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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家鼎:进入联合国的最初岁月

  • 古籍
  • 2021年10月24日09时

来自美国各地的爱国华侨,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热烈欢迎祖国代表团”的标语,聚集到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欢迎中国代表团

我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联合国即应驱逐台湾当局的代表,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然而,在美国的操纵下,解放后的22年中,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一直为台湾当局所窃据。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以2758号决议通过了恢复我国合法席位、驱逐台湾当局代表的提案。我国政府当即决定组派以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联合国接受中国的席位,并参加正在进行中的第26届联大。11月2日,我接到以翻译组负责人身份参加代表团工作的通知,出发日期是11月9日。


周恩来等领导人亲自到机场送行


代表团的组成是比较精干的,除了团长、副团长、代表和副代表外,工作人员包括调研员、翻译、秘书、记者、医生、报务员、厨师、司机、公务员等,共六七十人。


当时,我国在美国没有使馆和任何代表机构,中美两国关系的紧张状态尚未消除,纽约对我们来说是人生地不熟。这一切将为我们的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对此我们是有充分估计的。


七十年代的北京街头


我们翻译组的几个人要负责所有的口译、笔译工作,包括打字、校对,直至印刷、装订等,而且我们必须准备一下飞机后即开展工作,没有一个先遣筹备的过程。


这在我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和出访活动的经历中是没有先例的。所以,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各种工具书、字典要带上;十几年的《北京周报》合订本要带上;我国政府历年的重要声明中、英文本要带上;打字机要带上;还要带一些基本的文具用品……在准备过程中,生怕有一丝疏忽或遗漏,当时真恨不得把北京的翻译机构全部搬去,只有这样才能放心。


然而,远途飞行,行李重量有严格的限制,因此我们不得不将随身带的资料和书籍一本一本地检查,一件一件地落实,把公用物品放宽到最大限度,把私人用品压缩到最低限度,个人的正式服装只带了两套,最后还是放弃了好几大箱子的物资。


周恩来总理的等国家领导人前往机场送行


11月9日清晨,我与一部分同志先去机场检查托运行李,行李辎重确实相当可观。厨师们把炒菜用的铁锅、炒勺和菜刀都带上了,公务员把理发工具也带上了。大家都怀着十分激动和兴奋的心情,全力以赴,准备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做好本职工作,为祖国争光。


11月9日上午9点半,代表团全体成员在首都机场整装待发。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周恩来总理率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来为我们送行。首都几千名群众敲锣打鼓,手舞鲜花也前来欢送我们。周总理同代表团全体成员合影留念,然后一一握手告别。周总理在同三位厨师握手时还特别叮嘱他们,要注意控制饮酒。


机舱门关了,飞机开始在跑道上徐徐滑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断向我们挥手致意,按惯例一直到飞机离开跑道飞上天空之后才离去。机场的人影消失了,代表团的人员才各就各位,安顿下来。这样隆重热烈的欢送场面给我们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同时也使我们每个人深刻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的重任。不知不觉,专机已到了上海。


在上海机场,又受到地方上一次极其盛大的迎送。我们在机场上吃了一顿午饭,稍事休息,即登机前往巴黎。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为代表团准备了住所。我国驻加拿大大使黄华被任命为代表团副团长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从渥太华赶到巴黎,与代表团会合。我们在巴黎休息了一天一夜,改乘法航班机前往纽约。


美国记者早在舱内恭候


中国代表团前往纽约的消息,是当时全世界的头号新闻。中国代表团抵达美国后将成为新闻记者追逐的对象,对此我们是有思想准备的。为此,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团长在机场的讲话,并印好了书面的英译文,准备下飞机后立即散发。


沃尔特·克朗凯特


出乎意料的是,当我们登上法航班机时,头等舱里早有3位不速之客在恭候我们了。为首的那位,年近花甲,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新闻主持人,名冠全美的沃尔特·克朗凯特。另2人扛着电视摄影机。


克朗凯特等对中国代表团的行踪了如指掌,知道中国代表团哪天将从巴黎乘哪班法航飞机前往纽约。因此,他们预购了紧靠我国代表团领导的头等舱座位,便于当场进行采访。


飞机上乔冠华欣然接受了他们的采访,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问题的内容无非是中国对初进联合国的感想、中国对中美关系发展前景的看法,等等。这在当时确实是中国政府的重要表态,具有很高的新闻价值。


