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小龙：一件印本引发的写本学问题
奇怪的斯七（1927—1957）
1926年12月30日10时，一艘名为长崎丸的客船，从上海开出。年近岁末，港口上大雾弥漫，不免增添离愁。在长崎丸上，一位名为沈玉生的客人，不大引人注意。殊不知这位客人，便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诵芬室主人董康董授经。作为前清的官员，董康在清亡后，并未选择作遗民，转而在北洋政府任职。1926年10月，有人冒称董康之名，通电得罪孙传芳，董康无奈化名避祸于日本。董康此次在日四个月间，查访了许多日本所藏的珍贵汉籍，并通过其好友内藤湖南，看到部分英藏敦煌文书的照片。内藤于1924年至1925年，在英法两国查访敦煌文书，并拍摄了大量照片。据董康《书舶庸谈》卷四记载，1927年4月11日，他过录了一件藏经洞所出名为《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以下简称《二十四孝押座文》）的刻本。![]()
大概关注了《书舶庸谈》的记述，以收集材料敏捷著称的关德栋，在向达和傅芸子搜集的敦煌变文目录的基础上，又加入三分之一的篇幅，以《变文目》为名，发表于1948年4月23日刊出的《上海中央日报》第七版。在该目录的附记中，关德栋指出本想将这件《二十四孝押座文》的刻本列入目录，可惜全文未见刊布。1957年，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出版，这件押座文也收录其中，《变文集》所采用的底本，正是董康在日本所见照片上的刻本，其编号标注为“斯七”。所采用的校本，分别为藏在英国和法国的S.3728和P.3361两件写本。时过境迁，随着2001年《俄藏敦煌文献》的最后一卷出版，英、法、中、俄等国所藏敦煌文书的全貌，基本呈现在世人面前，《二十四孝押座文》除上述三件外，藏于英国的S.09530和藏于俄罗斯的Дx.01064-3+Дx.01699-3+Дx.01700-3+Дx.01701-3+Дx.01702-3+Дx.01703-3+Дx.01704-3，也最终尘埃落定。但遍寻英国所藏的敦煌文书，并不能找到一件编号为斯七（S.7）的文书。很明显S.7不是S.0007（现编号为S.00007），后者被《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著录为佛经，此后更进一步确定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远非《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敦煌变文集》出版的同年，此前负责英国国家博物馆藏敦煌文书编目的翟林奈（L. Giles），也出版了《英伦博物馆汉文敦煌卷子收藏目录》（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翟林奈的目录将博物馆所藏敦煌文书分为五部分，依次为佛教文本、道教文本、摩尼教文本、世俗文本和印刷文献，相对于前四者使用的text，翟林奈将雕版印刷的材料统称为document。翟目印刷文献类中，正好有编号为P.1，而翟氏编号为G.8102的《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变动的斯七（1958—1987）
同一件材料，为什么中国学者编为斯七（S.7），而英国学者却编为P.1，究竟谁提供的编号有问题？也在《敦煌变文集》出版的同年，6980号英国敦煌文书的缩微胶卷入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身为中科院图书馆馆员的刘铭恕，快速编成了《斯坦因劫经录》。两年以后，王重民也见到了翟林奈的目录，还客观分析了翟目和刘目的短长，但他似乎对“斯七”这一编号非常确定。1962年，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列的《敦煌变文残卷目录》中，《二十四孝押座文》下依旧为斯七（S.7）、伯三三六一（P.3361）和斯三七二八（S.3728）。大概看到了中英学者对这件刻本编号的分歧，1983年，黄永武在利用缩微胶卷出版的《敦煌宝藏》第55册中，将这件刻本直接编为“木刻1号”。1986年，《敦煌遗书最新目录》依然采用了这个编号。如此一来，这件刻本就有了斯七（S.7）、P.1、G.8102和木刻1号四个编号。1987年，白化文撰成《敦煌汉文遗书中雕版印刷资料综述》，文中指出，G.8102被《敦煌变文集》误写卷号为“斯七”，应改正。1988年，白化文又以舒学为笔名，将此文改名为《敦煌汉文遗书中雕版印刷资料综叙》，刊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编纂的《敦煌语言文学研究》。谁之过？
