侯得西南风顺,过匾担沙、东南大洪,过万里长滩,透深开放大洋,至青水洋,内经陆家等沙,下接长山路,并西南盐城一带。

《辞海·地理·历史地理分册》:宋元以来我国航海者对于今黄海分别称之为黄水洋、青水洋、黑水洋。大致长江口附近一带海面含沙较多,水呈黄色,称为黄水洋;北纬融4、东经122。附近一带海水较浅,水呈绿色,称为青水洋;北纬32。--36。、东经123。以东一带海水较深,水呈蓝色,称为黑水洋。

元代途经东海、黄海往来于南北的人很多,在戴良的《九灵山房集》、顾瑛的《草雅堂集》、李士瞻的《经济文集》、于钦所撰《齐乘》、朱德润的《存复斋续集》中,均提到黑水大洋,或黑水洋。

4)苏州大洋与白水洋

白水洋,亦初见于《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北宋使团在过半洋礁之后,“入白水洋。其源出靺鞨,故作白色。”苏州大洋,又称苏州洋,王文楚先生考定,白水洋即苏州洋,为今长江口到钱塘江口大小洋山之间海域。

2.落漈——黑潮/西太平洋暖流

东海的主要部分的底土为东亚大陆的自然延伸,海水不深,故而水色较浅,与隔东海而居的琉球周围的深海的墨蓝色形成明显差别。

此外,在北半球低纬度海域,今台湾与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以南西太平洋洋面的暖热海水,与高纬度地区的寒冷海水之间存在着自然的热交换:低纬度区的高温海水由于密度较底,集中于海洋水体的上层;而高纬度区,如千岛、勘察加半岛以东北太平洋中的低温海水,由于密度较大,自然下沉;西太平洋南北不同温度的海水各自沿距海面不同的深度相向运动,形成一个巨型的热交换涡流,即高纬度区深海的低温海水自然向南移动,而低纬度区的海面的高温海水则向北流动。从低纬度海面流向高纬度海区的洋流,通常被称为暖流,如大西洋暖流,东太平洋暖流。暖流给高续度区的临近陆域带来巨大的热能,因此北美的西雅图、温哥华,西欧的英国虽然地处高纬度区,但冬季并不十分寒冷。

与夏季西太平洋中大气中形成台风的机理有几分类似,热带洋面向北流动的暖流,由于地球自西向东公转的原因,而影响暖流自动向东亚大陆方向偏移,这就是西太平洋上著名的经台湾、琉球海沟北上的暖流,俗称“黑潮”(Kuroshio Current)。“黑潮”不但由南而北方向固定,且永不停歇,古代中国船民以为地势北低南高造成,而使洋洋自南向北流动。

我们再看东亚大陆架。该大陆架在水下缓缓向东倾斜的趋势,至赤尾屿以东突然结束,由此大洋底土突然下陷,使赤尾屿与古米山之间海水深度大增,深达数千米,形成琉球海沟(又称冲绳海槽),海水颜色也由蓝变黑。自南向北的暖流经此,其路径由于东亚大陆架与琉球版块间宽度陡然变窄,形成隧道效应,流速加快,可达3-10公里/小时,行船人至此除海水变黑之外,还可明显观察到“黑潮”向北流动。

这股洋流,宋代已为我国东南船人所知。宋人记:三山县塘屿“昭灵庙下光风霁,日穷目力。而东有碧拳然,乃琉球国也。每风暴作,钓船多为所漂。一日夜至其界,其水东流而不返。莎蔓错织,不容转柁。漂者必至而后已。其国人得之,以藤串,其踵令作山间。盖其国刳木为盂,乃能周旋莎蔓间。今海中大姨山夜忌举火,虑其国望之而至也。”我国元代已被称为“落漈”。《元史》解释道:“漈者,水趋下不回也。”陈侃在自己的出使记中记道:“《志》中所载琉球之事所云:落漈者,水趋下不回也。舟漂落漈,百无一回。臣等尝惧乎此,经过不遇是险,自以为大幸。”但陈侃至琉球后,在“其国而询之,皆不知有其水。这大概是因为,古米山等“西南九岛”本身处于“黑潮”包围之中,为琉球所习见。而中国水手则因从中国大陆架水域进入黑潮,因此很容易观察到“黑潮”。

由于“落漈”海水汹涌,行船人至此无不胆战心惊,木质船在这里桅折舵毁的海难时有发生。而且这里海水颜色标志明显,故而我国船人传统上将位于赤尾屿与古米山之间的海区称为“黑水沟”,或简称为“沟”,有时又讹写为“郊”。琉球人造船技术落后,“黑水沟”的存在,是中国所在的东亚大陆与琉球海上往来的自然屏障,这应当是为什么琉球虽然距中国不远,但与我国的官方联系至明初方才建立的重要原因。

3.琉球大洋与闽海

明代史料数度次提到,明水师追剿倭寇时,曾抵“琉球大洋”。明《秘阁元龟政要》记:洪武十年(1377)六月,水军将领张赫“督军哨船入牛屿海洋,遇有倭贼,追至琉球大洋,亲同士卒与贼交战,生擒贼首一十八名,斩首数十级及获倭船数艘,及腰刀、军器,事闻其功。”

张赫遭遇倭寇的地点“牛屿”,见于《武编》所收之《太武回太仓针路》:“太武山用单艮针,七更,平乌坵山内过;用艮寅针,四更,平牛屿山;用单艮针,五更,取龟山。”太武山即今金门。明人叶春及也提到,福建崇武附近海中有“牛屿”。可见牛屿在福建中部沿海。已故向达教授在英国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所发现之《顺风相送》与《指南正法》中所记途经福建沿海的针路中,牛屿的名字也常见。向达先生认为它就是今马祖岛。

张赫追杀倭船至琉球大洋事,在《明实录》中亦有记载,称:“航海侯张赫”,“凤阳临淮石亭村人”,“洪武元年授福州卫指挥使。二年(1369),率兵备倭寇于海上。三年,升福州都卫都指挥同知。六年(1373)率舟师巡海上,遇倭寇,追及于琉球大洋中,杀戮甚众,获其弓刀以还。”张赫任职福建的任务是“备倭”,洪武六年与倭寇相遇时,正在福州都卫都指挥同知任上。故而《秘阁元龟正要》所记洪武十年张赫追倭船事至琉球大洋事,系年有误,应在洪武六年。

明代史料中有关明初水师将领吴桢的事迹中提到,洪武“七年甲寅(374)海上警闻”,“公复领沿海各卫兵出捕,至琉球大洋,获倭宼人船若干,俘于京,上益嘉頼之。常往来海道,总理军务。”对照张赫的事迹,两者所记如为同一次海战,则吴桢至琉球大洋事,也应在洪武六年,而非七年。

