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民古玩网瓷器、玉器、古币、银元、字画、文玩杂项、博物馆馆藏、古董收藏、古玩收藏
高宗赵构，生于北宋大观元年（1107）五月二十一日，为徽宗第9子。母亲韦贤妃（后被追封为皇后）原本地位较低，并不受徽宗的宠爱。因此，赵构本应与皇位无缘，然而，靖康之变中，赵宋宗室多被金兵俘虏，赵构成了漏网之鱼，“中兴之主”的位子自然非他莫属。靖康二年（1127），时年21岁的赵构登基，重建起赵宋政权。
但是，高宗这个“中兴之主”实在是有名无实，父兄被掳的奇耻大辱都无法激起他对金人的仇恨，他的“恐金症”已经不可救药。高宗在位期间，无论抗金战场上的胜负如何，他都是一味地投降求和，在金人面前极尽卑躬屈膝、摇尾乞怜的丑态。历史安排了一个谈“金”色变的君主来承担抗金御侮的使命，无论如何是难有成就的。
大难不死：“泥马渡康王”的传说
大凡开国帝王，都会有不同于常人的传奇，人们由此对他们“真命天子”的身份确信不疑，赵构也不例外。南宋民间流传着“泥马渡康王”的故事，其主人公就是曾封康王的赵构。故事情节十分简单，但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说北宋末年，时为康王的赵构赴金营为人质，金兵押其北上，途中赵构脱逃，逃至磁州（今河北省磁县）时，夜宿崔府君庙，梦神人告知金兵将至，赵构惊醒，见庙外已备有马匹，遂乘马狂奔。这匹马居然载着赵构渡过黄河，过河后即化为泥塑之马。
赵构赴金营为人质，历史上确有其事。靖康元年（1126）一月，金兵已经攻至开封城下，宋廷向金求和，金人要求以亲王、宰相为人质，方可退兵。于是，钦宗命康王赵构前往金营。接下来的事情就与传说的内容完全不一样了。在金营被软禁了二十几天后，幸运降临到了赵构的头上。金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怀疑赵构不是亲王，将其遣返，而不是像故事中那样，押着赵构北上，所以赵构根本无须逃跑。钦宗只好命肃王赵枢代替赵构，赴金营为人质。在钦宗答应割地、赔款等要求后，金人暂时撤军，肃王却没有被放还，而是被掳北去，当了赵构的替死鬼。
另一说为南宋初年，赵构已经即位，朝廷迁到了扬州，金兵大举南下，前锋即将攻到扬州城下，赵构事先没有得到战报，此时闻讯，连夜仓皇出逃。他怕追兵赶上，藏匿在江边神祠内，月光下忽然发现祠中泥塑马动了起来，于是乘骑此马渡过长江，逃到了杭州。
和前一个版本相比，后一个版本的真实成分似乎更大一些，除紧扣故事主题的“泥马渡江”情节外，其他情节都有据可查。靖康二年（1127）五月一日，赵构在应天府登基，建立了南宋政权，是为宋高宗。金人得知赵构重建起赵氏政权，马上开始了新一轮的南侵，目的是要趁赵构立足未稳，将其一举消灭。同年秋，金军分兵攻宋。高宗内心唯恐重蹈“靖康之变”的覆辙，不顾主战派大臣和将领们的反对，于十月将朝廷迁至扬州。建炎三年（1129）二月，完颜宗翰派兵奔袭扬州，攻陷天长（今安徽省天长市），前锋直抵距离扬州城仅有数十里的地方。高宗此时正在后宫寻欢作乐，乍闻战报，慌忙带领少数随从乘马出城，急驰至瓜洲（今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渡江逃跑。这次突如其来的惊吓也给赵构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他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