既然“斯七”是一个错误，那么这个错误从何而起？参与整理《敦煌变文集》的学者共有六位，王重民、向达和王庆菽都曾亲自接触过敦煌文书原件。首先，王庆菽是《敦煌变文集》的直接玉成者。毕业于中山大学研究院的王庆菽，对唐五代小说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1949年至1951年，王庆菽赴英法，检阅敦煌文书，拍摄一千七百余张照片。1950年至1955年，王庆菽先后提供了196件和189件敦煌叙事文学类写本的目录，这两份目录内，并不包含被变文集专家组定名为“斯七”的《二十四孝押座文》。其次，向达于1934年至1937年，受北平图书馆委派，前往欧洲调查敦煌吐鲁番文书，还与王重民一道为北平图书馆和清华大学拍摄了大量欧洲所藏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照片。向达对敦煌所出俗文学作品也格外措意，但在向达的《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1937年刊行）、《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1939年刊行）和《现存敦煌所出俗讲文学作品目录》（1940年完成，1950年刊行）三份目录内，可以看到他对S.3728 纸背的“押座文”有所关注，但并未提到这件押座文还有一件卷子装的刻本。![]()
向达
1955年，向达在此前发表的《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前，补记了一段文字，其中提到英藏敦煌汉文写本约七千卷，印本约二十余卷。可见向达虽然经眼的英藏敦煌卷子较少，公布的英藏敦煌文书信息也有限，但对英藏敦煌文献的全面把握，大体不差。三位学者中，王重民对英藏敦煌文书的关注最为广泛。王重民与向达同于1934年8月去国，他先在法国编目拍摄伯希和（P. Pelliot）所劫的敦煌文书。1935年岁末，王重民称：“我国艺术展览会既开幕于伦敦，因乘圣诞节假期之便往观焉。”或许持有伯希和的推荐信，且索观敦煌文书的数量有限，翟林奈并未像对待其他东方学者那样，对王重民加以刁难。据王重民回忆，1935年最后一天的下午，在翟林奈的引导下，自己顺利进入英国国家博物馆东方部的“藏经室”，并由翟氏亲手取出三件写本供其研读，这大概是王重民最早亲自接触到的英藏敦煌文书。![]()
1936年12月，王重民对《汉将王陵变》的校录刊于《北平图书馆馆刊》，他将该文寄赠翟林奈，翟氏为王重民提供了英藏《汉将王陵变》（S.5437）的信息，王重民此后又收到翟林奈提供的英藏《王陵变》的照片。1938年4月至6月，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资助，王重民再次赴伦敦拍摄英国所藏的敦煌文书，此后直至王重民返法赴美前的1939年4月，他一直在为此行在英国看到的部分英藏敦煌文书撰写提要。之后无论是王重民在《大公报》上发表的《伦敦所见敦煌群书叙录》（1938年完成，1947年刊行）、《伦敦所见敦煌残卷叙录》（1938年完成，1947年刊行），还是在历次提要的基础上形成的《敦煌古籍叙录》，也都看不到对刻本《二十四孝押座文》的记述。但北平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一直收藏有这件刻本的照片。在2008年出版的《王重民向达所摄敦煌西域文献照片合集》中，也收录了这件刻本的照片，并编号为S.P.1。这张照片究竟为王重民还是向达，抑或他人拍摄，目前不得而知。据萨仁高娃整理的王重民1956年3月6日致启功的信，可知启功手边有刻本的照片，但王重民提到自己整理的这篇押座文，只根据巴黎写本（笔者按，即P.3361）移录，并称刻本似在伦敦，故未校。又嘱咐启功，法藏本如与英藏刻本异同多，则应以刻本作底本。若如是，王庆菽前后两部目录中缺失的《二十四孝押座文》刻本，或由启功翻检北京图书馆的旧照片后补入。但这件刻本所作的“斯七”编号，出于王庆菽、王重民及向达中的哪一位，目前还是一个谜。由于王重民署名负责这件押座文的录校，因此他的可能性比较大。