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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香凝20世纪30年代书画义卖展览会中的“书画救国”实践
周锦嫦
何香凝于1931年在上海举办的“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和1936年在南京举办的“救伤救国书画展览会”是她“书画救国”思想的重要实践。这两次展览规模之大、筹划之精心、影响力之大，已成为民国年间同类型活动的代表。文章聚焦于1936年何香凝举办的“救伤救国书画展览会”，以目前国内文博机构所收藏的“救伤救国书画展览会”作品为主要依据，参考相关的展览相册、文献、民国报刊报道，对何香凝在20世纪30年代举办的义卖展览的历史价值做进一步的研究。
何香凝 书画 救国 展览
周锦嫦
何香凝美术馆馆员
《艺术与民俗》2020年第4期
何香凝（1878—1972）是中国近现代集社会活动家和艺术家于一身的伟大女性。在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时，何香凝先后举办了两次大型书画义卖展览会，第一次为1931年12月28日至1932年1月3日在上海举办的“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第二次为1936年11月20日至11月28日在南京举办的“救伤救国书画展览会”，这两次展览会可视为她这一时期“书画救国”思想的重要实践。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身在法国的何香凝闻讯，立刻启程归国与国民共赴国难，组织了以“救济国难”为主题的书画义卖展览会，参与者包括黄宾虹、王一亭、刘海粟、叶恭绰、张大千、张善孖、王济远、钱瘦铁、贺天健、包振玉、谢公展、朱少屏、李秋君、李祖韩、郑曼青等海派名家及齐白石、金潜庵、萧谦中、周肇祥、邵逸轩等一批北平画家，其规模空前，直追1929年的全国美术展览会。此次展览会已有学者进行专门的考证和论述，肯定其在我国近现代展览史、书画史上的地位。“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战乱不断，在沪的几年间，何香凝尽其所能开展社会救助活动。1936年，日军进犯我国绥远，侵略中国的脚步进一步加快。为支援前线将士，何香凝决定再次举办书画义卖展览会。这次展览移师南京，在1931年上海“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在书画界、政界、妇女界的大力协助下，展览取得了圆满成功。在此次展览会上，出现了多幅由何香凝、经亨颐、陈树人合绘，于右任题跋的《岁寒三友图》，成为展览的一大亮点。因与1928年的首次合作前后呼应，从而构成了“寒之友”社诗画唱和的一次标志性事件。关于何香凝1936年在南京举办的“救伤救国书画展览会”，目前学界尚未有专文论述。随着近年国内博物馆、美术馆、私人藏家之间交流的增多、民国史料的逐步公开，关于这次展览会的相关资料逐渐浮出水面。本文将聚焦于此，希望呈现相关内容，使何香凝于20世纪30年代举办的两次重要展览均能得到广泛的认知。
一、革命女画家与书画义卖救国