其实，这两个版本的内容大同小异，只是在故事发生的地点和时间上出现了分歧，前者在北，后者在南；前者为即位前，后者为即位后。传说固然都是些杜撰附会，甚至是无稽之谈，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也能从侧面表现出历史的真实。“泥马渡江”故事的地域和时间跨度，正显示出赵构在北宋末南宋初的这段时期内从北到南、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即位以前，在河北的逃跑途中，赵构和大臣在寒冷的旷野中烧柴温饭，一起在茅舍下就食。即位不久，又发生兵变，扈从保驾的御营司将领苗傅、刘正彦等人因不满宦官的胡作非为，包围行宫，诛杀宦官，胁迫高宗让位于年仅3岁的皇子赵旉，由孟太后垂帘听政，改元明受。兵变历时两个月，后由韩世忠起兵平叛，高宗复辟。仅仅过了半年，金兵突破了长江防线，直扑宋廷所在地杭州而来，高宗退无可退，只得入海避敌，在温州沿海漂泊了4个月之久。前有恶浪，后有追兵，衣食物资也无法及时得到供给，南宋君臣的窘迫之状可想而知。一次，高宗饥饿难耐，命令停船靠岸，自己步行到一所寺院索食，僧人不及准备，只好以五枚炊饼进献，赵构居然连吃了三枚半，原本养尊处优的他方才真切地体味到饥寒交迫的感受。
但是这一切似乎并未磨砺出赵构坚忍的意志，也没有激发起他的斗志，恰恰相反，曾经在金营做人质的经历，让赵构亲眼看见了金兵的强悍和凶残，每当想起，他还心有余悸。于是，他抛弃了父兄被掳、国土沦陷的国仇家恨和中原浴血奋战的军民，宁可忍受道路风霜，只为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在逃跑途中，高宗还时时不忘向金人乞和，他一再派出使者前往金营，在国书中竟然自称“康王”，说自己未得金朝允许就登基称帝，实为大错，现在甘愿放弃帝位，向金朝称臣，其卑躬屈膝、摇尾乞怜之态跃然纸上。但是，高宗的哀求根本阻挡不了金兵继续南下，倒是南宋广大军民的奋起抵抗，使金兵屡遭挫败，加上江南气候潮湿，河道密布，不利于金朝骑兵作战，于是，金军主帅完颜宗弼（又名完颜兀术）决定撤兵。金兵北撤途中，遭到南宋军民的不断攻击。撤至镇江时，宋将韩世忠率水师截断了金兵的归路，将其逼入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东北70里处的黄天荡，宋军以8000人的兵力包围10万金兵，双方相持48天，金兵屡次突围均告失败，最后用火攻才打开缺口，得以撤退。宗弼大军刚逃出韩世忠的包围，抵达建康，又遭遇了岳飞率部阻击，再战再败，岳飞收复建康，把金兵逐出了江南。
建炎四年（1130）四月，高宗在海上获悉金兵北撤，才从温州经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回到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但是，越州地理位置偏僻，漕运很不方便，南宋朝廷的大批官员、军队集中此地，物资供应无法得到保障。相比之下，高宗对逃难时曾经停留过的杭州念念不忘，那里交通方便，江河湖泊交错，使金人的骑兵无法驰骋，大大增加了高宗的安全感；又地处鱼米之乡，物产丰富，基本可以满足南宋朝廷的需要；而且自唐、五代以来，杭州经过了长期的开发建设，已经一跃成为繁华秀丽的“东南第一州”，对刚刚饱经流离之苦、热切渴望安逸生活的高宗来说，杭州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绍兴二年（1132），高宗迁都杭州，南宋朝廷终于获得了喘息之机，初步在东南站稳了脚跟。
千古奇冤：岳飞之死
南宋政权虽然暂时安定了下来，但外有金兵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再次南下，内有各地溃兵败将组成的游寇集团和农民的反抗武装，极大地威胁着宋廷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高宗不得不抛开压制武将的祖宗家法，着意笼络重用武将，当时最有名的将领就是南渡后的“中兴四将”。其中，刘光世出身将门，其父官拜节度使，他本人早年曾随父镇压方腊起义；张俊和韩世忠都是行伍出身，靖康年间就追随赵构，在平定苗傅、刘正彦兵变中又都立有大功；而岳飞则是资历最浅的一位，但是在短短几年间，他的战功和威名就已超越其他诸将，绍兴四年（1134）八月，在收复襄汉六郡之后，宋廷授他为清远军节度使，地位与刘光世、张俊、韩世忠不相上下。
