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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在辛亥革命前后，十分关注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分别对1911年春“俄牒风波”中俄国的六条要求进行分析，提出了中国方面的应对之策，揭露日俄侵略东北三省的阴谋，指出了日俄互相勾结侵略东北三省的趋势，揭露沙俄对中国蒙古地区的侵略野心。这些文章表现出强烈的反侵略的民族意识，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他提出的一些建议切实中肯，但也有些建议只可做政治宣传，在学理上经不起推敲。
宋教仁是中国近代著名的革命家，中国国民党早期的主要领袖之一。辛亥革命前后，宋教仁在为中国民主共和事业奔走呼号的同时，还以相当的注意力关注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边疆的形势，对沙皇俄国侵略中国的活动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努力搜集沙俄侵华活动的资讯，充分揭露沙俄的侵华野心，认真研究沙俄的侵华手法，积极提供对付沙俄侵华活动的策略意见，为反对沙俄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独立作了一定的努力。
论及宋教仁对沙俄侵华活动的认识，首先要提到的是他关于1911年春天“俄牒风波”的论述。这次风波与修订中俄《伊犁条约》有关，以1911年2月16日俄国公使提出有关《伊犁条约》商务规定的6条要求为开端，以同年3月29日俄国公使表示满意的答复照会为结尾，历时40多天。
1881年中俄两国签订了《伊犁条约》，《伊犁条约》及其附约关于中俄两国通商的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俄国人民在蒙古地区贸易免税，在新疆地区贸易暂不纳税。“俟将来商务兴旺，由两国议定税则，即将免税之例废弃。”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乌鲁木齐、古城等处，俄国有权俟商务兴旺后陆续商议添设领事。边界线两侧各一百华里以内地区，中俄两国人民“任便贸易，均不纳税”。俄商有权照旧由陆路贩货入中国，经张家口、通州前赴天津，运往他口和内地市场销售。增开从尼布楚经张家口、通州前往天津和从俄国边界经科布多、归化城前往天津两条商路。俄商自陆路运货至天津，仍照税则减税。以上规定“自换约之日起，于十年后可以商议酌改；如十年限满前六个月未请商改，应仍照行十年”[1]。
《伊犁条约》是清朝签订的在陆路贸易问题上给予沙俄特权最多、给中国造成损害最大的一个条约。1911年以前，《伊犁条约》曾经两次届满，由于沙俄反对以及其他原因，该条约未得到修正，致使中国遭受了巨大的关税以及其他损失。随着1911年该条约第三次届满之期逐渐临近，中国官民要求修约的呼声日益高涨。清政府决定利用这次机会与沙俄交涉，将原约的不平等内容加以修正，以挽回部分利权，减少中国的损失。沙皇政府则根本不愿对《伊犁条约》不平等的商务条款予以修改，在修约谈判开始之前，抢先以最后通牒向中国提出俄国的要求，并以军事威胁来支持这些要求。这样就发生了1911年春天的“俄牒风波”。
1911年2月16日，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给清政府外务部发来长篇照会，无理指责中国没有遵守《伊犁条约》，对条约的解释有错误之处，以此为借口，要求中国政府对下述六项俄国特权予以确认：1.光绪七年条约及他项条约，并不限制俄国政府独行于交界百里限外，订立输入输出货物之税则。其两国边界百里内，曾行商定准两国商民任便运入各本国土货，均不纳税。2.俄国人民住居中国各处应行享用治外之法权，专属俄国官员管辖，因所有中俄人民诉讼案件应经华俄审判员会同办理。3.蒙古以及关外之天山南北两路各处俄国商民均行享用任便往来居住、买卖各国货物，不得直接或间接征税，以及垄断暨他项禁令限制。4.俄国政府除设有各领事官不计外，尚有派委领事官前往科布多、哈密及古城之权。虽应与中国先行商办，惟现因以上各处俄商与华商所出涉讼各案，足证本国政府实不能耽延实行此项之权。5.俄国各领事官于其管辖一带应经中国地方官按照其官位相待，该地方官不得推诿会同审判俄华诉讼各案件。6.俄国政府于蒙古及天山南北两路，即系伊犁、塔城、库伦、乌里雅苏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科布多、古城，向有设立领事之权，且于该各处及张家口均准俄国商民置买地段，建造房屋。
