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利2021秋拍丨万几余暇——康熙帝的书画逸趣

北京保利拍卖
2021年11月20日07时

《康熙帝便装写字像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Lot 2022

朱伦瀚（1680-1760）《潇湘烟霭图》

立轴设色绢本

146.8×62.5cm

估价：RMB 15,000,000-18,000,000

著录：

《石渠宝笈初编》贮重华宫，《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合编》第二册，第816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

说明：

1.康熙帝题本幅。

2.日本看斋栗原文库藏。

3.寺内正毅题盒。寺内正毅（1852-1919），日本陆军元帅、政治家，第18任内阁总理大臣。

地北天南无谪叟长安远近在毫端

朱伦瀚《潇湘烟霭图》赏析

朱伦瀚画像

朱伦瀚（1680-1760）具有多重身份，他首先是一位武进士，又到浙江任知府，之后又回京当差，兼善文章、书法、绘画，康熙、高丽国王都爱其画作。朱伦瀚去世后，程晋芳撰《诰授光禄大夫正黄旗汉军副都统涵斋朱公行状》、姚鼐撰《副都统朱公墓志铭并序》、刘大櫆撰《诰封光禄大夫正黄旗汉军副都统朱公神道碑铭》，综合以上三种文献来看，可知朱伦瀚先世本山东历城人，后以武功世袭金带指挥使，戍守辽东，遂为辽东人。十七世传至朱登科，降清编入正红旗汉军参领，世袭二等轻车都尉。朱伦瀚中康熙五十一年（1712）武进士，选三等侍卫。康熙爱其才，使其兼直武英殿、养心殿。康熙六十一年（1722），改授刑部四川司郎中。雍正三年（1725）出为宁波衢州知府、浙江粮储道布政副使。乾隆二年召入为御史，旋出署湖北驿盐道，复入为御史，转吏科给事中、户科掌印给事中。诗宗白居易、苏轼，文近欧阳修，有《闲青堂集》。

朱伦瀚《潇湘烟霭图》(局部）

朱伦瀚工书法，深入晋唐之室，兼该众体，蝇头擘窠，各极其妙。尤工绘事，山水、人物、花草、虫鱼靡不毕肖。朱伦瀚习画时间确实比较长，《闲青堂集》卷七有《友人嘱仿大痴画法因题》：“大痴老人画奇古，古来画家谁其伍。前有关荆后董巨，倪迂之外难与数。我今学画五十年，落笔满纸愁云烟。欲觅老人真消息，五百年来道不传。”此诗作于壬戌至丁卯之间，上推五十年，可见其学画之久。

朱伦瀚《潇湘烟霭图》(局部）

朱伦瀚是如何走上指画的创作道路？程晋芳《行状》是这样记载的，朱伦瀚四岁时喜欢观壁间书画，有时以煤涂壁，画鬼神鸟兽像，见者惊诧，不敢逼视。一日，攀煤车取煤坠地，伤右手中指，痊愈后，此指甲独厚，而有微凹，能容墨，遂专以指代笔。入宫任职之后，朱伦瀚以画扇奏上，康熙爱其画，在扇上题字赐高丽国王，国王复请于朝廷，以高价乞朱画，一时朝野传为美谈，人多宝而藏之。在康熙、乾隆御制集中，皆有赐题画诗者，殊为少见。

《潇湘烟霭图》有康熙的御笔题诗，经《石渠宝笈初编》著录，贮重华宫，可谓朱伦瀚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此画采用三段式构图，重点突出中景，以前景与远景点缀出层次感，画面描绘的是春雨初歇，烟云四起的美景。朱伦瀚以指代笔，使线条充满了力度与质感，在表现形式上多了一种别样的韵味。

《石渠宝笈初编》著录，贮重华宫

《潇湘烟霭图》有康熙御笔题跋：“梅花一调入江干，分出潇湘五月寒。地北天南无谪叟，长安远近在毫端。得江城五月落梅花。”其中“江城五月落梅花”是李白途经黄鹤楼时所作《黄鹤楼闻笛》的诗句，表达了被贬时的惆怅及对长安的思念之情。康熙此诗前两句是赞美朱伦瀚画作高妙，后两句是表达他治下的太平盛世，天下没有郁郁不得志之人，画中所透露出的正是康熙治下的太平之象。虽然朱伦瀚没有落年款，但在朱伦瀚《闲青堂集》之中，也有一首《赋得江城五月落梅花应制》，诗曰：“层城缥缈入云中，玉笛声高落半空。一曲梅花江水绿，顿传春色满熏风。”此诗是乙未至甲辰年所作，乙未为康熙五十四年（1715），甲辰为雍正二年（1724），可作时间上的参考。