1909年，何香凝入日本女子美术学校日本画高等科学习，同时每周两次到名画家田中赖璋的“天然画塾”学习狮虎动物画。何香凝走上绘画道路，跟孙中山的建议不无关系，初衷是希望有助于起义布告和军旗的设计和绘制。目前尚未发现何香凝设计早期起义标志的资料，但何香凝的狮虎动物画相当出色，在艺术上同样有助于革命宣传。在20世纪早期，中国所处社会环境特殊，狮虎猛兽题材本身带有强烈的“唤醒”意识，尤其是在具有革命思想的留学生中得到了不少的共鸣。根据后人的回忆，廖仲恺当时喜以何香凝所绘的狮虎图赠予革命同志，想必有相互勉励之意。目前所知何香凝狮虎图的受赠对象有黄兴、黎仲实等同盟会会员。在日本留学期间，何香凝还在留学生杂志《江苏》上发表《敬告我同胞姐妹》一文，表达妇女解放及救国思想。由此可见，何香凝美术生涯之始即与革命事业密切相关。归国后，何香凝作为廖仲恺的贤内助，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1925年8月，廖仲恺遭暗杀，何香凝开始独立登上社会活动舞台。1926年起，何香凝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不久后又被推选为广东省党部妇女部部长、代理中央妇女部部长。然而，何香凝在国民党政府任职并不如意，尤其是“四·一二”政变和蒋介石另立南京政府等事件，使何香凝对当局十分失望，然而屡次反抗无效。1928年底，何香凝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彻底决裂。当时的何香凝年逾半百，民众以“廖夫人”尊称之，虽无俸禄，靠着卖画仍能维持生计。多年的革命生涯、人事浮沉和思潮变幻，促使何香凝的艺术产生变化。题材方面，早期的狮虎猛兽，逐渐向象征寒冬不凋、坚贞不屈的松、竹、梅岁寒三友转变；画风也从早期的绢本工笔向逸笔草草的文人水墨过渡。何香凝移居上海后，参与了友人经亨颐、陈树人发起的“寒之友”社，该社在上海的公开成立及首次展览，是其与同仁从政坛转向文艺界的公开标志。“寒之友”一词，可从1928年1月何香凝、经亨颐、陈树人三人在南京为孙中山扫墓期间合作《岁寒三友图》（又名《松竹梅》）说起。该作由三人绘松、竹、梅各一，作品为水墨简笔，形神兼备，绘成后由于右任款题，其中“松奇梅古竹潇洒，经酒陈诗廖哭声”一句，点出了由松、竹、梅岁寒三友所代表的经亨颐、陈树人、何香凝三位友人，寓意深刻。
1929年秋天，何香凝为远离当局出国，同时兼义卖书画为仲恺农工学校（现“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的前身）筹集经费。1931年，日本发起侵占我国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长期的革命经验让她保持了相当的政治敏感度。身在法国的何香凝一闻此讯，即准备归国与国民共赴国难。当时何香凝虽无官方职务，仍然怀抱救济社会、救济国民之心。当时其所能利用的是手中之画笔，以及“寒之友”社的有力支援和号召力。经过快速有效的筹备，1931年12月28日，“救济国难书画义卖展览会”在上海宁波同乡会四楼开幕，展出南北画家作品500余幅，共筹得款项2万余元。这个事件充分表明，在民族危亡时刻，作为画家的何香凝以举办书画义卖展览会的方式进行了迅速、积极的应对。
1936年11月，绥远战役打响。国民军将领傅作义带领部队英勇抵抗。绥远战事传来，全国人民为之激愤。全国各界纷纷组织募捐和支援活动。军政界、学界、文化界、妇女界、学生界、慈善界纷纷组成“援助绥远剿匪将士委员会”“妇女援绥剿匪慰劳会”“全国青年服务委员会绥远前方服务部”“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绥远慰问救护委员会”等团体，在全国各地发起“供献一日所得运动”“节食运动”“赶制棉衣运动”等支援救助活动。香港同胞也积极援助绥远，香港华商总会组织的“捐款献机”一项活动就募得四五十万元，尚未包括其他陆续进行的演剧、鬻画等募捐活动，各地筹款源源不断地汇至绥远。又应前方医药、救护缺乏之需，平大、协和两家医院组成赴绥救护队，北平、东北学生组成“战区服务团”奔赴前线提供服务。在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亦全面开展公务员节薪、学生节食、教职员节暖援绥运动。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救国会”）在上海成立，何香凝当选为理事。国民政府代表孙科、张继等在救国会的推动下，发起了援绥抗日运动，在南京召开了各界人士参加的援绥大会，宣告成立“首都各界援绥后援会”，参加者有居正、覃震、经亨颐、柳亚子、许宝驹等人。此次绥远战役最后以国民军击退伪军，取得胜利告终。在此种民族危亡、亟须支援的情况下，1936年下半年何香凝再次组织“救伤救国书画展览”。