高宗是在向金人求和而不得的形势下，才重用武将的，其目的只是自卫，并没有北伐恢复中原的打算。岳飞收复的失地，实际是从金人建立的傀儡政权伪齐手中夺取的，岳飞出兵前，高宗明白他与其他将领只守不攻的作风不同，于是特地下手诏，告诫他只须收复伪齐所夺之地，千万不可领兵北上触犯金人，否则就算立下战功，也定要严惩。这一纸诏书，牢牢地束缚了岳飞的手脚，加上岳家军只有不到3万人的兵力，也无力进行北伐，因此岳飞只好在收复襄汉后，率主力退守鄂州（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面对金人的进攻，高宗始终不愿放弃投降求和。尽管绍兴四年以后，岳飞、韩世忠等率军先后击败了金和伪齐的两次南侵，但高宗并不想利用这些绝好时机进行北伐，宋军的战果只是为他与金朝议和提供了讨价还价的砝码，就在各地抗金斗争接连取得胜利的时候，高宗派出求和的使臣仍然络绎不绝。绍兴七年（1137）年底，宋使王伦从金朝带来了议和条件，金朝要求南宋称臣，向金交纳岁币，作为交换，金朝答应废黜伪齐，归还徽宗帝后棺木和高宗生母韦贤妃，归还河南地。高宗得到这个消息，欣喜异常，屈膝求和的决心更加坚定，他再派王伦使金，与金朝商量具体的和谈事宜。
高宗议和的决定遭到了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其中几位手握重兵大将的意见，对于和议能否顺利签订至关重要。于是，绍兴八年（1138）八月，高宗召韩世忠、张俊与岳飞入朝，希望说服他们至少不反对议和。张俊向来害怕金兵，在历次对金作战中都极力避免与金兵交锋，其为人又善于逢迎，所以马上表态支持议和。而韩世忠与岳飞则坚决反对，岳飞更是对高宗明确表示：“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善，恐贻后世讥议。”这番义正词严的话不禁使高宗对岳飞心生嫌忌。
其实，在此之前，岳飞已经在两件大事上冒犯了高宗。这位最坚决抗金的大将个性耿直，在战场上有勇有谋，而在政治斗争中却显得缺少心计，太不善于保护自己。
绍兴七年（1137）三月，宋廷解除了“中兴四将”之一刘光世的兵权，高宗本来答应将刘光世率领的淮西军队拨给岳飞指挥，岳飞信以为真，以为这样一来，自己兵力大增，兴奋之余，立即提出要带兵10万，出师北伐，这正犯了高宗的大忌。于是，高宗临时变卦，拒绝将淮西军队交给岳飞。对高宗的出尔反尔，岳飞十分愤慨，一怒之下，他竟然离开本军驻地鄂州，以为母守孝为名上了庐山。在高宗看来，这种行为分明是要挟君主，但当时金兵的威胁尚在，解除岳飞兵权的时机并不成熟，因此高宗不得不再三下诏，对岳飞好言抚慰，敦促其下山。六月，岳飞返朝，向高宗请罪，高宗表示对其宽恕的同时，引用太祖“犯吾法者，唯有剑耳”的话以示警告，言语之中已经暗藏杀机。
第二件事发生在同年八月。返朝不久的岳飞出于忠心，建议高宗早立太子。高宗的独子赵旉8年前夭亡，他又在扬州溃退时受了惊吓，失去了生育能力，但高宗那时才30岁，内心仍抱有生育的希望，此时立太子，无疑是向天下暴露其难言之隐。此外，宋朝的祖宗家法也规定武将不得干预朝政。所以，岳飞的建议一下又触犯了两大忌讳，更加深了高宗对他的反感和忌恨。这两件事以及在抗金恢复中原上毫不妥协的立场，为岳飞日后的命运埋下了祸根。绍兴八年（1138），高宗与金朝的媾和活动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文武百官的反对之声日益高涨，只有秦桧极力支持高宗议和。十一月，金朝“诏谕江南使”张通古与宋使王伦南来。金使的称号中将“宋国”称为“江南”，敌对两国互通信息，应称“国信”，金朝却称“诏谕”，显而易见，这是金人故意羞辱南宋。金人接下来的要求更令南宋臣民难以接受，金使居然要高宗跪拜受诏，奉表称臣。