参考：朱伦瀚《指画御制诗意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Lot 2055

康熙帝（1654-1722）楷书“文山毓哲”

镜心水墨笺本

72.5×232.5cm

估价：RMB 5,000,000-8,000,000

说明：

福建省尤溪县南溪书院，位于城南毓秀峰下，原为朱熹诞生故居地，南宋嘉熙元年（1237年）创建，它是古代与朱熹有关的二十八所书院之一。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通判杨毓健捐资重修，康熙帝御题“文山毓哲”匾额。杨毓健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重修《南溪书院志》，卷首即印有康熙帝题词“文山毓哲”，卷中还有书院布局图，此匾额当时就悬挂于书院内的尊道堂上。而今县内朱氏后人保存有此志。

朱熹是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元、明、清三朝影响很大，成为三朝的官方哲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后的又一人。他继承儒家传统的治国安邦思想形成了以正君心、行仁政、倡德治、崇教化为主要内容的治国理论体系。康熙皇帝对朱熹倍加推崇，以朱熹的治国理论为立国纲领和指南，为清朝统治出现持续百余年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局面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康乾盛世”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是朱熹治国思想的产物。

康熙皇帝将朱熹视为继孔孟之后的最大权威，把朱熹牌位由孔庙东庑迁到正殿大成殿，摆到四配十哲之次，成为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受儒教祭祀。确立了朱熹在孔庙中的特殊地位。

朱熹

康熙初年，随着战争的结束，教育事业有了初步的发展。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自发地兴办书院，并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康熙二十五年（1686），康熙帝下令提学查革各处社学的同时，也开始了对传统教育机构－书院的关注。三藩叛乱平定之后，康熙帝对各地书院建设的态度变得更为积极，为了推动各地书院建设，他先后向各地有名书院赐匾、赐书。

印鉴对比

康熙二十六年(1687)，康熙帝御书“学达性天”匾额，赐武夷山武夷精舍和庐山白鹿洞书院、长沙岳麓书院等；在他的推崇下，武夷精舍重新修建，内外焕然一新，俨然成为江南一大书院。康熙四十四年（1705），应学臣沈涵之请，康熙帝又为一批福建闽北地区著名理学家御书赐额：先是为杨时赐额“程氏正宗”，又给胡安国的祠堂御书“霜松雪柏”，为李桐题额“静中气象”；第二年，他又褒扬朱熹的第一弟子蔡元定，御书赐为“ 紫阳羽翼” ，赐额给蔡元定之子蔡沈，额文为御书“学阐图畴”。康熙皇帝对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更加尊崇有加，康熙四十四年（1705），御书“大儒世泽”横匾，配以“诚意正心，阐邹鲁之实学；主敬穷理，绍濂洛之心传”对联，下赐建阳考亭书院。这是该书院继南宋淳佑四年( 1244 )，宋理宗颁赐御书“ 考亭书院”之后又一次得到的皇帝之垂爱。到了康熙五十五年( 1716 )，康熙帝还为朱熹的诞辰地——尤溪的南溪书院，御书“文山毓哲”匾额以赐。

时任福建延平府通判楊毓健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纂修《重修南溪书院志四卷首一卷》（刻本）中于“疏奏”、以及序文、跋文中详述康熙帝赐“文山毓哲”匾额经过。

如：“疏称建阳考亭乃朱子卜居之地，已沐宸章之荣，而尤邑南溪实先贤诞降之乡，未荷龙光之锡，题请御匾”，“今尤邑南溪赐匾之处出自皇上特恩，因康熙五十五年六月十六日题，十月二日十六日奉旨，这所请匾额侯颁，钦此。到部相应知会，该抚可也”。

“康熙五十六年九月十二日，据臣下左营把总江陞赍送御赐尤溪朱文公书院御赐尤溪文山毓哲四大字匾额一幅”。

王澍记：“因思南溪为晦庵朱夫子诞降之区，未蒙宸翰昭垂，反不如考亭、白鹿讲学之处矣，遂备文修详而中丞海阳陈公即为题请，诚尊崇先贤，鼓舞后学之急务也”“丁酉冬御书文山毓哲四字遥颁悬额，龙章宠锡、凤藻腾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