1971年11月11日,乔冠华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美国纽约肯尼迪机场。


纽约时间11月11日下午,我们乘坐的飞机降落在纽约肯尼迪机场。当大批记者蜂拥而至的时候,大概没人注意到沃尔特·克朗凯特的新闻小组已悄悄离去。果然,当晚人们打开电视机的时候,这次飞机上的采访以及中国代表团抵美的其他镜头,便有声有色地出现在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电视荧屏上。


前来机场迎接的有:联合国礼宾司司长、纽约市政当局的代表、一些友好国家的驻联合国代表等。一大批爱国华侨也赶到机场,挥动着自制的小型五星红旗欢迎我们。当然,迎接我们的不全是鲜花,也有一批反对派冲着我们摇旗呐喊,但是我们听不见他们喊的是什么,因为他们的声音早已被欢迎我们的人声所淹没。


到机场迎接我们的还有到纽约打前站的3位同志。他们早到了3天,已经预先为我们安排了住所,租好了汽车。我们的下榻地点是麦迪逊马路43-44街之间的罗斯福旅馆。


这是罗马尼亚代表团的朋友根据我们的委托为我们预订的。每年联大期间,曼哈顿的旅馆十分拥挤,罗马尼亚朋友在接到我们的电报之后,一两天内便订好了旅馆,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代表团的安置和初期遭遇的安全问题


中国代表团进驻纽约是中国官方人员首次来到美国开展正式的外交活动。当时,尼克松尚待访华,中美两国之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对我们来说,美国还是一个敌对国家。在代表团人员离开北京之前,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代表团的部分人员。毛泽东把去联合国进行工作和斗争比喻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周总理谆谆教诲大家振奋精神,全力以赴地投入联合国的外交斗争,决不辜负祖国人民对大家的重托。他还提到应该尽早地在纽约购置住房,在联合国安顿下来,努力钻研业务,做好工作。他甚至还询问房价,嘱咐代表团的领导要迅速置房,不可犹豫。


中国代表团成员1971年12月摄于罗斯福旅馆。图源:《外交才子乔冠华》


我们所住的罗斯福旅馆位于曼哈顿东区,离联合国总部只隔两条马路。我们的驻地在14层楼。我们将这一层楼的70多个房间全部包了下来,一部分作会客之用,其余每人一间,就这样暂时安顿下来。


鉴于当时中国代表团的处境和纽约的环境,我们对安全问题是十分重视的。因为代表团没有专职的警卫人员,所以我们把负责保卫的任务全部交给了纽约市警方。


纽约市政当局对我们的安全十分重视,特派了双倍的武装警察到我们所住的14层楼昼夜值班。我们为警察专辟了一个房间,俨然是设在我们卧室门口的一个岗亭。警察每班2人,24小时从不间断。


值班时,一人面对电梯而坐,监视着每个从14层楼电梯口出来的人,一人坐在房间里,闲时看电视。两班交接时凑成4人,还打起了桥牌。我们的办公室与宿舍和他们紧靠在一起。因此,一天24小时的活动全置于他们的监督之下,失去了基本的隐私权,既不自由,也不方便。保卫保密成了我们的头等大事。


为了保证安全,规定从14层下楼必须两人同行,出旅馆步行必须3人同行。为了防止窃照,我们在卧室里用床布把镜子遮起来;为了防止窃听,我们从不召开带有实质内容的工作会议,有些问题在走廊里轻声交换意见,重要意见用文件或写在纸上传达。乔冠华团长曾自嘲地说:在罗斯福旅馆可以“到处拉屎”,但“无地放屁”。


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上。


以乔冠华为首的中国出席第26届联大代表团在纽约工作了近50天,经历了印巴战争在安理会和联大的激烈辩论,于圣诞节前结束工作,返回北京。代表团40余人留下来常驻纽约,开始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建团和日常工作。当时,罗斯福旅馆14层楼的客房空了一半,但我们没有将空房退租,只是等待购置新房后搬家。


与此同时,我们派人四处寻房。经过4个多月的时间,看了几十处的住房,终于找到了位于百老汇马路第66街林肯中心对面的一幢旅馆,共10层楼,有200多套房间,100多个车位。经请示国内,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以485万美元现款一次付清了房价。


