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民古玩网瓷器、玉器、古币、银元、字画、文玩杂项、博物馆馆藏、古董收藏、古玩收藏
宋元汉文史籍虽未明载1252年忽必烈远征大理战略目的，但长期以来宋元学界，尤其是研治宋蒙战史学者基本上公认乃为实施“斡腹之谋”。近年来学者魏曙光、温海清相继撰文专门谈及忽必烈进征大理目的或缘起，前者以为南宋在淮河坚壁清野，《史集》有关忽必烈为解决军粮问题而远征大理的记载准确可靠；[①]后者在前者基础上补充论证了忽必烈1252年由征宋到主动请缨转攻大理以取军粮之说，进而否认1252年之前蒙古存在以“斡腹之谋”捣袭南宋的深远图谋，并对“斡腹之谋”渊源、蒙哥灭宋战略计划、蒙哥与忽必烈争斗问题提出一系列“新解”。[②]魏文、温文主要立论依据为《史集》蒙哥合罕纪、忽必烈合罕纪有关忽必烈由奉蒙哥之命出征南宋到主动请缨转攻大理以掠取军粮的记载，后者又辅以董文用本传、贺仁杰神道碑有关两则汉文记载，然而，《史集》此记载实际上明显有误，不足为据。本人拟根据1252年忽必烈远征大理之前南宋谍报与蒙古经略吐蕃诸部、大理之役，对忽必烈远征大理战略目的进行新的探讨，并对温文所倡忽必烈1252年由征宋到主动请缨转攻大理以取军粮之说及若干学术规范提出质疑。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温文对立论史料之曲解或盲从
温文第一节《问题缘起：东西方史料记载的差异》，提出其全篇立论或主题所在，即忽必烈1252年由奉蒙哥之命出征南宋到主动请缨转攻大理以掠取军粮，其立论依据除《史集》蒙哥合罕纪、忽必烈合罕纪之外，尚有董文用本传、贺仁杰神道碑两则记载：
癸丑(1253年) ，世祖受命宪宗，自河西征云南大理。文用与弟文忠从军，督粮械，赞军务。[③]
初岁壬子宪宗国母弟世祖于秦受诏征云南祃牙略畔之山。[④]
温文以为《元史·董文用传》“癸丑，世祖受命宪宗，自河西征云南大理”，与其他数则有关忽必烈征大理的汉文史料记载存在所指时间与地点上的差异，所谓“癸丑”年受命，与其他史料所记载“壬子”年，有一年的差异，这种年份不一致的记载，可以解释为：壬子年受命，癸丑年正式出征，时间记载差异的问题或可得其解；但若从地点的差异上去加以索解的话，疑问便凸显了出来，可否怀疑忽必烈其实是在“河西”接到出征大理命令，而非在“漠北”地区呢？与此同时，温文将后者断句为“初，岁壬子，宪宗国母弟世祖，于秦受诏征云南，祃牙略畔之山”，而以为“于秦受诏征云南”，非常明确地透露出忽必烈是在“秦”地( 指今陕西地区) 接到蒙哥命其出征大理的诏旨，而并非其他诸种史料所称是在“漠北”地区；《元史·董文用传》中所称“河西”之地，与《贺仁杰神道碑》中所谓“秦”地，指地域并无太大区别；因而这似乎印证了上述怀疑，即忽必烈并不是在漠北领受进军大理国命令的；汉语文献中所出现的这种无法协和一致的记载，通过比对西方世界的另一部“元史”，即伊朗史家拉施特《史集》有关记载，可以解决前文所指出抵牾问题：1252 年，忽必烈从蒙哥汗处领受的任务是进取南宋，当年秋天，他便离开漠北南下；1253年，忽必烈在南方展开了一系列活动，南方情形已比较熟悉，他发现直接攻宋难度太大，于是临时遣急使赴漠北蒙哥处要求更改原计划，请求先行往攻哈剌章，即大理国，抄略该国以获取粮食、马匹等物资后，再行伐宋，忽必烈的这一请求最终获得蒙哥允准。最终，温文以为《元史》的记载显然有其隐晦不明之处，忽必烈进征大理国的缘由问题应当重新予以检讨，重新讨论忽必烈进军云南的深层缘由问题，乃为其文一大主题；通过对西方文献《史集》与东方文献《元史》等记载差异的比较，我们已可明确一项基本事实：蒙哥最初委派给忽必烈的任务应是出征南宋而非大理国，所谓蒙古早已存有先取大理国而后再“斡腹”攻宋的战略远谋问题，实际并不成立。[⑤]
温文以为1252年忽必烈在漠北受命远征南宋，此后在“河西”或“秦”地受诏而转攻大理，以获取军粮，原因是进军南宋给养难以供给，而忽必烈主动请示蒙哥，由出征南宋而转攻大理。在此，撇开《史集》蒙哥合罕纪、忽必烈合罕纪有关忽必烈由奉蒙哥之命出征南宋到主动请缨转攻大理以掠取军粮之错误记载不谈，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忽必烈1252-1253年并没有进军南宋或路经南宋任何地区，温文对董文用本传、贺仁杰神道碑两则史料均存在严重误解或曲解。
其一，温文关于忽必烈壬子年受命、癸丑年正式出征大理推论显然有误。
