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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逸晨:一册红色递藏本里的抗战往事

  • 古籍
  • 2021年10月24日09时

▲1939年出版的苏联共产党(波尔什维克)历史简要读本

去年10月,书商大飞惠让给我一册《苏联共产党(波尔什维克)历史简要读本》,这是一本当年的名著,难得之处在于这是册抗战期间的递藏本。

1938年10月,苏联出版了由苏共中央特设委员会编写,苏共中央审定的《苏联共产党(波)历史简要读本》(又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全书分为导言、正文12个章节与结束语,总结了联共(布)建党、夺取革命政权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被认为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历史文献”,俄文版发行半年后销量即达1200万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苏联最权威的党史教材。

书的中文版由谢唯真、张锡畴等苏联外文出版局中文部的中国同志负责翻译编辑,富有中国革命经验的任弼时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同志也参与了此项工作,确保“译本在意思上为最精确”。1939年初中文版问世,由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该书制作精良,皮面烫金精装,使用道林纸印刷。这本书的问世恰逢其时,1938年9月中共在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指出:“《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中共中央将此书列为干部学习的中级课程教材,为了加强党员学习,延安还专门设立干部教育部,由张闻天、李维汉分任正副部长。

在这本书的扉衬页处,留有四人的笔迹与五个人名,从而得以了解其流转过程。按时间顺序,题字内容分别是:“民廿捌九月一日旅行延安买 陈庶 志”(1939.9.1)、“应家同志惠存 庶谨赠卅四年六月十日”(1945.6.10)、“嘉达同志 家赠七一”(1945.7.1)、“赠给梓华同志 嘉达于赴东北前夕 一九四五.八,廿八日”(1945.8.28)、“赠给彭志海同志作为学习留念 刘梓华 9/30”。这些名字看似普通,其实背后颇有些故事。

▲1939年陈庶买书、1945年嘉达赠刘梓华

书的第一位主人是香港华侨陈庶,他毕业于香港大学社会经济系。1938年来到延安,曾任八路军军医学校英文教员、八路军总卫生部秘书。从他上世纪80年代的回忆文章看,1941年4月,他参加了延安第一个外文宣传刊物《中国通讯》(Report from China)的工作,这本英法俄三语的油印刊物由中宣部创立,后由新华社接办, 吴文焘负责具体工作,旨在对海外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和延安根据地的情况。陈庶的工作主要是用英文编写延安与陕甘宁边区各根据地的通讯报道。在“精兵简政,生产自救”时期,因为延安没有发电设备,为了抄收世界各地的消息,只能用手摇马达发电。每晚摇六个小时马达之后,陈庶才开始自己的本职工作,在昏暗的油灯下,凝神阅读铅笔写的手抄电报,校对外电的译稿。同事肖希明看来,陈庶“对大家的帮助都很大”,“对同志们翻译中的疑难问题,都热心尽力解答”。

陈庶购买这本书的日期是1939年9月1日。这一天是以宣传马列主义,宣传中共政策为己任的新华书店搬迁到延安北门外新址的第一天。随着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大批爱国青年为了追求革命真理,响应党的号召,源源不断地“到延安去”,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共中央党校等院校日益扩大。为了更好地满足进步青年们的求知需求,新华书店搬迁至北门外鲁艺旧址营业。毛泽东特地题写了“新华书店”四个大字以志祝贺,朱德、张闻天亲临门市部视察。书店的乔迁在当年的延安是一桩文化盛事,推测陈庶也躬逢盛会并购书留念。新华书店为解放区的知识青年带去了无数精神食粮,自1937年5月起的三年间,共发行出版物一百六十余种五十万册,报刊杂志数十种数百万份。

六年之后,陈庶将熟读多遍并留下累累英文笔记的这册书送给了应家,其后7月1日应家转送嘉达。限于材料,暂未能考证出应家的身份。嘉达在1945年8月28日赴东北前夕,将这本书送给了刘梓华。据此或可推断嘉达应为延安抗大的学员,由张秀山、林枫带队挺进东北。而受赠者刘梓华是位老红军,江西宜春人,1935年时是红一军团二师四团黄开湘、杨成武部的一名排长,飞夺泸定桥22勇士之一,还参加过平型关战役。1942年刘梓华入中央党校学习,之后曾任抗大七分校教育长、教导一旅二团参谋长等职。他五次荣立战功,九次重伤。1951年年仅39岁就因病去世。