二、移师南京与各界助力
何香凝早在1934年就开始筹备在南京举办展览会，根据1934年12月9日《民国日报》上的一则消息称，何香凝即将前往南京举办展览会，地点为南京国货陈列馆，作品已运往南京，并即将确定展览日期。如这篇消息所云属实，彼时展览应已筹备十之八九，但实际上这次展览会并未如期进行，原因尚不知。尽管如此，它仍为两年后在南京举办的展览会打下了基础。何香凝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迁居上海，因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何香凝绝少踏足，以示与蒋介石保持距离。何香凝此次专门赴南京举办书画展览会，而不是在有过成功经验并长期居住的上海举办，应该是基于多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南京艺术氛围、艺术市场的逐渐成熟。自1928年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成立以来，在徐悲鸿的带领下，傅抱石、张大千、高剑父、潘玉良、陈之佛、吕凤子、汪采白、张书旂、黄君璧、谢稚柳、吕斯百、吴作人等名家云集，艺术气氛十分活跃，只1936年一年，就有数十个书画展览在南京举行。何香凝的好友也在该年陆续在南京举办展览，如“经亨颐、张善孖、郑曼青国画联合展”“黄宾虹、戴云起、柯易叶山水展览会”等。另一方面，南京为国民政府所在地，各界名流聚居，潜在购买力强，这些人大部分是与何香凝有一定关系的昔日同僚或旧友。在南京，何香凝得到了当局妇女界的大力协助。在展览会开幕之前，南京妇女界先后组织了两次公开招待会，会上均由何香凝发表演讲并进行展览宣传。第一次招待会于1936年11月14日在冯玉祥、李德全夫妇家中举行。李德全(1896—1972)是当时一位活跃的妇女运动代表，她早年热心于儿童保育事业，与冯玉祥迁居南京后致力于妇女解放和抗日救亡运动。该年夏天，李德全在南京发起成立妇女学术研究会，专门从事妇女和社会问题研究。出席该次招待会的还有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1893—1985）、南京妇女代表沈慧运、王立文等50余人。在这次招待会上，何香凝发表了关于男女平等、尽忠国家的演讲，演讲主要内容为：“（一）欲谋男女平等，必先尽忠国家力求义务之平等。（二）遵守总理遗嘱，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三）本人此次来京举办画展，定二十日开幕，以笔润所得充救济之资本，并谓国难日益严重，愿诸位尽忠国家、努力奋斗。”
上面的三点演讲内容体现了何香凝一贯的妇女解放思想，最后强调了这次来南京的目的为举办书画会义卖筹款。1936年11月19日，南京妇女界沈慧运、唐国桢、邓季惺、陈杏容、刘衡静、任培道、陈婉慈、史德华等30余人再次设宴欢迎何香凝，张默君、李德全、陈树人夫人居若文等也一并出席。宴会由沈慧运致欢迎词，说明了廖夫人此次南京之行的目的，接着是何香凝关于举办书画展览义卖会的演讲。比起之前演讲强调女性责任，此次演讲联系前方战事情形，言辞更加激愤，让人深感形势紧迫，已经到了千钧一发，不得不立即行动起来的地步：“（一）今日吾人之一饮一食，犹之一滴血一杯泪。盖前方剿匪正在吃紧，希望大家勿忘前方剿匪将士，在冰天雪地中之辛苦。（二）本人不文不武，只是一画家，无能力为前方将士慰劳，唯有多费手头工夫，聊示慰劳，用资激励前方将士，为国努力。（三）希望文官多出钱，武官多出力，齐心合作，努力剿匪。”