《元史·董文用传》“癸丑，世祖受命宪宗，自河西征云南大理”，所谓“癸丑”年受命，与其他史料所记载“壬子”年的差异问题，这种年份不一致的记载并非壬子年受命、癸丑年正式出征。《元史·宪宗本纪》载1252年“秋七月，命忽必烈征大理，诸王秃儿花、撒丘﹝立﹞征身毒，怯的不花征没里奚，旭烈征西域素丹诸国”；[⑥]《元史·世祖本纪一》载1252年“夏六月，入觐宪宗于曲先恼儿之地，奉命帅师征云南。秋七月丙午，祃牙西行”；[⑦]蒙哥1252年命忽必烈南征大理、旭烈兀西征西域的军事决定显然当正式出台于“宪宗二年夏，会诸侯王于驴驹河”[⑧]之忽里勒台上。《平云南碑》载“乃宪庙践阼之二年，岁在壬子，我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以介弟亲王之重，授钺专征，秋九月出师，冬十二月济河。明年春，历盐、夏，夏四月，出萧关，驻六盘，八月，绝洮踰吐蕃，分军为三道”；[⑨]可知1252年九月忽必烈率主力启程远征大理，而当年“七月丙午（二十四日），祃牙西行”者，当为忽必烈麾下之先锋某部。因此，显而易见忽必烈正式出征大理年代为“壬子”，并非“癸丑”。《元史·董文用传》之“癸丑”作为“受命”时间必然有误，当然此“癸丑”亦可牵强解释为当年忽必烈路经“河西”或进征至大理城下。温文探讨忽必烈正式出征大理年代，不直接引据《平云南碑》、《元史·世祖本纪》两则最权威记载，而莫名其妙引据了方龄贵先生所考忽必烈1253年冬进征至大理城下之记载。此外，上文温文中已言“1252 年，忽必烈从蒙哥汗处领受的任务是进取南宋，当年秋天，他便离开漠北南下”，即温文承认1252年忽必烈已经启程南下，此与其所考癸丑年（1253年）正式出征之事前后自相矛盾。
其二，温文对《贺仁杰神道碑》“初岁壬子宪宗国母弟世祖于秦受诏征云南祃牙略畔之山”一语断句为“初，岁壬子，宪宗国母弟世祖，于秦受诏征云南，祃牙略畔之山”，显然有误。
温文所引据牧庵集版本为学者查洪德点校本，该版本将《贺仁杰神道碑》“初岁壬子宪宗国母弟世祖于秦受诏征云南祃牙略畔之山”一语断句为“初，岁壬子，宪宗国母弟世祖于秦，受诏征云南，祃牙略畔之山”，[⑩]有的学者亦将此句前半句断为“初岁壬子，宪宗国母弟世祖于秦”，[11]但至少均以为《贺仁杰神道碑》原文文意当为“宪宗国母弟世祖于秦”，而并非“于秦受诏征云南”。“初，岁壬子，宪宗国母弟世祖于秦”之事，实际即《元史·世祖本纪一》“岁癸丑，受京兆份地”，实际上壬子岁蒙哥授忽必烈“秦”或“京兆”为封地，而忽必烈癸丑岁始抵达关中封地。此外，温既在文中直接引据了查洪德点校本“岁壬子，宪宗国母弟世祖于秦，受诏征云南”一语，又在“初岁壬子宪宗国母弟世祖于秦受诏征云南祃牙略畔之山”一语注释后附注曰“原点校者‘于秦’后点断，本文与之微异，但文意一致”，[12]既前后自相矛盾，又完全不明引文句意。“初岁壬子宪宗国母弟世祖于秦受诏征云南祃牙略畔之山”一语，显然当断句为：“初，岁壬子，宪宗国母弟世祖于秦；受诏征云南，祃牙略畔之山”， 此语前半句主要句意为壬子岁蒙哥授忽必烈“秦”地关中为封地，而温文却曲解为壬子岁忽必烈于“秦”地（六盘山）始受诏出征云南。
温文“初，岁壬子，宪宗国母弟世祖”之断句明显缺乏宾语，属于典型病句；而温文“本文与之微异，但文意一致”之附注，不得不令人惊诧于其作者古汉语语法或文言文阅读能力。温文“初，岁壬子，宪宗国母弟世祖，于秦受诏征云南，祃牙略畔之山”之断句，主要服务于其所倡忽必烈1252年于漠北曲先脑儿受命征宋、1253年于“秦”或“河西”始受命转攻大理之推论，因断句有误，故温文所谓忽必烈与于“秦”或“河西”始受命远征大理之说根本不能成立，且《史集》所载忽必烈临时主动请缨请求蒙哥由南宋转攻大理之事亦站不住脚。
其三，《元史·董文用传》之“河西”与《贺仁杰神道碑》之“秦”两者所指地域并非“无太大区别”，两者截然有别，不能直接勘同或混为一谈。
忽必烈南征大理所经之夏州、盐州、萧关属于“河西”原西夏地域，而“略畔之山（即六盘山）”当属“秦”原金朝地域。忽必烈进军大理途中，在六盘山停留时间最长，其至盐州之前，尚曾将商挺“遣使征至盐州”，[13]故忽必烈在盐州停留时间亦较长。温文作者主攻元代历史地理，其将“河西”与“秦”直接勘同，按理不应犯如此低级错误。盖为证明忽必烈1253年（六盘山）始接受蒙哥诏令转攻大理之推论，温文貌似有将“河西”曲解为“秦”地六盘山之嫌，此未免过于牵强附会、削足适履以适己说。
《贺仁杰神道碑》“初，岁壬子（1252年），宪宗国母弟世祖于秦，受诏征云南，祃牙略畔之山”之记载，实际并不准确，关于忽必烈“受诏”地点，史籍明载忽必烈癸丑（1253年）夏始抵达“略畔之山”或六盘山，因而忽必烈根本不可能“壬子”“于秦受诏征云南”。关于忽必烈祃牙地点，《牧庵集》尚载“惟世祖渊龙之加兵大理也，既尝祃牙于兹（略畔），及平而归，又饮至焉。最其驻跸，三易寒暑”；“壬子夏，入觐，受命征大理。至曲先脑而，夜宴群下，公为陈：宋祖遣曹彬取南唐，敕无效潘美伐蜀嗜杀，及克金陵未尝戮一人，市不易肆，以其主归。明日早行，上据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公马上贺曰：‘圣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国福也。’明年（1253年）夏，祃牙六盘，大张教条，俾公以王府尚书，身至京兆，置宣抚司，以杨中书为使”；“明年癸丑，世祖以太弟总天下兵，既移忠烈（汪德臣）一军戍和﹝利﹞州，会将军南诏， 祃牙临洮，公（汪忠臣）来趋觐,俾督漕嘉陵, 继利州[馈]”；[14]可知忽必烈1253年夏祃牙略畔六盘山。《贺仁杰神道碑》完整引文为“初，岁壬子，宪宗国母弟世祖于秦，受诏征云南，祃牙略畔之山。明年（1253年），将戒途，贞献（贺仁杰）将作室，得夙藏，以白金为两二千五百来上，曰：‘陛下封国所出，臣何敢私？愿佐军兴’”，可知引文将“祃牙略畔之山”之事系年为“明年，将戒途”之前的“岁壬子”，试问忽必烈远征大理“戒途”或启程出发之前，岂能“祃牙略畔之山”，因而“岁壬子”“祃牙略畔之山”亦不准确。此外，忽必烈1253年秋尚祃牙临洮，而《元史·世祖本纪》载忽必烈麾下之先锋某部1252年七月亦曾祃牙（盖于漠北曲先脑儿或曲雕阿兰）。