照会最后威胁说：中国政府“若不承认以上六款或一款不欲，即可谓之中国不欲遵守前约，敦固善邻。如此俄政府即可自由进行，以便申明条约权限”[2]。为了迫使清政府就范，俄国在西北中俄边境一带调兵遣将，一时之间掀起轩然大波。10余年后，即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一位爱国文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俄人要求六款，几将宣战，此为前清最后一年劈头之大问题，至今尚悬于一般人士之脑筋。”[3]这句话清楚地指出了这一事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
“俄牒风波”使全中国民众群情激奋，但是人民对这一事件的真实情况若明若暗。宋教仁此时在上海担任《民立报》主笔，他对中俄条约做了认真研究，撰写了《二百年来之俄患篇》、《讨俄横议》等文章，先后在《民立报》发表。
《二百年来之俄患篇》于1911年2月20日至3月4日在《民立报》上连载。全文2万多字，分为二章、一个结论、两个补论。该文列举了1689年《尼布楚条约》以来中俄两国签订的18个重要条约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其中与俄国在中国新疆、蒙古、东北等边疆地区利权有关的条款，将这些条约分了类，然后以主要篇幅逐条分析了俄国2月16日最后通牒中提出的六项要求，提出了应对之策。在“结论”中，宋教仁说：“俄人此次对于蒙古、新疆之举动，其蓄意深而规划甚巨，其目的所在，要不外乎欲握蒙古、新疆之政治势力经济势力，以图展其极东政策中东政策（中亚方面）之雄略。”他希望清政府亡羊补牢，争取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讨俄横议》四千余字，发表在1911年3月21日的《民立报》上。宋教仁在文中大声疾呼：“呜呼，今日俄人之举动，其蛮横无理，盖可谓自有国际交涉以来，未见其例者哉！……其蔑视国际法，其蔑视条约，其玩弄我政府，侮辱我国民，已洞若观火。此次而果任其跋扈飞扬，不稍为计，是吾人直甘为亡国民，甘听其影响所及，酿成瓜分之祸而不辞矣。呜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宋教仁说：“俄人之所以出于是者，以改订条约问题也。……其已得之种种特权，恐因改约被我收回，乃为先发制人之计，于未期满之前，肆其要求。其要索之条件，大都违约背法，已不俟论，即其要索之形式，已是不法之举，欺吾太甚，足令人发指，目眦尽裂者也。”
宋教仁根据国际法论证了中国要求修订《伊犁条约》商务条款的正当性，揭露俄国“牵强前约而责吾以期满后犹须依据”，是“自陷于不合伦理之失态”。他分析了俄国的所作所为，认为“俄人此非真能以是与我战者，其责我扰乱邦交，其宣告自由行动，其日日耀兵示威于满、蒙、新疆，皆彼虚声恫喝之狡计”，不足为惧。并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以强硬手段为正当防卫，俨然拒绝其要求之全部，不稍退让”；俄国若因此侵犯东北、蒙古、新疆沿边，就进行自卫。中策：在俄商于蒙古、新疆贸易免税、俄人有权在蒙古、新疆购地造屋两个问题上，拒绝俄国要求；对于俄国另外四项要求予以答应。下策：对《伊犁条约》不做修订，将该约再延长十年或三五年；中国方面励精图治、增强实力、巩固国防，下次修约之期来临后，以实力为后盾与俄国谈判，完全废除该约关于商务方面的不平等条款。[4]
宋教仁对沙俄侵略中国东北十分注意。1905年5月他写了《20世纪之梁山泊》一文，发表于《20世纪之支那》第1期。此文论述了当时东北三省的民间非法武装“马贼”问题。宋教仁认为，俄国侵略者闯入东北三省后，当地中国民众惨遭蹂躏，民众为了护身保命，自发组织民间武装。这些民间武装“聚众甚多，良莠不一，可为掠财杀人之举者”，成为了“马贼”。宋教仁指出，日俄战争期间，交战双方分别笼络利用“马贼”，导致“马贼”分为附日派和附俄派，两派两不相下。他对这种现象感到痛心。[5]
1911年2月8日至3月27日，《民立报》分六次连载了宋教仁的《东亚最近二十年时局论》，该文分析了甲午战争以来列强在中国的争夺和勾结，认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签订《辛丑条约》时，英美德法四国认识到瓜分中国对他们不利，主张在形式上保存中国的独立和完整，“阴险雄黠之俄与骄矜贪狠之日”反对；日俄战争后，一些中国人误认为日本没有侵占中国的野心，称日本为“保全派”，宋教仁用事实论证：日俄在中国东北开战是为了争夺中国东北，俄国固然是“真侵略派”，日本也只是个“伪保全派”，“夫俄国，以吞并满洲席卷黄河以北为志者也，而日本乃欲联之，其目的果何在耶？而谓有保全中国之本心者能出于是乎？”[6]