在作品征集方面，何香凝利用其个人影响力和号召力，征得不少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名家作品括蔡孑民、于右任、陈树人、经亨颐、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李协和、柳亚子、高剑父等。将作品就地展览，在作品运输、参观购买方面有一定便利性。甚至连绝少染指书画的爱国将领冯玉祥（1882—1948）也被邀请提供作品参与展览。冯、何两家早年未见直接交往，间接交集则可追溯到1915年的“护国运动”，当时在日本的孙中山曾写信给冯玉祥希望联合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而当时在日本协助孙中山的就有廖仲恺、何香凝夫妇。1925年，孙中山北上，受到冯玉祥的欢迎，在孙中山病重之际，冯玉祥因事不能亲往探视，曾派妻子李德全在2月27日持自己的亲笔信函前往看望和问候孙中山，而何香凝当时也因廖仲恺不能离开广东，代夫前往北京探视孙中山。1936年11月7日，冯玉祥拜访何香凝，双方谈及联俄抗日之事，何香凝趁机邀请其写对联和提供绘画参与义卖以资助抗日。冯玉祥最后送展两幅画作，一幅为《苦力车》，另一幅为《小车》。媒体评价这两幅作品“画法幼稚，不类内行所作，骤视之下，很像初级小学生的美术课作品，谈不到气派与格局，这原是他公余游戏手笔，在许多展览品中，另成一格，标为‘不定价’作品。”冯玉祥出身军旅，本不擅丹青，而不惜在众人面前展示其显得“幼稚”的作品，显然是为了给前方筹得更多款项，以及何香凝盛情难却之故。冯玉祥的作品虽短于技法，但现实主义题材获得了经亨颐的力赞。经亨颐为冯玉祥所绘之《苦力车》题诗曰：“日薄家无食，人贫足自长。戛然前路迫，风雨呌东洋。尘世吾何求，心平汗血流。不甘守故辙，苦干常埋头。”这个事件虽不是典型，但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前辈们的爱国热情及在有限条件下筹办展览会的艰辛与不易。
图一1936年《良友》关于何香凝即将举办书画展览会的报道
在媒体宣传方面，1936年下半年，关于何香凝赴南京举办展览的消息逐渐见报。何香凝在重大公开活动前都会在报纸上做宣传。她曾说：“新闻纸是全国人民的喉舌，多宣传、多卖掉几幅字画，使战地上的同胞，多得到一点实惠。”当时发行量很大的《良友》杂志就曾发布展览消息，同时刊出了一幅何香凝低头搦管、凝神作画的照片以及一幅何香凝近期所作的山水画作（图一）。附文为：“党国先进何香凝女士以前方将士守土剿贼，忠勇可嘉，特在京聚集名流发起书画展览会，并愿以润笔所得全数捐为伤兵疗养之资……”1936年《天津商报每日画刊》第18期也发表了类似消息：“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女士为党国先进，素善丹青，最近在京聚集名流，发起书画展览会，愿以润笔所得，捐为兵士扶伤疗养之资，定本月二十日，假首都华侨招待所开幕。”配图与《良友》画报一致，应是何香凝本人提供的。
何香凝将书画义卖展览会举办地点设在南京，与当局有一定关系。她的威望和人脉，为她举办这次展览会提供了不少方便。尤其是妇女界在舆论宣传和人员方面的大力支持，更是这次展览会不可缺少的力量。而何香凝这次书画义卖援助的对象是参与绥远抗战的国民革命军，当局似乎没有理由阻碍，反应加以支持方为合理。即使如此，我们仍不能忘记，何香凝公开反蒋的种种激烈言行，她曾寄一条女裙给蒋介石，裙上题诗曰：“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讽刺其“攘外必须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而此次何香凝将义卖展览会移师国府所在地南京，当基于种种现实之考虑，一定程度反映其持守态度。