综上所述，温文所言“自河西征云南大理”、“于秦受诏征云南”两条史料所涉及忽必烈出征时间、受诏地点、启程地点都记载有误。笔者以为《元史·董文用传》“癸丑，世祖受命宪宗，自河西征云南大理”、《贺仁杰神道碑》“初，岁壬子，宪宗国母弟世祖于秦，受诏征云南，祃牙略畔之山”，准确文意可理解为：1252年忽必烈（于曲先脑儿）受命出征大理，1253年路经“河西”、“秦”、六盘山出征大理，且1252年、1253年于曲先脑儿、六盘山、临洮分别祃牙一次（1252年七月祃牙西行者并非忽必烈本人，当为先锋）。忽必烈于1252年六月克鲁伦河南岸之曲先脑儿受命出征大理，但其此后先随蒙哥至斡难河源日月山祭天祭祖，九月始正式率主力启程南征（其九月出兵之地未详为曲先脑儿或附近之曲雕阿兰，抑或漠南之金莲川，容日后再行探讨）。
其四，《史集》关于忽必烈主动请缨由南宋转攻大理、抄掠军粮之记载荒谬不堪。
温文亦承认《元史·宪宗本纪》1252年“秋七月，命忽必烈征大理”、《元史·世祖本纪》1252“夏六月，入觐宪宗于曲先恼儿之地，奉命帅师征云南”为官方正式记录，权威无需赘言，温文据《元史·董文用传》、《贺仁杰神道碑》自“河西”或“秦”受命出征大理，以及《史集》关于忽必烈请缨由南宋转攻大理、抄掠军粮之记载，而否定《元史·宪宗本纪》、《元史·世祖本纪》。上文已言《元史·董文用传》、《贺仁杰神道碑》之记载存在错误，而不足为据，则《史集》关于忽必烈主动请缨由南宋转攻大理、抄掠军粮之记载实际仅为孤证。对于前四汗时期史事，《史集》基本上较《蒙古秘史》、《亲征录》、《元史本纪》，错误最多，引用需要谨慎又谨慎。温文忽视了《史集》对拖雷假道南宋灭金之役时蒙古军没有粮食，吃人、动物尸体与干草之荒谬记载，而汉文史籍明载拖雷部蒙古军“蚕食烧毁”南宋境内几十座粮仓，进入金境后又四处抄掠，切断了金军沿途供应，且拖雷麾下三万大军辎重占三分之一，何来《史集》所言假道灭金时缺粮之说？以此类推，忽必烈假道大理灭宋时怎么会缺粮，如何证明《史集》所谓忽必烈由南宋转攻大理抄掠军粮的记载是准确可信的。《解盐司新修盐池神庙碑》载“岁癸丑，宪宗桓肃皇帝以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介弟之重，西征大理，尽畀盐池之利以饷军，立从宜府于京兆，右丞臣李德辉领其事”，[15]可证蒙哥在命忽必烈出征大理时已着手解决军饷乃至军粮问题。因此，忽必烈远征大理时，未必缺乏军粮，《史集》所谓忽必烈请命至大理抄掠军粮之记载未必可信，而下文有关徐世隆墓志日月山之记载，至少可证忽必烈1252年曲先脑儿最初奉命出征对象为大理，而并非南宋，则《史集》所谓忽必烈由南宋转攻大理抄掠军粮的记载不攻自破。
此外，对于《史集》所载成吉思汗欲征服哈剌章（即大理）之军事计划，温文以为此记载谬误迭现，不能采信，并以为1252年之前大理国尚未进入蒙古帝国征服战略计划之内；但又自相矛盾言“在整个1240年代，随着蒙古与大理之间战事频发，南宋西南边鄙将帅已深刻预感到，蒙古攻下大理之后必将由此而‘斡腹两广’，甚至危及福建地区”。[16]但实际上《史集》所载成吉思汗欲征服哈剌章之事应准确可靠，而与南宋时人所言“斡腹之谋”正可互相印证；温文以忽必烈最初出征对象为南宋而并非大理为由，以否定此前南宋时人所言“斡腹之谋”的存在性，在逻辑上根本行不通；史籍仅载1240年代蒙古军仅仅进军至大理九和一次，何来“战事频发”？既然“战事频发”，军事行动已经付诸实施，何来1252年曲先脑儿忽里勒台之前蒙古并无远征大理军事计划？温文类似前后矛盾、逻辑混乱、基本史实错误之处，不一而足，充分折射出其根本不熟悉忽必烈1252年远征大理基本史料与此前蒙古经略大理基本史实，以致盲从了《史集》之错误记载。
二、温文全文立论或主旨不予成立之史料证据
温文作者既将“河西”与“秦”牵强勘同，又没有深入探讨1252年忽必烈受命出征之曲先脑儿地理位置，以及忽必烈曲先脑儿至六盘山之间行程，甚至其直接采用《元史·宪宗本纪》1252年“八月，忽必烈次临洮”之错误记载，试问忽必烈1252年六月受命出征、九月正式启程，当年八月如何能自漠北抵达几千里之外临洮。前人早已言此条史料系年有误，且1252年八月忽必烈实际在漠北日月山随同蒙哥祭天。结合姚枢神道碑“壬子（1252年）夏，入觐受命征大理。至曲先脑而，夜宴群下。公为陈：宋祖遣曹彬取南唐，敕无效潘美伐蜀嗜杀，及克金陵未尝戮一人，市不易肆，以其主归”与《元史·世祖本纪》1252“夏六月，入觐宪宗于曲先恼儿之地，奉命帅师征云南”，可知忽必烈1252年夏“曲先脑而”或“曲先恼儿”入觐蒙哥后，已“受命征大理”。此外，徐世隆墓志载：