为了苟安偷生，高宗对此并不介意，他冠冕堂皇地表示：“只要百姓能免于刀兵之苦，朕可以牺牲自己的体面来换取和议。”然而，天子有此“美意”，臣民们却不愿“领情”，朝廷内外群情激愤，抗议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声势和规模，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百姓甚至在街上贴出醒目的榜文：“秦相公（秦桧）是细作（奸细）！”矛头虽然是指向秦桧，实际上表达出对高宗的强烈不满。高宗尽管恼羞成怒，将激烈反对的大臣一一贬谪，但面对舆论的强大压力，他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十二月，高宗以为徽宗守孝为借口，由秦桧等宰执大臣代他向金使行跪拜礼，接受了金朝的国书。
高宗以为和议之事已成，从此就可以安享太平，于是大加庆祝，大赦天下，给文武大臣加官晋爵。岳飞在接到升官诏书后，当即上书表示拒绝，提醒高宗不可相信金人，并重申自己率师北伐的宏图大愿。高宗和秦桧此时对岳飞切齿痛恨，除掉岳飞的阴谋已经在酝酿之中了。
果然不出岳飞所料，绍兴十年（1140）五月，金人撕毁和议，再次南侵，岳飞率军又奔赴抗金前线。随着金兵在川陕、两淮等地的进攻相继受挫，宋军进入战略反攻，岳飞进军中原。他命原抗金义军首领梁兴等渡过黄河，联络河北义军，结成“忠义巡社”，攻取河东（今山西省中部）、河北州县，以实现他确立的“联结河朔”的战略方针，同时亲自领兵长驱直入，进驻郾城（今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七月，金将完颜宗弼集结大军，从开封直扑郾城，岳飞军以寡敌众，大败金兵。接着，完颜宗弼又转攻颍昌（今河南省许昌市），岳飞对此早有防范，事先已命长子岳云前往支援，完颜宗弼在颍昌再遭岳家军的沉重打击。岳家军乘胜追击，一直打到了距离开封只有45里的朱仙镇。北方义军也纷纷响应，收复了黄河南北的部分州县。金人不得不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慨叹，并打算放弃开封，渡过黄河北逃。
岳家军的接连胜利当然不利于高宗和秦桧与金朝重开和议，于是，他们连下12道金字牌，催促岳飞立即班师。此时，数万岳家军分布在河南中西部和陕西、两河的广大地区，战线过长，兵力分散，而且，其他各路军队也已接到撤军的命令，张俊、韩世忠、刘锜等部陆续班师，岳飞要想在没有后方支援、缺乏友军配合的情况下，孤军深入，收复故土，实是难上加难。在形势和君命的逼迫下，岳飞违心地拒绝了两河百姓要他继续北伐的恳求，奉诏班师。退兵之日，他不禁深深痛惜自己的“十年之力，废于一旦”！这次最有希望的北伐良机就这样被高宗和秦桧葬送了。
绍兴十一年（1141）一月，完颜宗弼统领近10万大军卷土重来，直攻淮西。高宗命驻守鄂州的岳飞率军增援淮西，但岳飞援军尚未赶到战场，杨存中与刘锜、王德等已在柘皋（今安徽省巢湖市东北）大败金兵。张俊准备独吞战功，便打发岳飞等回军，不料完颜宗弼命孔彦舟回师攻陷濠州（今安徽省凤阳县），并重创前来救援的杨存中和王德大军，当岳飞率领的援军赶到时，金兵已安然渡淮北上。
岳飞两次应援淮西，行动似乎都慢了一些，他向以用兵神速著称，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反常。究其原因，第一次据说当时岳飞正患“寒嗽”（感冒），第二次则是军队“乏粮”，其中是否夹杂着对高宗阻挠他北伐的不满情绪，就不得而知了。但不管实际情况如何，这件事还是成了后来秦桧陷害他的口实。
淮西之战后，高宗加紧了削夺武将兵权的活动。由于南宋建立以来，他不得不倚重武将外抗金兵，内平游寇，结果造成武将势力崛起，对皇权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因此，绍兴十一年四月，高宗将张俊、韩世忠和岳飞召到临安，任命张俊、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使，名为升官，实际是夺去了三大将的兵权，三将所辖军队从此直接听命于皇帝。