图二 陈师曾《山水》
图三黄宾虹、王一亭、何香凝、张大千、张善孖合作《松佛图》
图四张大千《佛教人物》其一
图五张大千《佛教人物》其二
三、《岁寒三友图》与文人画转向
1936年11月20日，“救伤救国书画展览会”在南京市中山北路华侨招待所顺利开幕，11月28日闭幕。可惜展览并未出版专门的图册。目前流传下来的图像资料仅见一份当时展览作品的照片集，内中有若干展览作品的照片，数量上虽远未及当时的实际展出量，却仍为我们欣赏展览作品提供了珍贵的图像资料。其中，包括已故著名画家陈师曾的作品《山水》（图二）。作品为立轴，构图饱满，林木苍润，是陈师曾仿沈周笔法的文人山水类型画作。款题曰：“子渊道兄鉴，衡愙初试黑白自制陶印。”可见这是陈师曾赠予经亨颐的作品，而由经亨颐捐出义卖。又有由多位海派名家合作的《松佛图》（图三）。从题跋可知，其由王一亭画佛，何香凝画松，张善孖、张大千兄弟画石与贝叶，最后由黄宾虹画云并作题跋。作品虽然由多人合作而成，但各部分之间组合衔接自然，十分和谐。另有张大千的两幅佛教人物画（图四、图五）。作品笔法细腻、结构精谨，人物丰腴华美，有唐人气象，是张大千20世纪30年代末仕女人物画的典型风格。在展出的义卖作品中，何香凝本人的作品是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一幅《狮图》描绘了一头在岩上向前猛扑怒吼的雄狮，主体以外的景物相当简化，使得狮子的形象更加突出。南社诗人柳亚子款题：“支那老大国，人言类狮睡。酣梦有时醒，大雄大无畏。”以诗点明画意，隐喻中国为觉醒之雄狮，以振奋国人斗志。《虎图》（图六）描绘了一头从山间跃出的猛虎，作怒吼咆哮状，由于后半身隐藏在山中，更加突出了虎啸的威严，让人望而生畏。此作由其好友叶恭绰款题：“疾风吹空林，商声溢天地。羽毛自矜惜，爪牙安所试。虽无在山威，肯失渡河意。大人象其文，肉食非可饵。东海逢黄公，相从以为戏。建国二十年冬，叶恭绰题。”此跋作于1931年，画作则有可能更早。另有何香凝的《孤松抗雪图》《梅花水仙图》等作品。这些作品无论是题材、象征意义还是题跋，均含有激励国人不畏困难、克服时艰的救国意识。
图六何香凝《虎图》
图七何香凝、经亨颐、陈树人合作《岁寒三友图》
在这次书画义卖展览中，最令人瞩目的作品是由何香凝、经亨颐、陈树人合绘，于右任题跋的《岁寒三友图》系列作品。上文已经述及，这批《岁寒三友图》于1928年就已首作，此图开启了他们诗画唱和之先河。1928年底，经亨颐、陈树人等在上海发起“寒之友”社，何香凝、于右任、柳亚子、徐朗西等好友纷纷加入，社员中还有黄宾虹、王一亭、张大千、张善孖、刘海粟、谢公展、李祖韩、李秋君等海上名家。松、竹、梅岁寒三友是他们最常用的创作题材，并逐渐发展出“何画经题”“经陈合作”“何画柳题”等诗画合作模式。这次展览会上的《岁寒三友图》多达20余幅，流传至今的实物已经不多，目前所知何香凝美术馆藏有2幅（图七，1、2）、广东省博物馆1幅（图七，3）、私人收藏1幅，另两幅收录于展览照片集中，可供参考的作品和图像共6幅。从画面看，每幅作品均由三人合绘，三人分别画松、竹、梅中的其中一种。在创作手法上，均为简笔水墨、折枝局部的写意之作。在构图方面，松、竹、梅三者互相掩映，布局自由、饱满又和谐统一，画面无一雷同，立轴和横幅皆有。从当时作画的情形来看，应为众作者随机应变、巧妙搭配的即兴之作，显示了三位作者高超的笔墨修养和创作默契。这些作品无一例外地由于右任题跋。在目前可见的图像中，何香凝最常画梅，并表现其“先开后方、老干新枝”的图式语言；经亨颐金石书法造诣深厚，以书法入画，笔法老辣苍劲；而岭南画派三杰之一的陈树人则更注重形式美和韵律感。