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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紫兰罕见30年代人物佳作《蓝色背景的男孩》闪耀亮相丨中国嘉德2021秋拍

  • 中国嘉德拍卖
  • 2021年10月27日07时


中国现代女性艺术史中,关紫兰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星。作为中国第一代跨洋留学的女油画家,她师承陈抱一、丁衍庸等中国先锋油画家,留学期间亦受有岛生马、中川纪元的影响点拨,将西方野兽派的狂放与中国文人画的抒写结合在一起,其个人风格在民国画坛独树一帜。


在关紫兰1930年代的肖像创作中,多见姿态万千、神情百变的女子,而本幅描绘稚纯孩童的《蓝色背景的男孩》尤为独特。此作曾展出于1930年上海华安大厦(今上海金门大酒店)举办的“关紫兰个人绘画作品展”,极具艺术家精神气质,堪称关氏难得一见的孩童题材创作。


关紫兰原籍广东南海,于1903年1月生于上海,家境殷实,在父母与恩师陈抱一的支持与指导之下,以“应届优等毕业生”之誉从上海中华艺术大学毕业,并赴日就读东京文化学院美术学部。作为中国第一代跨洋留学的女油画家,她师承陈抱一、丁衍庸等中国先锋油画家,留学期间亦受有岛生马、中川纪元的影响点拨,将西方野兽派的狂放与中国文人画的抒写结合在一起。观之于其早年的素描及静物作品便可知,其写实技艺之娴熟精巧,足以使人认识到艺术家张扬的野兽派风格下所深藏的思考与营造,淋漓色彩笔触之间却不乏内敛蕴秀之巧思,无愧为中国现代油画之路上“远处的一盏明灯”。


关紫兰(1903-1986)

蓝色背景的男孩

1930 年代

布面 油画

57.7×50.8 cm

签名:紫兰

发表

《关紫兰1903-1985》,华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台北,第74页

展出

“关紫兰个人绘画作品展”,1930年,上海华安大厦,上海

来源

中国嘉德,二十世纪中国早期油画家专场,2014年5月17日,Lot0014

现藏者得自上述拍卖会

RMB: 5,800,000-6,800,000


关紫兰 1930年代摄于上海王开照相馆


关紫兰在日本画坛的影响力是惊人的,二十年代初来乍到的她,即受到包括中国驻日公使张元节、日本外务省冈部子爵、警视厅外务科长、女画家龟高文子、画家各川中间等各界人士的热忱欢迎,不久便在神户市举办了个人画展,展览期间人头涌动,她的作品也多次参展“二科美术展览”、上野美术展和兵库美术展等具有重要艺术史意义的展出,还被日本政府印制成明信片全国发行。留学期间,得到日本前卫画家有岛生马和中川纪元点拨,渐渐形成野兽派用笔无拘色彩无羁之精髓,在日三四年间,每逢画展举办观者如流,销售量甚大,这对于刚涉足日本画坛几年的新人来说,的确是鲜见。


1930年日本政府发行关紫兰之油画《水仙花》明信片


1930年,关紫兰回到国内,在上海华安大厦举办个人油画展,亦在当时掀起一阵轰动。期间先后在上海夕阳美术学院、上海艺术专科等艺术学校任职。1936年,二度赴日的她如一条丝带在动荡时局里联结起了中日的艺术往来。她更是一位爱国、有民族气节的女性,她刚柔并济的人格魅力正如其所说:“越是在这样的时刻,我越是要体现中国女性的端庄,我不害怕,因为我是中国女人。

关紫兰在这一时期极具个人风格特征的莫过于面容多情优柔的女子肖像,其用色浓郁大胆、对比鲜明,充满着浪漫色彩,与艺术家相似的容貌、充斥画面的装饰符号与平面化处理手法都展示着这位当时的画坛新星对自我身份、情绪语言的探索与表现。时人多评关紫兰为人幽秀端庄,有闺秀之气,而她的画笔则从不曾落入小气,运笔豪放,色彩相撞之间尽显其心性宏伟刚强。

《良友》1930年第五十期“关紫兰女士个人展览会专版”


“把十年来沉默中的苦索与研究,重予观者以新的兴奋”