作者(三排左二)出席1972年的联合国安理会。


1972年1月,中国代表团去巴拿马出席安理会讨论拉美问题的会议。这是安理会第一次在纽约以外的地点召开会议,也是中国在联合国席位刚恢复后全面介入安理会工作的经历。


由于巴拿马未与我国建交,在巴拿马没有中国使馆,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一切都要依靠自己,因此代表团的组成既要精干,又要全面。


为了保持与国内的联系,及时请示报告,又带了两名机要员及必要的设备。我们住在巴拿马的高级饭店里,两名机要员在房间里搭起了防止窃照的帐架,日夜工作,房间里一直有我团人员看守,连打扫卫生的服务人员也不得进入。


我们从巴拿马返回纽约,就获悉代表团发生工勤人员王锡昌被害的不幸事件。原来,在此前的一个星期六晚上,王锡昌为代表团人员放映电影完毕回房睡觉后,就猝死不起。第二天,代表团将王锡昌送往医院检查,对尸体进行了解剖,仍查不清死因,尸体暂存医院冰柜。这件事惊动了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

我们立即根据指示写信给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要求美国有关当局立即进行彻底的调查,以查明死因和凶手。美方答应责成纽约当局与中国代表团配合追查凶手。


过了两个多月,我们接到纽约市医院的通知,说王锡昌是喝了含有尼古丁的饮水引起了神经中枢麻痹而死亡。我们当即取回了一小杯死者的胃液,连同一杯他生前喝过的饮水,交信使一并送回国内。


国内有关部门的检测结果与美方医院的结论一致。原来是凶手在王锡昌饮水的壶里投入了剧毒的尼古丁。幸运的是,凶手没有找到代表团全体公用的烧水壶。如果将尼古丁投入这个公用的大水壶里,那么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尽管我方一再催促美方协助破案,美方也允诺与我方配合,但由于情况复杂,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一个清楚的回答,成了历史之谜。


王锡昌的骨灰送回国内后,被追认为烈士,追悼会在八宝山隆重举行。外交部几位部、司领导以及出席第26届联大代表团的部分国内人员均出席了哀悼仪式,向这位年轻的常驻代表团工作人员致以最后的敬意……


在罗斯福旅馆的日日夜夜


罗斯福旅馆离联合国总部很近,步行15分钟即可抵达。直到迁入新的大楼,我们在罗斯福旅馆共住了近半年。


42街街景


旅馆地处繁华闹市区,隔壁一条马路就是闻名世界的纽约42街,这个地区的夜生活通宵达旦,整夜不得安静。初到的几个星期,我很不习惯,晚上常常难以入睡。由于夜晚得不到很好的休息,白天又要参加会议和翻译文件,因而精神疲惫不堪,整天脑袋昏昏沉沉,过了一个多月才开始适应过来。


由于我们初到美国,人地生疏,情况不熟,出于安全考虑,非因公不随便外出,一出门便坐上轿车。除此以外,全部时间消磨在旅馆的房间里。晚上收看美国多频道的电视,几乎是我们唯一的娱乐活动。


联合国一周工作五天,但我们为了熟悉情况,加紧准备,星期六、日不休息。除了工作、学习和开会之外,没有任何户外活动。偶尔在晚饭之后,我们到附近的马路上去溜达一阵。


办公时间过后,曼哈顿的街头相对安静了一些,经过一天的噪声污染和自我禁闭之后,漫步于旅馆附近的街头,倒也别有一番滋味。可惜,后来由于不断接到一些歹徒的恐吓与威胁,安全问题上出现了一些不祥的兆头,连这样的户外散步也不得不暂时停止,真可谓深居简出。



我们的生活固然单调,但伙食标准却是很高的。由于旅馆房间里没有炊事设备,我们只能在旅馆的餐厅里包伙。伙食每人每天25美元,早餐5美元,中餐和晚餐各10美元,这在1971年的美国已是相当高的标准。


最初,我们在楼下餐厅和其他旅客一起用餐。新闻记者对我们的一举一动均感兴趣。虽然值班的警察能阻止他们闯到我们的房间,但每当我们到餐厅用餐时,他们就扛着电视摄像机和全套照相设备前来拍摄我们吃饭的情景,有时还向我们提出各种问题,要我们回答,连吃饭也不得安宁。这让我们十分头痛。

为此,我们向旅馆经理提出意见,要他们采取措施阻止记者前来干扰我们用餐。经理当即为我们腾出了一个包间,专供我们代表团人员就餐,外人不得入内。同时,还专为我们雇用了一名保镖,在我们就餐时守门。