在这批《岁寒三友图》中，松、竹、梅之笔法、性格各异，何香凝之傲气、经亨颐之金石气和陈树人之形式美，和谐地融为一体。这种类型的文人水墨画，亦构成了何香凝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画风转向的主要图式。在此期间，何香凝所受影响最深的，是同为好友、后结为姻亲的经亨颐。经亨颐“诗书画印”四全，早年与文人画大家陈师曾相交甚笃，绘画思想深受陈师曾文人画论的影响。经亨颐本人亦是岁寒题材的忠实践行者。他尤喜松，其在白马湖畔的居室名曰“长松山房”，自号“长松主人”。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美术界，以康有为、陈独秀为代表的美术革命派大行其道，文人画一度被贬斥。然而不久之后，随着国粹主义的兴起，文人画重新受到部分国画家的追捧。受这种来源于日本的思潮影响，何香凝亦逐渐从日本画风转向中国文人水墨。何香凝虽不作专门的画论，但她关于中日绘画的对比分析，在时人转述的言论中曾有所提及。例如，她与友人于1954年合作《青山红树》，李秋君在款题中写道：“二十年前，何先生在沪常与同文诗画欢叙，每以发扬国画相属……间复以国画相敦勉。”此题跋中多次强调所谓“国画”，即可见民族主义思想是构成其中国文人水墨转向的重要缘由。与经亨颐以松自拟类似，何香凝对梅、枫、牡丹等具有象征意义的花木都进行过自我代入，由此亦可见画家深具根植于现实的艺术语言转换能力。
据当时的报刊报道，展览受到了极大关注并吸引了大批观众。而这期间，又发生了让何香凝震惊，乃至全国各界为之声讨的“七君子”事件。因蒋介石政府反对救国会的活动，1936年11月23日深夜，非法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七名理事会成员。消息传来，同为救国会理事成员的宋庆龄、何香凝立即展开营救。虽深受“七君子”事件困扰，何香凝仍决定展览义卖会照常举行，期间参观者近十万人，此处主要根据当时《民国日报》1936年11月29日与《青岛时报》1936年12月2日的报道内容，笔者个人认为在为期不足十日之内有十万参观者之数有夸张之嫌。报道还宣称所有书画作品都被订购一空，展览圆满结束。11月24日，恰逢国民革命军收复百灵庙的消息传来，患病中的何香凝立即在筹款中拨出数千元，赶制丝绵背心一批以及毛巾5000条，运往绥远供前方将士御寒所用。而最后剩余的所有书画义卖所得，何香凝均悉数捐赠救国会。
四、何香凝“书画救国”的实践及分析
不同于以交流、学习、传播为目的的美术展览，何香凝20世纪30年代所举办或参与的书画展览会通常带有明确的“救国义卖”性质，以募集经费为目的，在实施方面集展示、售卖于一体。自1931年12月何香凝成功举办“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之后，1932年3月，何香凝又组织上海画家合办“义卖画展”，支持沪西工人反日大罢工。1933年2月5日，何香凝以作品参与“现代名家小品国画展览会”，展品标价出售，所得款项用于救济东北日军占领区受难同胞。1933年2月12日，全国美术家捐助东北抗日义勇军作品展览会在上海开幕，何香凝捐出作品参与。1936年8月8日，何香凝又以作品参与谷音书画会举办的“书画助赈展览会”。作为同盟会的早期成员，一路走来的何香凝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美术家，在民族危亡、民生惨淡的年代里，她甚至回避过多地“谈论”书画，而是更多地指向实践。她在1936年接受一位记者的采访中曾经说过：写画是偏于消闲方面的事，如果我们的社会处在太平的时代，也许谈谈绘画是很有意味的，可是现在我不愿意多谈。另一方面也因为我的画不能描出革命的情绪，我的题材大多是些花鸟、人物、山水、老虎，至多只能灌输一些象征的意味，却不能直接喊出当前的苦闷，这是我和现实不接近的地方，也是所以不愿谈画的缘故。”
