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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族起源学说有不少
豫北冀南说是这样的
豫北冀南说仍有纰漏
当代著名考古学家邹衡提出的先商文化豫北冀南说并不完美。相反，先商文化豫北冀南说在很多细节上的待解决，证明了这种学说的不完善之处。相比较之下，以商丘为基础的豫东鲁西南说在文献及出土资料方面均占优势，唯独在考古证据方面却略显薄弱。结合多年来的考古成果，马媛媛本期将从文化的继承关系和甲骨卜辞研究的角度为我们讲解商族起源于商丘的历史依据。
泥沙淤积掩埋了太多
与邹衡的豫北冀南说缺乏大量文献佐证不同，以商丘为基础的豫东鲁西南说具有极大的文献优势，且有多位著名学者支持。如王国维在《说亳》《说商》等文中，通过考证，认为商即今河南商丘、亳则在今山东曹县。郭沫若认为商族起源于豫东鲁西南地区，契居蕃，在今山东滕州，相土之商丘则在今河南商丘一带。
但遗憾的是，至今为止缺少能够直接证明商丘是商民族起源地的考古证据。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很简单，商丘地处黄泛区，黄河发水带来的泥沙淤积早已改变了商丘的地形地貌，更别说会掩埋那些数千年前的历史遗存。
此外，商丘在考古发掘方面的难以突破，应该也与“古代都城多在低平地带”这一原因有关。这一点也应当是至今为止未能发现先商都城的原因。
目前已发掘的商丘考古遗址所处位置均地势较高，如：“黑堌堆遗址位于河南省永城县的西面……遗址原来地势很高”、“胡道沟遗址位于浍河南岸……遗址原为高台地”、“（周龙岗遗址）地势较高”、“（吴岗遗址）这里原为高台地”。因为“古代都城多在低平地带”，所以属于统治阶层的相关器物和遗存只有在当时的平地处寻找才更有可能有所发现。不过从技术角度来说，这种更深度的发掘只能有待于今后考古条件的进一步成熟。
商丘先商文化的考古线索
商丘的古文化层往往在地下十几米甚至几十米处，发掘难度很大。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商丘在考古方面毫无收获，经过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和深入研究，商丘地区考古遗存所体现的先商文化线索越来越多。
我们现在说起商丘，总会强调我们具有的交通优势和地缘优势。其实在上古时期，商丘所处的豫东地区已处于华夏文化与东夷文化的交汇地。在商丘各县区进行的考古调查中，已发现了龙山文化遗址 17 处，殷商文化遗址 15 处，其中对永城王油坊遗址、黑堌堆遗址、坞墙遗址、柘城孟庄遗址和睢县周龙岗遗址等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丰富的龙山文化、二里岗上层文化和殷商文化的遗迹与遗物。
就龙山时代之后的考古文化来说，豫东地区大部分为岳石文化分布区，豫东地区西部为二里头文化分布区，杞县鹿台岗遗址还发现了漳河型先商文化。我们可以说，豫东地区是夏、东夷和先商3种不同性质考古学文化的交汇地。在这些复杂的考古文化中，有些线索可以成为我们探讨商丘地区先商文化的重要依据。
位于柘城的山台寺遗址也叫李庄遗址，属于龙山文化层。遗址中曾发现了5间东西相连的房基和大量的黑陶片，其中不少是蛋壳陶。在这排房子南边约 30 米处有一个祭祀坑。此坑呈圆形，埋有9头整牛和1个鹿头，有的牛已经肢解。牛为大牢，殷商考古遗址中常有祭牛的遗迹。一个祭祀坑里能有9头牛，说明祭祀者的地位非同一般。
我们探讨商的起源其实是探讨商王朝统治阶级的起源。如此高规格的祭祀，显然不是普通人所用，而且在龙山文化遗址里面这个发现没有先例，因此张光直推测：“它（山台寺）就是殷商文明的前身。”
豫东地区大部分为岳石文化分布区，岳石文化与先商文化之间的关系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
岳石文化是继山东龙山文化之后分布于海岱地区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因最早发现于山东省平度市东岳石村而得名。其文化时代大致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相当。岳石文化具有风格独特的器物群，尤其是含有大量的夹砂褐陶，这区别于以灰、黑陶为主的龙山文化。
张光直认为:“假如先商文化是在殷商文明二里冈以前、龙山文化以后的一段文化，它应该是东与岳石文化、西与二里头文化同时的一支平行的文化。岳石文化一般相信就是历史上的东夷文化，而商出于夷是中国上古史的常识，所以先商文化也许就是岳石文化的一支。”
山东大学考古系教授、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栾丰实则认为，郑州地区早期商文化应当继承自岳石文化。因为他发现：“郑州地区早商遗址中，时代越早，岳石文化的成分越多，东方色彩越浓厚。随着时间的推移，典型岳石文化的因素越来越少，并不断发生变化，以至于到晚商时期全部消失。”并由此得出结论：早期商文化应是岳石文化中的一支。
栾丰实的论述从考古学的角度证实了商族起源于东方，也为探讨豫东地区先商文化提供了极为有利的论点。
来自甲骨文中的证据
甲骨文中有关献中帝辛征人方的路线图从另一方面为探讨“商”之地望提供了依据。这里的帝辛就是大家熟知的商纣。
甲骨文中曾多次出现“商”字，在甲骨文研究之初，罗振玉、王国维等人认为“商”之地望在安阳。但随着甲骨资料的进一步丰富以及相关研究的深入，“商”为安阳的结论开始值得商榷。甲骨学家、古史学家董作宾在其著作《殷历谱》中对有关帝辛征东方属国人方相关的 33 片刻辞甲骨进行了研究，认为“商”之地望距当时的商都安阳还有一段距离。
董作宾对这 33 片甲骨进行了充分的考证，并将帝辛十年、十一年东征人方的行军路线复原出来。这幅行军路线图中标明了途经的城邑名称，其中就包括“商”与“亳”。
从甲骨刻辞记录来看，帝辛这次征人方持续了一年多，此行程反映出最重要的历史信息即关于“大邑商”的记载。这次远征在帝辛十年九月甲午作出出发的决定。商王军队在闰九月癸亥日到达鲁西南，然后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到达商邑；在返回途中从商邑到达靠近黄河的一座城邑也用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这时商王军队离商都安阳已经非常近了。
通过计算“商”邑距离鲁西南与距商都安阳的距离，可以证明“商”之地望在商丘的观点是有道理的。董的结论也受到了张光直的赞同。另外，殷人以其故都“大邑商”所在地为中央，称“中商”，由是而区分四方，曰东土、南土、西土、北土。
董作宾运用甲骨卜辞资料考察“大邑商”之地望在商丘的结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当然，这种观点依然会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如陈梦家认为卜辞中“大邑商”的地望在沁阳，“商”与“丘商”才是商丘；岛邦男认为“商”“中商”“丘商”“大邑商”均指商丘；钟柏生则认为卜辞中的“商”代表两个地望，一个是安阳殷都，一个是商丘。虽然这些学者的结论不同，但他们均认为商族国都曾在商丘。
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了。邹衡的商族起源于豫北冀南说除缺乏文献支持外，其对于考古文化的论述也有值得商榷之处，豫北冀南说不能成为商族起源的定论。商族起源于商丘说不仅具有丰富的文献资料支持，考古遗址发掘中也提供了大量线索，特别是豫东地区的岳石文化与郑州南关外型具有承继关系，这有力地支持了商族起源于商丘说。对出土文献的分析也从侧面论证了卜辞中商族的早期都城曾在商丘，商丘应是商族的起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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