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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浩繁的古籍中，有一种本子的文字是用两色、三色、四色或更多种颜色印出的，版本学谓之朱墨本、三色本、四色本等，这些本子又统称套印本。套印本的产生标志着雕版印刷的重大进步，是我国雕版印刷史的重大事件之一。
关于套印的起源间题，清人俞秘曾说：“明万历间乌程闵齐伋始创朱墨本。”[1]叶德辉也说：“颜色套印书始于明季。”[2]其实这些说法是不对的。那么，套印到底产生于何时？这要从最早的朱墨抄本说起。公元前二世纪以后，我国出现了许多解释古书的传注笺疏之类的著作。如司马迁的《史记》有刘宋裴胭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春秋》有左氏传、谷梁传、公羊传；《春秋左传》又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必须想办法把这些不同的著作方式用不同颜色的标抹圈点区别开来，才便于人们学习。
相传早在一世纪的时候，研究《春秋》的贾逵、董遇等人就已经用朱墨二色来写《春秋》的传注。六世纪时，有人将神农《本草经》和陶宏景《本草集注》合为一书，用红色抄写《本草经》原文，用墨笔抄写陶宏景所集注文。但是，天长日久，后来朱墨二色还是混在一起了，正如唐代刘禹锡说：“神农本草以硃书，名医别录以墨书，传写既久，殊墨错乱，遂令后人以为非神农书。”[3]七世纪初，陆德明注《经典释文》时，用墨笔写经文，用朱笔写音义。陆德明说：“先儒旧音，多不音注，然注既释经，经由注显，若读注不晓，则经义难明，混而音之，寻讨未易，今以墨书经本，朱字辨注，用于分别，使较然可求。”[4]敦煌所出唐写本佛经也有用朱墨二色分写经注的。
宋代也有朱墨抄本，“宋太宗淳化五年，翰林学士张洎献重修《太祖纪》一卷，以硃墨杂书，凡躬承圣问及史官采摭事，即以硃别之。”[5]以上是人们在抄写时用朱墨二色区别不同内容的例子。但是，印刷术发明以后，用同一墨色印刷就无法区别了。为了便于学习研究，人们又作了种种尝试：（一）用大字小字将不同著作方式的内容区别开来，如正文作大字单行，注文作小字双行；（二）用阴阳文以示区别，如有人雕印《本草经》时，用阴文表示神农经文，用阳文表示名医传注；（三）用加括号的方法把传注之类同正文区别开来；（四）把不同著作方式的内容单独印刷，分开发行，这样很不利于人们学习正文；（五）用不同符号加以区别。以上这些方法远不如写本那样红黑分明，既醒目又美观。因此，如何使印本也象写本那样表示朱墨等色，就成为印刷术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课题。
宋代交子
在宋代的时候，随着商业的繁荣出现一种纸币，称为“交子”。这种“交子”是用带有红兰黑三种颜色的六颗印记依次盖在纸上制成的，有点儿象彩色印刷品。人们从“交子”身上受到启发，经过反复实践，到了元代，终于发明了套印。我国现存最早的套印作品是元代至元六年（1340）湖北江陵资福寺无闻和尚套印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解》，经文红色，注文黑色。这部作品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套印作品。但是，套印一页要刻几次版，要刷印几次，费工费时费钱，成本较高，一般平民无力购买，书贾亦无利可图，所以一般书坊不屑为之。叶德辉说套印：“斑烂彩色，娱目怡情，能使读者精神为之一振，然刻一书用数书之费，非有巨赀大力，不克成功。”[6]
因此，套印虽然元代就已发明，但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并没有被普遍采用，只是到了明代中叶，套印才得到广泛应用。明人胡应麟说：“凡印有朱者，有墨者，有靛者，有双印者，有单印者，双印与朱必贵重用之。”[7]此处所谓“双印”即指套印，这是我国套印见诸文字的最早记载。我国现存最早的明代套印作品是万历三十年（1603）至万历三十五年（1608）刻印的《闺范》。《闺范》的刻工、印工都是安徽歙县人，所以歙县很可能就是套印的诞生地。
元至元六年（1340）湖北江陵资福寺无闻和尚套印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解》
那么，套印为什么会在明代得到广泛应用呢？
第一，明代经济的繁荣，为套印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明代建国以后，采用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使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耕地面积扩大，手工业、商业、矿业大发展，粮食产量猛增，“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8]明代中期以后，经济发展更快，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全国出现了一批工业城镇，如丝织业中心苏州、棉织业中心松江、染业中心芜湖等。因此，尽管套印成本高，“刻一书用数书之费”，对于经济繁荣的明代来说，也不在话下了。
第二，我国自中唐发明雕版印刷之后，递经宋元诸朝，到明代已经有了五六百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时期中。雕版印刷的地区由点到面、刻家由少到多、规模由小到大、技术日臻成熟，为套印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技术基础。尽管套印手续复杂，技术水平要求高，在富于经验的能工巧匠手下也算不了什么了。
第三，明代套印的广泛应用还与当时的科举制度有关。明代科举考试制定了一种用八股文取士的办法，所谓“八股文”就是一种以四书、五经命题，限制用一定格式、体裁、语言、字数的应考文章。解释经文，四书一定要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准绳，五经一定要以宋元注疏为准绳。为了帮助人们应考，关于四书五经的批注评点书籍泛滥成灾，“四书讲章、浩如烟海”[9]。