何香凝虽然不愿过多地谈论绘画，但她手中的画笔却未曾停止。她的作品带有强烈的象征意味，被誉为集猛虎精神与寒梅品格于一身。辛亥革命前后，何香凝常作狮虎动物画警寓祖国、勉励将士。她的狮、虎作品大多以写实手法绘成，姿态天成、气势不凡，代表作有留日学习期间的《虎啸图》（1910）、赠予黄兴的《虎图》（1910）、1910年代末的《国魂》（又名《雄狮西顾图》）等。孙中山、廖仲恺相继去世后，面对当局对“三大政策”的破坏，何香凝常作寒梅、孤松等耐寒植物自勉自励，以示坚贞不屈、不同流合污，并逐渐发展出独特的图式语言。她曾在一幅梅图上题诗表明心迹：“岭上迟开有所思，风吹雨打最高枝。忍看半壁河山异，铁骨冰心正义持。”
何香凝的书画救国实践得到了同时代人的赞赏，其中包括郭沫若对何香凝革命与艺术的独到点评：“何香凝先生对中国革命之贡献，人所共知。先生工国画，气韵生动，魄力浑厚，画材无所囿，翎毛、花卉、山水、动物，无适而不可。然先生不以此弋名，亦不以此侔（牟）利，其作画，善以效法自然，陶写性情而推动革命者也。国有大役或康荒，先生恒出所画醵金以事资助。国蒙其利，民受其福。革命乃高度之艺术，先生之革命事业与艺术活动，合而为一，非偶然也。后之俊秀，于此取法焉。”
如郭沫若所言，何香凝的革命事业与艺术活动是合二为一的。本文所聚焦的“救伤救国书画展览会”正是何香凝“书画救国”思想下的重要实践之一。作为她在1930年代举办的两次大型书画义卖展览会之一，在规模和组织方面，比起1931年在上海举办“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虽有所缩减，但主旨如一，都是为抗日事业筹集款项。展览义卖的作品水平一如既往，均由当时的名家作品和何香凝本人的作品两部分组成，其中的《岁寒三友图》系列更是何香凝与友朋们诗画唱和的珍贵图像。展览最终取得了圆满成功，所得款项用于援助浴血奋战的绥远前线将士和救国会活动。何香凝以实际行动告诉人们，“书画救国”并不是一句空的口号。作为一名女性艺术家，何香凝丰富的社会活动经历和艺术实践，是中国历史以往的女性艺术家不可能梦见的。何香凝的足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现代以来的女性解放运动的进展与成果。何香凝赴日留学接受系统的现代美术教育，同时在名画家田中赖璋画室接受传统师徒授受的两种教育模式，以及她日后在绘画题材、艺术风格的自由转换方面，已经跟她同时代的男性艺术家别无二致。作为一名艺术家，她进一步坚定的是革命本体立场，无论是与同僚们的书画雅集、还是展览展示，总是带有明确的现实抗争色彩。她的作品因而带有强烈的公共性，是大时代变迁过程中的历史图像。
在民国美术史中，无论是陈独秀的“美术革命”和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还是何香凝的“书画救国”，在一段时间里，艺术被赋予了很多功能和意义，或作为民族文化的代表，或作为国民人格素质的养成途径，或作为救济国难的利器，在不同群体的手中有不同的价值意义。艺术家也同时肩负不同的角色，政客、文人、学者、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不一而足。他们对艺术的不同观念与实践构成了异彩纷呈的民国美术史。1930年代是何香凝致力于书画救国的集中时期，她极大地利用了个人影响力和社会号召力，举办了两次规模盛大的书画义卖展览会。更重要的是，这体现了一个民族的艺术家在国家危亡之际所凸显的精神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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