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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说“国图”，——国家图书馆，并不是跟它能扯上什么瓜葛，只是因为它的馆长曾是任继愈先生，时人称出自齐鲁大地的国士，爱人及乌吧。
“物，常聚于所好”，这几枚印蜕，我觉得也是先生“带来”的。
第一枚：京师图书馆印
“京师图书馆”是“国图”的肇始。清宣统元年，1909年9月9日，学部依奏，划拨图书，任命四品翰林院编修缪荃孙为监督，设馆舍于北京什刹海后海北岸广化寺。
“京师图书馆”的建立得益于两个人物的大力推动，一名合适的馆长：
两江总督端方。托忒克·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陶斋，满洲正白旗人。1906年8月，端方等五大臣历经十月，历访日、美、英、法、德、丹麦、瑞典、挪威、奥地利、俄国等十国，考察宪政归国，他对欧美各国的公共图书馆印象深刻，在关于各国“导民善法四端”的上奏中，把建图书馆列在导民善法四端之首，并在早于京师图书馆之前，着手建立了江南图书馆；
军机大臣张之洞。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创办了自强学堂（武汉大学）、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等众多大学。深以“经籍散佚，征取良艰，部款支绌，搜求不易”，如任其流失，不加搜罗保存，数年后将“求一刊本经史子集而不可得”。故于1907年，张之洞以体仁阁大学士兼掌学部，开始筹建京师图书馆。搜访私家藏书，促使献书。
第一任馆长缪荃孙。缪荃孙为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的门生，曾为张之洞捉刀著述《书目答问》、 力编撰志书，深得张之洞之意；1906年为两江总督端方所聘总办江南图书馆，得端方之助筹巨款赎回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卖给日本三菱财团岩崎氏“静嘉堂文库”的藏书（此前“静嘉堂文库”已于1907年4月将归安陆氏“皕（bi,两百之意)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之书，舶载尽归”）。
缪荃孙本人即是一位藏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1900年，缪氏艺风堂藏书已达十万余卷，有《藏书纪缘起》。故尔得任京师图书馆正监督，学识交游兼备，顺理合章。
第二枚：国立京师图书馆章
1911年辛亥革命后，“京师图书馆”由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教育部接管，更名“国立京师图书馆”。1912年8月27日对外开馆接待读者。1913年10月29日部令停止在什刹海广化寺办馆，“听候改组”。闭馆三年后，1917年1月26日，在北京安定门内方家胡同国子监南学重新开馆。
第三枚：国立京师图书馆长
馆长之印，公务函件所用。虽为“馆”官，并无官印的格外厚重，不只体积没有那么庞大，边栏、文字都内敛了许多。
查证的京师图书馆前几任馆长：
缪荃孙1909.09——江翰（江叔海）（教育总长蔡元培任命）1912.7—1913.2（调任四川盐运使）（周树人时人教育部佥事）——夏曾佑（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兼任）--（周树人（鲁迅）主持工作），1917年4月，获得接受国内出版物呈缴本权利，并入藏《永乐大典》残本，1915年9月1日往内务部洽办接收文津阁藏《四库全书》，至1916年9月30日将书架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一匣四函全部接回。——张宗祥（1919——1922）（38岁，由周树人举荐，京师图书馆主任（时，一名教育次长兼任馆长，陈垣曾兼任），任内校勘古籍及刻本流传、分目详略，成《善本书目》四卷）（1922年回杭任浙江教育厅厅长）
陈垣（1921年12月——1922年6月）（教育次长，兼任馆长），作《敦煌劫余录》
梁启超 1923年11月松坡图书馆馆长，1925年6月京师图书馆馆长。
第四枚：国立京师图书馆总务部之章
图书馆下设二会八部，分别为购书委员会、编纂委员会；总务部、采访部、编纂部、阅览部、善本部、金石部、舆图部和期刊部。
一派玺印朝堂气象，想来“总务部”当是实权大握的部门。
第五枚：北京市私立松坡图书馆钤记
“北京”成为“北平”是因了1928年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平”再回“北京”是1949年的新中国建立。
所以这是1928年之前的事儿。（松坡图书馆并入“国图”，则是后话）
“松坡”，是蔡锷将军的字。“松坡图书馆”起源于“松社”，“松社”是由梁启超倡议发起的为纪念蔡锷将军1918年于上海成立的。
梁、蔡师生情谊深长。蔡锷16岁入长沙时务学堂时，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戊戌变法翌年（1899年），蔡锷等得亡走日本的梁启超之助入日本士官学校；反袁护国战争中，蔡、梁二人一兵一文南北呼应。
第六枚：松坡图书馆图书部
据梁启超《松坡图书馆缘起》记载：“民国七年始购室于沪上，颜曰松社，以奉祀蔡公及护国之役后先死难之灵，政府亦拨予宜都杨氏旧藏图书二万四千余册，中更事变，卒未成立。”当时所购之“室”为徐家汇姚主教路（今天平路）转角余邨园。
“宜都杨氏旧藏图书”即清末杨守敬（1839—1915）观海堂的部分藏书，主要为经部、丛书及佛经。
观海堂的藏书主要汇集于杨守敬1880年至1884年应日本公使何如璋之邀东渡日本期间，有《日本访书志》记述。1915年杨守敬去世后由傅增湘动议，得政府购藏，后分别划归松坡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
