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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外国银元流通中国的原因!

  • 古钱币交流圈
  • 2021年11月03日06时

自明朝末年,外国银元开始流人中国。清朝乾嘉年间(18世纪八九十年代),外国银元已在中国流通。至鸦片战争前后,外国银元已成为中国市场上的通用货币,在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江西等许多地方,外国银元成为完粮纳税、商贾交易的主要通货。


马克思曾说过:“货币——离开了国内的流通领域,便会解除价格标度??再还原为贵金属原本的条块形态。”然而,外国银元离开了它所在国的流通领域,在中国能够成为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贮藏手段,这是为什么呢?在教学中,每讲到《南京条约》赔款2100万元,总有学生会问“元”指什么?与银两是什么关系。因此,教师有必要弄清外国银元流通中国的原因问题。


银两与制钱的弊端


自明代以来,白银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普遍流通的货币。但是,银两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货币制度。它以重量计值,是秤量货币制度。银两的“两”是衡量名称,用为计算货币的单位,所以称为“银两”。它与英镑不同,英镑原也以重量“磅”定名,但后来“镑”“磅”根本脱节。


银两在理论上并不能称之为货币。它在交换中以重量计算,但是它的重量、成分并无统一的标准,也没有形成真正的货币形态。清朝自顺治入关到乾隆年间约一百多年,普遍用银锭,称重计用。大者约重五十两,形似马蹄,故亦称马蹄银,用于巨额支付。中锭约重十两,形式不一,多为秤锤状,故又称锞子,其作马蹄形者称小元宝。小锭又称小锞银,状如馒头,重约三两五两不等。碎银则为零星银屑,专为补银锭不足之用。这些锒两的种类和统称,全国大体一致,成色较足的称之为纹银。



银两的成色,即含银量的百分比也没有统一定制。各地所铸成色、重量都有所不同。因此,各地流通的银两又有各自的名称。如北京有十足银、松江银,苏州有苏元银,上海有三七宝银等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这些属于“实银两”,还有一种“虚银两”,为计账所用,如炉银、洋例银、海关银等等。“虚银两”是公认的一种标准,但各地标准又不一样,因此也极为混乱。


清政府规定的征收租税的库平银,虽为全国纳税入库的标准,但各地也不统一,一省之内还有藩库平、道库平、盐库平等区别。银两实际只是统治阶级和商人的通货。小生产者等社会下层主要使用制钱。制钱由政府铸造。中央政府有户部的宝泉局、工部的宝源局造钱。各省也有钱局,都以宝某局命名。如浙江的宝浙局、广东的宝广局等。制钱流通的数目并不大,但对价格有直接作用。


劳动力的工钱以制钱若干定工,大众商品也以制钱定价。如粮食的价格都以制钱做标准。社会上层用银,下层民众用钱,这便产生了矛盾。如农民的农产品多以“钱”计算价格,但纳税又必须交银,地丁纳银使农民必须持粮售钱,然后再到银铺兑换成银,银贵钱贱,使农民所受损失每年都有所不同。货币在商品经济中起着衡量价值的作用。清代的银两和制钱大体上是平行本位,大数用银,小数用钱。


银与钱的比价规定为每银一两合铜钱一千文。如顺治十年以后所铸厘字钱,标明每文值银一厘。但自清中叶以后,银与钱的比价逐渐变化,官方规定形同虚设。银两和制钱均无严格定制,没有形成真正的货币形态,因此它们无法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就给外国银元流通中国创造了条件。


外国银元的输人和中国银两的流出最初输入中国的银元是墨西哥的“鹰洋”(因其背面有鹰像而得名),后讹称为“英洋”。自1700年至1800年(康熙三十九年至嘉庆五年)的一百年间,是银元大量输入中国的时期。仅东印度公司在1700到1751年运到中国的就有2721万元,若加上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输入中国的4082万元,总数应为约6807万元,平均每年输入130万元。1775—1800年输入总量达3738万元。外国银元输入从贸易上说,中国处于出超的有利地位,但同时外国银元也成为了中国的价值尺度。


嘉庆四年查抄和砷家产,有洋钱五万三千元。可见,外国银元已成为贮藏的手段。外国银元以货币职能出现在中国市场上,首先是因为中国的银两和制钱不能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其次是因为中外贸易的需要。世界市场需要中国的茶丝,欧洲商人只能用银元交换茶丝,银元又能直接购买纹银,农产品的商品化和与国际贸易直接发生关系,需要货币确定价值,于是,银元便与纹银一样能够流通。其三是银元没有折色的损耗。农民要把农产品卖得制钱,再换银两,银两折色的损耗很大。