接着，高宗和秦桧将迫害的矛头直指岳飞。绍兴十一年七月，秦桧死党万俟卨秉承上意，上章弹劾岳飞，他抓住岳飞曾经擅离职守、私上庐山以及没有及时应援淮西等事，大做文章，并把张俊撤除淮东防务的事情栽赃到岳飞头上。岳飞意识到自己处境险恶，上书辞职，恳求高宗“保全于始终”，能放过自己，但高宗对岳飞的厌恶由来已久，根本不打算手下留情。
仅凭上面的几条“罪状”，尚不足以置岳飞于死地，于是，秦桧又指使张俊胁迫岳飞部下王贵、王俊，诬告岳飞爱将张宪密谋要挟朝廷还兵给岳飞，串通谋反。张宪被押送大理寺审讯，严刑逼供之下，仍然不肯屈招。好不容易等来了除掉岳飞的机会，高宗怎能因证据不足就轻易放过？他亲自决定让大理寺审理岳飞一案。十月，岳飞、岳云父子被投入大理寺狱中，御史中丞何铸与大理卿周三畏奉诏审讯。何铸反复讯问，实在得不到任何岳飞谋反的证据，在审讯时，又看到岳飞背部刺的“尽忠报国”四字，他深知岳飞的忠心与清白，便向秦桧力辩其冤。秦桧抬出高宗来，明确告诉他：“此上意也。”也就是高宗要置岳飞于死地。何铸愤然道：“我岂是为区区一个岳飞的性命，强敌未灭，无缘无故诛杀一员大将，势必失去军心，决非社稷长久之计！”见何铸对岳飞下不去毒手，秦桧便奏请高宗，改命万俟卨为御史中丞，锻铸冤狱。岳飞身受酷刑折磨，知道自己根本没有申辩的机会，在狱中悲愤地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这是向高宗和秦桧发出的最后抗议。
听说岳飞以谋反罪入狱，已经辞官在家、明哲保身的韩世忠再也无法坐视不理，他当面责问秦桧，岳飞谋反的证据究竟何在，秦桧答道：“其事体莫须有。”意思是这件事情大概有吧。韩世忠气愤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但是，高宗和秦桧杀害岳飞的心意已决。在高宗看来，除去岳飞，既可以使和谈顺利进行，又能震慑其他武将，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真是一举两得。因此，他不惜违背“不杀大臣”的祖宗家法，于绍兴十一年（1141）十二月二十九日，亲自下旨，以毒酒赐死岳飞，张宪、岳云斩首。岳飞自20岁从军，到39岁被害，一生戎马倥偬，战斗在抗金的最前线，时时不忘以恢复中原为己任。他领导的岳家军纪律严明，骁勇善战，沉重打击了南侵的金兵。有人曾问岳飞，天下何时才能太平，他答道：“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的确，像岳飞这样既不蓄姬妾又不营私财的官员，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是非常罕见的。但是，岳飞越是廉洁正直，高宗和秦桧对他就越是忌恨，必欲除之而后快。一代抗金名将最终不是牺牲在战场上，而是死于自家君相之手，不禁令后世之人对他更生无尽的痛惜和由衷的崇敬之情。
自食其果：秦桧擅权
杀害岳飞和与金议和是双管齐下、同时进行的。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也就是岳飞被害的前一月，南宋与金朝再次达成和议，主要条款是：南宋向金称臣；两国疆界东以淮水中流，西以大散关（今陕西省宝鸡市西南大散岭）为界，南宋割唐州（今河南省唐河县）、邓州（今河南省邓县）二州及商州（今陕西省商州区）、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二州的一半给金；南宋向金每年进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除此之外，绍兴和议还有一个附带性的条件，就是“不许以无罪去首相”，等于金朝强令高宗不能罢免秦桧，金人为何如此信任敌国的宰相，个中缘由还得从秦桧南归谈起。
