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游：象征、认同与政治——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对各方旗帜的认知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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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民革命时期,由于政治处境和政治认同的前后变化,中共对北京政府的五色旗、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在认知和运用上也前后各异。以国民党北伐为界,五色旗从中华民国的国家象征变为"北洋军阀"和"反革命"的象征;以国民党"清党"为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从"革命"的象征变成"白色恐怖"和"反革命"的象征。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将镰刀斧头旗视为唯一的"革命"旗帜,"举起‘革命’的镰刀斧头旗"也成为中共进行政治动员的口号。通过对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对各方旗帜认知和运用的考察,也可以看到此间旗帜象征、认同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现代政治生活中, 旗帜往往是一种精神、思想或主义的重要象征, 人们常常借用旗帜的颜色、式样和图案来表达自己的信念和理想, 并在不同的政治情境中不断赋予旗帜新的象征意义。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 政治力量不仅可以借用旗帜的象征来展现自身的政治理念和建构自身的政治正当性, 也可以从负面意义上指称异质力量的旗帜, 以弱化对方的政治正当性。一般而言, 政治力量对异质力量旗帜的认同及运用也随着自身政治处境和政治认同的变化而变化。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对各方旗帜的认知和运用也反映了以上原理, 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此问题还无人研究。鉴于此, 本文拟通过对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对各方旗帜的认知和运用的考察, 来展现中共在不同的政治处境下如何运用党旗和国旗这些政治符号表达政治诉求和进行政治斗争, 对此问题的研究, 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此间旗帜象征、认同与政治之间复杂的关系, 对拓展国民革命史、中共革命史研究的视野也有裨益。
一、从国家象征到“反革命”的象征:中共对五色旗认知的演变在民初各派系的国旗竞争中, 被赋予“五族共和”象征意义且具有广泛认同基础的五色旗压倒其他革命派的旗帜, 最终被选定为中华民国国旗。对于这种结果, 在国旗竞争中败北的孙中山系革命党 (包括后来的国民党) 一直拒绝承认五色国旗, 坚持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 之后还将五色旗称为“北洋军阀”和“反革命”的旗帜。但是, 大体上而言, 在北京政府时期五色旗作为国家象征还是被广泛认同的。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正式合作之前, 与国民党还不存在政治认同的基础, 因此中共此时也是将五色旗视为中华民国的国家象征的, 在中共党人眼中, 五色国旗也没有后来派系 (或政权) 象征的指称或者负面的象征意义。例如, 中共领导人李大钊于1923年1月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平民政治”与“联邦主义”时, 为了说明“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两者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 就以五色国旗为例, 说:“譬如中国的国旗, 一色分裂为五色, 固然可以说他是分裂, 但是这五个颜色排列在一面国旗上, 很有秩序, 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 成了一个新组织, 也可以说是联合。”在李大钊对五色国旗的表述中, 并没有将五色旗视为“北洋政府”或者后来指称的“反革命”的标识, 而是以“中国的国旗”称之, 而且他对五色国旗“五族共和”的象征意义也是认同的。