日俄战争以后，俄国以东北三省北部为势力范围，日本以东北三省南部为势力范围。双方都认为与对方长久对抗，对实现自己在华的侵略目标不利，不约而同地调整了政策，在相互利用、共同侵华的基础上协调了关系。1907年和1910年，日俄两国两次签订密约，大致划定了双方在东北三省、外蒙古、朝鲜等地的势力范围。1910年的第二次日俄密约甚至使日俄在东北三省问题上走向结盟，双方开始联手抵制美国等国势力向东北三省扩张，列强在中国东北三省的争夺愈演愈烈。
宋教仁于1911年7月22日在《民立报》上发表了《日俄同盟之将成》一文，分析了日俄狼狈为奸侵略东北三省的形势。文章认为，日俄两国面对美英等国在东北三省的竞争，“益感知联合防御之必要”，1910年第二次日俄密约，“其精神既与攻守同盟相似矣，而近来以美英等国经济的势力已经侵入满洲之故，更极力谋行共同一致之方法，……日来二国政府闻又有缔结同盟条约之谈，其事虽未知真伪，就以各方面形势推之，盖有十之七八可谓为将近于真者，纵目下或不即实现，而此后数年中亦必成为事实者，此固信而有征之预言也。”[7]宋教仁对中国所面临的列强争夺东北三省的险恶形势深表忧虑，文章结尾感叹道：“四面八方之形势逐渐趋紧，日甚一日，东亚之天地之风云，其遂涌起于大陆一隅乎？噫！吾不知无主动力之主人翁，其将何所托命也？”[8]
中国蒙古地区地处北疆，其中外蒙古与沙皇俄国接壤。早在清朝前期，俄国政府即蓄谋将外蒙古据为己有。19世纪50年代起，沙皇俄国逐步加紧对蒙古地区的经济、政治渗透，不断扩大俄国对蒙古地区尤其是外蒙古地区的影响，拉拢煽诱当地封建上层人士，培植亲俄势力。日俄战争后，俄国加紧向外蒙古地区扩张。在沙俄的精心培植下，辛亥革命前夕，外蒙古地区已经形成了以哲布尊丹巴活佛为首的亲俄派别。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外蒙古封建上层集团在俄国支持下宣布外蒙古脱离中国独立。1912年11月，俄国政府与外蒙古上层集团签订《俄蒙协约》，该约规定俄国帮助库伦当局搞“自治”名义下的实质独立，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国家统一和领土主权。
宋教仁对沙皇俄国侵略蒙古地区十分关注。1911年2月10日，《民立报》发表了他的论文《蒙古之祸源篇》。该文指出：“俄人之窥伺蒙古，不自近日始也，而其谋之专，行之急，则于近日为尤甚。此次商约问题之要挟，不过乘机动作之一端，今而后其步步紧逼之势，当更未有艾也。”宋教仁分析道：俄国在日俄战争中败于日本，“东出太平洋之政策，又不能实现，乃更不得不转其锋于蒙古，是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也。”“俄人苟攫蒙古而有之，则东可以抗制日本，南可越长城而席卷中原，极东政策，可期大成矣。”这是俄国加紧侵略蒙古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俄国与英国争夺中亚，俄国还企图向印度和中国西藏扩张，为此，它要先控制蒙古和新疆地区，作为向南扩张的基地。
宋教仁认为：“俄人之志，固不仅在蒙古，而必得蒙古势力，方可以实施其中亚政策与近东政策，此莫斯科诸政治家所日夜绞脑筋呕心血者也。……今而后，大漠南北行见哥萨克马蹄之蹂躏不远矣。”[9]《俄蒙协约》在中国各地激起了强烈反响。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政界人士和群众纷纷举行会议，谴责俄国侵略外蒙古地区的行径。湖南省成立了以“保全领土、拥护主权”为宗旨的筹蒙会，黄兴、宋教仁等人均被推为名誉会长。1913年1月11日，湖南省筹蒙会在长沙举行成立大会，宋教仁在会上发表演说称：“为今之计，惟有构造完全政府，国民出死力以为后援。闻库伦现在兵仅三千，统兵者为马贼陶什陶，并不解文明战术，若能共同一致，以武力解决，则收回领土，威慑强俄，亦筹蒙会诸君之责也，兄弟实有厚望焉。”[10]
同年2月10日和2月19日，宋教仁先后在国民党湖北省交通部和上海交通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一再提到外蒙古问题。他认为，沙俄支持外蒙古“独立”，英国支持西藏“驱汉”，如果其他强国起而效尤，“结果至为可危。故欲解决藏事，当先解决蒙事，蒙事一日不解决，即藏事亦一日不解决也。”[11]3月9日，他在国民党江苏支部欢迎会上重述了上述观点。
