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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昌文:本子漫谈

  • 古籍
  • 2021年10月18日10时

本子,是读书人经常需要用到的一种寻常之物,包括各种日记本、笔记本、练习本、手册等等。在多数中国人的观念里,书本是不分家的。本子与书,从外在形态、功能和历史溯源上,都有着难以厘清的“宗亲”关系。


对于古籍而言,一种书常有好几种不同的本子,比如手稿本、写本、抄本、拓本、样本、印本、刻本等等,这便是最原始的版本差异。所以,早先时期的本子和书籍,其实并没有明确的形态之分。比如,1900年由王道士发现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存置的大批古代经卷、文书和佛画等纸质文籍,大多数以手写本的形式而流传下来,史称为经写本。这更加证实了,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前,原始的书籍生产全靠利用本子人工抄写而完成。还有资料表明,在1912年前的大约一万两千余部中医古籍里面,绝大部分是以手抄本的形式保存下来。并且,在雕版印刷术发明已经一千年之后,17世纪活跃于江南苏州的16个剧作家所遗存下来的80个剧作里面,手抄本也是占了绝大部分。也就是说,即使在中国已经开始大规模使用活字、雕版等印刷术之后,手抄本式的书籍仍然继续存在。这也许可以理解为,书是著有文字的本子,本子是有待著作的书,书和本子在很长时期内曾经有着共为一体的外在形态。


本子是用来写字的。早先中国人的书写工具仅限于毛笔,所以传统意义上的本子,主要是以各类毛边纸、连史纸、宣纸等软性纸为材料进行手工裁订而成,一般由专门从事印书业的书铺、书堂或印纸作坊来成规模的组织生产。这种本子包括册页本、碟装本、线装本等,其中最具代表性,并为大众所广为熟知的当属线装本子。



到了19世纪初,来自西方的大量外来者将钢笔这种新式的书写工具带进了中国,并逐渐流行开来。这种书写工具对纸张的使用提出了要求,迫切需要找到其他可供硬笔书写的本子。与此同时,腐朽的清王朝逐渐走向末落,被迫门户洞开,国内各地争相掀起洋务运动高潮,拉开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序幕。各种洋货,包括石印机、铜版印刷机、胶版印刷机等先进的印刷机器设备大量涌入,对古老的出版印刷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当时,做为本子的基本材料,除了传统土法制作的手工纸外,国内开始出现了一种白度较高、强度较好的机制纸,比如产自英国道林股份有限公司的印刷纸。采用这种印刷纸所印成的本子,规格种类多样、外形不易折损,一改线装本子的刻板形象,很快受到欢迎。于是,受到西风东渐的外来影响,人们沿用了数百年的线装本子,开始被机器化生产的平装本子所取代。从此,伴随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步伐,本子的形态开始变得多样化,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空间。



清末时期,轻薄的线装本子虽然仍为很多读书人所使用,但这种新式的平装本子已经异军而起,开始为国人所广泛接受。而促使其推广开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外国传教士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这些人分布在国内各地,为了便于传教,更好的在民间发展教徒,往往随身带着一种小本子进行散发宣传。这种小本子成本低廉,除了印有宗教方面的图文内容,还留足了空白页,用来供人涂画写字。其方便实用,易于携带,很轻易的就博得了百姓的好感。


此后随着门户开放,大量洋商洋货蜂拥而至,商业竞争日趋激烈。很多不远万里而来的外国贸易公司,在初次登上中国这块陌生的土地后,都要面临着一个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开辟市场,打开商品销路的现实问题。在彼时交通不便、传播手段有限的条件下,他们发现了本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所具有的不可或缺性,于是开动脑筋投其所好,利用本子做起了“文章”。他们在本子里附录了为中国人所喜欢的年画、日历,同时又附录了介绍商品的广告画、联系业务信息等内容,从而让本子更具实用性和观赏性,并通过大范围的散发赠送,借此来拉近情感,树立亲和形象,使他们的公司影响力和商品知名度得到了有效的传播。


在电脑、手机尚未问世之前,能为大众所广泛了解的信息载体主要还局限于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但是这些信息载体的扩散传播作用往往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实现的,比如看电视需要有电视机,听广播需要有收音机,读报纸则需要有稳定的收发渠道。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大部分百姓普遍还不具备这样的物质条件,于是,本子这种人人需要,时时可用的平民之物,便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了媒介的功能。


1949年以前,受到战乱影响和社会政治制度的限制,本子的发行出售一般有官方和民间两个途径,主要分布在各大书局、书店、纸品社等。基于本子如此特殊的功用,统治当局对本子的发行一直给予了高度重视,凡是由官方渠道发行出版的各类本子,均须要经过专门机构的审核、登记和报备等诸多环节。这个时期的本子有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与书籍一样,具有强烈的版权意识。这是由于在民主宪政的意识流下,国内书籍出版业空前繁荣,各式各样的书局、书馆一时争相林立。为避免大量的盗版现象,很多书馆、书局在出版发行的书籍封底之处都会印有专门的版权声明,这种有效的自我保护方法自然也被应用到本子的编辑发行中。


总体来看,这段时期的本子品种相对单调,感觉在装帧设计上不是很讲究,版式也比较拘谨。如果需要加以区分,一般以是否具有版权为标准,可分为有版权和无版权两种类型。有版权的本子就像是正规的书籍一样,会在扉页或尾页印有版权信息,如发行单位、印制数量、出版时间等,表示经过了严格的审批而受到保护。这种具有版权的本子,就象是有了出生证的公民一样,看上去更显庄重。而无版权的本子则没有明确的版权信息,一般仅仅是在页底处注明生产的厂名、规格等,有的甚至没有任何的文字说明。


在旧社会的中国,百姓的生活温饱普遍困难,有文化的识字人群不多,除了学生群体,对于本子使用的购买力并不旺盛,造成本子的发行品种和数量都相对较小,这反倒使本子显得稀贵起来。一些政府要员、文化名流或商业团体便利用本子进行个性化的私人订制,再将本子做为一种交际礼物进行相赠、馈送,一时也显得高端大气上档次。



特别是在抵御外敌的抗战时期,本子又自然的成为当政者实行政治动员、提升民众觉悟的重要工具,具有很强的政治属性,并在事实上为着统一国民意志、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发挥出了显著的作用。




当战争远去,新生的共和国建立起来,中华大地呈现万象更新的局面。彼时,国民教育开始得到普及,识字的人多了起来。社会各行各业都在以无比高涨的热情投入到家园建设中。人们对于时事政治、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学习立刻变得十分迫切,在这样一种需求下,各式本子的发行数量得到空前增长,全国各地一年下来所印制的本子产量达到上亿册。


针对这样的现实,在建国初期,本子的宣传教化作用得到强化,各级文化管理机构对于本子的发行依旧有所管控,除了有新华书店这样的权威出版机构来进行编辑发行,也允许由各地的文化用品社或百货公司组织印刷厂生产、发行,这样,在完成了必要的设计审查后,流通发行的环节相对简化,更有利于本子的大规模生产和满足人们学习工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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