在国共两党合作开始之后, 虽然1924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了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的议案, 并很快在广东地区强行推广新国旗, 以建构人民对国民党的政治认同, 9月18日国民党又发布了《北伐宣言》, 表示要“打倒列强除军阀”, 北伐统一全国。但是, 由于此时国民党还没有正式北伐, 没有与北京政府兵戎相见, 而且在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发生后, 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等先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也应邀而往。在这种政治背景下, 中共在公共场合仍将五色国旗作为中华民国的国家象征悬挂。如1925年1月21日, 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大礼堂举行纪念列宁逝世周年大会, 纪念会由中共主导。是日会场布置极为严肃, 会场四周遍悬书有列宁遗言的布帘, 讲台上陈设列宁遗像, 中华民国的五色国旗与苏联国旗交叉其上。据报道, 当天到会人数达3000多人, 纪念会由李大钊任主席, 除过赵世炎、马叙伦、蒋梦麟等人外, 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及随员十余人也莅会。会后, 全体高呼“列宁主义”“世界革命”和“中国国民革命”万岁等口号。在纪念会场中, 中共并未将国民党制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与苏联国旗并悬, 而是使用北京政府的五色国旗, 这表明在中共看来五色国旗在当时还具有国家象征的意义, 南北双方还存在政治认同的基础。不过, 国民党与北方各军阀主政的北京政府毕竟是异质的政治力量, 国民党志在实现国民革命并以暴力的方式北伐“易帜”, 北京政府也有南下统一全国的打算。孙中山去世后, 国民党为准备北伐, 不断在舆论上为北伐造势, 宣传北伐“易帜”的正当性。国民党以正统的国民政府自认, 将北京政府称为“北洋军阀”的政府, 帝国主义宰制中国的帮凶, 表示要“为民请命”, 实践《北伐宣言》中“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承诺, 并将自己的旗帜视为“革命”的旗帜, 将五色旗视为“北洋军阀”和“反革命”的旗帜。相反, 北京政府及其支持者中国青年党则坚持认为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国旗才是真正代表中华民国的国旗, 而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视为“赤化”的象征。随着国民党与北方各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从“共商国是”到剑拔弩张, 再到兵戎相见, 双方政治认同的基础也逐渐丧失殆尽, 这时与国民党处于同一阵营的中国共产党对五色旗的认同和指称也发生改变。如果说在国民党北伐之前中共将五色旗视为中华民国的象征, 那么在北伐开始之后五色旗则成为“北洋军阀”和“反革命”的象征。陈独秀在批评国家主义派发动“拥护五色国旗运动”时指出, 自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 只有“中华袁国”“中华段国”“中华直奉国”, 而没有“中华民国”“既然还没有中华民国, 那里还有什么中华民国国旗”?那些议决中华民国国旗的国会, 也不过是“北洋军阀的御用机关”;那些高叫“拥护五色国旗”的人, 只不过是“从前拥护龙旗的保皇党后身研究系和孙传芳国都里的几个顺民”。既然中共此时已经否认了五色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的合法性, 那么五色旗也被降格为政权或派系的旗帜, 而且被打上了负面的象征意义。一位笔名为“梦吾”的作者在谈到国民党北伐“易帜”的合法性时, 指出虽然十五年来在“北洋军阀”的支配下, 各机关、各衙门的五色国旗都悬挂的“很虔敬”, 但是, 我们只看到了“帝国主义与卖国军阀结合一致的来宰割中国人民, 榨取精血, 至于不能呼吸”, 哪里找得出“共和”的气息与“独立的象征”?该作者进一步指出, 五色国旗自出世以来即成了“帝国主义与卖国军阀政权的象征”, “共和”“民主”和“独立”的象征意义完全“消失无余”。在“梦吾”的论述里, 五色国旗已成为“帝国主义与卖国军阀政权的象征”, 失去了作为中华民国国家象征的合法性。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与中国青年党在三党竟“革”中建构起的“革命”与“反革命”的二元对立话语之下, 个人和政治力量的政治属性除了“革命”与“反革命”之外无它。因此, 在国共两党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 (满地红) 旗视为代表“革命”的旗帜时, “北洋军阀”的五色旗也自然被中共视为代表“反革命”的旗帜。