1941年,关紫兰初为人母,也迎来了创作风格转向的重要时期。此时的作品中,关氏淡化了变形、夸张,揉进了较为写实的手法,却“绝非平庸,而是表现的、单纯的、诚挚的、深沉的”。更多的风景画出现在其艺术创作中,画面透视平缓,氛围宁静而充满诗意,多以小景写生,却蕴含更广大的隐喻。


新中国成立后,关紫兰选择留在上海。六十年代初的她曾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先后于1962年加入上海美术家协会,1963年受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十年特殊时期保持低调,离群索居但不忘艺术之心,此后,在晚年生活中,她依旧保持着低调的创作,如陈丹青回忆时所说:“(关紫兰)和我同在一座城市,买菜做饭上街,可是上海美术界没人说起她,她也不让人知道她,记得她。”


在后半生的创作里,更加写实的风景和静物画逐渐取代早年充满个人情感的肖像画,运笔更加稳健,内容营造更加质朴,这样的转变或许也正表明着艺术家对绘画的力度和气度的理念:“来自内在的意念和能量,来自对生活体验的升华,来自对艺术语言的自信和把握。”


难得一见的孩童题材创作


《蓝色背景的男孩》曾展出于1930年上海华安大厦(今上海金门大酒店)举办的“关紫兰个人绘画作品展”,是关紫兰自日本学成归国后第一次个人画展,也是她人生中颇为重要的一场画展。展出期间一时观者如云,民国财政部长宋子文亦莅临开幕式现场,《良友》、《艺友》等多家沪上杂志争相报道。


关紫兰(中)与陈抱一(左)、画家钟独清(右)于关紫兰《个人绘画作品展》会场现场合影,本场拍品《蓝色背景的男孩》在照片右上角


《蓝色背景的男孩》中,幽蓝色的背景充满诗性及其带来的通透感,如静谧温和的海水包裹着这个穿着白色水手服的儿童,也如其内心万千思绪的外显。胸前精巧的领巾是他时髦的母亲所买,还是艺术家对其性格观察结果的修辞?孩童鲜红小巧的嘴唇与深色的上眼睑是天生容貌还是30年代前卫妆容的借用挪移?极短的棕发、与同期其他成年女性肖像神似的愁思、儿童化的水手制服与红色波点领巾……这些元素巧妙的蕴含了社会阶层、性别、年龄身份等信息,画家通过高超的色彩掌控力将这些视觉符号统一于和谐的画面之中,令人叹服。


水手服最早在19世纪末的英国首次用于儿童穿着,从原先具有军国教育色彩的符号化用,随着民众意识开放独立而演变成30年代的时尚宠儿。水手服的穿着群体性别也多元化起来,它既包含原初海军服的男性化语义,也成为女性意识觉醒的宣言口号之一,更是在国际政治格局风起云涌的20世纪初期,军国教育社会影响的历史缩影。这个性格内敛的孩子。双目微斜,避开了与画家、观者的直面沟通,试图将内心万千思绪藏在望穿时空的双眼之下。这是个早熟的孩子,与稚拙的五官、穿着相冲突,在突破对其同龄孩童应有纯真的形象想象的同时,画家又精妙地捕捉到这份早熟带来的局促不安。


程式化的五官:关于自我的迷思


从关紫兰20年代绘制的自画像可以看出,画家对写实人物造型有着深厚的功底,而细眉大眼、樱桃小嘴,五官扁平化、戏剧化且去个性化的女性肖像画则在30年代反复出现,她们有着与画家相似的容貌、穿着与姿态,而画面中的一切元素都在传达着流动的神思,充满画面的装饰图案亦是抽象精神的符号表征,在重复之中,绘画对象直接的形象特征被消解,而弥散于色彩、线条等艺术语言之中,也是画家对自我主体身份的不断想象与指认。


想要探究绘画对象的明确身份归属的过程就如这个孩童本身一样,充满着欲言又止、冲突对立与微妙的平衡,因此,毋宁说正因儿童自身性别不明的文化符号属性,使其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阐释承载形象,有如一面阐释之镜,折射着历史的片段,映照着试图寻找答案的观者自身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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