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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跃林:与“辛神”商榷——也谈辛德勇《<張氾請雨銘>辨僞》的方法和证据

  • 古籍
  • 2021年11月20日12时

不管这大视野有多大,我们都要认识到,现有的全部知识,并不代表全部的真理。真理仍然可能在这个大模样、大视野之外。——李跃林


最近“金石”圈有点火,后来在微信朋友圈中才知道是因为辛德勇先生对《張氾請雨銘》的证伪所引发。一者因为我对金石完全外行,起初并没有在意,二者因为最近看到辩伪的笑话太多,也没有兴趣再看。但之后先在朋友圈看了辛先生的《你是信墓志?还是信正史?》,深感辛先生文献功底极深,朋友圈也留了一两句话表示对辛先生观点的赞同,云“墓志史书都有文过饰非、凭空编造的,都要具体分析。史书编写比较严肃,有很多人把关,原则上不应该轻易否定。”


《張氾請雨銘》拓片及局部,网络图片。


前两天,我们四海书院公号的主编把《《張氾請雨銘》辨僞》发给我,不能不看了,就随意浏览了一下。一边看,一边感叹其引证极其丰富,又突然明白原来不是在谈金石了。但是,全文读下来,更有些吃惊:洋洋洒洒的一篇宏文讲稿居然缺乏最基本的逻辑常识。


从辛先生的讲稿看来,“证伪”的证据有好多条:一是刻石的云纹边框,至今没见过;二是文字拙劣;三是正史中从未见过的闰月纪年法(十二月有闰);四是正史中从未见过的张氾的自称形式(吳房長平陰張氾字春孫);五是拙劣篇章结构(估计也是从未见过);六是没有见过史书中记载这年有“以诏请雨”的事情。


总结起来,理由就是一个,石刻中出现了很多没有见过的、史书没有记载的东西,因此不可能是真的。


我对这块刻石真伪并不在意,但觉得辛先生这一证伪的方法,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


为什么这么说?其根本原因是在于我们现有知识的不完整性。生活具有无穷无尽的细节,而流传下来的正史和其他的文献,即使我们能全部占有,也不可能记载现实生活中发生过的全部事件。而且正史中的事,更已经为历史的书写者进行了选择。日常生活中有关行住坐卧等的语言文字,就绝大多数都没有记载下来。这些没有被正史记录下来的事,不等同于没有发生过的事。也就是说,“缺失的记载”和“从未见过”不能作为“没有”的证据。


那么辛先生没有看到的或失记的事是否真的没有呢?


先说第二条古代的闰月的纪月法。辛先生以为闰月的纪法,只有“某年闰月”一种方式。笔者查了一下,在东汉徐干 《中论·历数》 有一句话是“故鲁文公元年闰三月”,虽然说法与《張氾請雨銘》中“十二月有闰”不同,但至少说明特别指出哪个月是闰月的文字记录,绝非没有。后世随着留存文献量的增多,在隋唐时记载中出现“某年闰某月”的说法就比比皆是了,不一一。


再来说第四条“以诏请雨”。练习书法的人都知道《张迁碑》,碑文说张迁的祖宗“君之先出自有周,周宣王中兴”云云,把所有有名无名的张姓人物(有的可能就是编造的)都当祖宗说一遍。这不过是拉前贤作虎皮而已,小人物自夸身世的正常现象。所以对“以诏请雨”的解读,显然“以诏”可能是事实但更可能是自己骗自己,未必有其事。只有“请雨”可能是实事。至于请雨行为,只要地方官和百姓愿意做,也不必非要皇帝下诏。而民间请雨之事,不计胜数,更未必也不可能都要记录在正史之中。当然,也不必一定要到了什么地位才能请雨。这个在《太平御览》有很多条,如:


王隐《晋书》曰:束晳。太康中,郡大旱,苗稼败,晳乃命邑人躬共请雨。(天部十一·祈雨)


《益都耆旧传》曰:赵瑶为阆中令,遭旱,请雨于灵星,应时大雨。(天部十一·祈雨)


至于请雨的时间,按文献记载,都是急则抱佛脚,多在夏季。但十二月祈雨,和民间送迎财神的仪式一样,在一个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一个地方官先天下而忧,也未必不可。但故意违背夏天请雨的常识而造出刻石,按辛先生的逻辑,反而是不符合造假的常识的了。


辛先生“论据”的第二、三、五条,总结起来就是说刻石的文章夹缠不清,拙劣异常(我读书少,无力判断刻石文字的优劣,从辛先生)。换一句话说,就是因为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夹缠不清的古文章,所以就只能是现代人造的。也就是说,古人都是好文章,现代人才有拙劣文字。


希望读者看到我想说的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古文,从《史记》、《汉书》、《文选》,到《古文观止》,都是古代文字的精华中的精华。我们被这些精华惯坏了,偶尔看到一篇古人的拙劣文章,大惊小怪虽然难免,但以为古人不可能有拙劣如此的文章,就只能说是根本没有常识了。事实上,这类拙劣的文章,不可能进入正史,不可能进入文选,能让后人阅读的机会极少,且而只能通过劫余的实物如刻石方能得以流传。这样类似的例子,还有唐代遗留下来的瓷器上的拙劣“唐诗”。


唐代长沙窑瓷诗文碗,有诗“岭上平看月,山头坐唤风。心中一片气,不与女人同”,十分拙劣的真唐诗。网络图片。


至于辛先生第一条中关于边框的式样问题,我不懂金石,但我不太敢说地宝已尽,所有存在过的摩崖的装饰形式都已经被发现完全了。


当然说完上面这些,不等于我就证明了《张氾請雨銘》的可靠性。我只是在说,辛先生这样的证伪,是不成立的罢了。


也许可以附带一提的,是近来疑古的大潮流。黄庭坚《砥柱铭》拍卖了,有人说黄庭坚怎么可能写衣旁的“礼”和“祝”,没见过这么写啊。但偏偏宋人似乎有时故意要把衣和示混起来:


煇顷侍钜公,语及常产,公云:“人生不可无田,有则仕宦出处自如,可以行志。不仕则仰事俯育,粗了伏腊,不致丧失气节。有田方为福,盖福字从田,从衣。”(宋周煇《清波杂志》卷十一)


周辉所说的“钜公”,已经把“福”字解为从田从衣了,就是说宋人把示旁作衣旁,似乎并不奇怪。


又如苏轼的《功甫贴》拍卖了,有人说没见过苏轼这么写的,但和苏轼别的书迹一比,点画笔法全无二致。还有米芾的《枯木竹石跋》拍卖了,有人也说没见过这么油滑的米芾,可是《英光堂帖》中米芾的字迹居然与之几乎一摸一样。


这些疑古的,都是以个人的知识和视野,作为真理的标准。不在自己视野知识体系之内的任何器物文字,就都认为是假的,和辛先生证伪的逻辑是一样的。


辛先生的讲稿,最后一节告诫学人要有 “大模樣與大視野”,中间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想有“大模样”,得先具有大视野,看得宽,望得广,知道天地有多大,学术有多博,才会努力去学取更多的基础知识,用这些具体的知识,甚至是看似简单的“常识”,去构筑自己的“大模样。”


笔者在与辛先生共勉构造这个“大视野”的同时,还要加一句,不管这大视野有多大,我们都要认识到,现有的全部知识,并不代表全部的真理。真理仍然可能在这个大模样、大视野之外。这是才是学者的最基本素养,学术前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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