1927年初, 国民革命军与孙传芳部在江浙一带激战, 国家主义派在全国多处发起“拥护五色国旗运动”声援孙传芳, 陈独秀在回应中就以“五色旗”代表“反革命”的北方军阀, 以“青天白日旗”代表南方革命军, 指出:“反革命的国家主义者, 当然要大喊拥护五色国旗!”总之, 在国民党北伐“易帜”前后, 随着政治认同的变化, 中共对五色旗的象征意义和指称皆发生改变, 从最初中华民国的国家象征变为“北洋军阀”和“反革命”的象征。二、从“革命”的象征到“反革命”的象征:中共眼中的青天白日 (满地红) 旗国民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合作时期。在此期间, 国共两党关系从最初的亲密合作走向国民党“清党”之后的合作破裂, 中共在国民党“清党”前后迥异的政治处境, 使其对国民党的青天白日 (满地红) 旗的象征意义在认知和运用上也前后各异。国民党一直自视为革命的政党, 自清末制作党旗国旗始, 就赋予了青天白日 (满地红) 旗“革命”的意象, 并将自身的旗帜视为“革命”的象征。在国民革命时期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阶段也是这样认为的。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李大钊在纪念孙中山的挽联中, 就称孙中山革命“四十余年, 殚心瘁力, 誓以青天白日, 满地红旗, 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 要为人间留正气”。在这段挽联里, 李大钊将青天白日 (满地红) 旗作为孙中山唤醒中国民众进行国民革命的旗帜。对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革命”象征意义的呈现, 笔名为“梦吾”的作者在反驳国家主义派的“反赤”言论时也称, 国民党的国旗以党旗为根据, 其意义在于以流血的精神推行党治于全国, 其目的在推翻“军阀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在这里, “梦吾”笔下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也是一面具有“革命”象征意义的旗帜。对于青天白日 (满地红) 旗的“革命”意义, 李大钊在一篇演讲中进行了更为直接的表达。孙中山逝世后, 国民党右派势力日益抬头, 与中共的矛盾也日渐尖锐和公开, 尤其是在北京的西山会议派, 甚至要开除李大钊等中共党人的国民党党籍。针对国民党右派欲另立北京市党部的“分裂活动”, 李大钊于1926年元旦在北京翠花胡同八号举行升旗典礼, 升起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党旗。李大钊在这次演讲中, 号召国共两党团结在青天白日的“革命”旗帜之下, 表示:“青白化是革命的象征, 赤化亦是革命的象征;赤色旗是世界的阶级革命的旗帜, 青天白日旗是中国民族革命的旗帜, 是东方被压迫民族革命的先驱。”李大钊进一步指出:“在近来每次北京的民众运动中, 布满全城的, 不是青天白日旗, 便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而五色旗则独不多见。中外人每起一种怀疑, 说中国民众已经废弃了国旗。殊不知这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正是国民领袖孙中山先生手订的国旗。这是中国国民党联合中国工农民众完成中国国民革命的象征, 亦就是中国民族联合全世界弱小民族及无产阶级企图世界革命的象征。全国的革命者联合起来!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李大钊在演讲中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党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都称为“革命”的旗帜, 将“赤化”和“青白化”都视为“革命”的象征, 还强调孙中山手订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的象征意义中包含了国民党和中共所代表的各个阶层, 以及中共的“世界革命”理论。李大钊的用意在借对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象征意义的阐释, 强调中共在国共合作中的政治合法性, 并以此驳斥国民党右派的反共言论, 团结国民党左派, 争取国民党中派系意识不明显的人的支持, 进而巩固国民革命的“统一战线”。中共对国民党政治认同的基础, 建立在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之上, 如果这一政治基础遭到破坏, 中共对国民党的政治认同也将发生改变。中共对国民党旗帜的认同和运用也是如此。