壬子（1252年）岁，自漠北遣使来征公，见于日月山之帐殿。上（忽必烈）方治兵征云南，因问:“此行如何？”公对曰：“昔梁襄王问孟子：‘天下乌乎定？’孟子对曰：‘定于一’。襄王曰：‘谁能一之？’孟子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夫君人者，不嗜杀人，天下可定，况蕞尔之西南夷乎！”上曰：“诚如威卿言，吾事济矣。”[17]
另外，据《元史·礼乐志》载：“（1252年）五月十三日，召太常礼乐人赴日月山。八月七日，学士魏祥卿、徐世隆，郎中姚枢等，以乐工李明昌、许政、吴德、段楫、寇忠、杜延年、赵德等五十余人，见于行宫。帝问制作礼乐之始，世隆对曰：‘尧、舜之世，礼乐兴焉。’时明昌等各执钟、磬、笛、箫、篪、埙、巢笙，于帝前奏之。曲终，复合奏之，凡三终。十一日，始用登歌乐祀昊天上帝于日月山。祭毕，命驿送乐工还东平。”[18]
由上可见，徐世隆、姚枢1252年八月初均随同忽必烈至日月山“帐殿”或“行宫”。陈得芝先生以为忽必烈觐见蒙哥之“曲先脑儿”即《史集》所载哈剌和林附近窝阔台秋季行宫所在地Gūsehnāūūr，壬子年夏忽必烈自漠南金莲川驻地北上朝觐蒙哥，受命出征大理；徐世隆应征到漠北应在六七月间忽必烈南征前夕，忽必烈驻地日月山为蒙哥大汗祭天祭祖指出，当在克鲁伦河上游肯特山前。[19]学者马晓林详细梳理了忽必烈1252年随蒙哥日月山祭天前后行程，其以为蒙哥当年日月山祭天乃祈求长生天保佑，关于日月山地望，其提出肯特山与拖诺山两种可能性并存之说。[20]然而，史载蒙古前四汗在克鲁伦河流域行宫或营地仅为成吉思汗大斡耳朵克鲁伦河曲雕阿兰、克鲁伦河源萨里川哈老徒行宫，笔者已考日月山“行宫”或“帐殿”实际当位于斡难河源今肯特山东部；曲先脑儿并非《史集》所载距哈剌和林四日程之Gūsehnāūūr（笔者按：今克鲁伦河南岸之“哈喇湖距哈剌和林远非四日程），而当位于克鲁伦河成吉思汗大斡耳朵曲雕阿兰附近，即民国《百万分一中国舆图》“乌得”一图克鲁伦河南岸之“哈喇湖”；且蒙哥1252年日月山祭天兼以祭祖。[21]“曲先脑而”或“曲先恼儿”位置相当于《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岭北行省”一图所标注之“哈连泽”,《圣武亲征录》之“哈连徒泽”实际当位于该图所标注成吉思汗萨里川“哈老徒行宫”位置。“哈连徒泽”即《蒙古秘史》之“哈澧氻秃纳浯”、《皇舆全览图》之“噶老台泊”、民国《百万之一中国舆图》“乌得”一图“格罗台湖”，亦即成吉思汗克鲁伦河源不儿吉·额儿吉或萨里川不鲁古崖营地。
据忽必烈1252年六月曲先脑儿受命远征大理（姚枢在场）、1252年八月初在日月山“方治兵征云南”，向徐世隆“问此行如何”之事，可以肯定忽必烈1252年六月在曲先脑儿受命出征目标是大理（而并非南宋），因而其当年八月在日月山“方治兵征云南”。徐世隆墓志一则史料，可证温文所谓忽必烈在曲先脑儿受命进攻南宋，进军途中主动向蒙哥请示转攻大理、掠取军粮，在“河西”或“秦”始受命征大理的立论并不成立，因而《史集》所载忽必烈由南宋转攻大理抄掠军粮的记载实际有误，不足为据。此外，1252年蒙古远征大理军事决定，根本并非出自忽必烈建言献策，1244年蒙古军已经兵锋南至大理九和，蒙哥1252年委派忽必烈出征大理，仅仅是实施成吉思汗时期早已形成的进攻大理的军事计划而已。
元代官私文献大部分史料均记载忽必烈1252年受命出征大理，南宋大臣许多奏章亦载1252年之前蒙古欲远征吐蕃、大理、安南之军事计划，但温文不予引据或采信，而仅仅据上述董文用本传、贺仁杰神道碑、《史集》三四则错误史料，草率得出蒙哥时期蒙古军由进攻南宋转攻大理以抢夺军粮的立论，既轻看了蒙古军与南宋谋臣军事智慧，亦反映温文作者在最基本军事常识方面尚有欠缺，蒙古军出征之前需经忽里勒台公议，不可能进军途中改变用兵对象，抄掠军粮亦不可能派遣十万铁骑远赴距蒙古本部近万里之遥之大理。
温文之所以因日月山一条史料而出现立论不成立之致命硬伤，直接原因可能是不了解蒙哥、忽必烈其时行程或祭天祭祖目的，且对前人有关忽必烈征大理之前行程的研究成果未予充分参考，温文虽引据陈得芝先生《八思巴初会忽必烈年代考》一文，但竟然忽视了陈先生一文所考曲先脑儿、日月山地望，所引《元朝名臣事略》卷12《太常徐公》“壬子岁，自汉北遣使来征公，见于日月山之帐殿。上方治兵征云南，问此行如何”，以及《平云南碑》所载忽必烈出征大理往返途程时间、地点。在此不得不批评，温文第一部分忽视了忽必烈曲先脑儿、日月山这一段关键行程，没有好好梳理、充分利用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却似乎主要立足于在第二、第三部分追求所谓的“新解”。