▲1945年陈庶赠应家、应家再赠嘉达

▲刘梓华赠彭志海

这本书的最后一位受赠者彭志海也是老红军,是黄崖洞保卫战的亲历者。黄崖洞位于太行山中部,山高路险,地势隐蔽。1941年4月中央军委在《关于兵工建设的指示》中,“要求各抗日根据地注重兵工建设”。总部决心要把黄崖洞兵工厂建设为“攻不垮、打不烂的铁壁铜墙”,由左权亲自选点负责具体实施。黄崖洞兵工厂是八路军规模最大的兵工厂,被朱德誉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1941年5月前,是我军的步枪制造厂,百团大战后,逐步转为生产掷弹筒和炮弹。(彭志海相关资料源于《黄崖风云》,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

黄崖洞地区条件艰苦,八路军基本的吃穿住等生活保障都很困难。连年大旱,日寇的“三光政策”使得当地的群众几年来以糠菜充当粮食。部队出去筹粮,常空手而归;当地的通风光照条件极差,山洞窑洞里湿度很大,下雨时间稍久就会从石缝里渗水出来;战士们的衣服也都破烂不堪,一年一套衣服根本无法维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左权曾经指示:“夏粮下来,自己种的百多亩地的粮食、蔬菜,给施工部队多分一点;战士住地条件要改善,办法是,每孔窑每个洞,烧一盆炭,搁上几挑石灰,驱走湿气。跟后勤联系,多拨一点旧衣服,每人多发一双鞋子、一条毛巾给施工连队战士。”此外,山地的野战工事材料主要依赖就地开山采石,自己动火烧制石灰,重点碉堡用的水泥,通过敌工从敌占区购买,钢筋是破击铁路扒来的钢轨,黄砂由民工从浊漳河里挖运而来。

1941年,日寇对晋东南根据地发动了上百次千人以上的大“扫荡”,疯狂进行“蚕食”、“囚笼政策”,大搞“铁壁合围”。历时八天的黄崖洞保卫战就发生在这年的11月。当时彭志海在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朱德警卫团)八连任副连长,这支新成立的连队共一百余人,全部是共产党员。在连干部中,彭志海是仅有的一位红军干部,战斗经验丰富.因此上级指定由他负责八连前沿阵地断桥沟口的指挥作战,扼守南口断桥阵地,阻击敌人经由断桥进入黄崖洞兵工厂。断桥在黄崖洞东南,是南侧唯一的出入口,也是这次保卫战战事最激烈的两个地方之一(另一个是黄崖洞)。

彭志海带领十一名共产党员,组成三个火力点,在断崖顶上和断桥桥头居高临下的工事里防御作战。自十三日起,在冰天雪地中坚守了整整三昼夜,经受了日寇多次施放毒气的考验,顽强地打退了敌人十二次冲锋,寸土未失。激烈的战斗中,彭志海的左脸中弹负重伤,但仍坚持不下火线,继续指挥战斗。他的战斗小组共歼敌百余人,战后,彭志海战斗小组被总部授予“黄崖洞断桥勇士”的称号,全团被授予“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称号。左权在总结大会上高度评价:“从红军到八路军的战史上,和敌人打这么长时间的阵地战,这还是第一次,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是一个模范战例。”

《解放日报》随后刊载“新华社晋冀鲁豫十九日电”《冰天雪地中对敌激战》一文:“黄崖洞保卫战中,敌我伤亡六比一之辉煌纪录,实由于我各团健儿高度发挥英勇顽强之战斗精神,而该团全体共产党员坚决服从命令誓死与阵地共存亡之模范作用,亦为造成此次胜利战果主要因素之一。据统计,全团伤亡一百六十六人,其中共产党员占九十九名。”

这本书原本是陈庶在1939年“旅行延安”时买下的,他在解放区的“旅行”延续了一生,终生从事对外宣传工作。物尽其用,后来书又流转到应家、嘉达、刘梓华和彭志海处。在扉衬页上留下名字的几位,未必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但却都是历史大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或许就是收藏这本书的意义所在。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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