清初康熙五十八年(1719)册封琉球使臣徐葆光的随员黄子云,在归国后所写诗作中,亦称所至之地为“琉球大洋”。可见“琉球大洋”之称延用至清。

这里的“琉球大洋”就是下面将要提到的清代张学礼所通过的分界中外的“大洋”。因此,波涛汹涌的“黑潮”所通过的 “琉球大洋”,也被称为“琉球水也”。这里“水最险,舟到彭湖遇扬风,作漂,至落漈,回者百无一二”,且又地界中外,所以中国船舶过此都要投牲于水,举行祭祀。明邓若曾的福建海防图将钓鱼岛绘入的背景,就是钓鱼岛以东的黑水沟才是明与琉球的分界,因此列入海防图的诸岛,均是明属地。

清初汉军旗人张学礼顺治十一年(1654)曾赴琉球册封,曾据清人杨廷望所撰之《张学礼传》记:

其《使琉球记》曰:解维南台,夜泊林浦,过鼓山,至罗星墖,越闽安镇,扬帆鼓楫于中流,随次下猴屿,祭天妃。候风广石,回环十日,而风讯始定。复过猴屿,候风梅花所。八月浪急风猛,水飞如立。至明日,水色有异,深青如蓝。舟子报曰:“入大洋矣。”顷之,有白水一线,南北不可测量。舟子报曰:“此分水洋也,天之所以界中外者,此也。”

这里所提到的“舟子”,即张学礼出使时所乘官船的掌船人,熟知海况。当他看见海水颜色变深后,便告诉张学礼,已经离开中国近海,进入“大洋”。而“大洋”中的“白水一线”,则称为“分水洋”,是天然界分中国与琉球的海域。那么,这个“大洋”在何处呢?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使汪楫、林麟焻受命册封琉球王尚贞,他们于此年“六月二十三日开洋”,而次日,即“二十四日酉刻过钓鱼台,二十五日过赤屿。薄暮,祭沟。二十六日,过马齿山,至那霸港,计四日。十一月二十四日开洋,二十七日过姑米山。”这里提到,汪辑使团在行过赤尾屿之后,通过了一个称为“沟”的地方,还在此举行了祭祀。这个“沟”与张学礼所经历的“分水洋”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乾隆时周煌受命册封琉球王尚穆,他对自己的行程有详细记载,曰:

乾隆二十一年(1756),……六月初十日,岀五虎门,过官塘,进士门开洋,夜见鸡笼山。十一日,日入后,见钓鱼台。连日俱有大鱼夹舟左右,或三或四,又宿洋鸟绕樯而飞。十二日,见赤洋,是夜过沟,祭海。十三日,见姑米山。姑米人登山举火为号,舟中以火应之。十四日姑米头目率小舟数十,牵挽至山西下椗。……二十二年正月三十日开洋,至马齿山安护浦下椗.初四日出澳,过姑米山。初五日夜,过沟,祭海。初七、八、九日大雾不见山,寄椗。初十日早,白虹,见雾开,见台州石盘山。……

环岛皆海也。海面西距黒水沟,与闽海畍。由福建开洋至琉球,必经沧水,过黒水,古称沧溟。……琉地固巽方,实符其号。而黒水沟为中外畍水,过沟必先祭之。东临日本萨摩洲。

他提到船过钓鱼岛后次日,即六月十二日夜“过沟”时,举行了祭海仪式。而十三日,就看见“姑米山”。而次年冬正月回航时,在从姑米山侧通过后,于二月初五日夜再次“过沟”,又举行祭海仪式。他还专们言明,琉球为海所抱,其国西面向中国的方向有“黑水沟”,是“大洋”与“闽海”的分界,也是“中外畍水”,因此“过沟必先祭之。”周煌还写有“岂知中外原无界,沟祭空烦说四溟”诗句,他在此句之后有注文曰:“舟过黑水沟,投牲以祭,相传中外分界处。”

对照这几则史料看,所谓“沟”即“黑水沟”,也就是张学礼所见海水变色之处,即“分水洋”,地处赤尾屿与姑米山之间,而这里正是琉球海沟。使臣们所见之“黑水”,即“黑潮”。这里自古明清中国与琉球王国的海上分界。

前面提到,乾隆年周煌受命册封琉球王尚穆,他说,琉球“环岛皆海也。海面西距黒水沟,与闽海畍”。也就是说,琉球大洋即冲绳海槽以西,为闽海。说明琉球大洋/黑水沟/琉球海沟是位于东亚大陆的中国,与悬于海中的琉球之间的海洋自然界限。琉球成为明、清两朝的属国后,黑水沟也自然而然地被视为我国与琉球之间的海上分界。

4.大明海与大清海

中国古籍上出现对西太平洋岛弧与马里亚纳群岛(今美属关岛、塞班、天宁等岛)间海域名称是在明末西洋人来华之后,被称为“大明海”。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其《坤與万国全国》刊印之前,首1584年先于广东肇庆绘制过《大瀛全图》,已佚;其后1595-1598年间,他在南昌期间又绘过地图,虽未能流传至今,但有章潢的摹绘本《舆地山海全图》传世。在此图上,东亚大陆以东仅注有小东洋(今西太平洋)、大东洋(东太平洋)与南海(今南太平洋),未见“大明海”字样。1598或1600年,利氏在南京绘制了《山海舆地全图》,在明人冯应京所编《月令广义》中,有摹本,其中在日本、琉球与“小东洋”之间,刻有“大明海”。故可知此名之出现当在16世纪末叶。“大明海”应相当于英文之China Sea,也即今东海与南海之英文名East China Sea与South China Sea的语源。

利玛窦带来的新知极大了震动了中国知识界,很快流传开来。明人孙瑴提到:“近世有利玛窦自欧巴洛国越八万里泛海而来,其言海外大国猥多,而西视神州,目为大眀海,居地才百之一。”徐应秋也记曰:“近西洋耶酥教称天下总分五大洲,一曰亚细亚,中国、四夷、天竺、回回国居此内,南至沙马、大腊、吕宋等岛,北至新増、白蜡及北海,东至日本岛、大明海,西至大乃河、墨河、的湖、大海、西(江)[红]海、小西洋。”

明清鼎革后,大明海被改为大清海。

(三)东、西洋及南海

1.东、西洋概念的起源与南海航线

当代中文学术论著与舆论通常将明初郑和率领的船队远航壮举称为“郑和下西洋”。近代以来,“东洋”与“西洋”的语义在东亚使用汉文的各民族语言中,与郑和时代区别甚大。在近现代中国,“东洋”通常指日本,“西洋”指欧美,而在日本,虽“西洋”的语义大致同于中国,但“东洋”则指亚洲。这种东西洋概念的区别反映了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航海科学知识体系的不同和各自的历史演变,其中关于西洋的认识对于郑和远航之前的中外航海科学知识的交流尤其重要。

为何当时的中国人将郑和船队所赴之地称为“西洋”?是否是因为波斯湾、阿拉伯与东非之地在中国人眼中均位于西方?实际上,郑和船队所赴之地,如东南亚位于中国以南。为什么当时的中国人不使用近代以来惯用的“南洋”这个概念呢?