忽必烈征大理之前（自曲先脑儿）随蒙哥一同赴日月山祭天祭祖（可能隐含祈求先祖护佑旭烈兀西征、忽必烈南征凯旋而归之意），以及忽必烈在日月山咨询儒生徐世隆用兵大理征途前景之记载，一则史料直接宣告温文立论不成立。日月山为蒙古龙兴圣地、成吉思汗与拖雷系元帝陵寝所在之禁地，相信蒙哥其时祭祀之成吉思汗、拖雷在天有灵。很遗憾，对成吉思汗、蒙哥战略兵法与军事才能，温文并未深入探讨或给予客观评价；而温文既不明成吉思汗或前四汗时期征服夏金宋战略皆为“斡腹”，亦不明窝阔台时期假道南宋灭金战略与蒙哥时期假道大理灭宋战略如出一辙、一脉相承，而均出自成吉思汗时期，实际亦为其全文立论不成立的主要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弄清日月山位置与历史地位后，结合《元史》本纪，回顾蒙哥1252年日月山祭天经过：五月，蒙哥诏太常礼乐人赴日月山；六月，蒙哥于克鲁伦河南岸曲先脑儿大会诸王；七月，忽里勒台上正式议定忽必烈征大理、旭烈兀征西域、撒里征身毒，忽必烈麾下先锋军祃牙启程南征大理；八月，蒙哥接见学士乐人于日月山“行宫”，亲以冕服祭天于日月山，合祭昊天后土，以成吉思汗、拖雷配享，忽必烈则以皇弟身份“助祭”；忽必烈其时“方治兵征云南”，并在日月山帐殿召见儒士徐世隆，询问此番征程如何。可见蒙哥1252年祭天背景与动机为成吉思汗大斡耳朵曲雕阿兰附近曲先脑儿忽里勒台议定出征大理、西域、身毒后赴昔日成吉思汗营地、陵地之斡难河源日月山祭天祭祖，以祈苍天与先祖护佑出师得胜。而忽必烈1252年六月曲先脑儿受命远征大理、此后着手“治兵征云南”、八月召见徐世隆于日月山帐殿、“助祭”日月山后九月始正式启程南征大理之行程，足证温文所推断忽必烈曲先脑儿受命远征南宋、忽必烈南下途中发现攻宋难度太大而临时遣使赴漠北请求蒙哥转攻大理以获取军粮、忽必烈于“河西”或“秦中”始受诏征大理、前四汗时期蒙古并无借路大理迂回攻宋“斡腹之谋”之说，皆不能成立。温文对曲先脑儿地望避而不谈，亦未引据学者马晓林业已梳理忽必烈1252年六月至曲先脑儿、八月于日月山帐殿召见徐世隆并参加日月山祭天之行程，以致忽略了1252年八月日月山召见徐世隆时“方治兵征云南”之最为关键记载，故其文主旨并不成立。有鉴于此，厘清日月山地望及相关史事，亦有助于深入了解蒙古对大理乃至南宋征战史，且可窥蒙哥1252年欲征服天下之雄心壮志。
三、关于温文若干学术规范之疑惑
温文主要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全文立论或一大主题；第二部分，在此基础上对蒙哥与忽必烈争斗提出所谓“新解”；第三部分，梳理“斡腹之谋”来源，温文以为来自南宋西南将帅对蒙古军举动之“臆说”。总体上，温文第一部分乃据1252年蒙哥最初委派给忽必烈的任务应是出征南宋而非大理之错误推论，进而否定此前蒙古军早已存有先取大理国而后再“斡腹”攻宋的战略远谋，但其前提推论有误，且据1252年蒙古汗廷军事计划或行动而否定此前已经存在“斡腹之谋”在逻辑上亦讲不通，因为早在1244年蒙古军已经兵锋直达大理九和镇。上文徐世隆墓志日月山一条史料已经证明其立论或全文主旨不能成立，因而其建立在全文第一部分基础上的第二部分“新解”亦并不成立，则其全文第一、第二部分基本没有学术价值或创新。
关于温文第三部分，将近二十一页，将近一半篇幅内容或引文本人已经论及或引据过，“斡腹之谋”来龙去脉，本人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已经全面系统梳理过，温文第三部分主要补充了一些新的史料或没有多大价值的史料，对蒙古（尤其是蒙哥汗）用兵战略，南宋时人对西、南二边防务之未雨绸缪之分析或对蒙古用兵所向之预测，并未客观地从纯学术角度予以评价，而对宋元时人“斡腹”之论或军事智慧的评价过低或存在误判，甚至将蒙古军“斡腹”战略追溯为汉武帝经略西南夷以图南越国之战略，未免过于穿凿附会。温文第三部分主要为主观评论，因错误较多，在此笔者不一一指出。需要指出的是，温文第三部分在所谓梳理“斡腹之谋”源来过程中，对许多原始史料或奏章的年代问题，亦未详加考证，令人怀疑多处直接言及前人研究观点却不标注出处。众所周知，欲弄清“斡腹之谋”或“斡腹”来龙去脉，应首先弄清其词源或最早出现的年代；而欲弄清“斡腹之谋”在南宋流传经过，应首先弄清相关史料的年代问题，按时间顺序将相关史料排列叙事。南宋时人许多“斡腹之议”奏章并未直接标注年代，考证奏章所上年代极耗费时间，因为考证过程十分繁琐。在此，笔者主要谈一下对温文第三部分学术规范。
其一，温文P291第二段第1、2行：“该记载显示的时间是1216年”，“1216年”此年代结论在其引文中无法直接看出来，此结论此前学者曾现江文中曾经提及。[22]