靖康之变时，秦桧任太学正，对金态度强硬。被俘北上后，他却见风使舵，开始讨好金人，并暗中投靠了金朝左监军完颜昌（又名完颜挞懒）。建炎四年（1130），完颜昌进攻楚州（今江苏省淮安市），秦桧也随军南下。十月，他与妻子王氏带着大量随从和财物，投奔涟水军（今江苏省涟水县）的南宋水寨，然后航海抵达当时的宋廷所在地越州。他自称是杀了监视自己的金兵，夺舟来归，而当时就有不少人对他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带着众多家眷和奴仆，满载众多财宝，这种情形无论如何也不像是亡命逃归，所以，有人推测其是由金人秘密放归南宋的。
尽管秦桧的行踪极其可疑，但是靖康年间他对金的强硬立场，此时成了他欺世盗名的政治资本，在宰相范宗尹和同知枢密院事李回的引荐下，秦桧受到高宗的接见，他随即向高宗献策：“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
这条计策的要害之处在于，要南宋将其境内的北方移民都遣送回金人占领的北方，由于南宋军队中绝大多数士兵和将领都来自北方，此举无异于南宋自动解除武装，彻底向金人投降。就是这样无耻卖国的“良策”，却正中高宗下怀，在满朝一片抗金呼声中，秦桧理所当然地被高宗视为开展投降活动的得力助手，以致高宗兴奋地对范宗尹说：“秦桧忠诚过人，朕得到这样的大臣，高兴得连觉都睡不着了。”绍兴元年（1131）二月，秦桧归朝仅三个月，高宗就任其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之职，而秦桧的权力欲望并没有因此得到满足，他四处扬言自己有“耸动天下”之策，暗示如果高宗拜他为相，他当为求和之事出力。八月，高宗果然升秦桧为右丞相，希望能在他的活动下早日求和成功。但秦桧上任后，干的事却是大力培植党羽，排挤左丞相吕颐浩。秦桧结党营私、独揽大权的野心，引起了高宗的警觉，而此时金人仍然不断发动对南宋的进攻，求和之事毫无进展，高宗对秦桧也开始失望和不满，所以，当秦桧重弹“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陈词滥调时，高宗一反常态，勃然大怒，责问道：“朕也是北方人，你让朕上哪儿去？”绍兴二年（1132）八月，任相刚满一年的秦桧，就被高宗罢免了。
罢相后的秦桧不敢再露锋芒，而是韬光养晦，待机而动。他先是曲意逢迎主战派领袖、右丞相张浚，使张浚误以为他只会迎合己意，容易控制，于是再次引荐他入朝，并很快升任为枢密使。随着张浚的失势，秦桧又投靠了左丞相赵鼎，对其唯命是从，获取了他的充分信任。同时，由于王伦使金带回了金人有意讲和的消息，高宗又想起了主和最卖力的秦桧，也有了再次重用他的打算。绍兴八年（1138）三月，高宗任命秦桧为右丞相。秦桧再次做宰相后，表面上仍对赵鼎十分恭敬顺从，内心却已将其视为政敌。此时，高宗与金朝的第一次议和活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赵鼎虽不反对求和，但在割地问题上斤斤计较，不合高宗的心意。秦桧趁机向高宗进言，说满朝大臣都畏首畏尾，不能承担“大事”，如果高宗决心议和，就请单独与他商议，不许群臣干预，实际上是要求高宗罢免赵鼎，让他独居宰相之位。高宗欣然同意，将赵鼎罢相出朝，从此开始了秦桧独相的黑暗时期。
秦桧上台后，拼命迫害那些反对和议、坚持抗金的官员，除了以“莫须有”罪名杀害了岳飞外，他还将张浚、李光、洪皓等与己政见不合的官员赶出朝廷。为了控制言路，他还将有监察弹劾百官权力的台谏机构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把自己的亲信党羽安插其中，作为打击政敌的工具。对于朝中官员，顺者昌、逆者亡，只要是不愿阿附秦桧的，台谏们就会罗织种种罪名，对其进行疯狂攻击。如广西经略胡舜陟，以“非讪朝政”下狱，死于狱中；绍兴二年（1132）进士第一名张九成，以“鼓唱浮言”被贬官。