在国共合作时期, 中共不仅将国民党的旗帜视为“革命”的象征, 也对国民党北伐“易帜”的历史及意义进行宣传 还借用两党旗帜的安排展示国共合作的意象, 例如在由周恩来设计的黄埔军校的毕业证上, 上方是孙中山肖像和青天白日旗, 下方为镰刀斧头徽, 以示国共合作的象征。1927年3月, 中共在陕西华县成立苏维埃政府, 并创建侯坊平民学校, 胡铭老师在开学那天为学校撰写一幅对联, 上联是“完、完、完成国民革命”, 下联是“取、取、取来共产主义”, 横批是“国共合作”。校门上并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和镰刀斧头红旗两面旗帜。中共在学校门口并悬国共两党的旗帜也是对国共合作意象的展现。不过, 中共对国民党旗帜“革命”象征的称谓, 以及利用两党旗帜的日常安排来展现国共合作的意象, 都因国民党的“清党”而宣告终结。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 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在南京和武汉进行“清党”, 国共合作完全破裂, 中共对国民党政治认同的基础也丧失殆尽。国民党进行“清党”之后, 中共认为国民党屠杀革命群众, 背叛了孙中山倡导的国民革命, 变成了“反革命”的政党, 原先被视为“革命”象征的青天白日 (满地红) 旗也成了“反革命”和“白色恐怖”的旗帜。1927年9月19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中就指出:“资产阶级军阀”到处借青天白日 (满地红) 旗屠杀群众, 现在群众已将青天白日 (满地红) 旗视为“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的象征, 白色恐怖的象征, 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尹宽也指出, 现在的国民党已被“代表豪绅资产阶级新军阀所瓜分篡夺”, 成为各军阀“捧场的御用物”和“压迫革命民众, 屠杀革命分子的执行机关”“青天白日旗只是代表白色恐怖的标帜”。瞿秋白更是将“清党”后的国民党称为“反民族、反民权、反民生”的“反革命党”, 表示“如此的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 自然始终变成纯粹白色恐怖的旗帜了”。这时, 在中共看来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与五色旗一起都成为“反革命”的旗帜, 而且在“东北易帜”后, 国民党的旗帜代替五色旗, 已经是集“反革命”旗帜之大成了。三、举起“革命”的镰刀斧头旗:国共合作破裂后的中共旗帜国共合作破裂后, 国民党的青天白日 (满地红) 旗在中共党人的眼里从“革命”的旗帜变成“白色恐怖”和“反革命”的旗帜, 中共对国民党的旗帜也从最初的认同、运用到否定。中共在向社会各界宣传国民党背信弃义屠杀革命群众的同时, 也在向他们宣传“革命”旗帜的变化, 并号召革命的工农群众拿下“白色恐怖”的青天白日 (满地红) 旗、举起“革命”的镰刀斧头红旗。例如, 1927年12月31日, 中共中央发布第25号通告, 在命令各级党部对国民党进行的各项工作中, 其中一条就是在每一场斗争和运动中, 向群众提出反国民党的口号, 并且“告诉群众撕毁青天白日旗竖起镰刀斧头的红旗”。1928年1月18日, 中共江苏省委在告上海的工友书中, 希望他们利用过年回家的机会, 向父兄、亲戚、朋友和广大的农民群众宣传中国革命的状况, 其中就有国民党的青天白日 (满地红) 旗是“白色恐怖”的旗帜, 领导工农革命的党只有共产党, 工农革命的旗帜是镰刀斧头红色旗的内容。中共之所以说镰刀斧头红旗是革命的工农群众的旗帜, 瞿秋白解释道, 当下青天白日 (满地红) 旗已成为“反革命”的旗帜, 而镰刀斧头红旗则是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旗帜。世界无产阶级举起这面旗帜正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实行解放大多数俄国的农民, 实行消灭俄国白党军阀地主资本家的政权, 实行建立苏维埃的无产阶级的真正劳动民众的民权, 实行建设社会主义, 赞助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国民革命”。中国的工农民众自然清楚的看得出“那是自己的旗帜, 那是敌人的旗帜”“这阶级斗争的红旗, 是他们自己解放自己的旗帜”。当然, 工农群众对旗帜也有自己的认知和选择, 如1927年10月14日广州工人举行大示威后, 就有工人代表提议取消广州工代会所用之国民党的青天白日 (满地红) 旗, 换成“革命”的镰刀斧头红色旗, 并且号召大家打倒白色恐怖的青天白日 (满地红) 旗, 换成“我们工农的镰刀斧头红色旗”。改换“革命”旗帜一事也在该月17日广州工代会上正式通告。中共虽然在国共合作破裂后将国民党的旗帜视为“反革命”的旗帜, 但是在发动“南昌起义”时, 仍然打着国民党的旗帜, 沿用“国民革命军”的番号。