其二，温文P293第二段第7行：他在端平三年(1236) 时曾说：“臣十年前闻敌有斡腹 之谋，欲借路云南，图我南鄙。当时说者皆以为迂。”端平三年（1236）此年代结论，在奏疏中根本看不出来，且此与温文第294页第一段倒数第三行所言“吴昌裔于端平三年( 1236) 底至嘉熙元年( 1237) 初之间所上的一份奏疏”前后自相矛盾！本人博士论文首先考证吴昌裔《论湖北蜀西具备疏》上于端平三年底十二月，[23]且曾以会议论文提交于2012年元史研讨会，《论湖北蜀西具备疏》并未明载上奏年代，乃本人率先首倡端平三年说。
其三，温文P293第二段结尾：“斡腹”入蜀，P296第一段第3行“斡腹”入蜀，第二段第三行“斡腹攻广”，此三词语乃本人率先发明，温文初稿会议论文第21页注释8已经标注，但正式刊发时，没有标注。
其四，温文P294第一段第6、7行，“其时”魏了翁、吴昌裔二人奏疏所上时间1236年的结论，奏疏所上年代，本无明确记载。P295注释2，“1245年”，此奏疏所上年代，本无明确记载。P296 第二段第三行，“1240年”，第6行“同年秋”，此两处奏疏所上时间，本无明确记载。P297第一段第5行，“同年”，阳枋此奏疏上于1244年结论，奏疏本无明确记载。
其五，温文P299第二段第1行，“淳祐九年（1249）”，此奏疏所上时间结论，此前郭正忠先生曾经提及。[24]而温文第294页第一段倒数第三行所言“吴昌裔于端平三年( 1236) 底至嘉熙元年( 1237) 初之间所上的一份奏疏”却标注文献出处为郭正忠一文，可证温文并未考证《论湖北蜀西具备疏》上奏时间，而既直接引据了端平三年( 1236) 底至嘉熙元年( 1237) 初之说，又与本人此前所倡端平三年( 1236) 底之说雷同。
总体而言，温文P291、P299涉及到学者曾现江、郭正忠两处暂且不谈，其他P293一处、P294两处、P295一处、P296两处、P297一处奏疏所上年代结论，都没有列出考证过程，但本人博士论文正文或注释中均已有详细考证，而且这些年代本人在已刊发宋元战史系列论文中明确提及，本人承认刊发时没有列出考证过程（因为版面或注释格式限制，无法一一列出）。如果温文在引用以上奏疏原文时，明明可以直接发现奏疏年代不详，需要另行考证。按照正常写作程序，温文应该核实前人所言奏疏年代是否可靠，而且温文论文第三部分其他若干奏疏的年代与本人所言观点并不相同。尤其是第2条例子，1236年这个年代本人率先有过考证，且与温文所引用郭正忠先生1236 底至1237 初之说前后自相矛盾，此为很明显的漏洞。温文既然直接引据了郭正忠先生之说，显然可以推知其对《论湖北蜀西具备疏》年代没有另行考证，但温文又提及1236年之说，而与本人所已考年代雷同，此正反映温文疏于考证，而很可能涉嫌直接套用了本人1236年说。因此，仅仅就上文所列温文正式刊发时第2、3条问题，已是不容回避的学术规范问题。《全宋文》收有吴昌裔33篇奏疏，笔者曾一一考证所上奏年代。
四、忽必烈远征大理战略目的与蒙哥灭宋战略
关于蒙古用兵大理之缘起或战略目的，《史集》明确记载成吉思汗有远征哈剌章（即大理）的军事计划；吴昌裔《论湖北蜀西具备疏》明载其“臣十年前闻敌人有斡腹之谋，欲借路云南，图我南鄙”，此奏疏笔者已考上于端平三年（1236年），“十年前”为蒙古军首次抄掠四川之1227年。[25]可见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军已有借路云南、包抄南宋的战略计划（汉文史籍明载前四汗时期成吉思汗或蒙古军有远征吐蕃、大理、安南、金朝、南宋等地的战略计划，且这些计划后来都付诸实施），此计划南宋时人称之“斡腹”。耶律楚材神道碑亦载“太祖素有并吞天下之志”，曾出使南宋的蒙古使者王檝亦言耶律楚材曾上“平南（即南宋）之策” ，蒙古灭金平宋皆酝酿已久，相关记载甚多。狭义的“斡腹之谋”，即指“借路云南，图我南鄙”。“斡腹”可谓南宋对蒙古欲假道大理平定南宋的战略称谓，此战略成吉思汗时期已经初步形成，1244年蒙古军首次攻入大理西北今丽江九和地区，至迟1246年时蒙古军已明确“声言袭我广右”，其时蒙古军如何或从哪里奔袭广西，显然假道当时南宋大臣频频所言之吐蕃诸部、大理、安南。温文既言及蒙古军1244年已用兵大理境内，但又倡言1252年之前大理国尚未进入蒙古帝国征服战略计划之内之说；甚至温文以为迟至蒙古平定大理之后，才有人将“斡腹”战略“阿谀”“夸饰”为蒙古军之战略远谋，最典型者为郝经，殊不知“斡腹”一词词源为南宋时人至迟1236年时所发明，郝经1259年《东师议》仅仅是借用了宋人“斡腹”一词罢了。
前人基本上多以为忽必烈南征大理战略目的乃为实施“斡腹之谋”，笔者在前人基础上率先谈及蒙古用兵吐蕃腹地、大理、安南、罗殿、罗鬼、自杞、特磨道等西南诸蕃战略目的皆为实施“斡腹之谋”，且前四汗时期蒙古平定夏、金、宋的战略均可称之“斡腹”。南宋大臣关于“斡腹之谋”奏疏多为蒙古军进兵动向之谍报，可信度很高，史料价值很大，从中亦可窥忽必烈南征大理路线，而温文对“充斥”南宋边臣奏疏中“斡腹之谋”之评价过低，对宋元时人“臆测”、“阿谀”、“夸饰”，乃至“臆说”之评语，实在有失公允。相反，温文新创己见或主观推论多为主观“臆测”或“臆说”，多失之武断，而不能成立。温文对“斡腹之谋”源自汉武帝经营西南夷以图南越国的战略之说，仅为主观推测，没有任何史料证据。而且宋元明汉族士人均明确记载“斡腹”为蒙古军兵法或战略战术，大朝铁骑“马蹄所至，天上天上去，海里海里去”，蒙元时代蒙古汗廷根本不翻译《孙子兵法》之类汉家兵书，不免是对温文将蒙古军战略战术“斡腹”曲解为汉家谋略之绝佳讽刺。
