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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的碑刻、墓志和简牍，敦煌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两晋和南北朝的写卷和残纸，都是研究新隶体的重要资料。其中，楼兰残纸正处于我国主要书写载体由简牍向纸张的过渡时期，也是我国今体书体系楷、行、草体形成时期，所以作为书法的研究样本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
楼兰遗址
最早关于楼兰的记述出自《史记·大宛列传》，“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在楼兰时期，西方容易感受中国文化，对于中国同样如此。
由此，“文化潮流从东方与西方和南方一样流入中亚细亚，而在这里创造出一个高等的混合文化”。因此，在楼兰遗址和楼兰古城出土的大量的简纸文书中既包括汉文，也包括如佉卢文和粟特文等其他文字。
楼兰残纸
这些文书不但出土地点集中，纪年年号较多，而且绝大部分都属官方文书，涉及当时政治、军事、经济、屯垦、文化、交通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楼兰文书残纸专指在楼兰发现的墨书残纸和木简。文书残纸中所明确记载的最早的
年份是三国魏齐王曹芳嘉平四年（252年），最晚是建兴十八年（330年）。距今1700年左右的时期，正好处于隶书解体的时期。
楼兰木简
此组楼兰简顺锋入笔，收笔逐渐加重，转折处仍部分保留圆转现象。虽然波磔在其中体现已经不甚明显，但是实际上这种行笔之中由细渐粗、结尾加重顿笔的现象可以看作隶书波磔的简化写法。
并且这种现象在敦煌写经的隶楷和楷隶写本中也经常出现，所以仍然可以将这种写法归于隶书笔意遗存一类。从此组简中可看出笔画之间有轻微连带，是偏向行书的新隶体代表。
楼兰木简
此简与上一组相比，这一组楼兰木简结体明显渐方，楷书中的硬折也较上一组有所增加，但捺脚收笔处的波磔却比上一组更为明显，是新隶体中偏楷书方向的代表。
《济逞文书》和《李柏文书》是楼兰残纸中的代表之作，能充分体现当时的民间书写水平。
《济逞文书》由于其书写内容更为日常以及书写材质的原因，与上面的楼兰汉简相比显得更为随意和连贯，行书程度也比较高，笔画转折处硬折出现情况也比较频繁，但少量笔画仍有明显隶书笔意遗存，捺脚收笔上出锋是隶书的写法。
楼兰残纸之《李柏文书》
日本学者橘瑞超在楼兰古城所发现的信函的写信人是西域诸国长史李柏，收信人大概是焉耆王龙熙。在公元324年前后焉耆王统治了整个塔里木东部，因此李柏在信中的措辞相当恭敬
楼兰残纸之济逞文书
《李柏文书》与《济逞文书》的相似之处在于都属于纸质手书，虽然李柏文书的内容较为官方，但毕竟不是政府公文，所以还是比较随意。
其中笔画之间的连带比《济逞文书》更加明显也更加连贯，但其中隶意的遗存却比《济逞文书》更多，我们能明显地看到其中的捺画还隐有波磔，转折也以圆转为主，方折很少，可归作新隶体中偏行书一类。
楼兰残纸
上图所示残片为西晋时期的残纸。除了其中横向笔画隐有波磔和少量圆转转折之外，无论结体还是入笔都与隶书有一定距离，但也不是成熟的楷书。这类便可以作为新隶体中偏楷书一类的代表。
当然，楼兰残纸中也不全是新隶体。上图所示残纸是前凉时期的文书遗存，其中的字体草法已经很成熟，与王羲之的一些手札的相似度极高。
残纸与孔侍中帖比较
从公元301年被封为凉州刺史，到376年前秦天王苻坚进攻，张天锡投降，前凉灭亡，前共立国76年。而王羲之的生卒年是从303年到361年，另一说法作321年到379年。无论哪种说法，王羲之与前政权都几乎是同时存在于世的。
按照当时交通的情况，楼兰地区的写手刻意学“王”几乎不太可能。不过即使当时的作者没有刻意学“王”，但从其字体的相似度可以看出，当时的民间字体也已经发展到与王羲之的章草类似的程度了。
楼兰残纸中的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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