在辛亥革命后发表的关于沙俄侵华问题的文章中，宋教仁强烈要求保卫祖国领土的完整，强烈要求维护国家的税收主权、司法主权，维护中华民族的经济政治利益和民族尊严，他的中俄关系文章表现出强烈的反侵略的民族意识，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
宋教仁研究中俄关系的方法也比较科学，他既从历史角度探讨问题，又注意运用国际法理论分析问题。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他对当时国际形势比较了解，又掌握了一定的国际法知识。宋教仁对当时列强对华关系和中俄关系的状况比较清楚，对不少问题的分析是准确或比较准确的，例如关于沙俄提出最后通牒式照会的目的；关于日俄同盟的走向（宋教仁发表《日俄同盟之将成》一年以后，日俄两国签订了第三次日俄密约，1916年又签订了第四次日俄密约）；关于沙俄对外蒙古地区的侵略野心等等。
宋教仁提出的外交策略建议有些是颇为切实中肯的，例如关于中俄《伊犁条约》商务条款问题中的中策，根据当时中俄两国的实力对比和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该中策应该是中国力争达到的目标，而下策是中国能够接受的最低限度的目标。事实上，清政府和继承它的民国政府也是力争实现中策，万不得已才接受下策的。
毋庸讳言，由于对当时国际政治认识的深度有限，作为在野人士对中外交涉的内情所知不多、政治经验缺乏，宋教仁对中俄关系问题也有一些不正确的认识。例如，他认为中方如果宣布废除《伊犁条约》商务条款，提议与俄订立新约，“我既得居上游之势，是未尝无可胜之机也”，[12]就显得幼稚。清政府对修订《伊犁条约》一事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处理“俄牒风波”和中俄修约问题的方针基本是恰当的。“俄牒风波”进行之际，正是黄花岗起义紧张筹备时期，其他地方的起义也在酝酿，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迫切需要激发广大民众的革命积极性，“俄牒风波”正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大爆破的缺口”，革命派抓住这个活生生的事例，大造革命舆论，把民心引向革命。宋教仁在前述文章中，一再渲染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迫在眉睫，指责清政府冥顽不灵、应对失宜，只可看作政治宣传，在学理上是经不起推敲的。当然，今天我们对这些次要的方面不宜苛求。
[1]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381页。
[2] 王树楠：《新疆图志·交涉六》，《东方杂志》1911年3月第8卷2期，第12页。
[3] 林唯刚：《俄蒙交涉始末》，收入左舜生编：《中国近百年史资料初编》，中华书局，1938年，第158页。
[4]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184、194页。
[5]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第11～13页。
[6]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第137～150页。
[7]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第267～269页。
[8]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第267～269页。
[9]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第151～153页。
[10]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457～469页。
[11]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第457～469页。
[12]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第183～184、第191页。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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