忽必烈之所以进征大理，并非其主动建言献策，而仅仅是奉蒙哥汗之命实施成吉思汗、窝阔台汗以来酝酿已久之“斡腹之谋”，此为蒙古灭宋长久之计或既定国策，绝非权宜之举。关于蒙哥汗灭宋战略计划，蒙哥率军四万“扼吭”进攻四川，忽必烈率主力铁骑十万“捣背”进攻鄂州，兀良合台率军三万“斡腹”进攻广西，突破口在南宋南边广西，蒙哥、兀良合台主要战略任务当为吸引宋军增援，配合忽必烈主力突破长江中部防线；而与之十分类似的假道灭金之役，突破口在金朝南边唐、邓一带，拖雷部蒙军主要战略任务为吸引金军主力增援，配合窝阔台军正面突破金朝黄河中游防线。前四汗时期，蒙古灭宋的固有战略是“斡腹”，并非“扼吭”，李天鸣先生已考蒙古军在1245年、1246年入侵四川均以失败告终，1247年至1251年期间，蒙古军便再没有攻掠四川，[26]因而所谓蒙哥灭宋突破口为四川或灭宋战略主攻方向为四川之说，难以成立。前四汗时期，南宋时人对蒙古攻宋战略最为担心、最严加防范者，乃“斡腹”，并非“扼吭”。温文蹈袭前人所倡蒙哥率主力主攻巴蜀，以巴蜀为灭宋突破口之陈腐旧说，但笔者未发现一条直接或间接史料可证蒙哥率主力主攻巴蜀，以巴蜀为灭宋突破口，前人早已考证蒙古军多年不攻巴蜀、蒙哥灭宋的主力是忽必烈麾下十万铁骑，笔者亦已考巴蜀并非蒙哥攻宋突破口，真正的突破口是南方大理交界之广西，蒙哥时期灭宋战略计划与窝阔台时期灭金战略如出一辙，突破口都在南宋或金朝的南边防线[27]。
备受古人称道的刘整攻取襄樊之策并非刘整首倡，不过是蒙哥汗最初灭宋战略计划的一部分而已，1256年蒙哥汗灭宋战略计划中已曾计划塔察儿率军进攻襄樊。1257年冬，蒙哥汗命忽必烈代替塔察儿转攻鄂州、塔察儿改攻荆山以掩护忽必烈左翼，非常英名，因为襄樊易守难攻，且距长江较远，而鄂州位于长江边上，在此更容易突破南宋长江中部防线。1236年春襄阳经北军兵变而毁为焦土后，襄阳数十年对宋蒙战局毫无影响，以忽必烈取襄樊进而平宋之历史事实或结局而评判蒙哥、忽必烈灭宋战略优劣，并没有意义，且蒙哥战略实际上明显优于忽必烈战略。忽必烈之军事才能被拔高，蒙哥军事才能被看低，这是不了解蒙哥雄才大略所致，温文要客观评价蒙哥灭宋战略得失，应先弄清蒙哥灭宋战略或“斡腹之谋”的来龙去脉。蒙哥“斡腹”灭宋战略与窝阔台“斡腹”灭金战略如出一辙，不过都是成吉思汗时期假道灭金、假道灭宋战略的继承与实施罢了，太祖圣武，其军事才能无需赘言。
结语
遑论温文创作缘由是否为“多语言史料背景下的西北研究”青年学者会议的应景之作，温文貌似为三万五千余字鸿篇巨制，但实际上该文未充分引据宋元学界已有的宋元战史或元代漠北史地研究成果；全文主观猜测成分较大，且疏于考证，考证结论多有失误，主观推论多失之武断；对若干记载存在错误的史料或“太过笃信”或“过度阐释”，文中多处观点或文字表述存在明显的前后矛盾、自相抵牾或逻辑混乱现象；全文从题目、摘要、关键词、正文或明或暗对宋元双方军事智慧或“斡腹之谋”评价有点过低或存在误判，甚至诸如夹有主观感情色彩用语“臆测”、“臆说”、“阿谀”、“夸饰”、“颂扬”“充斥”正文第三节中。最为关键的是，温文立论的三四则史料实际均有错误，前人屡屡引据之徐世隆墓志日月山一则史料，便可宣告温文全文立论或主旨不予成立。此外，温文若干学术规范亦令人生疑。不得不遗憾地说，总体而言，温文最大硬伤为全文立论或主旨不成立，若干学术规范不当，且行文有粗制滥造之嫌，文中自相矛盾或逻辑不通较多，因而全文基本上没有多大学术创新和学术价值，对宋元战史研究没有起到较好的推动作用。
上文姚枢神道碑、徐世隆墓志既可证1252年曲先脑儿忽里勒台忽必烈受命出征目标是大理，并非南宋，《元史》宪宗与世祖本纪所载忽必烈1252年出征对象为大理准确无误；又可证《史集》所载忽必烈出征南宋途中临时请命转攻大理以掠取军粮的记载并不准确。关于忽必烈远征大理的战略目的，宋史学界前人论著基本已有定论，即实施“斡腹之谋”。仔细研读南宋边臣有关蒙古军进军动向奏章后，便会发现此说可谓不刊之论。而欲研治前四汗时期宋元战史，必须熟悉南宋史料以及前人研究成果，并善于爬梳史料，精于考证，否则是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罔顾前人研究成果，而急于推陈出新或标新立异，乃至重复考证前人研究成果，皆不足取。四川大学长期为大陆地区宋元战史研究重镇，出版过《宋末四川战争史料选编》、《宋（蒙）元关系研究》、《宋（蒙）元关系史》等专著，而台湾李天鸣先生《宋元战史》被公认为海峡两岸宋元战史巅峰之作。国内元史学界较少关注宋元战史，至今未闻相关的纯学术专著或功力深厚的博士论文闻世，期待学界日后从纯学术角度加强“蒙古世纪”最值得称道之蒙古铁骑征战史研究。