为了确保自己的权位，随时窥探高宗的动向，秦桧还联姻外戚，结交内臣。他把自己的孙女嫁给高宗吴皇后之弟吴益，取得了吴皇后的庇护。高宗有一个十分宠信的御医，叫王继先，秦桧就让妻子王氏与他认为兄妹，以便通过他来刺探宫中消息，并对高宗施加影响。高宗曾说：“秦桧是国之司命，王继先是朕之司命。”可见二人的影响力之大。
秦桧虽然对朝臣专横跋扈，但为了避免引起高宗的猜忌，他在高宗面前总表现得小心谨慎。一次，秦桧妻子王氏应吴皇后之邀，进宫赴宴，席间上了一种青鱼，吴皇后问王氏有没有吃过这种鱼，当时秦桧家中有各地上贡高宗的贡品，王氏就照实回答说吃过，而且比宴席上的鱼还大。王氏回家后，将这件事告诉了秦桧，秦桧当即埋怨她“不晓事”，贡品只能皇家享有，自己家也有岂不是犯上欺君之罪？第二天，秦桧故意命人将数十条大鱼当作青鱼送进宫去，吴皇后不知这是秦桧之计，笑道：“我就说哪里有许多青鱼，原来是夫人认错了。”秦桧之诡诈由此可见一斑。
高宗并非昏庸之君，对秦桧的结党弄权，他心里是十分清楚的，但是，他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过多干涉。这一方面是因为秦桧排挤主战派、苟安投降的路线深合高宗心意，高宗也明白屈膝求和会遭到极大非议，有秦桧在幕前张罗，自己就可以无须出面，避免投降的骂名。因此，高宗对秦桧极尽宠遇，赐田宅府第，还特许其在府第旁营建家庙，以鼓励他在讨好金人、钳制舆论上更加卖力。另一方面，秦桧通过内外勾结，培植个人势力，其党羽遍布朝野，逐渐形成了君弱臣强的态势，因而高宗即使心有不满，也不能轻举妄动，只有暂时安抚。秦桧死后，据高宗自己说，他每次接见秦桧，裤内总藏着匕首，时刻提防秦桧有什么不测的举动。
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病重，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加紧策划让其子秦熺继承相位。秦熺凭借秦桧的权势，先成为科举榜眼，接着一路高升，6年之间就官至知枢密院事，地位仅次于秦桧。高宗之所以容忍秦桧，是因为他还有利用的价值，如今秦桧将死，高宗当然不愿意看到另一个权相来威胁自己。十月，高宗亲临秦府探病，病榻旁的秦熺迫不及待地问：“由谁代任宰相之职？”高宗冷冷地答道：“这件事不是你应该参与的！”等于明确拒绝了秦熺继承相位的要求，秦桧父子的如意算盘落了空。次日，秦桧、其子秦熺、其孙秦埙和秦堪被一起免官，得知高宗的旨意，秦桧当夜一命呜呼。
死于享乐：颐养德寿宫
秦桧死后，高宗一方面打击其余党，将权力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另一方面，仍然任用赞成和议的官员，坚持投降求和的政策，实际上是继续推行没有秦桧的“秦桧路线”。高宗陆续起用的汤思退、陈诚之、魏良臣、沈该、汤鹏举等人，在取悦金人方面并不比秦桧逊色。秦桧当政时，他们都由于种种原因被秦桧排挤出朝。高宗起用他们，既能消除秦桧的个人影响，又能延续投降政策，表现出“高明”的政治手腕。
除了用人，高宗在这一阶段决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正式确立继承人。高宗失去生育能力后，曾接受大臣建议，于绍兴初年从太祖后裔中挑选了两人，养育在后宫，这两人后来分别改名为赵瑗与赵璩。但高宗一直抱有能生育子嗣的侥幸心理，所以迟迟没有确立太子。随着高宗年岁的增长，他对自己的生育能力终于彻底绝望，朝廷中的许多官员也一再催促高宗早立太子，以定“国本”，于是，高宗不得不开始考虑立储一事。但是，赵瑗和赵璩之中到底选择谁继承皇位，高宗颇费思量。