中共这样做的原因, 一方面是希望能够继续团结国民党左派并利用国民党的旗帜发动工农武装暴动, 另一方面中共还没有大规模地发动工农群众进行土地革命, 缺乏必要的群众基础。1927年8月7日, 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 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 通过《告全党党员书》和有关决议, 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 要求党员同志领导工农群众, 自动起来夺取政权, 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8月18日, 中共湖南省委召开会议, 毛泽东阐述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思想, 会议决定与国民党划清界限, 以中共的名义号召群众起义, 而且还仿照苏联红军军旗式样制造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的红旗, 作为秋收起义和以后工农革命暴动的旗帜。9月1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决议, 指出根据最近革命暴动的经验, 国民党已经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军阀的政治尸首, 以后决不能在国民党的旗帜下组织群众进行革命斗争。1月15日, 中共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决议, 制作了新的工作纲领, 在军队的名号和旗帜方面, 决定立即废除“国民革命军”的名号, 以后军队和全省工农的“讨逆军”一律改称工农革命军, “一律废除青天白日旗, 改用红旗以斧、镰为标志, 与国际旗同”。自此以后, 镰刀斧头红旗成为中共唯一的“革命”旗帜。中共在各地先后发动的工农革命武装暴动中, 将“反革命”的青天白日 (满地红) 旗易为“革命”的镰刀斧头红旗, 成为各地工农革命暴动和军队起义的象征性行为, 撕毁象征“反革命”的青天白日 (满地红) 旗, 竖起象征“革命”的镰刀斧头红旗, 也成为一个宣示“革命”的仪式, 以展现起义者的“革命”决心。例如, 在1928年2月广东南雄农民暴动中, 南雄县委召开动员农民暴动的万人大会, “情绪激昂”的农民从四面八方涌向会场。会场上悬挂着马克思、列宁等革命导师的画像, 会议组织者竖起镰刀斧头红旗, 当众撕毁青天白日 (满地红) 旗, 以表达对国民党的憎恨和继续“革命”的决心。1930年2月1日上午, 广西左江龙州人民革命起义大会在鞭炮声、锣鼓声中开始, 参加起义的一万多人高唱国际歌。大会主席何世昌致完开幕词后, 在台上当即撕毁了青天白日旗, 台下的部队随即也把所有国民党团、营、连的军旗撕的粉碎, 愤怒地抛在地上踏在脚底, 官兵们还撤掉青天白日的帽徽, 换上“引人注目的红五角星”, 之后又在司令台前升起镶有镰刀斧头的大红旗。一些市民为表示“革命”的决心, 还专门跑回家, 把在节日中悬挂的青天白日 (满地红) 旗拿到会场来当众撕毁, 换上“革命”的红旗, 以参与这个盛大的“革命”仪式。在国民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由于政治处境和政治认同的前后变化, 对北京政府的五色旗、国民党的青天白日 (满地红) 旗在认知、指称和运用上也前后各异。在国民党北伐之前, 中共将五色旗视为中华民国的国家象征, 并用于政治生活之中。随着国民党北伐的展开, 南北双方成为“革命”与“反革命”的敌对力量, 双方政治认同的基础不复存在, 五色旗也被中共视为“北洋军阀”和“反革命”的象征。中共对国民党旗帜认知和运用的变化是以国民党“清党”为界的。在国共合作时期, 中共不仅将青天白日 (满地红) 旗视为“革命”的象征, 帮助宣传北伐“易帜”的正当性, 还在日常生活中借用两党旗帜来展现国共合作的意象, 但是在国民党“清党”发生、国共合作走向破裂后, 中共与国民党政治认同的基础丧失殆尽, 国民党的旗帜也被视为“白色恐怖”和“反革命”的象征。这时, 五色旗和青天白日 (满地红) 旗都被中共视为“反革命”的旗帜, 镰刀斧头红旗则成为唯一的“革命”旗帜, 拿下“反革命”的青天白日 (满地红) 旗、举起“革命”的镰刀斧头旗也成为中共的选择和进行民众动员的口号。通过对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对各方旗帜认知和运用的考察, 也可以看到此间旗帜象征、认同与政治之间复杂的关系。作者简介：周游，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中国思想史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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