清人张之洞说：“明人恶习，不惟史汉，但论其文，即《周礼》、“三传”、《孟子》亦以评点时文之法批之，鄙陋侮经，莫甚于此，切宜痛戒，史汉之文法文笔，原当讨究效法，然以后生俗生管见理语，公然标之简端大不可也。”[10]这段话虽然反映了张之洞的卫道观念，但也说明了明代确有批点之风。今人郑振铎也说：“明人批点文章的习气，自八股文之墨卷始，渐及于古文，及于史汉，最后乃遍及经子诸古作。”[11]当然，批点本不一定都用套印，但是批点本的盛行是明代套印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正是上述原因，促进了明代套版印刷的广泛应用。
明代套印比较著名的有两家：闵氏和凌氏。叶德辉说：“朱墨套印，明启祯间有闵齐伋、闵昭明、凌汝亨、凌蒙初，皆一家父子兄弟刻书最多者也。”[12]顾廷龙等也说：“吴兴间望族闵氏凌氏其最著者也。”[13]关于闵氏的生平，史书不详。《乌程县志》中只有如下记载：“世所传朱墨字版，五色字版，谓之闵版。”闵氏刻书有齐伋、昭明、元衢、绳初、无颇、振业、振声、瑛璧等人，其中以闵齐伋最为著名。
闵氏最早的套印本是刻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的朱墨本《春秋左传》。以后又相继套印了不少书。其中，闵齐伋有朱墨本《东坡易传》《老子》《庄子》《列子》《楚辞》《陶靖节集》《韦苏州集》《王右丞集》《孟浩然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花间集》等，三色本《孟子》《战国策》《杜子美七言律》等，四色本《国语》等。闵绳初有四色本《文心雕龙》。闵昭明有朱墨本《新镌殊批五经七书》。总之，闵本内容比较丰富：群经、诸子、史钞、文集、词曲、杂艺等无所不有。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闵齐伋朱墨套印本《春秋左传》
凌蒙初（1550一1644），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今吴兴）人。崇祯初年，以副贡生授上海县承，升徐州通判。对当时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极端仇视，曾献《剿寇十策》，后为起义军所困，呕血而死。所编“二拍”较为著名，“二拍”即《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他还写了几本杂剧、以李靖、虬髯、红拂三剧较有名。凌蒙初刻书多戏曲小说，多用朱墨套印，并附插图。所刻戏曲今存者有《琵琶记》《绣襦记》《幽闺记》《南柯记》等。
此外，他还刻有朱墨本《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孟浩然集》等。凌氏一门除了凌蒙初之外，刻书者还有稚隆、澄初、汝亨、弘宪、启康、杜若、毓柟等人。汝亨刻有朱墨本《管子》。滚初刻有四色本《世说新语》，其中兰笔为刘辰翁，黄笔为刘应登，朱笔为王世贞。蒙初、瀛初合刻有三色本《古诗归》《唐诗归》等。启康刻有四色本《苏长公集》。
清代套印成就不大。官刻套印本有康熙间内府刻五色本《劝善金科》、朱墨本《曲谱》，御选《唐宋文醇》为朱墨紫绿四色套印，其中“圣祖仁皇帝御评，以黄色识之；皇上御评，以丹色识之；诸家以紫色识之。”[15]《唐宋诗醇》同上。乾隆间内府刻有五色本《昭代箫韶》。家刻套印本有道光间涿州卢坤刻六色本《杜工部集》，卢坤在该书序中说：“余藏有五家合评杜集二十卷，编次完善，汇五家所评，别以五色笔，公诸艺苑。”书中紫笔为王世贞、兰笔为王遵岩、朱笔为王阮亭、黄笔为宋牧仲、绿笔为邵子湘。
家刻还有道光间松滋谢氏刻朱墨本《碎金词谱》、光绪间南海冯俊光刻朱墨本《六乾文絜》、咸丰间蒋立昂刻朱墨本《四六法海》等等。坊刻有道光间广东叶云盦刻五色本《杜工部诗集》，刻印俱精。孙毓修曾赞扬说：“朱墨本，亦称套板。广东人为之最精，有五色者。”[16]从整体而言，清代前期比后期的套印本要多一些。尤其是从道光以后，套印日渐衰落。
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江西珊城遗安堂刊朱墨套印本《御选唐宋诗醇》
综上所述，我国的套印始于元代，盛于明代。套印的发明和发展标志着我国雕版印刷技术早在元明之际就已经有了很高的水平。套印本是我国古代艺术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另外，套印技术用之于图画就是饭版，短版的产生把我国版画艺术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明代胡正言的《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成为流芳百代的艺术珍品。不仅如此，我国还是世界上采用套印技术最早的国家。欧洲第一本用颜色印的梅因兹诗篇比我国元代套印的《金刚经注》要晚一百多年。我国的套印技术对亚洲、对欧洲、对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愈越：《春在堂笔记》
[2][6][12]叶德辉：《书林清话》
[3]王好古：《汤液本草疏》
[4]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
[5]周辉：《清波杂志》
[7]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8]张廷玉等：《明史，
[9][15]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10]张之洞：《硒轩语，
[11]郑振铎：《劫中得书记》
[13]顾廷龙：潘承弼：《明代版本图录初编》
[14]谢肇制：《五杂姐》
[16]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
原文发表于《河南图书馆季刊》1982年第2期第20-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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