为了试探赵瑗和赵璩，高宗一次要两人各写100本《兰亭序》进呈。时任国子博士、王府教授的史浩告诉他们说：“君父之命，不可不敬。”结果赵瑗写了700本，而赵璩却连一本也没有进呈。又一次，高宗赐二人宫女各10名。史浩又提醒他们说：“这些都是平时侍奉皇上的人，应该以庶母之礼对待她们。”月余之后，高宗把宫女召回，赐给赵瑗的宫女都禀报说赵瑗对她们彬彬有礼，没有任何冒犯的行为，而赐给赵璩的宫女却无一不受到赵璩的宠幸。经过这两件事，高宗对赵瑗大为满意，遂于绍兴三十年（1160）改称赵璩为皇侄，立赵瑗为皇子，实际上就是确立了赵瑗为皇位继承人（即后来的孝宗赵昚）。
外有“绍兴和议”维持偏安局面，内无秦桧威胁皇权，继承人也有了结果，高宗本以为从此可以安安稳稳地做几年太平天子，没想到完颜亮南侵又一次打碎了他享乐的美梦。完颜亮于绍兴十九年（1149）发动政变，夺取了金朝帝位，史称其为海陵王。他一直希望统一天下，因此不顾群臣反对，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调集大军南侵，南宋被迫应战。在金兵妄图突破南宋长江防线时，虞允文率军在采石（今安徽省马鞍山市）重创金兵，有力地遏制了金兵的攻势。完颜亮遭到挫败，只好退兵，退至扬州被部下所杀，南侵遂以失败告终。
应付了完颜亮南侵，高宗已是身心疲惫。从登上皇位至今，他终日提心吊胆，唯恐金人进攻，而每逢战事，身为天子，他又不得不装出种种与金人斗争的姿态。他深深感到，自己的皇帝身份实在是投降、逃跑的包袱，不如效法父亲徽宗，退位做太上皇，既不用为国事操心，专心享乐，又可以在金兵攻来时一走了之，没有任何顾忌。于是，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身体状况良好、年龄还只有56岁的高宗正式下诏退位，由已改名为赵昚的太子继位，是为孝宗，他自己则称太上皇帝，居住德寿宫。
在德寿宫的日子大概是高宗一生最轻松安逸的时光。孝宗虽不是他亲生，但感念他传位于己的恩德，对他十分孝顺。为了满足高宗的享乐需要，孝宗不惜花费巨资，在德寿宫内修筑亭台楼阁，栽种奇花异木。德寿宫的日常用度更是惊人，高宗每年的零用钱就达48万贯。此外，逢年过节，以及高宗的生日，孝宗还须另有进献。如淳熙三年（1176）高宗生日，孝宗就进奉了银5万两、绢5000匹、钱5万贯。一次，孝宗还准备出钱10万贯，只为买一条寿星通犀带，作为献给高宗的寿礼。
在生活情趣上，高宗深受乃父徽宗的熏陶，对书画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不遗余力地搜求名家书画，臣下们也投其所好，争相搜罗奉献，使得高宗拥有的藏品数量居然不少于徽宗。闲暇无事，高宗常常拿出这些书画，展卷玩赏临摹。除了书画，高宗也喜欢音乐、舞蹈、杂剧之类。德寿宫里有许多优伶乐人为高宗表演取乐，高宗的妃嫔中也有不少精通音乐，当时德寿宫有两大册舞曲的乐谱，其中很多谱子都是妃嫔所作。宫里住得腻了，高宗还常在孝宗的陪同下，乘龙舟出游西湖，同行的文武官员不下数百人，场面蔚为壮观。
淳熙十四年（1187）九月，高宗染疾，病势日益沉重，到十月八日，在德寿宫享受了25年悠闲安逸生活的高宗告别人世，享年81岁。
作者游彪，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师从著名史学家漆侠先生和著名学者王曾瑜先生。1999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撰写博士论文，2000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多年来，一直从事辽宋西夏金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宋代兵制、佛教寺院经济、政治制度、宋儒与佛教的关系等领域。著有《宋代荫补制度研究》《宋代寺院经济史稿》《靖康之变》等，已发表论文一百余篇。
文章转发自古籍，版权归其所有。文章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和任何投资暗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