1918年11月，经梁启超呈请，徐世昌代总统、段祺瑞国务总理核准，政府所购藏的观海堂部分刊本拨付松坡图书馆，成为其国文馆藏的主体。
第七枚：松坡图书馆藏
1920年梁启超自欧洲考察归国，带回1万册图书，在西单石虎胡同七号（前身是大学士邱曰修府邸，传曹雪芹与敦敏、敦诚曾驻足）建立图书俱乐部，并将上海的松社也转移到北京。
1922年12月，松社同仁在京召开松坡图书馆筹备会，1923年梁启超再次上书大总统黎元洪，遂下令拨北海快雪堂为馆址，1923年11月3日，松坡图书馆正式成立，梁启超任馆长。馆址两处，西单石虎胡同七号为二分馆。由于经费紧张，1929年二分馆合并到快雪堂。1949年8月，被接管后，合并到北平图书馆，改为北平图书馆分馆。
第八枚：大学院北平图书馆筹备委员会之章
大学院为南京国民政府下设的管理文化教育机构。
1928年国民政府接管北京后，大学院将国立京师图书馆更名国立北平图书馆，聘请陈垣、马裕藻、马衡、陈悉治、黄世晖五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首席陈垣。
1928年5月，划拨中南海居仁堂为馆舍。图书馆受大学院管辖。
这是“筹备委员会”的章。筹备委员会当时还干了一件大事儿，就是阻止了一次“兼并”“重组”：搁置“北海图书馆”合并“北平图书馆”。
第九枚：北平北海图书馆委员会之印
“北海图书馆”原名“北京图书馆”，馆址庆霄楼。
1925年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开办。同样由于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北京改为北平，遂改名“北海图书馆”。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是因管理使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而建立的民间文教机构，成立于1924年9月18日。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大学院曾以历史渊源为由（北平图书馆也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投资所建的文津馆），意将北平图书馆归入北海图书馆，“大学院北平图书馆筹备委员会”的五名委员（陈垣居首）联名上书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陈述理由阻止并入，遂被搁置。
第十枚：国立北平图书馆章
1928年7月，京师图书馆改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舍居仁堂，大学院管辖。
至1930年初，国民政府教育部下发条令，核准“国立北平图书馆”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下属“北海图书馆”合组为“国立北平图书馆”，1931年5月合并成功，庆霄楼为分馆。6月底新馆在北海公园西岸的文津街馆舍落成（现为国图古籍馆）。1931年6月25日庆典，7月1日开馆，馆长蔡元培，副馆长袁同礼。
第十一枚：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
抗战西迁时，国立北平图书馆与西南联大组建的。
基于对时局的判断，自1933年初起，国立北平图书馆就开始将珍贵的馆藏装箱逐步南迁西迁，并购藏由于抗战流入市面的民间私藏。时，胡适任馆委会委员，馆长蔡元培，袁同礼任副馆长。
西迁后，在搜集西南文献的同时，1939年初，即与西南联合大学组建了“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着手对抗日史料的搜集。其中包括与延安文化机关的联系，延安解放社、新华日报社、新华书店等；和对沦陷区资料的搜集，日本刊物、文件，甚至通行证、布告等。
核心人物姚从吾、戚志芬等。
第十二枚：国立北平图书馆考藏
“考藏”，本意指对所收藏古物的考究，是一个动态的考证、辨别、判断的动态过程，也是收藏者对考证结果的自信表现和信誉保证。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
第十三枚：国立北平图书馆珍藏
“珍藏”，意为珍贵的藏品或值得珍视并收藏。是收藏者基于对收藏品等级的一个判断，永宝用之，可宝藏之，是一个去粗取精的过程。
第十四枚：北京图书馆藏
北京图书馆的藏书印不止一种，但多为元朱文。细润雅致，适宜钤盖书籍纸品。
第十五枚：北京图书馆藏金石拓本
“金石部”做为“北图”的一个独立部门，收藏“金石拓本”是一项重要职能。
北平图书馆时期藏金石拓片逾八千幅。缪荃孙时期，因其酷爱金石，即所编收藏目录凡11800余种，藏本之富，为前此金石家所未有。所成著述中有《金石目》18卷、《续国朝碑传记》86卷等。
第十六枚：北京图书馆藏
任继愈先生书写的这枚北京图书馆信笺，上有图书馆的地址“北京白石桥路39号”；任先生这封信函的时间是1998年7月19日，4个月之后的1998年12月12日，北京图书馆更名为国家图书馆了。
国家图书馆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国的图书馆史，甚至是文化史，内涵无可想象的庞大。这几枚印鉴的说明，只是一枚投入镜湖的小石子而已。
相关人物：
缪荃孙 ----曾得到过观海堂的藏书，第一任京师图书馆馆长；
傅增湘 ----曾得到过观海堂的藏书，曾向北平图书馆赠书；
梁启超1929年1月19日去世后，其子女遵其遗嘱“饮冰室”书斋全部藏书捐赠国立北平图书馆。辟有专室纪念；
陈垣 1971年6月21日91岁病逝，其子女遵其遗嘱将其毕生所藏四万余册书籍手稿捐赠北京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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