文天祥在其《指南录》诗文集中,有多首诗记其被俘后北上经过。其中有一首题为《北海口》,其序曰:“淮海本东海,地于东中,云南洋、北洋。北洋入山东,南洋入江南。”其后,诗中有句“而今蜃起楼台处,亦有北来蕃汉船”可见“南洋”与“北洋”的区分,不但宋时已有之,且与东海中南来北往的船舶航线有关:北上者,所取海道曰“北洋”;南下者,所取海道为“南洋”。这一点甚为重要,我们下面将再涉及这一问题。虽然就航线所经海域而言,当时的南、北洋与清末洋务运动时的南、北洋相当接近,但毕竟与当代民间对东南亚的通称“南洋”意义相去甚远。

明中后期,将郑和率领船队浮海下番壮举称为“下西洋”的提法已经相当流行,反映在大量文献与史料中。“下西洋”的说法究竟始于何时?查今存郑和在世时所立几块碑石,如江苏南京静海寺之《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江苏太仓之《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福建长乐《天妃之神灵应记》碑,其中虽均无“下西洋”的字眼,但在《明太宗实录》永乐九年(1411)八月条中有记:“甲寅,礼部、兵部议奏下西洋官军锡兰山战功升赏例。”此外,在今存于太仓人民公园之《明武略将军太仓卫副千户尚侯声远墓志铭》中,亦有“永乐己丑(1409),命内臣下西洋忽鲁谟斯等国”语句,可见“下西洋”的提法在郑和时代已经存在。

学者们注意到,在不同的时代的历史文献中“东洋”和“西洋”的含义并不一样。明代张燮在《东西洋考》“文莱”条中提到,文莱为“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许多学者据此研究“东洋”与“西洋”的地理划分。由此看来,似乎文莱是东洋与西洋的分界,并且将东洋与西洋均作为地理范围的名词。但问题并非这样简单,因为基于不同时代文献中有关“东洋”与“西洋”记载,所得出的有关“东洋”与“西洋”的区分,只能是文献所记载的时代的区分。

“西洋”的概念并非始自明代。已故庄为玑先生曾引用一有关宋代的抄本记载:“宋绍定间 (1228)有进士蒲宗闵,司温陵道通判,后升都察院。端平丙申中(1236),奉使安南。嘉熙二年(1238)奉使占城,淳祐七年(1247)再奉使渤泥,后卒于官也。其子有三:长子应,次子甲,三子烈。蒲应入渤泥,蒲甲司占城西洋之转运使,大食、波斯、狮子之邦,蛮人嘉谐。记曰:蒲氏盖从五代留从效使蒲华子蒲有良之占城(引者按,原文如此),司西洋转运使,波斯人咸喜为号矣,故自宋元以来,泉郡之蒲氏名于天南也。”据庄先生注记,其所见者为抄本,“由林少川同学提供”。

但此文献的上述相当内容相当可疑,其可信性应另加考察,并不可就此证明“西洋”之称五代时已存在。

今存宋末《金虏海陵王荒淫》评话中有一段文字,曰:

女待诏道:“该有个得活宝的喜气。”贵哥插嘴道:“除了西洋国出的走盘珠,缅甸国出的铃,只有人才是活宝。”

据笔者检索,最早注意到此一话本年代的是胡适先生。他在有关八种宋人话本>的序言中提到:

我们看了这几种小说,可以知道这些都是南宋的平话。《冯玉梅》篇说“我宋建炎年间”,《错斩崔宁》篇说“我朝元丰年间”,《菩萨蛮》篇说“大宋绍兴年间”;《拗相公》篇说“先朝一个宰相”,又说“我宋元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这些都可证明这些小说产生的时代是在南宋。《菩萨蛮》篇与《冯玉梅》篇都称“高宗”,高宗死在一一八七年,已在十二世纪之末了,故知这些小说的年代在十三世纪。

《海陵王荒淫》也可考见年代。金主亮(后追废为海陵王)死于一一六年;但书中提及金世宗的谥法,又说“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世宗死于一一八九,在宋高宗之后二年。又书中说:

我朝端平皇帝破灭金国,直取三京。军士回杭,带得虏中书籍不少。

端平是宋理宗的年号(一二三四——一二三六);其时宋人与蒙古约好了同出兵伐金,遂灭金国。但四十年后,蒙古大举南侵,南宋也遂亡了。此书之作在端平以后,已近十三世纪的中叶了。

他又写道:

故我们可以不必怀疑这些小说的年代。这些小说的内部证据可以使我们推定他们产生的年代约在南宋末年,当十三世纪中期,或中期以后。其中也许有稍早的,但至早的不得在宋高宗崩年(一一八七)之前,最晚的也许远在蒙古灭金(一二三四)以后。

这些小说都是南宋时代说话人的话本,这大概是无疑的了(参看鲁迅《小说史略》第十二篇)。

胡适先生的发现与对其史料的断代研究非常有价值。兹后,20世纪40年代刘铭恕先生发掘《金虏海陵王荒淫》评论中上述内容的史料价值,将之用以论证汉文语境中“西洋概念”的起源,可谓再前进一步。

至于东洋的概念,查南宋末真德秀在《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戊寅(1218)十一月》中提到:

永宁寨,地名,水湾去法石十里。乾道间毗舍耶国入寇,杀害居民,遂置寨于此。其地阚临大海,直望东洋,一日一夜可至彭湖。彭湖之人遇夜不敢举烟,以为流求国望见,必来作过。

这里提到的东洋,显然与澎湖隔海相望的流求,即台湾有关,实际是指台湾海峡。足见“东洋”与“西洋”的概念至少在宋末已经使用。

2.南海岛礁

从中国东南沿海港口航向东南亚与印度洋的航线虽然必经南海,但学者们几乎找不到古代船只东西向横越,或南北向纵穿南海的记载。我们知道,南海虽然宽阔,但并非随处可行。南海中分布的南海诸岛礁或露出水面,或暗藏水下,是往来航船的天然障碍。