这位保镖工作十分负责,很快就认识了我们每一个人。代表团的人员前去就餐时,他在门口笑脸相迎,向我们问好,而一遇外人,便立即挡驾,毫不客气地命令离开。我们对这位保镖的工作很满意,他却以感激的心情告诉我们,中国代表团来到纽约,为他创造了就业的机会。



美国的饭菜比较单调乏味,对于来自烹调古国的中国代表团人员来说,真是大失所望。伙食是宴会标准:早饭除面包、黄油、果酱外,有各式鸡蛋、火腿、香肠、罐头水果、甜食和各种冷热饮料;午餐和晚餐除凉盘和汤之外,有两道正菜。


尽管如此,由于烹调技术欠佳,口味不适,加之我们缺乏体力活动,许多人食欲不振,饭量大减。许多主菜端上后原封不动地撤走。有的同志拿出国内带来的酱菜罐头佐餐。这就急坏了餐厅经理。他看中国人不喜欢他餐厅里的菜肴,每餐均来餐厅巡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断征求我们的意见,以求改善伙食,一定要使中国人感到满意。


在征得我们同意后,餐厅改变了每餐固定两个主菜的份饭制,增加了主菜的品种,将所有的凉菜、热菜都放在一张长桌上,由份饭制改为招待会那样的自助式,既增加了品种,每人又能随意选择适合自己口味的菜肴。


经理发现我们爱喝鸡汤,于是每顿饭都用鸡腿为我们煮一大锅汤,放上葱姜等佐料,由各人自取。


我们提出想吃饺子,厨房就在周末给我们准备了肉末、白菜、白面、香油、葱花等材料,让我们自己包饺子。我们的3位厨师由于没有厨房设备,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能每天担任值班。到了周末吃饺子,他们应邀进入餐厅的厨房,头戴高高的白帽,身穿白色的工作服,组织大家包饺子,方能显露一番手艺,让美国厨师在一旁观摩。


七十年代的纽约街景


代表团有3位司机,都是技术熟练的老手,还有在国外开车的经验。但一开始由于不熟悉纽约的交通规则和不懂英语,未能领到驾驶执照。代表团每天不得不雇用出租汽车公司的汽车。开会繁忙时,最多每天要雇10辆轿车,租金按小时计算,一天的租车费近 1000美元。


房费、伙食和租车这三项构成了我们初期开支的主要部分。为了节省开支,代表团很快购置了几辆汽车,司机们加紧熟悉纽约的道路和交通规则,很快通过考试,领到了驾驶执照。不到一个月,主要的出车任务都由我们自己的司机承担起来了。


采购是一项繁重而紧迫的任务。纽约物资丰富,各种设备和日用品一应俱全。然而,什么东西应当在什么地方采购、哪里的东西价廉物美、如何建立长期客户关系以取得优惠折扣等,却是一门学问。


我们随身携带的只是最基本的物资,数量有限。为了开展工作,我们最急需的物资是:电动油印机一架、打字机(座式和手提的)数台、外语辞典等基本工具书以及各种纸张和文具,包括腊纸和修正液。


第一次出席联大会就享受极高礼遇


我们出席第26届联大的首要任务是准备乔冠华团长在联大全体会议上的第一篇发言稿。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在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亮相,发言内容将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发言稿是在国内准备的,长达七八千字,是经过周恩来总理亲自修改和毛泽东主席定稿的。在国内,我们已准备好了英、法语的译文,到现场后又继续修改完善,最后定稿,打印了300份英文和近100份法文。(当时联合国的会员国只有110多个)


1971年,乔冠华团长在第二十六届联大上发表讲话。


11月中旬,联大早已结束一般性辩论,进入了各项议题的具体讨论。为了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达,联合国定于11月15日举行欢迎大会并让中国代表团致词。上午10时,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会议大厅。热烈欢迎的气氛顿时弥漫整个会场,形成本届大会的又一高潮。发言一直持续到下午6时,共有57个国家的代表向中国代表团致了欢迎词。气氛热烈,盛况空前。


乔冠华团长的发言约45分钟。乔冠华团长的发言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庄严地阐明了我国政府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


发言中没有那种“文化大革命”的过激语言。发言宣布:“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不允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中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别人的超级大国。”


我们主张“联合国应当在维护国际和平、反对侵略和干涉、发展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国将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共同努力”。


