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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见过的钱，可比咱们现代人见过的钱多得多。
我说民国人见的钱多，不是指他们富有，而是指他们见过的钱的种类非常多。
【袁大头】
以五四运动时期的北京人为例，他们能见到印着袁世凯头像的银元“袁大头”，能见到印着孙中山头像的银元“孙大头’，能见到印着印着老鹰和蛇的墨西哥银元“鹰洋”、印着不列颠女神的英国银元“站洋”，以及写着“光绪元宝”字样的清末银元“龙洋”，甚至还能见到两广地区铸造的面值为两角或者一角的银元“毫洋”，还有四川军政府铸造的面值为一元的银元“厂洋”。
【孙小头】
像“袁大头”“孙大头”“龙洋”和“鹰洋”这四种银元，可以在种种货币中脱颖而出，可以被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居民所认可，而且不管后来纸币发行量有多大，它们的购买力并没有发生剧烈的变动，至始至终都是很“值钱”的货币，至始至终都被买家和卖家所欢迎。
在民国，这四种银元被亲切地称作“大洋”。
【龙洋】
大洋的种类有别，造型各异，但是重量都在0.72两（晚清的两，每两37克）左右，含银量都在0.65两左右，所以购买力也大体一致，在同一个时间和同一个地方，拿一枚“袁大头”去买东西，跟用一枚“龙洋”或者一枚“鹰洋”所能买到的东西并没有区别。
那么好，一块大洋在民国时期都能买到哪些东西呢？
1912年的北京，一块大洋能买60斤普通大米（孟天培、甘博《二十五年来北京之物价、工资及生活程度》，北京大学出版部1926年版），也可以供6个人去东来顺吃一顿羊肉火锅（据《吴虞日记》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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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洋】
1914年的上海，一块大洋能买44斤大米，也可以供5个人去中档的西餐厅吃一顿西餐（据香港名医陈存仁回忆录《银元时代生活史》）。
1931年春天的广州近郊，一块大洋能买25斤大米或者20斤豆角（玉昆《广州近郊的生活》，收录于《农村生活丛谈》，申报馆1937年版）。
1937年夏天的成都市区，一块大洋能买16斤大米，或者17斤面粉，或者5斤猪肉，或者40个鸡蛋，或者45斤大葱，或者47斤包菜，或者5斤白糖（魏树东《成都地价与房租之研究》下编表1《成都市二十七年六月及七月出售物价表》，收录于《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77册，台湾成文出版社1977年影印版）。
从地域上看，上海、广州等城市的粮价较高，大洋的购买力相对低一些，比如说鲁迅在北京定居时，一块大洋能买五六十斤大米，后来去了上海，一块大洋只能买20斤大米（据鲁迅日记）。
从时间上看，粮食价格越到后来越贵，大洋的购买力也就跟着越来越低。例如同样在北京，1915年一块大洋能买20斤面粉，到了1925年，就只能买12斤面粉了（据孟天培、甘博的调查报告《二十五年来北京之物价、工资及生活程度》）。
虽然大洋的购买力随着地域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终归属于“值钱”的硬通货，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地点，不管是谁，只要几十块大洋花出去，一定能买到一大堆好东西。
以五四时期曾经跟鲁迅齐名的反礼教斗士吴虞为例，他有妻有妾，有几个女儿，有四个仆人和一个老妈子，一家十几口人，在成都市区过小康生活，一个月下来全家买肉买菜只花22块大洋就够了。
后来他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做教授，请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顾颉刚、钱稻孙等同事吃饭，在王府井大街东华饭店大摆宴席，鱼翅、鲍鱼等名贵菜品应有尽有，一顿饭也只花了25块大洋再后来吴虞去上海旅游，晚上入住英租界最豪华的酒店“远东饭店”，要了一所高档套房，每天房费才5块大洋。
民国前期，北大的教授生活优裕，家家都雇听差、雇保姆，甚至还雇厨子、雇车夫，全部算下来，一个月无非只要花上30块大洋的工钱（仍据吴虞日记）。
鲁迅在北京阜成门西三条胡同买下第二所四合院以后，把母亲和原配夫人朱安都接过去住，并雇了三个老妈子侍候她们，每个老妈子除管吃管住以外，每个月的工钱只花两块大洋（详见拙著《民国房地产战争》第三章，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这说明大洋的购买力确实很强，也说明那时候老妈子的收入确实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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