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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徊在联合国外
1945年10月24日，随着《联合国宪章》的生效，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创建，并成了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屆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全场一片欢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为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也理应属于中央人民政府。然而，由于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不甘失败，以及美国的再三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竟迟迟不能得到解决。
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重返联合国展开了积极行动。在中国重返联合国的进程中，面临的最大困难便是美国的不断阻挠。
联合国成立之初，美国借助自身的强大实力和国际动员能力，对联合国进行操控。1950年，在美国的主导下，第5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396号决议，规定有关会员国代表权的问题“应由大会，如值大会休会则由驻会委员会审议之”。如此，有关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斗争场所便从安理会转移到了联合国大会，使得这一问题更加多边化和复杂化。
为维护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多次提出议案，要求延期审议或不审议关于排除“中华民国政府”的代表或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取得席位的提议。由于当时美国在联合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很多联合国成员国都是唯美国马首是瞻，这些提案很容易就获得了通过，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也就难以被提上联合国议事日程。
1971年11月1日，联合国总部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在1961年召开的第16届联大上，美国更是得寸进尺，提出任何改变中国代表权的建议都是一个“重要问题”。而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大会对于重要问题之决议应以到会及投票之会员国2/3多数决定之”。这样，在美国的操纵下，中国政府恢复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所需要的赞成票由“简单多数”变成了“2/3的多数”，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为了恢复联合国席位需要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这无疑是美国再次给中国重返联合国设置了重大障碍。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美国在意识到越来越难以用“重要问题”阻挡中国重返联合国后，又于第26届联大召开前提出了“双重代表权”案，即美国既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进入联合国，但也不剥夺中华民国的代表权。这一提案实质上是想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理所当然地被中国政府否决。毛泽东发表指示：“宁可不进联合国，也不要‘一中一台’！”令人意外的是，台湾当局也反对这个提案。
迂回斗争：为重回联合国创造条件
面对不利的国际环境，中国政府并未气馁，而是采取了多种应对策略，为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而不懈努力。
1971年11月12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率代表团抵达纽约后，向前来采访的媒体记者挥手致意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周恩来便以中国外长的身份多次向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致电，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并要求立刻取消“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随后，在苏联的建议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以张闻天为首席代表的中国代表团，并于1950年1月19日照会联合国，要求答复“何时将国民党集团的非法代表开除出联合国及安理会”、具“以张闻天为首席代表的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何时可以出席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的会议并参加工作”这两个问题。在当时，这些努力虽然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果，但表明了中国政府争取重返联合国的坚定决心。
这一时期，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都预料到了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斗争的长期性，因而决定对联合国采取静心等待的态度，并将目光投向了联合国外，开始采取迂回斗争的方式，通过参与国际事务来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在意识到联合国内代表权问题与自身的外交政策密不可分后，中国开始加快发展和改善与其他国家的关系。1954年4月至7月，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日内瓦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参加大型国际会议。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初是被用来处理中国和部分周边国家关系的，后来中国政府倡导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运用到更广泛的国际关系当中。1955年4月，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详细阐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表达了中国愿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意愿。
1971年11月15日，乔冠华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
1963年12月14日，周恩来开启了访问阿尔巴尼亚等亚非欧14国的行程，展示出了中国和平友好的姿态。此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越来越多的亚非国家所认可和接受，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并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新准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
在与周边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外交取得突破性进展后，中国与英、法两国的关系也有了较大发展，开启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新阶段。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中英两国达成代办级半建交方式的外交关系；1964年1月27日中法建交。与西方大国关系的改善，使得中国的外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推动了中国外交圈的日益扩大。
另一方面，中国也不断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联系。中国认为自身与阿拉伯国家有着共同的历史经验，同属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坚定地支持阿拉伯国家的反帝反殖民运动，并在多次中东战争中都站在阿拉伯国家一方，从而推动了中阿关系的发展。而在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上，中国也取得了一些成就。1960年9月，中国与古巴建交，从而开启了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建交历程。
总之，通过扩大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国的外交发展态势良好，赢得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与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也引来了更多国家的关注，为该问题的最终解决创造了有利条件。
非洲助力，重返成功
中国最终能重返联合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密不可分。其中，非洲国家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许多国家获得独立。仅在1960年，就有喀麦隆、马里、尼日利亚等17个国家获得独立，这一年也被称为“非洲独立年”。这些国家获得独立后，纷纷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加入了联合国。