而银元有固定的成分、形制和重量,不存在折色问题。银元流通使农民减少了损失,地方官也不得不认可。再有就是银元铸造精美,又与纹银一样以金属银铸成,银元的固定单位质量比秤量的纹银使用起来方便得多,这样,银元广为流通,反客为主成为纹银和制钱的价值尺度。所以林则徐说:“自粤贩愈通愈广,民间用洋钱之处转比用银为多,其势断难骤遏,盖民图省便,寻常交换,应用银一两者,易而用银一枚,自觉节省,而且无须弹兑;又便于取携,是以不胫而走,价虽浮,而人乐用,此系实在情形。


银元输入中国用来购买农产品是早期的事情。外国商人很快就发现了纹银的价值。纹银含银量高且纯,很适合做铸币材料,比开采银矿容易得多。于是,大量输入外国银元换取中国的纹银,在外国的造币厂铸成银元,又流回中国。大量的银元输入和大量的纹银出口,引起中外双方的注意。外国商人采取了更为暴利的手段,用鸦片套取纹银。


马克思观察到这种情况说:“鸦片输入,使银两不断外溢,使国库(满清国库)以及全国的金融开始破坏。”嘉庆年间,官方统计的银货出口量每年就有百万两以上。1825年达到三百多万两。这样,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不仅运送白银、茶丝等去交换鸦片,而且大量纹银到国外被制成银元后又输入中国换取白银,更加刺激了纹银的大量流出。


1833一1840年是白银流出数量最大的时期,估计每年都在一千万两左右。纹银的大量流出和外国银元在中国的普遍流通,造成了纹银与银元比价关系的变化。银元成色最高不过九成多一点,一般重七钱二分。乾隆年间,一银元值制钱一千一百文左右。如果以纹银一换一枚银元,每两至少损耗二钱八分,官价一两折一千文制钱,因此合理的比价应为每银元兑一千三百文左右。


鸦片战争前出现的所谓“银贵钱贱”的现象,乃指银元对纹银的比价,每银元可换纹银一两,银元贵过纹银,而银元又来自外国造币厂,这对中国经济所造成的威胁不难察觉。道光和咸丰帝都曾下令禁止白银出口。道光帝的御旨说:“嗣后内地人民赴粤贸易,只准以货易货,或以洋钱易货,不准以纹银易货。外洋夷人在粤贸易亦只准以货易货,或以纹银易货,不准以洋钱易货。钱塞其来源,其用不禁而自绌,纹银断其去路,其价不减而自乎。”但是,封建统治者不明白货币流通的经济规律,加之官场腐败,因此这样的旨令如同一纸空文,无法禁止白银的流出和外国银元在中国的流通。



自铸银元的开始

《南京条约》规定中国赔款2100万元,加上广州赔付英军赎金600万元,共计2700万元,折合银1944.4万两。鸦片战争后仅1845--1846年就输出3520万元。


所以马克思再三说,白银的输出“几乎耗竭了这个天朝上国”。外国银元的流通已成为事实,纹银出口的损害显而易见,那么,与其让外人化纹银铸银元,还不如自制银元。郑观应较早地提出了这一主张。他在《盛世危言》中说:“洋银之人中国自乾隆间始,式样各异,制度不同,亦不甚通行,立约通商以来,行流始广,凡洋人履迹所至,无论通都大邑僻壤穷乡通用洋钱,而中国纹银反形窒碍,其故何也,盖洋钱大者七钱二分,小者递减以至一角五分,市肆可以通行,无折扣之损,囊橐便于携带,无笨重之虞,较之纹银实属简便。西人以其畅行中国,不敷市廛之用,每年续铸运入约计数百万以上,获利之券,操自外人??了然可睹,中国不如自行鼓铸,则其害正自无穷也。''161铸造银元,初由民间仿铸开始。


嘉庆、道光年间民间已有人仿铸银元。方政府铸行银元大概属福建最早。1838年(道光十八年)为供给军饷,台湾铸造了“台湾寿星银币”;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漳州铸造了“漳州军饷银币”。



在此前后还有些地方政府自发地仿铸银元。在地方政府铸造的银元中,吉林、广东、湖北铸造银元的形制、工艺已接近外国银元的标准。1910年(宣统二年)清政府才颁布币制条例,定银元为国币,确定成色,并禁止各省自由铸造,将铸币权统一归中央。


1911年(宣统三年)新式“大清银币”发行,适值辛亥革命爆发,造币厂正在南京、武汉,所铸成的银元提充给了革命军做军饷,后来流通市面。但各省仍自行铸造,标准不一。


外国银元流通中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特征。主权不断丧失的半殖民地状态和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半封建经济,造成了外国银元流通中国的怪现象。政权性质不改变即使意识到这种情况的危害性也无法采取有力措施禁止。近代经济需要的与之相符的金融体系建立不起来,货币的问题也无法根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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