[①]魏曙光：《忽必烈远征云南的目的》，《贵州文史丛刊》，2012年第4期，第27-30页。
[②]温海清：《再论蒙古进征大理国之缘起及蒙哥与忽必烈间的争斗问题——以所谓“斡腹”之谋为主线》，《中华文史论丛》2016年第1辑，第263-307页。
[③]《元史》卷148《董文用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3495页。
[④]（元）姚燧：《牧庵集》卷17《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议陕西等处行中书省事赠恭勤竭力功臣仪同三司太保封雍国公谥忠贞贺公神道碑》，四部丛刊初编本。
[⑤]温海清：《再论蒙古进征大理国之缘起及蒙哥与忽必烈间的争斗问题——以所谓“斡腹”之谋为主线》，《中华文史论丛》2016年第1辑，第265-270、273页。
[⑥]《元史》卷3《宪宗本纪》，第46页。
[⑦]《元史》卷4《世祖本纪一》，第58页。
[⑧]（元）程钜夫：《雪楼集》卷7《信都长忠懿王神道碑》，元代珍本文集汇刊本。
[⑨]（元）程钜夫：《雪楼集》卷5《平云南碑》。
[⑩]（元）姚燧著、查洪德编校：《牧庵集》，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69页。
[11]洪学东、陈得芝《〈元史〉卷四〈世祖本纪〉会注考证（部分）》，《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2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7页。
[12]温海清：《再论蒙古进征大理国之缘起及蒙哥与忽必烈间的争斗问题——以所谓“斡腹”之谋为主线》，《中华文史论丛》2016年第1辑，第266、267页。
[13]（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11《参政商文定公》，中华书局，1996年，第218页。
[14]（元）姚燧：《牧庵集》卷10《延厘寺碑》；卷15《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卷16《便宜副总帅汪公神道碑》。
[15]（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27《池神庙碑》，光绪二十七年刻本。
[16]温海清：《再论蒙古进征大理国之缘起及蒙哥与忽必烈间的争斗问题——以所谓“斡腹”之谋为主线》，《中华文史论丛》2016年第1辑，第287、291、300页。
[17]（元）苏天爵：《元朝名臣识略》卷12《太常徐公》，第250页
[18]《元史》卷68《礼乐志二》，第1692页。
[19]陈得芝：《八思巴初会忽必烈年代考》，《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30页。
[20]马晓林：《元代国家祭祀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36-71页。
[21]拙文：《元代漠北日月山地望新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年第4辑。
[22]曾现江：《蒙古与大理国早期关系探析》，《贵州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第146-147页；《胡系民族与藏彝走廊：以蒙古族为中心的历史学考察》，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31-33页。
[23]拙文：《蒙古“斡腹之谋”与南宋西南边防》，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24]郭正忠：《耻堂奏札与蒙攻云南——兼涉晚宋一项岁收年代的考辨》，《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156页。
[25]拙文：《成吉思汗征服南宋战略计划考》，《宋史研究论丛》第17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
[26]李天鸣：《宋元战史》（上），食货出版社，1988年，第473、480、506、600页。
[27]拙文：《蒙哥汗灭宋战略计划新探》，《内蒙古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文章转发自古籍，版权归其所有。文章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和任何投资暗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