南海诸岛多数为珊瑚礁。珊瑚虫是一种海洋生物,是一种水螅。珊瑚虫在生长过程中能吸收海水中的钙和二氧化碳,然后分泌出石灰石,变为自己生存的外壳,即石灰质的内骨骼或外骨骼。新的珊瑚水螅体生长发育时,下面的老珊瑚水螅体死亡,但其骨骼仍留在群体上。每一个单体的珊瑚虫只有米粒那样大小,它们一群一群地聚居在一起,一代代地新陈代谢,生长繁衍,同时不断分泌出石灰石,并粘合在一起。这些石灰石经过以后的压实、石化,形成岛屿和礁石,也就是所谓的珊瑚礁。随着地壳的升降,有的珊瑚沉入更深的海中,有的珊瑚礁盘被抬开至海面以上,成为岛屿。珊瑚虫只生长在温度高于20℃的赤道及其附近的热带、亚热带地区,水深100-200米的平静而清澈的岩礁、平台、斜坡和崖面、凹缝中。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国东南沿海,珊瑚礁只见于南海的原因。珊瑚在唐时又称“石栏干”,段成式曾记:

石栏干生大海底,高尺余,有根茎,上有孔,如物点。渔人网罥取之,初出水正红色,见风渐渐青色。

古人早已注意到南海中的珊瑚礁。北宋天禧二年(1018),占城国王遣使入贡时称:

国人诣广州,或风漂船至石塘,即累岁不达矣。石塘在崖州海面七百里外,下陷八、九尺者也。

《宋会要》中亦保存有南宋嘉定九年(1216)真里富(今泰国的尖竹汶)入宋航路的记载曰:“欲至中国者,自其国放洋”后,“至占城界。十日过洋,傍东南有石塘,名曰万里。其洋或深或浅,水急礁多,舟覆溺者十七八,绝无山岸,方抵交州界。”

前面已经提及,宋人在记“东大洋海”时,称其中 “有长砂石塘数万里”。南宋人王象之在记毗邻两广的宁远县时,记道:“其外则乌里、苏密、吉浪之洲,而与占城相对,西则真腊交趾,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上下渺茫,千里一色,舟舶往来,飞鸟附其颠颈而不惊(《琼管志》)。”北宋咸平六年(1003),广州地方官曾向朝廷进呈《海外诸蕃图》。诸蕃志》的作者赵汝适在自序中提到;“暇日阅《诸蕃图》,有所谓‘石床’、‘长沙’之险,交洋竺屿之限”。这里的所谓“石床”、“长沙”之险”,即指南海诸岛和隐伏水下的珊瑚环礁,而“竺屿”则为东西竺(或上下竺),指今马来半岛东南海外之奥尔(Aur)岛。

南海中礁盘众多的现象,不但入华的番商也注意到。10世纪中叶阿拉伯地理学家马素迪(Abu al-Hasan‘Ali al-Husayn‘Ali al-Mas’udi)在提到涨海时说那里海浪极大,汹涌澎湃,“有很多海礁,商船必须从中穿过”。

南海各处广布的石塘——即环礁、石床——即浅滩、礁盘,是航行的海舶必须小心躲避之地。为避开这些水下暗礁,古代中国舟师们在离开中国港口下番时,在航线上只有两个选择:或沿东亚大陆沿海航行,或首先向东,再沿西太平洋岛弧而行。因此,有关“东洋”与“西洋”的概念,起初必与中国海舶下番时所选择的航线有关。凡沿上述南海东缘航线所经诸岛诸国,均为东洋;而沿其西缘者则为西洋。

3.涨海

涨海之名很早便见于文献。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吴武陵太守谢承撰有《后汉书》一百三十卷,无帝纪,此书今佚。但其中的“交趾七郡贡献,皆从涨海出入”一句,却广为史家引述。晋人郭璞注《尔雅》所记螺这种软体动物时,写道:“蚹蠃螔蝓(即蜗牛也)。蠃小者蜬螺(大者如斗,出日南涨海中,可以为酒杯)。”交趾近海,将在下文讨论。日南为汉代所设郡,位于今越南中部,因而涨海指南海甚明。

南朝末徐陵所辑《玉台新咏》引《南州异物志》节文提到:“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外徼人乘舟皆以铁铧铧之,至此关以磁石不得过。”同书录《晨征听晓鸿》诗,引:

谢承《后汉书》:“陈茂常渡涨海“。又,”交趾七郡贡献,皆从涨海出入。“郭璞《江赋》:“济江津而起涨。”《注》:“涨,水大之貌。”

由此观之,涨海系汉语名称。唐李商隐的《为荥阳公进贺正银状》:

伏以运当圣日,节在正春,近则入金门而排玉堂,欢于上寿;远则梯重山而浮涨海(《初学记》:案,南海,大海之别有涨海。谢承《后汉书》:交趾七郡,贡献皆从涨海出入。《隋书志》新川郡海丰县有涨海。……)务以献琛。

而在道藏《太清金液神丹经》中还可见 “阇婆,国名也,在扶南东,涨海中洲”[]的记载,则涨海不仅指南海,而且还包括今加里曼丹岛以南海域。

涨海之名流传得很广,大食与其他西亚穆斯林航海家与旅行家也称南海为涨海。9世纪阿拉伯旅行家苏莱曼(Sulayman)提到,“从昆伦岛出发,航队进入涨海(Changkhay)水面,随后便进入中国门。中国门由海水浸没的暗礁形成,船只从这些暗礁之间的隘道通过。”10世纪初,阿拉伯航海家伊本法基赫(Ibn al-Fakih)记载,从昆仑岛出发,“到达一地,名涨(Chang)。这里靠近中国门”,“在邻近中国之处,有一地叫涨海(又为一海名)。”他还说:“去中国的第一海是涨海(Changkhay),第一座山是昆仑山”,“尽管(涨海)不大,然而却是最难以穿越的”。“当前往中国的海员们询问当地风力时,渔夫们便告诉他们有风或无风的可能性。因为,在该海中,一旦强风刮起,很少有人可以逃脱。”10世纪中叶阿拉伯地理学家马素迪(Abū al-Hasan ‘Alī al-Husayn ‘Alī al-Mas‘ūdi)在提到涨海时说那里海浪极大,汹涌澎湃,“有很多海礁,商船必须从中穿过”。

前已述及,由于“涨海”之“涨”之义为“水大貌”,顾名思义,“涨海”从字面解其意义本为“大海”,因此史籍中有时亦可发现“涨海”泛指大海的例证,不足为奇。

4.大东洋与小东洋

按元人陈大震所著大德《南海志》,“东洋”之下划分为“大东洋”与“小东洋”两个次概念。《志》文说:

东洋:

佛坭国管小东洋:麻里芦、麻叶、美昆、蒲端、苏录、沙胡重、哑陈、麻拏啰奴、文杜陵。

单重布罗国管大东洋:论杜、三哑思、沙啰沟、塔不辛地、沙棚沟、涂离、遍奴辛、勿里心、王琶华、都芦辛、啰愇、西夷涂、质黎、故梅、讫丁银、呼芦漫头、琶设、故提、频底贤、孟嘉失、乌谭麻、苏华公、文鲁古、盟崖、盘檀。

阇婆国管大东洋:孙条、陀杂、白花湾、淡墨、熙宁、啰心、重茄芦、不直干、陀达、蒲盘、布提、不者啰干、打工、琶离、故鸾、火山、地漫。”

从陈大震所提到的上述地名来看,元初和元中期时代的“东洋”主要指今菲律宾诸岛、加里曼丹岛和爪哇岛以东之西太平洋海域。其中之“小东洋”主要指今菲律宾诸岛和加里曼丹岛,由佛坭国 (今文莱)管领。而“大东洋”主要指加里曼丹岛以南直至今澳洲之海域。“大东洋”又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包括今印尼马鲁古群岛以东诸地,西部主要是今印尼爪哇、巴厘诸岛。

《南海志》成书于元大德间,但上距宋亡不过二十余年,故而其所记录的上述内容,即“东洋”下分为“大东洋”和“小东洋”等地理概念,当系沿用了宋代的旧称。代张燮的《东西洋考》中只有“东洋”的总名称,不再有“大东洋”与“小东洋”之分。

明末利玛窦入华后,在向中国人介绍环球地理时,“大东洋”与“小东洋”的名称重新被使用,不过意义转为指东太平洋与西太平洋,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兹不重复。

5.南海东——吕宋洋面

张燮在其著作《东西洋考》记:

又从吕蓬(用坤未针,五更,取芒烟山)。
芒烟山(用丁未针,十更,取磨叶洋)。
磨叶洋(用单直,并丁未,取小烟山)。
小烟山(其上有仙人掌,用丁未针,五更,取七峰山)
七峰山(用单丁,五更,取巴荖圆)。
巴荖圆(用丁未,五更,取罗卜山)。

谢方认为“吕蓬”即吕宋马尼拉湾外之庐邦岛(Lubang)。庐邦岛(Lubang)确在吕宋之南,地望合。“吕蓬”与《指南正法》中提到吕宋赴文莱的开船地为“吕帆”,当为同一地。《顺风相送》中《吕宋往文莱》针路的记载是:

鸡屿开船,用巳丙及乙辰,十更。
沙塘石开船,到吕蓬港口。若是吕蓬山外过,讨麻里吕。
坤未,五更,取芒烟山。
丁未及午丁,十更,取麻干洋,讨鬱山,无风摇橹二日三夜。
单午及丁未,取小烟山前密。
丁未,五更,取三牙、七峰山。
单丁,五更,取芭荖员。

对比下文《指南正法》吕宋往文莱针路中提到的地名“麻茶洋”,以及下述《东西洋考》所录吕宋赴文莱针路中提到的“磨叶洋”。或许“麻干洋”、“麻茶洋”与“磨叶洋”为同一地名的不同译名。向达教授将“麻干洋”比定为吕宋至巴拉望(Palawan)岛之间的洋面。如再精确一点,从航路上看,似未到巴拉望,应在民都洛(Mindoro)岛以西洋面一带。

6.南海西——越南近海

1)交趾洋

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有“三合流”条,称:“海南四郡之西南,其大海曰交址洋,中有三合流。”这里提到海南西南的“交址洋”在其他文献中又写作“交趾洋“,即今广西、海南与越南北部海岸所围合之北部湾,又称东京湾。


《元史》卷二百九《安南传》记,至元二十五年,皇子镇南王脱欢征安南,“张文虎粮船以去年十二月次屯山 ,遇交趾船三十艘,文虎击之,所杀略相当。至绿水洋,贼船益多,度不能敌,又船重不可行,乃沉米于海,趋琼州。”

此绿水洋的地望,可据安南屯山确定之。高荣盛考:

屯山,陈佳荣、谢方、陆峻岭编《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1986年)记为“团山”(山在今海防东北大海中)。陈连庆提出,团山,《元史安南传》作屯山,苏继庼先生拟为云屯山。《环宇通志》言此山在新安府云南县大海中,“两山对峙,一水中通”,南朝时“番国商船多聚于是”。

3)混沌大洋/昆仑洋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地理志》时,摘录贾耽的《皇华四达记》,其中的“广州通海夷道”详述了下番船舶由广州出航后前往西域之途:

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岛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今越南岘港以东之占婆岛),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今越南归仁以北的燕子岬)。又一日行至门毒国(归仁)。又一日行至古笪国,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今越南蕃朗),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又五日行至海硖(今马六甲海峡),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南岸则佛逝国。

贾耽所记之军弄山,即今越南昆仑岛。《元史》卷一百六十二《史弼传》至元二十九年(1292)元水师征爪哇水程:

十二月,弼以五千人合诸军,发泉州,风急涛涌,舟掀簸,士卒皆数日不能食。过七洲洋、万里石塘,历交趾、占城界,明年正月,至东董西董山、牛崎屿,入混沌大洋橄榄屿,假里马答、勾阑等山,驻兵伐木,造小舟以入。

《史弼传》所记混沌大洋,即昆仑洋。《岛夷志略》“昆仑”条提到“舶泛西洋者,必掠之,顺风七昼夜可渡。”这里是说从中国前往南印度,必经昆仑(今越南南方之昆仑岛)。

明费信《星槎胜揽》卷一:

昆仑山:其山节然瀛海之中,与占城及东西竺鼎峙相望。山高而方,山盘广远。海人名曰昆仑洋,凡往西洋贩舶,必待顺风,七昼夜可过。俗云:“上怕七洲。下怕昆仑。针迷舵失。人船莫存。”此山产无异物,人无居灶,而食山果鱼虾,穴居树巢而已。

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占城国》:

其与占城鼎峙而望者,有崑崙之山,盘礴千里。其北有弓鞋之屿。。山之下曰昆仑洋,其水不见山二十五托,沟内可五十托,过沟可三十五托。舶之往西洋者,善风七昼夜始尽此山。其民渔采而食,巢穴而处其,状怪而黑。(谚曰“上怕七洲,下怕崑崙,针迷舵失,人船莫存。”)

三、东南亚、印度洋海区

1. 莆奔大海

《经世大典·海外诸番·爪哇》至元三十年:

三月一日会军八节涧。涧上接杜马班王府,下通莆奔大海,乃爪哇咽喉必争之地。

《岛夷志略》中有蒲奔条:

地控海滨,山蹲白石,不宜耕种,岁仰食于他国。气侯乍热而微冷。风俗果决,男女青黑,男垂髫,女拳髻,白缦。

民煮海为盐,采蠏黄为鲊。以木板造舟,藤篾固之,以绵花塞缝底,甚柔软,随波上下,以木为桨,未尝见有损壊。有酋长。地产白藤、扶留藤、槟榔。贸易之货,用青磁器、粗碗、海南布、铁线、大小埕瓮之属。

苏继庼注:

蒲奔,沈曾植、藤田,柔克义皆以蒲奔与《元史·爪哇传》之莆奔大海有关。惟此海在何处,则又意见不一。沈氏未明言此海在何处,然观其以蒲奔位于爪哇之吉力石(Gresik)或杜板村,可见其非以此海指焉都拉海峡(Madura Strait),即指东爪哇之爪哇海。柔克义则据格伦维尔(Groeneveldt)之说(Notes,P.223),以为此海指马都拉海峡,惟蒲奔究指马都拉岛抑指巴厘岛,则不能肯定。藤田以《元史》之莆奔大海指东爪哇海,而本书之蒲奔则指加里曼丹岛东南岸之Tana Bumbu。蒲奔物产以白藤为主,共在加里曼丹东南境可知。《东西洋考》文郎马神条“萪藤”注:“文郎亦独盛他国。”义净《求法高僧传·昙润法师传》云:“至柯陵北渤盆国,遇疾而终。”渤盆或亦蒲奔之异译。案:蒲奔当在今加里曼丹,自无可疑。莆奔大海指爪哇海,亦无可疑。惟蒲奔是否为藤田所言之Tana Bumbu,则尚可讨论。查加里曼丹岛南部有河名Pembuang,其河口名Kuala Pembuang,东距文郎焉神约一百英里,古时其地有国,即以此名。(楠案:Pembuang今图译作彭布安,其港口译作瓜拉彭布安。]就对音言,以Pembuang当于蒲奔,实视Bumbu为更合,亦即渤盆国也。《宋史·真宗纪》之蒲婆,《大德南海志》之蒲盘,皆为此名之异译。

在文郎马神崛起前,Pembuang殆为加里曼丹南部之大国。中国海入爪哇海之门户,亦由此国控制,因此爪哇海在明以前,遂有莆奔大海之名。本书此处明言“地控海滨”,可见此国实当航海之要冲,决非僻处一隅之Tana Bumbu可比拟也。

按,此说可从。莆奔大海当指位于婆罗洲(今加里曼丹岛北部)之莆奔国所临之海。

2.淡洋

《岛夷志略》:

港口通官场百有余里,洋其外海也,内有大溪之水,源二千余里,奔流冲合于海。其海面一流之水清淡,舶人经过,往往乏水,则必由此汲之,故名曰淡洋。过此以往,未见其海洋之水不咸。

《星槎胜揽》:

其处与阿鲁山地连接,去满剌加三日程。山遶周围,有港,内通大溪,汪洋千里,奔流出海,清淡味甘。舟入过往汲之,名曰淡洋。

苏继庼注:

沈增植以为《瀛涯胜揽》哑鲁国条、《西洋朝贡典录》阿鲁国条之淡水港即淡洋。藤田与柔克义则以淡洋指苏门答岛东岸之塔米昂(Tamiang)。案:淡洋与阿鲁(Aru)皆在苏门答腊岛东岸,淡洋与阿鲁既为二地,自以藤田、柔克义所指为是。苏氏又举《西洋朝贡典录》、《武备志·航海图》等文献考淡洋至诸港水程,并提出《元史·成宗纪》中之毯阳为淡译元代另译,并举《爪哇史颂》之Tamiang。至于其地望,苏氏提出,如以元与明初之阿鲁在今日里(Deli),则其淡水港当在日里河下游。

3.阿鲁洋

今存明《卫所武职选簿》系明代选拔中下层武官的兵部档案。范金民先生曾将其中有关郑和下西洋资料辑出。其中一则档案记南汇嘴守御中后所试百户孙仁武,其曾祖孙闰,“永乐三年绵花洋杀获贼船,阿鲁洋擒杀贼寇有功,升小旗。”另一则档案记交趾人宗信可,南京锦衣卫佥事,其三世祖宗真永乐“三年除本卫世袭副千户。本年阿鲁洋杀贼,获贼船功,五年升本所世袭正千户。”南京鹰扬卫指挥使哈承宝,其祖先哈只“先于永乐三年西洋等处公干,四年旧港、绵花与阿鲁洋等处杀获贼舡,五年升指挥佥事。”

阿鲁洋当指阿鲁一带近海。《岛夷志略》记淡洋风土物产时曰:

取其水灌田,常熟。气候热,风俗淳。男女椎髻,系溜布。有酋长。地产降真香、苇粟,与亚芦同,米颗虽小,炊饭则香。

对这里提到的亚芦,苏继庼注:

此名不见他书,本书唯此一见。藤田视其指庐荟(Socatra Aloes),波斯语作Alwa,以为即此名之对音。然芦荟为一种药物而非食物。且苇粟既为一种谷物,则亚芦亦当视为一种谷物。查吉打产一种稻名arong,疑亚芦即其对音。

对证《星槎胜揽》的有关“淡洋”的相应记载:

田肥禾盛,米粒尖小,炊饭甚香。地产香。民俗颇淳,气候常热,男女椎髻,腰围梢布。货用金银、鐡器、磁器之属。

可知,汪大渊所记的苇粟,即费信之“禾”,故而汪大渊所谓“苇粟,与亚芦同”中之“亚芦”当为地名,即阿鲁。苏先生考证不可信从。

《星槎胜揽》记阿鲁:

阿鲁国:其国与九州岛山相望,自满剌加顺风三昼夜可至其国。风俗气候与苏门答剌大同小异。田瘠少收,盛种芭蕉、椰子为食。男女裸体,围梢布,常驾独木舟入海捕鱼,入山采米脑、香物为生。各持药镞弩防身。地产鹤顶、片米、糖脑以售商。舶货用色段、色绢、磁器、烧珠之属。

4.绵花洋

前引明《卫所武职选簿》三则档案中,有两则在记“阿鲁洋”时,提到“绵花洋”:孙闰,“永乐三年绵花洋杀获贼船,阿鲁洋擒杀贼寇有功,升小旗。”哈只永乐“四年旧港、绵花与阿鲁洋等处杀获贼舡。”

绵花洋当指绵花屿近海。《东西洋考·西洋针路》:

又从满剌加国五屿(分路入苏门答剌,用单干针,五更,取绵花屿。)

绵花屿(第三湾正好过船,打水七八托,外二十托用。单戌针过浅。辛戌,四更,取鸡骨屿。)

谢方以为绵花屿在今马来西亚巴生港(Port Klang),位于今安答曼海滨。

5. 南巫里洋

此洋得名于苏门答腊岛西北角地名南巫里。文献中有关此洋记载甚多,译名不一。万明近撰《郑和七年“那没黎洋”——“印度洋”》文,收集明代有关此洋之各种记载并加考察,其结论为,那没黎洋即西洋,也即明初对印度洋之称谓。按,那没黎洋那西洋,见诸文献,自无问题。因“洋”在明代仍指具体的海域,故不可能指印度洋,当指苏门答腊与锡兰山之间的海域,即今之孟加拉湾。

6.小西洋

葡萄牙人东来后,自称来自大西洋,以区别于此前郑和所下之“西洋”。故而明清汉文史籍中,将葡属印度殖民地果阿称为小西洋,又指印度以西海域。明末入华的意大利人艾儒略所著《职方外纪》卷五中有《四海总说》一节,称:“兹将中国列中央,则从小西洋至大西洋为西海。”

明人徐应秋《玉芝堂谈荟》中记:

应帝亚国,中国所呼小西洋,以应多江为名,一半在安义江内,一半在安义江外。天下之寳石、寳货自此地出,细布、金银、椒料、木香、乳香、药材、青朱等无所不有,故四时有东西海商在此交易。人生黑色,弱顺。其南方少穿衣。无纸,以树叶写书,用铁锥当笔。其国王及其各处言语不一。以椰子为酒,五谷惟米为多。诸国之王皆不世及,以姊妹之子为嗣,其亲子给禄自赡而已。外国图君子之国,多木槿之花,人民食之。

这里所谓应帝亚,即印度拉丁文名India之音译。应多江,即印度河。安义江,当为恒河。

7. 溜山洋

費信《星槎勝覽》中有溜山洋国条,曰:

自锡兰山别罗里南去,顺风七昼夜可至。其山海中天巧,石门有三,远望如城门,中可过船。溜山有八:沙溜、官屿溜、人不如溜、起来溜、麻里溪溜、加平年溜、加安都里溜,其八处网捕溜洋。大鱼作块晒干,以代粮食。男子拳发,穿短衫,围梢布,风俗嚣强。地产龙涎香,货用金银、段帛、磁器、米谷之属。其酋长感慕圣恩,常贡方物。传闻又有三万八千余溜山,即弱水三千之说也。亦有人聚,巢居穴处,不识米谷,但捕鱼虾为食,裸形无衣,惟纫树叶遮其前后。若商舶因风落其溜,人船不可复矣。

茅瑞徵《皇明象胥录》亦见载,文字略异:

溜山,名溜山洋国,自锡兰山别罗里南去,顺风七昼夜至。其山四面滨海,如洲在西海中,有石门三,遥望如城阙,中可过船。入溜稍大,余小溜无虑三千。土人曰:“此弱水三千也。”舟行遇风入溜即溺。人率依山巢居穴处,或网溜洋大鱼,晒以代粮。拳髮,穿短衫,围梢布,亦多祼形,纫樹叶蔽前后。产龙涎香,货用金银、段帛、磁器、米谷。溜山傍有牒干国,皆回回人。俗淳,业渔,好种椰树。其椰皮结绳,可贯板成舟。涂沥青,坚如铁钉。鲛鱼,一名溜鱼。织丝帨甚工緻,亦有织金帨。永乐中,国王亦速福遣使來朝贡。

溜山洋当得名于溜山,即溜山一带海域。溜山,即今印度洋中之马尔代夫群岛。元代称为北溜。《岛夷志略》记:

北溜:地势居下,千屿万岛。舶往西洋,过僧加剌傍,潮流迅急,更值风逆,辄漂此国。候次年夏东南风,舶仍上溜之北。水中有石槎牙,利如锋刃,葢已不完舟矣。

地产椰子索、□子、鱼干、大手巾布。海商毎将一舶□子下乌爹、朋加剌,必互易米一船有余。盖彼番以□子权钱用,亦久远之食法也。

溜山国,明代有关郑和下西洋史料记载文字详略不一。巩珍《西洋番国志》曰:

溜山国,自苏门答剌国开舡,过小山,投西南行,好风十日可到其国。番名偞干,无城郭,倚山聚居,四面皆海,即如洲渚状。国之西去,途程不等。有天生石门海中,状如城阙。有八大处:曰沙溜、曰人不知溜、曰起来溜、曰麻里奇溜、曰加半年溜、曰加加溜、曰安都里溜、曰官坞溜,此八处者皆有地主而通商贾。其余小溜,尚有三千余处,水皆缓散无力。舟至彼处而沉,故行船谨避,不敢近此经过。古传弱水三(十)[千],即此处也。其人皆巢居穴处,不着衣衫,只以樹叶遮蔽前后。平生不食米谷,惟于海中捕鱼虾而食之。行舡者或遇风水不順,舟师针舵有失,一落其溜,遂不能出,大概行舡谨防此也。其偞干国,王、臣、庶皆回回人,风俗淳美,悉遵教门行事,人皆以渔为生。多种椰子樹。男女体貌彻黑,男子白布缠头,下围手巾;妇人上着短衣,下亦以阔布手巾围之,又用阔大手巾(过)[裹]头,盖下只露其面。婚丧之礼依教门行。土产降香,不多,惟椰子广,他国皆來贩卖。有等小样椰子,土人将壳旋酒(钟)[盅],以花梨木为足,用番漆其口足,甚美。椰子皮穰打成廉細索,收积盈堆,各处番舡皆贩去卖予,造成等用,盖番人造舡不用铁钉,止钻孔,以椰索联缚,加以木楔,用沥青涂之至紧。出龙涎香,渔者溜中採得,状如浸沥青,嗅之不香,火焚有鱼腥气,价高,以银(对)[兑]易。出海(囗)土人採积如山,堆罨,待肉烂,取壳转卖暹罗、榜葛剌国,代钱使。出马鲛鱼,土人将其鱼切如臂大,深晒至干,盈仓收储。他国多贩去,名曰溜鱼。又出一等丝嵌手巾,长阔而加实密,胜他处所出者。又出一等织金方帕,男子可缠头,其价有卖银五两者。气候长热如夏,土痩米少麦无,蔬菜不广,牛羊鸡鸭皆有,余无所产。王以银铸钱使用。中国宝舡亦一、二往彼,收买龙涎香、椰子等物,乃一小邦也。