整个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会员国的数量从82个增长到了126个，这大大增加了联合国内第三世界国家的力量，削弱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于联合国的影响，也推动联合国成为一个更具代表性的国际组织。
为增强与亚非国家的关系，推动世界范围内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国为亚非国家提供了必要的援助。1964年1月，周恩来在访问加纳期间，正式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并加大了对亚非国家的援助。以八项原则为指导，中国为安哥拉民族解放组织和坦桑尼亚等国提供了大量无偿军事援助，为马里等国提供了经济援助，还向非洲国家派出了援外医疗队。其中，中国帮助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修建的坦赞铁路更成了中非友谊的象征。通过这一系列举措，中国在非洲国家中树立起了“真诚友善”的形象。
中国与这些国家间关系的升温，客观上增强了联合国内支持中国的力量，为中国重返联合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国家多次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提案，以此声援中国。正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不懈努力，中国最终才得以重返联合国。
1971年10月25日的第26届联大上，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议案，这一议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和17票弃权获得通过。赞成票绝大多数来自发展中国家，这也成为中国成功重返联合国的主要力量来源。
1971年10月26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正式致电中国：经联合国大会表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已恢复。
这次联大表决的结果，是出乎我国领导人意料之外的。当时毛泽东、周恩来估计在一年或两年之后才能恢复在联大的席位。10月24日，基辛格在再次访华同周恩来的最后一天会谈中，曾问及周恩来对美国“双重代表权”提案的观点，周恩来说：“对中国来说，台湾的地位比联合国的资格重要得多。中国不会按照‘双重代表权’的方案进入联合国。中国人有的是耐心，还可以继续等待。”
第二天晚上，即传来了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喜讯。在当时的特定情景下，“左”的阴影还笼罩在中国土地上。那时，对联合国这个机构的认识也不能不带上“左”的色彩。当时，一般人认为联合国大会是资产阶级讲坛，是受美苏两大国操纵的；认为这不是民主的讲坛，不能真正为受压迫民族与受压迫人民讲话。当时，外交部党组经过商量，决定不去。
毛泽东却明确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另一个就是恢复联大席位。”
最终，毛泽东作出指示，向联合国派出以乔冠华为首的代表团。自此，中国作为联合国的一员肩负起了自己的国际责任。
1971年11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顾问席
顺便交代的是，第二十六届联大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后，没有像一般初加入联合国的国家一样，搞隆重的首次升旗仪式。1971年11月1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虽则是第一次升起在纽约联合国大厦广场，却未出现鼓乐齐鸣、人头攒动的热闹场景，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是中国政府方面要求这样做的。因为中国政府一向认为，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四个发起国之一，作为一个从1949年10月1日起开始新的历史的主权国家，理应享有会员国和常任理事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只是，这权利被长期无理地剥夺了。所以，根本不存在中国需要“重新加入”联合国的问题，应当迅速恢复中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既然联合国有些会员国在政权更迭，甚至改变国名后，都不曾影响在联大的席位，中国的代表权更迭，也应该按通常的做法行事。这样，中国的升旗仪式便显得十分平静。而这，正说明了中国政府的意志和主张得到了尊重。
中国重返联合国背后的大国博弈
中国重返联合国虽然获得了成功，但其进程一波三折，背后隐藏着冷战时代大国间的复杂博弈。
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需要放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去理解。随着二战后美苏两极对峙格局的形成，东西两大阵营在亚洲和欧洲都发生了激烈的对抗。在亚洲，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向台湾海峡派出第七舰队，干预中国的统一进程，并在联合国内大力扶持台湾当局。
在美国与中国进行对抗时，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帮助。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多次在大会上提出议案，要求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1950年1月13日，苏联因为其提出的恢复中国代表权的提案遭到反对，从而宣布在台湾当局代表被开除出安理会之前，苏联代表将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随后，苏联代表团愤然地退出了安理会议事厅。
苏联的举动，犹如在安理会投下了一颗炸弹。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赖伊，首先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而言，它的退出，将意味着联合国的活动陷于瘫痪。而且，假如苏联另行组织联合国——这一点它完全可以做到，那就意味着联合国将处于分裂状态。
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3月8日，赖伊向联合国提出了一项关于“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法律方面的备忘录”。备忘录认为，对两个敌对政府并存的中国，联合国接纳代表的依据，是要看“哪一个在事实上具有使用国家资源及指导人民以履行会员国义务的地位”。为此，他建议召开由各成员国政府首脑或外长参加的安理会特别会议，讨论解决中国的代表权问题。
望着苏联代表愤然退场的身影，美国也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倘若赖伊的忧虑成了现实，美国在世界的“老大”地位将会产生动摇。因此，美国总统杜鲁门即指示驻联合国的美国代表格罗斯立即发表声明，一方面表示要对苏联的提案投反对票，另一方面又认为这是一个程序问题，对此不能行使否决权。
美国的策略其实是进可攻，退可守：既然承认中国代表权问题是个程序问题，在确认这个程序的过程中，美国可以对此进行操纵，而一旦操纵失败，则可以将台湾国民党当局当作“马前卒”加以抛弃。对此，当时驻美的台湾国民党当局大使顾维钧一语道破天机：“美国之所以认为是程序问题，显然是为了想留有活动余地，万一情况发生变化，美国在承认中共问题上需要改变政策的话，它便可以自由行动。”
在中国的代表权问题上，美苏的严重对峙对各自阵营内的国家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与美国关系紧密的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对中国的代表权问题持坚决的否定态度，而社会主义阵营的南斯拉夫等国则坚定地支持中国的合法诉求。由此可见，在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的问题上，两大阵营的对峙态度十分明显。
1972年10月，乔冠华（右三）在纽约联合国大厦后院与美国4位安保人员合影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美两国处于敌对状态，中国为寻求恢复在联合国内的代表权问题而做出的努力，频频遭遇美国阻碍。但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与美国战略的调整，中美关系出现了缓和，这一国际局势的变化成为中国最终于1971年重返联合国的重要契机。
通过巴基斯坦的“秘密通道”，1971年7月9日至7月11日，基辛格秘密访华，紧接着中美两国便共同发表了尼克松将于1972年5月前访华的消息。中美关系的缓和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也使得一大批国家开始调整对华关系，筹备与华建交。
为了与中国建交，许多国家改变了对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态度，而中美关系缓和的国际背景，也为这些国家提供了政策调整的空间，使它们敢于对中国重返联合国投出赞成票，最终促成了中国重返联合国。
《乔冠华在联合国的日子》吴妙发；
《中国外交演义·新中国时期》 李连庆；
《大外交家周恩来》 王俊彦；
《中南海外交珍闻录》 韩漳；
《中国与联合国》 张贵洪；
《中国与联合国——纪念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 谢启美、王杏芳；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
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共和国外交风云》；
凤凰卫视（香港）纪录片《中国与联合国65年纪事》
选自《新周报经典》2020年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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