乔冠华在安理会会议厅发表意见


发言结束后,几十个国家的代表走到讲台前与乔冠华团长握手,表示祝贺,超过了任何国家在一般性辩论发言时所受到的礼遇。我们所印制的300份团长发言英文稿和近百份法文稿在会上散发时被一抢而空。不得不赶回旅馆重新打印(当时没有复印机,我们需要重新打印腊纸,一份一份地油印出来),会后继续散发。


在联大所目睹的热烈感人场面,使我们亲身体会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同时,亲眼看到自己翻译和打印的文件受到这么多国家代表的重视和欢迎,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这是对我们劳动的最大回报。兴奋之余,使我们忘掉了这段时期来经常彻夜不眠、连续工作的疲劳。


中文翻译被提到突出地位


联合国秘书处有一个庞大的翻译机构,主要分笔译和口译两大部门,笔译处和口译处又各分5种文字(后增为6种)。为我们中国代表团服务的就是笔译处的中文科和口译处的中文组。


中文笔译共有100多人(包括中文打字员),中文口译组共20余人,全部是当地华人。这些人都是第一次与中国代表团的人员接触,虽然大部分人均有爱国之心,但对祖国的情况不了解,有的受西方宣传的影响或因同台湾官方人员的关系,对中国代表团的人员心存疑虑,另眼相看。


作者(二排右一)出席1973年的联合国安理会


中国代表团抵纽约后,乔冠华团长和陈楚大使及时召集全体中文翻译人员,向他们郑重宣布:中国代表团十分重视中文翻译工作,主张将中文的翻译人员一个不少地全部留下来,维持原来的职位,希望他们坚守岗位,做好本职工作,为祖国增光。


中国代表团对联合国翻译人员的态度以及对中文翻译工作的重视使联合国的中文翻译人员倍受鼓舞,为联合国的中文工作开创了崭新的局面。


在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之前,中文虽然也是联合国的正式语言,但实际上中文不受重视。台湾的代表不看中文科译出的文件,会上不用中文发言,也不听中文翻译。中文科译出的文件往往失去时效,有的成了一堆废纸。口译组的人员由于无人收听他们的翻译,因而有时在工作期间关了麦克风,在口译厢里聊天抽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出席联合国的各种会议均用中文发言,他们仔细阅读译成中文的各种文件,各种决议草案必须译成中文后才能付诸表决。从此,在联合国秘书处内中文的地位凸显,中文的口、笔译人员被刮目相看,深感身价倍增,个个情绪高涨。


与此同时,他们也感到了工作上的压力。因为人们对联合国笔译、口译的要求提高了。过去那种敷衍马虎、不求进取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八十年代的北京外国语学院


联合国秘书处翻译人员全部都是在美国的华人。他们有的来自香港、台湾,有的祖籍虽在大陆,但由于解放后中美两国之间的隔绝,与大陆几乎失去了联系。


他们中间,一部分人已近退休年龄,一部分人是联合国刚从美国或港、台招来的年轻人。在翻译方面,他们都没有接受过正规训练,特别是同声传译,对大陆的语言很不熟悉。联合国急需从中国大陆招募一批熟悉大陆语言的青年(native speakers)来充实翻译队伍。


然而,同声传译是一项专门技术,在中国尚属空白。后继无人,无处招聘,怎么办?当时,联合国主管人事的副秘书长加拿大人戴维逊(Davidson)对中国十分友好,很关心中文的翻译工作。经过多年的接触和交流,戴维逊主动建议,由联合国出资,请中国的外语学校帮助联合国培养一批口译人才。


为此,北京外国语学院院长刘柯于1978年11月亲自率北外的有关负责人来纽约与戴维逊和联合国口译处长等进行磋商。双方达成协议,委托北京外国语学院每年为联合国培训25名口译人员,由联合国每年为每人出资6000美元。培训期为2年,学员毕业后必须为联合国服务,不得流失。


这项协议付诸实施后,连续10余年,北京外国语学院为联合国也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批同声口译人才。随着老的翻译人员陆续退休,这批在国内培养的新人逐步充实了联合国翻译的队伍。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联合国这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政府间组织已经成为当今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加强国际交流的最重要国际组织。联合国的翻译人员面临着新世纪的重大挑战,任重而道远。


作为一名老翻译,我曾亲身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的发展与变迁。回忆往昔,感慨万千。


来源 | 《相潮》

作者 | 过家鼎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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