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

其国在小帽西南可二千里。由彭加剌而往,取北辰四指有半;又取北辰三指有半;又取北辰二指一脚之半;又取北辰二指半脚;又取北辰一指三脚之半;又取北辰一指三脚、又过鹦□嘴之山,又五更见铁砧之屿。又七更见佛舍座之山。又五更见牙里之大山。由是至溜官之屿而及其国。

其地四面滨海,倚山为都。其都曰牒干。其上下皆回回人。婚丧一如其教。风俗淳美,男缠首以白布,以金帕,下围帨。女帨盖首,上短衣,下亦围帨。其肤体咸黑,其土气恒燠。

其交易以银钱。(重官秤二分三厘。)其利渔、□。其谷宜稻、麦。其畜宜牛、羊、鸡、鸭。凡为杯,以椰子为腹,花梨为跗。凡为舟,不以锻铁,以椰纕绳之而贯之而楔之。以龙涎镕之而涂之。

凡取龙涎,多于溜屿。其屿石多蟠龙,春而吐涎,羣鸟集之,羣鱼□之。其黄者如胶,黑者如五灵脂,白者如药煎。其气腥。或得之鱼腹,其大如斗,圆如珠,其价以两而易。凡两易金钱一十有二,凡斤易金钱一百九十有二。凡取海□,山积之而罨之,腐之。凡取马鲛鱼,斮之而暴之、贮之。其来易者为暹罗之商,为榜葛剌之商。

国之西海有石门,状如城阙者三。有溜山焉凡八:一曰沙溜,二曰官屿溜,三曰人不知溜,四曰起来溜,五曰麻里奇溜,六曰加半年溜,七曰加加溜,八曰安都里溜,皆可通海舶,皆有聚落。其通也,有主焉、又西有小窄溜。是有三千,是皆弱水,即所谓“弱水三千”者焉,一曰有三万八千余溜,舟风而倾舵也,则坠于溜,水渐无力以没。其小窄溜之民,巢穴而处,鱼而食,草木而衣。

其朝贡无常。(永乐五年遣其臣来朝贡。)

论曰:《山海经》诸古书及郦道元所引论弱水多矣、虽通人辨士,莫之能明也。兹复知有溜山弱水矣。见览虽益广远,而天地之大,终不能穷焉。

8.东大食海

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所提到天竺以西有海“曰东大食海,渡之而西则大食诸国也。”唐代航海家们就已经知道,阿拉伯海之西岸皆属大食。贾耽的“广州通海夷道”提到“自婆罗门南境”,至波斯湾的乌剌国,皆缘海东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国。以贾耽之语与周去非所记相较,可见两者甚为接近。稍知现代地理的人一望可知,周去非所谓“东大食海”,与贾耽所称之位于婆罗门南境与大食之间的海为同一海域。此海乃指今之阿拉伯海、波斯湾与红海。就是说,唐代舟师已知从印度南部向波斯湾航行,须循阿拉伯海东岸行,而此海以西则属大食。

至于所谓“西大食海”,周去非说:“大食之地甚广,其国甚多,不可悉载。又其西有海,名‘西大食海’。渡之而西则木兰皮诸国凡千余。更西则日之所入,不得而闻也。”很显然,这里的“西大食海”就是地中海及与之毗连的北大西洋。“木兰皮”即阿拉伯语 maghrib的音译,意为“西方”。“木兰皮诸国”即今北非阿拉伯马革里布诸国。地中海是当时中国人地理知识的极限,“更西则日之所入。不得而闻也”。周去非所记当来自大食海商,可见地中海与大西洋的交接处,也是大食人的地理知识极限。

从地理学的角度观察,所谓“东大食海”与“西大食海”的命名原则,乃是以阿拉伯帝国的重心今西亚地区的南部地区为观察中心,即座标中心点。周去非在提到“西大食海”这个名称之后,接着提到“渡之而西则木兰皮诸国”这一点提示我们,不仅“东大食海”、“西大食海”这一对海外的地理坐标是以西亚为中心,而且其名称本身可能也是外来的。

公元12世纪斯加里野国(今意大利西西里岛)地理学家爱德利奚(Edrisi)于1153~1154年间著《地理书》,其中地图注有海名 Bahr al-Muslim al-Gharbi,意即“西穆斯林海”, 此海在元代阿拉伯史家乌马里的《眼历诸国行纪》中写作Bahr al-Gharbi ,意为“西海”。公元10世纪后半叶成书的波斯无名氏著作《世界境域志》中描述了“西海”的范围,说它从苏丹和木兰皮(Maghrib)诸国的极边开始,直至芦眉(Rum,今小亚)海峡。

若将穆斯林地理图志中爱德利奚的Bahr al-Muslim al-Gharbi即“西穆斯林海”、《世界境域志》及乌马里书中的Bahr al-Gharbi即“西海”,与周去非的记载相对照,可推知周去非从大食海商口中听说的,很可能是Bahr al-Muslim al-Gharbi即“西穆斯林海”这个名字。换而言之,“西大食海”当系Bahr al-Muslim al-Gharbi即“西穆斯林海”的汉译。阿拉伯地理文献中还有“木兰皮海”(Bahr al-Maghrib)或“芦眉海”(“拜占廷海”,Bahr al-Rum), 均指地中海。

周去非的“东大食海”亦可能有西域图籍的背景。若查检穆斯林地志中有关印度洋的记载,可发现《世界境域志》描述过一个名曰“大海”(Bahr al-’Azam)的大洋,说它与中国相通,有五个海湾:

第一个海湾起始于阿比西尼亚,面对苏丹,向西伸延,称为“拨拔力”(Barbari)湾。按,此即今之红海南端与阿拉伯海相接处之亚丁湾。

第二个海湾与第一个海湾相连,向北方伸延,直至埃及之境,越来越窄,北头最窄处仅一海里宽,称为“阿拉伯湾”。按,此海即今之红海。

第三个海湾起始于法尔斯(Fars)海岸,向西北延伸。阿拉伯之地均位于此海与上述之“阿拉伯湾”之间。按,此海即今之波斯湾。

第四个海湾称为“波斯”(Pars)海,起始于波斯之边界,彼处很窄,延伸到忻都边界。按,此海应即今之阿曼湾。

第五个海湾称始于印度斯坦国边界,向北方伸延,成为一个海湾,称为“忻都”湾。按,此海似应为今之孟加拉湾 。

波斯无名氏作者所提到的这个“大海”,除了其中第四个海湾以外,其整个地理范围应当大致与周去非的“东大食海”相当。

本文作者为浙江大学中西学院教授,文章原刊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三十九辑,注从略,引用请核对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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