未曾参与《敦煌变文集》的刘铭恕，也注意到S.3728中的第二篇押座文，与董康在日本看到的《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为同一内容。但刘铭恕著录S.3728时，还是径录英藏写本的原题，另外缩微胶卷中没有英藏刻本敦煌文书，也就无从谈起《斯坦因劫经录》对这件刻本的编号与定名。但大致可以肯定，斯七（S.7）这一编号，可能是研究者在匆匆记录翟林奈为这件刻本所作的编号时，将“1”误记为“7”，又因为这件刻本藏于英国，故于七前加一斯坦因（M.A.Stein）的缩写“斯”（S），最终形成了“斯七”这个怪异的编号。斯七及其余响（1988—2009）
《二十四孝押座文》除上述四种编号外，又产生了S.P.1这一新编号。但相对于其他编号以及白化文的观点，“斯七”的影响最为久远。在《敦煌变文集》后出版的《敦煌变文集新书》（1983—1984年初版,1994年再版）、《敦煌变文集选注》（1990年初版，2006年增订，2019年增订再版）、《敦煌变文集校注》（1997年）、《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辑校》（1998年）等著作中，依然采用了S.7或斯七的编号。除变文类著作外，《敦煌变文集》在日本学界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东洋大学教授金冈照光在其执笔撰写的《讲座敦煌7》（1984年）及《讲座敦煌9》（1990年）的部分章节中，都认为S.7、S.3728和P.3361均收录了《二十四孝押座文》。而金冈氏1971年出版的《敦煌出土文学文献分类目录附解说》中，对这件押座文的刻本还未曾关注。在2009年出版的《英藏法藏敦煌遗书研究按号索引》（以下简称《索引》）中，编者似乎又将S.7与S.00007混为一谈，因此《索引》S.7下所列的大部分成果，都是受《敦煌变文集》的影响，对其编为斯七的《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所展开的研究。2009年，曾经出版过十四卷《英藏敦煌文献（非佛教部分）》图录的四川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杨宝玉编著的《英藏敦煌文献》第十五卷，这部目录并未沿用第十四卷中这件押座文图版下标注的S.P.1，而是将其编号改为“Or.2810/P.1”，这是刻本《二十四孝押座文》的第六个编号，应该也是最后一个。结语：斯七的启示
英藏《二十四孝押座文》刻本的编号从P.1到S.P.1再到“Or.2810/P.1”，前后产生了正误有别的六个编号，这也反映出一个多世纪中对敦煌汉文文书认知的变迁。特别是英、中、俄三国所藏的敦煌汉文文书，前后都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编号，也记录了陈垣、俞泽箴、翟林奈、孟列夫（L. N. Menshikov，Л. Н. Мврыщиков）、黄永武等学者在敦煌汉文文书方面的工作轨迹。这些不同的编号，另一方面也为敦煌文书研究增添了新的问题，使原本就具有文物编号性质的敦煌文书编号，在具体的研究中更为不便。本文所讨论的错误编号“斯七”，只不过是在敦煌文书及其研究成果广泛共享之前，所产生的一个以讹传讹的错误。但这些在研究进程中额外产生的编号，也就需要敦煌学的研究者，在研究中以会计式的精神，更加审慎地对待这些数字。顺便一提，分藏三个国家的《二十四孝押座文》，同样折射出学术界对五件文书的认知历程。孟列夫将Дx.01064与Дx.01699等缀合，却无法充分了解这件册子本的全部内容，也未能辨识其中所收的《二十四孝押座文》残句。英藏敦煌文书中新出现的S.09530，先被误拟为《目连救母变文》，后来才确定正背皆为《二十四孝押座文》。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之后形成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并未揭示Or.2810/P.1、S.3728和P.3361间的关系。新近出版的《汉文敦煌遗书题名索引》，在《二十四孝押座文》下，又漏收了P.3361。因此要想编著一部尽善尽美的敦煌汉文文书总目索引，还需要许多学者勠力共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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